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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沈誌華 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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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的關係，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學者起步較早，1992年出版的牛軍和楊奎鬆的兩部重要專著，都較多涉及到這個問題，其史料特點是使用了大量當時難得一見的中共中央文電。接著，挪威學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專著，更集中地討論了美蘇冷戰與中國內戰起源的關係。此後，各國學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本文參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其一，出現了新的檔案文獻。2000年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二十世紀俄中關係：文獻與資料》的第4卷第2冊，收集的是1945年的檔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兩冊，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檔案。這三本檔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蘇關係檔案資料共815件，此外還有作為附錄的幾十個文件。就中國檔案而言，最有價值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譜》，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與東北局、重慶代表團之間的往來文電。這些有關中國內戰時期的檔案文獻十分重要，對於這段中國曆史，特別是蘇聯與中國內戰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應該說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最後的結論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據這些新的檔案文獻，對過去討論的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其二，需要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國曆史作為主線，重點在於論述中共對革命和內戰的考慮及其戰略、策略的變化，這方麵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麵，即作為國際背景的蘇聯對外政策及冷戰格局的變化。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不是孤立的。戰後初期，中共的戰略和策略受製於蘇聯的外交方針和美蘇關係的現狀；內戰後期，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國內局勢的變化則反過來引起了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進而影響到整個冷戰格局的改變。這些現象說明，蘇聯的戰後對外政策及冷戰戰略和策略與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係。研究者需要考慮：在冷戰緣起的過程中，蘇聯對外戰略的構想發生了什麽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了其對中國內戰的方針；把中國內戰的起源和結果作為一個案例，如何解讀蘇聯對冷戰的戰略構想及其變化。
本文主要考察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起源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斯大林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中國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大國。在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以後），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 因此，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裏，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占權益的戰略目標。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重要內容，同其他共產黨活躍的歐洲國家一樣，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這個公開發表的言論實際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與美國人談話時表達的立場，也就是他在戰後提倡的“聯合政府”政策。在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
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對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所以，盡管早在6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8月9日蘇聯兵分三路進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曆史突變之時，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占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占小城。”同時要求華中局即日派部隊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沿津浦、滬寧、滬杭線各中小城鎮則由地方部隊動員民兵占領，同時宣布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
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製止內戰和消滅內戰”。11日，延安總部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12日，中共又調整了華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領各大城市，隻奪取廣大鄉村及縣城，“準備內戰戰場”，若內戰勝利，就原地繼續擴展，若內戰失利，則轉入閩浙贛，創造新局麵，但決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則全力“占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並“配合八路軍占領隴海路”。 顯然，中共的戰略是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製廣大的原日偽占領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麵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8月14日，他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但周恩來一眼便看出，蔣介石“請毛往渝全係欺騙”。20日蔣再次來電催促，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麵命令晉綏和晉察冀部隊配合蘇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麵針對華中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複說：你們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軍事實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係，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
對於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援助”，中共固然沒有抱多大希望，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斯大林會下一道“不許革命”的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21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取消上海起義計劃。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聯合發出指示：“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製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隻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占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組訓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麵，作持久打算。”同時，總體戰略也隻能由選擇“革命”方式轉向選擇和談方式：“我黨在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下準備和國民黨談判，爭取有利於我黨及人民的條件”。
至於蘇軍管製下的東北，中共還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堅持“迅速爭取東北”，隻因不明蘇聯的立場，所以決定先派幹部去那裏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是否派軍隊占領，還要視情況而定。同日，毛澤東給蔣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誌前來晉謁”。23日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再邀，毛澤東次日答複，周恩來先去，他本人“準備隨即赴渝”。
