正文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武鬥關係考
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幫在文革中煽動了武鬥，從中渾水摸魚。我覺得這樣講太簡單了，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進行的；從１９６６年８月撤銷工作組到１９６８年７月工宣隊進駐；而第一年武鬥愈演愈烈期間，喜歡直接從紅衛兵小報了解文革動態的毛澤東不可能視而不見。
1966年6月1日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後，就曾經把在學校裏動手打過“黑幫”的學生打成反革命。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要求為挨整學生平反。1966年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宣布撤銷工作組時，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條指示：好人打壞人，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也不要打人了。正是毛澤東的話中有“活該“二字，使得在工作組撤銷後，法紀無存，大學裏的武鬥反而逐漸加劇。並且將武鬥推向社會。
從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反修防修“演習”立場來看（這是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一封信中的觀點），應該把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擺在首位。群眾運動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如果考慮將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樣造反問題，那麽利用已經發生的武鬥來鍛煉群眾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各個單位在文革初期起來造反的群眾，要打破舊秩序，自下而上的推翻本單位的黨政領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沒有一點過激行為是不可能的。“打，砸，搶“的帽子開始是”保皇派“給”造反派“戴的。運動初期全國各地被稱為”保皇派“的群眾組織批評”造反派“的大字報裏，都少不了關於武鬥的指責。當各級黨委癱瘓後，武鬥就主要發生在群眾組織之間。
為政之道，有些事既要做也要說；有些事則不能做和不能說；有些事隻能做，不可以說；當然還有些事隻能說，不可以做。文化大革命中僅僅有江青在１９６７年接見河南“二七公社”時說過讚同“文攻武衛”口號，事後還做過解釋；其他領導人（不管是哪個陣營的）都自始至終表示反對武鬥。至少在公開場合唱高調。
文革開始的“十六條”就明文反對武鬥，但“十六條”公布後，各個單位的武鬥反而加劇了，為什麽？這裏有個訣竅：第一，隻要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眾之間就難免發生派別鬥爭，為發生武鬥創造了群眾基礎。第二，隻要在發生武鬥時，借口保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拒絕采取有效措施製止武鬥就可以了，但口頭上決不能給今人或後人留下話柄。
１９６８年夏天以前，一次次重申反對武鬥的中央文件難以數清，每一次發文件都收效甚微；１９６７年的中央文件“六六通令“，是一個措辭空前嚴厲且有製止武鬥措施的文件，但是卻隻在全國各地張貼，並不執行。１９６７年的“九五命令”僅僅對緩解大城市的武鬥有作用，實際上執行打了很大折扣，沒有能製止武鬥向中小城市和農村蔓延。
毛澤東支持武鬥的主要證據是對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中共中央關於武裝左派的決定”的文件批示。“武裝左派”口號最初是武漢造反派群眾組織“鋼二司”提出的，時間在武漢“七二0事件“之後。這個文件把“文攻武衛”口號政策化，決定給“左派”發放武器。這是在武漢“七二０事件”的刺激下，對文革的阻力麵看得過重緣故。與此相連其後發生的事情是《紅旗》雜誌的“抓軍內一小撮”社論出台和很快被否定，以及王力，關鋒的倒台。這個文件已經傳達到基層，並且張貼。但此文件的有效期不超過5天。
其後的“九五命令”是人所共知的製止武鬥，製止搶劫軍火庫的文件。這個文件的重大缺點是為了和前一個支持武鬥的文件保持“銜接”，依然單獨列出一條，繼續肯定“武裝左派”的口號，表示準備實施。這也證明“武裝左派”口號至少兩次經過毛澤東批示肯定。
沒有任何文件說明“左派“獲得武器後關於使用武器的規範。由誰來給群眾組織確定”左派“和”右派“的封號呢？也沒有說明。而且”左派“在武裝奪權過程中，殺死”右派“戰士，摧毀”右派“的陣地，究竟有功還是有罪？也沒有說明。可以看出，製定這個政策時，其中包含視武鬥為”反修演習“的成分，讓群眾”鬧一鬧“而已。中央文革肯定了“全麵內戰”的提法，也就是希望搞一場群眾大混戰。
這個決定使全國的武鬥升級之迅速，令人目瞪口呆。群眾組織搶軍火庫之風吹遍全國各地。看守庫房的部隊卻得不到堅決製止的命令，隻能苦勸，實際上毫無效果。武鬥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血雨腥風，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68年8月武鬥基本平息以後，中央文件規定凡是參加集體武鬥戰場打死人者免罪；槍斃俘虜者有罪。其實,持槍武鬥也遵循戰爭的一般規律，處決敵方密探和死硬骨幹，正是進行戰爭所必需的規則。
以群眾的生命財產搞反修防修演習，是不應該試驗的。這完全是為了一個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終於人心喪盡。試驗失敗的證明：就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曾經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含著眼淚高喊“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群眾（比如曾經是首都“紅三司”的群眾），其中絕大多數人為四人幫的垮台而歡欣鼓舞。想動武造反的，願意為四人幫殉葬的，不過是上海的幾個四人幫親信而已。
同樣使人驚歎的是，那時許多大城市都流入群眾組織幾十萬枝槍，武器管理混亂，但很少聽說有持槍搶劫銀行和個人財物的事情發生。人們都在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浩歌正氣驚天地，生生死死為革命”，紅衛兵小將們一心一意願將碧血染山河，思想多麽單純！。麵對如今世風日下，搶案迭起。眾君子歎人心不古。現在人們企盼道德的回歸。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著作很多，我至今沒有看見提及“武裝左派”口號的。我好生奇怪。研究曆史要以事實為根據，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而且是極其重要的事實！
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幫在文革中煽動了武鬥，從中渾水摸魚。我覺得這樣講太簡單了，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進行的；從１９６６年８月撤銷工作組到１９６８年７月工宣隊進駐；而第一年武鬥愈演愈烈期間，喜歡直接從紅衛兵小報了解文革動態的毛澤東不可能視而不見。
1966年6月1日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後，就曾經把在學校裏動手打過“黑幫”的學生打成反革命。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要求為挨整學生平反。1966年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宣布撤銷工作組時，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條指示：好人打壞人，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後再也不要打人了。正是毛澤東的話中有“活該“二字，使得在工作組撤銷後，法紀無存，大學裏的武鬥反而逐漸加劇。並且將武鬥推向社會。
從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反修防修“演習”立場來看（這是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一封信中的觀點），應該把支持群眾的首創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擺在首位。群眾運動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如果考慮將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樣造反問題，那麽利用已經發生的武鬥來鍛煉群眾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各個單位在文革初期起來造反的群眾，要打破舊秩序，自下而上的推翻本單位的黨政領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沒有一點過激行為是不可能的。“打，砸，搶“的帽子開始是”保皇派“給”造反派“戴的。運動初期全國各地被稱為”保皇派“的群眾組織批評”造反派“的大字報裏，都少不了關於武鬥的指責。當各級黨委癱瘓後，武鬥就主要發生在群眾組織之間。
為政之道，有些事既要做也要說；有些事則不能做和不能說；有些事隻能做，不可以說；當然還有些事隻能說，不可以做。文化大革命中僅僅有江青在１９６７年接見河南“二七公社”時說過讚同“文攻武衛”口號，事後還做過解釋；其他領導人（不管是哪個陣營的）都自始至終表示反對武鬥。至少在公開場合唱高調。
文革開始的“十六條”就明文反對武鬥，但“十六條”公布後，各個單位的武鬥反而加劇了，為什麽？這裏有個訣竅：第一，隻要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眾之間就難免發生派別鬥爭，為發生武鬥創造了群眾基礎。第二，隻要在發生武鬥時，借口保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拒絕采取有效措施製止武鬥就可以了，但口頭上決不能給今人或後人留下話柄。
１９６８年夏天以前，一次次重申反對武鬥的中央文件難以數清，每一次發文件都收效甚微；１９６７年的中央文件“六六通令“，是一個措辭空前嚴厲且有製止武鬥措施的文件，但是卻隻在全國各地張貼，並不執行。１９６７年的“九五命令”僅僅對緩解大城市的武鬥有作用，實際上執行打了很大折扣，沒有能製止武鬥向中小城市和農村蔓延。
毛澤東支持武鬥的主要證據是對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中共中央關於武裝左派的決定”的文件批示。“武裝左派”口號最初是武漢造反派群眾組織“鋼二司”提出的，時間在武漢“七二0事件“之後。這個文件把“文攻武衛”口號政策化，決定給“左派”發放武器。這是在武漢“七二０事件”的刺激下，對文革的阻力麵看得過重緣故。與此相連其後發生的事情是《紅旗》雜誌的“抓軍內一小撮”社論出台和很快被否定，以及王力，關鋒的倒台。這個文件已經傳達到基層，並且張貼。但此文件的有效期不超過5天。
其後的“九五命令”是人所共知的製止武鬥，製止搶劫軍火庫的文件。這個文件的重大缺點是為了和前一個支持武鬥的文件保持“銜接”，依然單獨列出一條，繼續肯定“武裝左派”的口號，表示準備實施。這也證明“武裝左派”口號至少兩次經過毛澤東批示肯定。
沒有任何文件說明“左派“獲得武器後關於使用武器的規範。由誰來給群眾組織確定”左派“和”右派“的封號呢？也沒有說明。而且”左派“在武裝奪權過程中，殺死”右派“戰士，摧毀”右派“的陣地，究竟有功還是有罪？也沒有說明。可以看出，製定這個政策時，其中包含視武鬥為”反修演習“的成分，讓群眾”鬧一鬧“而已。中央文革肯定了“全麵內戰”的提法，也就是希望搞一場群眾大混戰。
這個決定使全國的武鬥升級之迅速，令人目瞪口呆。群眾組織搶軍火庫之風吹遍全國各地。看守庫房的部隊卻得不到堅決製止的命令，隻能苦勸，實際上毫無效果。武鬥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血雨腥風，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68年8月武鬥基本平息以後，中央文件規定凡是參加集體武鬥戰場打死人者免罪；槍斃俘虜者有罪。其實,持槍武鬥也遵循戰爭的一般規律，處決敵方密探和死硬骨幹，正是進行戰爭所必需的規則。
以群眾的生命財產搞反修防修演習，是不應該試驗的。這完全是為了一個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終於人心喪盡。試驗失敗的證明：就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曾經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含著眼淚高喊“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群眾（比如曾經是首都“紅三司”的群眾），其中絕大多數人為四人幫的垮台而歡欣鼓舞。想動武造反的，願意為四人幫殉葬的，不過是上海的幾個四人幫親信而已。
同樣使人驚歎的是，那時許多大城市都流入群眾組織幾十萬枝槍，武器管理混亂，但很少聽說有持槍搶劫銀行和個人財物的事情發生。人們都在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戰，“浩歌正氣驚天地，生生死死為革命”，紅衛兵小將們一心一意願將碧血染山河，思想多麽單純！。麵對如今世風日下，搶案迭起。眾君子歎人心不古。現在人們企盼道德的回歸。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著作很多，我至今沒有看見提及“武裝左派”口號的。我好生奇怪。研究曆史要以事實為根據，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而且是極其重要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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