戰略方針出現如此急轉彎，是需要給全黨和全軍一個交代的，原因當然主要是蘇聯表明了態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棗園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毛在分析了戰後進入和平階段的兩種情況（可以占領或無法占領大城市）後指出，由於得不到蘇聯的幫助，“沒有外援不能克敵”，“我們隻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至於蘇聯為什麽不能幫助中共，毛澤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釋說，美蘇需要實現國際和平，“蘇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毛還對比了希臘和中國的情況：蘇聯沒有援助希臘，是因希臘為英國所必爭，而中國則為美國所必爭。如果中共占領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國必然進行幹涉。
顯然，毛澤東已經看出，中國不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並斷定蘇聯進軍中國的區域大概會限定在東北三省。所以，中共在關內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會得到蘇聯的援助。於是，出路隻有一條：“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而在中國，聯合政府的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幹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將來再“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看來，中共是不得不走這條“彎路”了。第二天毛澤東發出的一個指示當是對上述講話的注釋：“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設階段開始”；“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大城市進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占領政策”；“力爭占領小城市及鄉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的邀請電，遂開會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去重慶談判。在第二天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講述了中共參加重慶談判的原則和方針。既然談判，就需做出讓步，中共的原則是“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達到妥協。讓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據地”。但是，在隴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區，“一定要我們占優勢”，“東北我們也要占優勢”。毛說，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就不簽字，並“準備坐班房”。“隨便繳槍”是絕對不行的，延安也不會“輕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講的是走法國式的道路——這是對斯大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恐怕也是說給斯大林聽的，但實際準備實行的談判方針及其所確定的目標與斯大林的設想有重大區別：第一，斯大林主張的是共產黨進入由資產階級**掌權的政府，而毛澤東設想的“聯合政府”卻是要與國民黨平分天下，至少來個武裝割據。第二，斯大林要求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澤東卻堅持無論如何不能放下槍杆子的原則。第三，斯大林設想的“聯合政府”是長久之計，而毛澤東卻把和平談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總之，迫於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委曲求全，親赴重慶與夙敵蔣介石談判，而內心卻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聯合政府”實屬一廂情願，最後解決問題還要靠武裝鬥爭。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莫斯科對國共和談的結果以及中共的實際立場已經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堅持建立統一政府的原則外，並沒有再發表具體意見。8月30日，在重慶的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報告說，周恩來在與他會談時表示，“根據全部情況判斷，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打算解決共產黨的問題”，但“我們不可能指望蔣介石會做出過多的讓步”，其主張的實際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被消滅的結局”。周恩來強調，中共曆來一直進行著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如何“從武裝鬥爭急劇地轉向和平建設”，幹部和群眾都沒有準備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報和意見。彼得羅夫的回答是：“周恩來同誌在黨政工作方麵經驗相當豐富”，“將能夠正確地評價中國目前的局勢並采取正確措施。”
9月6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告訴彼得羅夫，在談判中，“毛澤東要求將包括首都北平在內的5個省轉交給共產黨人，以便使他們能夠在那裏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養自己的軍隊”。赫爾利聲稱，英國人支持在中國“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則告訴哈裏曼，“允許在中國建立兩個政府”是“愚蠢”的。以此為出發點，赫爾利一再建議蘇聯和美國共同發表一個支持國民政府得聲明。彼得羅夫對此沒有響應。同一天，毛澤東也拜訪了蘇聯大使。毛澤東介紹說，談判表明，蔣介石極力要“繼續實行一黨專政”，並用武力封鎖共產黨的地區和軍隊。
所以，“聯合政府”已經談不上了，他們隻同意讓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代表加入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指出，“如果國民黨同意將除特區以外的5個省——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和熱河的行政管理權移交給我們的話，那麽，我們將會同意放棄華南和華中的解放區”。最後，毛澤東表示中共的讓步是有限度的。為此，毛和周恩來、王若飛一再追問，蘇聯對此持有什麽立場，“如果美國將幫助國民黨軍隊消滅共產黨軍隊，蘇聯將會采取何種步驟”。彼得羅夫隻是一味強調：“蘇聯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在政治上統一，兩黨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並通過相互的讓步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天，彼得羅夫又向東北特派員蔣經國表示了同樣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談判協定簽字的當天，毛澤東再次拜會蘇聯大使。毛說，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表明中共取得了勝利，是將來“進行宣傳的某種依據”。但又強調，“蔣介石不會履行達成的協議”，“他會繼續進行**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共的軍隊也正在三個主要方麵加緊作應戰的準備”。毛接著說，“消滅國民黨的幾個師”沒有問題，中共唯一擔心的是美國會公開幹涉中國內政，並問蘇聯人，如果美國出兵怎麽辦。中共沒有明說的願望當然是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幾天前周恩來就提出了同樣問題，當時彼得羅夫未置可否，現在麵對毛澤東的提問，彼得羅夫的答複也隻是：“必須通過和平的途徑妥善調解局麵，盡量避免與美國人發生武裝衝突”。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重慶談判更多的俄國檔案，不過，蘇聯使館的態度應該說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場。顯然，斯大林此時堅持的原則仍然是建立以國民黨為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為此，在中國必須避免內戰。不過，彼得羅夫作為外交官的謹慎表態也說明，斯大林並不想強迫中共接受某種具體做法，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留下了充分的回旋餘地。畢竟，提出“聯合政府”政策隻是一種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點莫斯科與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保證對中國東北的控製。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與中共獨占東北的決心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消滅日本關東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東北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和東方安全屏障。作為簽署中蘇條約的對應條件，斯大林已經向美國人和蔣介石許諾，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政府，而蘇軍則在3個月內撤離中國，希望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對蘇友好立場。但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還是著眼於地緣政治，斯大林對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蘇聯不能把對東北的控製完全寄托在已經公開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自己手中。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種途徑：
首先，通過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東北地區營造對蘇友好的氛圍。在軍事推進過程中，蘇軍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不斷向中國居民發放各種宣傳品，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僅遠東第一方麵軍政治部就用中文印製了86種、總數超過470萬份的傳單。在東北作戰的前4天當中，蘇聯散發和張貼的中朝文標語、傳單和宣傳畫就有9000萬份。此外，蘇軍還在當地出版報紙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養大批通曉漢語、朝語、日語的宣傳骨幹。僅第一方麵軍總部在8月份就舉辦了大約200場報告會、座談會，組織音樂會或戲劇、電影演出160場。
其次，充分利用隸屬遠東方麵軍偵察處的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中國和朝鮮幹部。40年代初，抗日聯軍在東北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失敗後，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幹部率殘部陸續退往蘇聯，組建國際旅，繼續堅持戰鬥。1942年7月，經共產國際批準，這支部隊在蘇軍統製下組成第88獨立步兵旅，並在遠東哈巴洛夫斯克營地接受訓練。對日作戰準備階段，該旅的任務是提供情報和向導。蘇聯出兵的第二天，旅長周保中便部署該旅準備反攻，與八路軍會師，解放東北。8月11日卻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後，周保中又致信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建議由第88旅接管長春，並為建立東北民主政府和人民軍作準備。如果接受這個設想，周要求蘇軍將該旅骨幹力量交給中共中央或八路軍安排。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華西列夫斯基下達了另一個指示：為了擴大蘇聯的影響，安排這些幹部分散隨蘇軍行動，協助占領當局開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國幹部受命分四批到東北各大城市蘇軍指揮部報到。10月，該部隊建製被取消。顯然，斯大林一方麵擔心周保中的計劃破壞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一方麵需要把這支由中朝戰士組成的部隊留給自己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來控製國民黨行政當局對東北的接管進程和實際結果。應該說，前兩個措施不過都是為了使蘇軍能在東北站住腳，並擴大蘇聯在那裏的影響，而斯大林明白，蘇聯的軍事力量遲早是要退出東北的。那麽，到底把東北的直接控製權交到國共兩黨誰的手上，才能保證莫斯科的實際控製和勢力範圍，斯大林是有深遠考慮的。就蘇聯對中國以及東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可算是一語中的：“蘇聯隻要看見中國有聯合政府，一切便好談。”最初，斯大林在國共之間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場，與中共逐步確立的獨占東北的戰略確實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澤東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化最終還是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由於得知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黨，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還在猶豫是否派大部隊去搶占東北。不過如前所述，控製東北已是既定方針，需要考慮的隻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對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說：盡管受中蘇條約限製，蘇聯“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條約中也明白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因此，“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隻要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采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同時，“國民黨在東三省與熱、察又無基礎”，且“派軍隊去尚有困難”，而“紅軍將於三個月內全部撤退，這樣我黨還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
於是，中共中央要求“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隻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的進入東三省。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表消息，進入東三省後開始亦不必坐火車進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製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熱河、察哈爾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我必須完全控製，必須迅速派幹部和部隊到一切重要地區去工作，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對蘇軍隻通報情況，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請求幫助，總之不要使之為難。高崗在9月3日一封電報中也稱：“對東北我黨必須力爭，中央已有充分準備及具體對策。”
中共軍隊突然大量出現在東北，一時搞得蘇軍不知所措。中共軍隊最初進入東北各地後的不同遭遇，說明了這種情況。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進攻山海關時，不僅與蘇軍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還得到蘇軍炮火支援，到達沈陽時卻受到蘇聯駐軍百般阻攔，被圍困在火車上整整一天；進駐沈陽的中共先頭軍隊從蘇軍轉交的日本軍火庫中獲取了大量武器裝備，而徒手趕來的後續部隊卻吃了閉門羹，什麽也沒有得到；還有些進入東北的部隊，不僅得不到急需的通訊器材和印刷設備，甚至還被蘇軍繳械，並禁止他們在蘇軍占領區活動。如此等等。造成這種局麵的具體原因很複雜，有的顯然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表現出對中國同誌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於對中共所屬部隊缺乏了解而產生的誤會，有的大概是基層指揮員不了解外交方針而擅自采取的行動，還有的肯定是占領當局受製於國際輿論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態度。總的講，問題的症結在於，對於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蘇聯軍人和中共領導人最初都沒有搞清楚，而他們之間又缺乏溝通和聯係。
於是，9月14日華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飛到延安，傳達莫斯科的要求，並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協商。蘇聯代表在會談中明確表示：蘇軍撤離中國前，國共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請朱德命令已進入沈陽、長春、大連等地的中共部隊退出蘇軍占領地區；蘇軍不久即行撤退，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的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而私下應允，已經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軍接洽，蘇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係，協調行動。錦州、熱河兩省則可以完全交給中共接管。16日，蘇蒙聯軍代表又轉告中共中央，“堅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接收其所占領之內蒙古及東北各地，“確保北麵及內蒙地區，以便同外蒙蘇聯經常保持聯係”，蘇軍可接濟部分武器。萬不得已時，中共部隊可進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讓敵人隔斷雙方聯係”。在重慶的蘇聯大使也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中共當前的戰略重心，應當是集中兵力，“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之線，防蔣進攻”。
隻派遣一名校級軍官向中共領導人傳話，表明莫斯科處事謹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陽後報告，蘇軍對銀行、工廠、倉庫一律派兵監守，不準搬用，對火車、汽車、汽油、廣播電台也“絕對全部控製”，還要求中共軍隊移至城外，均反映了這種情況。盡管如此，蘇聯的意圖卻很明顯：表麵上國共軍隊都不得進入東北，但允許中共軍隊卡住進入東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蘇軍撤退，中共便可搶先占領東北。這樣，蘇聯既沒有破壞中蘇條約，又能保證內蒙、東北地區在自己掌控之中。機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態促使中共更加堅定了進軍東北的決心。
經過14日下午和晚上的討論，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心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把原來準備南下的部隊和幹部轉向挺進東北，並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前來延安的蘇聯軍用飛機飛往沈陽，加強對東北工作的領導。17日劉少奇向毛澤東報告：“東北為我勢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製。紅軍在東北現已開始撤退，據說在12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即將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為此，劉少奇提出“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18日又建議緊急調重兵部署在熱、察、冀東及東北沿海地區，阻止蔣軍北進，控製東北。19日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澤東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設想的目標是：在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實行人民自治，中央軍不得開入，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消。
在控製東北的問題上，斯大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勢力滲透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蔣介石非常擔心因國軍不能及時到達東北，而共軍乘蘇軍撤退之機奪取優勢，故早在9月11日就讓行政院長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請求借船運兵。美國的態度也很積極，代理國務卿艾奇遜第二天便以備忘錄形式將此事報告總統。9月18日杜魯門總統答複：“駐西太平洋陸軍和海軍司令已下達命令，將按照魏德邁將軍所明確指出的日期和港口運送前往滿洲的中國軍隊提供船隻”，“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在中國軍隊準備好登船前往滿洲之日，將有足夠的船隻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轉開，美軍將在天津、大連、煙台、威海、秦皇島登陸，蔣軍將由空運和海運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麵是美國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一方麵是國民政府連連發出照會和通知：中國計劃在滿洲吸引外資，而美國有意投資；要求蘇聯開始考慮撤軍問題；中國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在與立法院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麽，要遏製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隻能依靠共產黨。
盡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詞，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讚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讚賞中共關於“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製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麵（15萬人）和沈陽周圍（10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強中共方麵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麵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拒絕到除沈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的《光複報》。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北的控製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代為保存1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製的大連地區，占領當局也希望中共在那裏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10月6日，中共得知蔣軍在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10天後彭真便報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消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電。10月19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求，改變過去分散占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21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沈陽，還聲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製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製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因受製於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複交涉，隻得應允蔣軍“10月30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月12日進至錦州、海城線，11月20日進至沈陽，蘇軍則於11月25日撤完”，還同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沈陽。不過，蘇方也公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限製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幹涉中國內政”。同時，蘇方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製”，還同意中共前往沈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的長春各級政府。為此，11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
針對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布置內線作戰，決心保衛沈陽不讓蔣軍進占。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布東北人民自治。”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機場附近，約2000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隻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隻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製任何東西”。這一指令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準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科的決定”，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蘇方“隻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17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軍隊撤出長春、沈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沈陽著陸。20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50公裏以外；隻要有蘇軍的地方，既不準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準作戰。同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
在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占領長春路，並注意減少與蘇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係。24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沈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中方接收。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後經雙方協商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1946年2月1日。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讚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蘇聯大使建議：采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決中國問題。11月8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下”。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作無法進行，決定於17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同時，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1945年中蘇條約，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莫斯科麵臨的壓力還不隻此，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遠東，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複就盟國對日管製機製問題與美國進行磋商。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注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監督的建議。於是，蘇聯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裏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所以，當11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蘇聯不僅積極響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斯大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斯大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而對中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製定的目標。
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係是一個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麵“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一方麵“仍須控製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於蘇軍撤走後殲滅頑軍”。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之一段”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但是，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占領兩廂”。28日和29日，劉進一步明確：“獨占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製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武力解決不行，隻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複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衝”。30日，中共公開呼籲：“立即全麵無條件的停止內戰”。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公布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製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區。到2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院長，還批準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盡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占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1945年底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係並秘密給以幫助。12月2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在與立法院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麽，要遏製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隻能依靠共產黨。
盡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詞，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讚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讚賞中共關於“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製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麵（15萬人）和沈陽周圍（10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強中共方麵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麵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拒絕到除沈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的《光複報》。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北的控製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代為保存1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製的大連地區，占領當局也希望中共在那裏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10月6日，中共得知蔣軍在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10天後彭真便報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消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電。10月19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求，改變過去分散占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21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沈陽，還聲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製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製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因受製於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複交涉，隻得應允蔣軍“10月30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月12日進至錦州、海城線，11月20日進至沈陽，蘇軍則於11月25日撤完”，還同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沈陽。不過，蘇方也公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限製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幹涉中國內政”。同時，蘇方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製”，還同意中共前往沈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的長春各級政府。為此，11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
針對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布置內線作戰，決心保衛沈陽不讓蔣軍進占。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布東北人民自治。”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機場附近，約2000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隻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隻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製任何東西”。這一指令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準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科的決定”，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蘇方“隻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17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軍隊撤出長春、沈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沈陽著陸。20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50公裏以外；隻要有蘇軍的地方，既不準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準作戰。同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
在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占領長春路，並注意減少與蘇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係。24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沈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中方接收。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後經雙方協商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1946年2月1日。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讚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蘇聯大使建議：采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決中國問題。11月8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下”。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作無法進行，決定於17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同時，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1945年中蘇條約，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莫斯科麵臨的壓力還不隻此，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遠東，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複就盟國對日管製機製問題與美國進行磋商。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注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監督的建議。於是，蘇聯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裏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所以，當11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蘇聯不僅積極響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斯大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斯大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而對中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製定的目標。
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係是一個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麵“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一方麵“仍須控製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於蘇軍撤走後殲滅頑軍”。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之一段”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但是，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占領兩廂”。28日和29日，劉進一步明確：“獨占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製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武力解決不行，隻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複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衝”。30日，中共公開呼籲：“立即全麵無條件的停止內戰”。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公布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製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區。到2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院長，還批準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盡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占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1945年底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係並秘密給以幫助。12月2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隊向中共軍隊大舉進攻，中國的內戰於1946年6月全麵開啟。
簡短的結論
中國內戰的全麵爆發無疑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國民黨，利用共產黨，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製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共之間水火不容，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裏，所謂聯合政府和停戰談判，都不過是為積蓄力量以利再戰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國民黨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慮，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產黨一方傾斜。筆者同意這樣一種分析：“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控製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係。”不過，蘇聯關注的中心畢竟在歐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極力維護與美國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對於中國的內戰采取了作壁上觀的態度，隻要與蘇聯接壤的地區能夠保留在共產黨的控製下，其他問題斯大林恐怕一時是顧不上，也不關心的。
從上述曆史過程還可以看出，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確實是多變的，不確定的。有學者用“舉棋不定”來形容斯大林的對華政策，認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對華政策同他的歐洲政策一樣，既沒有明確的目標，又缺乏內在的一致性。”筆者不能同意這個判斷。表麵看起來，蘇聯對東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複無常，但實際上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貫作風：目標始終確定而手段經常變換。對於蘇聯在東北的政策，當時在北滿工作的陳雲有很深刻的認識：“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方麵：一方麵，把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麵，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
至於中國內戰與美蘇冷戰之間的關係，通過國共美蘇四方在東北問題上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可以看出，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狀態，影響了他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過來製約著美蘇關係的發展。一方麵應該說，如果戰後美蘇之間存在真誠的合作，那麽他們是有能力製止中國內戰爆發的。另一方麵，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無疑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麵冷戰的奠基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不過，如同文安立所說，“就冷戰觀念的形成而言，中國的國共兩黨始終落在大國的後麵。毛澤東和蔣介石直到1946年還相信，同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結盟並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個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爭鬥在亞洲打開了通向全球冷戰的大門
送
戰後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的關係，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學者起步較早，1992年出版的牛軍和楊奎鬆的兩部重要專著，都較多涉及到這個問題，其史料特點是使用了大量當時難得一見的中共中央文電。接著，挪威學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專著，更集中地討論了美蘇冷戰與中國內戰起源的關係。此後，各國學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本文參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其一，出現了新的檔案文獻。2000年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二十世紀俄中關係：文獻與資料》的第4卷第2冊，收集的是1945年的檔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兩冊，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檔案。這三本檔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蘇關係檔案資料共815件，此外還有作為附錄的幾十個文件。就中國檔案而言，最有價值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譜》，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與東北局、重慶代表團之間的往來文電。這些有關中國內戰時期的檔案文獻十分重要，對於這段中國曆史，特別是蘇聯與中國內戰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應該說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最後的結論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據這些新的檔案文獻，對過去討論的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其二，需要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國曆史作為主線，重點在於論述中共對革命和內戰的考慮及其戰略、策略的變化，這方麵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麵，即作為國際背景的蘇聯對外政策及冷戰格局的變化。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不是孤立的。戰後初期，中共的戰略和策略受製於蘇聯的外交方針和美蘇關係的現狀；內戰後期，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國內局勢的變化則反過來引起了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進而影響到整個冷戰格局的改變。這些現象說明，蘇聯的戰後對外政策及冷戰戰略和策略與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係。研究者需要考慮：在冷戰緣起的過程中，蘇聯對外戰略的構想發生了什麽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了其對中國內戰的方針；把中國內戰的起源和結果作為一個案例，如何解讀蘇聯對冷戰的戰略構想及其變化。
本文主要考察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起源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斯大林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中國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大國。在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以後），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 因此，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裏，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占權益的戰略目標。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重要內容，同其他共產黨活躍的歐洲國家一樣，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這個公開發表的言論實際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與美國人談話時表達的立場，也就是他在戰後提倡的“聯合政府”政策。在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
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對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所以，盡管早在6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8月9日蘇聯兵分三路進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曆史突變之時，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占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占小城。”同時要求華中局即日派部隊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沿津浦、滬寧、滬杭線各中小城鎮則由地方部隊動員民兵占領，同時宣布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
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製止內戰和消滅內戰”。11日，延安總部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12日，中共又調整了華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領各大城市，隻奪取廣大鄉村及縣城，“準備內戰戰場”，若內戰勝利，就原地繼續擴展，若內戰失利，則轉入閩浙贛，創造新局麵，但決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則全力“占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並“配合八路軍占領隴海路”。 顯然，中共的戰略是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製廣大的原日偽占領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麵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8月14日，他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但周恩來一眼便看出，蔣介石“請毛往渝全係欺騙”。20日蔣再次來電催促，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麵命令晉綏和晉察冀部隊配合蘇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麵針對華中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複說：你們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軍事實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係，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
對於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援助”，中共固然沒有抱多大希望，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斯大林會下一道“不許革命”的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21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取消上海起義計劃。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聯合發出指示：“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製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隻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占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組訓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麵，作持久打算。”同時，總體戰略也隻能由選擇“革命”方式轉向選擇和談方式：“我黨在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下準備和國民黨談判，爭取有利於我黨及人民的條件”。
至於蘇軍管製下的東北，中共還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堅持“迅速爭取東北”，隻因不明蘇聯的立場，所以決定先派幹部去那裏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是否派軍隊占領，還要視情況而定。同日，毛澤東給蔣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誌前來晉謁”。23日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再邀，毛澤東次日答複，周恩來先去，他本人“準備隨即赴渝”。
戰略方針出現如此急轉彎，是需要給全黨和全軍一個交代的，原因當然主要是蘇聯表明了態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棗園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毛在分析了戰後進入和平階段的兩種情況（可以占領或無法占領大城市）後指出，由於得不到蘇聯的幫助，“沒有外援不能克敵”，“我們隻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至於蘇聯為什麽不能幫助中共，毛澤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釋說，美蘇需要實現國際和平，“蘇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毛還對比了希臘和中國的情況：蘇聯沒有援助希臘，是因希臘為英國所必爭，而中國則為美國所必爭。如果中共占領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國必然進行幹涉。
顯然，毛澤東已經看出，中國不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並斷定蘇聯進軍中國的區域大概會限定在東北三省。所以，中共在關內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會得到蘇聯的援助。於是，出路隻有一條：“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而在中國，聯合政府的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幹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將來再“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看來，中共是不得不走這條“彎路”了。第二天毛澤東發出的一個指示當是對上述講話的注釋：“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設階段開始”；“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大城市進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占領政策”；“力爭占領小城市及鄉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的邀請電，遂開會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去重慶談判。在第二天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講述了中共參加重慶談判的原則和方針。既然談判，就需做出讓步，中共的原則是“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達到妥協。讓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據地”。但是，在隴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區，“一定要我們占優勢”，“東北我們也要占優勢”。毛說，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就不簽字，並“準備坐班房”。“隨便繳槍”是絕對不行的，延安也不會“輕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講的是走法國式的道路——這是對斯大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恐怕也是說給斯大林聽的，但實際準備實行的談判方針及其所確定的目標與斯大林的設想有重大區別：第一，斯大林主張的是共產黨進入由資產階級**掌權的政府，而毛澤東設想的“聯合政府”卻是要與國民黨平分天下，至少來個武裝割據。第二，斯大林要求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澤東卻堅持無論如何不能放下槍杆子的原則。第三，斯大林設想的“聯合政府”是長久之計，而毛澤東卻把和平談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總之，迫於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委曲求全，親赴重慶與夙敵蔣介石談判，而內心卻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聯合政府”實屬一廂情願，最後解決問題還要靠武裝鬥爭。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莫斯科對國共和談的結果以及中共的實際立場已經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堅持建立統一政府的原則外，並沒有再發表具體意見。8月30日，在重慶的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報告說，周恩來在與他會談時表示，“根據全部情況判斷，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打算解決共產黨的問題”，但“我們不可能指望蔣介石會做出過多的讓步”，其主張的實際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被消滅的結局”。周恩來強調，中共曆來一直進行著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如何“從武裝鬥爭急劇地轉向和平建設”，幹部和群眾都沒有準備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報和意見。彼得羅夫的回答是：“周恩來同誌在黨政工作方麵經驗相當豐富”，“將能夠正確地評價中國目前的局勢並采取正確措施。”
9月6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告訴彼得羅夫，在談判中，“毛澤東要求將包括首都北平在內的5個省轉交給共產黨人，以便使他們能夠在那裏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養自己的軍隊”。赫爾利聲稱，英國人支持在中國“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則告訴哈裏曼，“允許在中國建立兩個政府”是“愚蠢”的。以此為出發點，赫爾利一再建議蘇聯和美國共同發表一個支持國民政府得聲明。彼得羅夫對此沒有響應。同一天，毛澤東也拜訪了蘇聯大使。毛澤東介紹說，談判表明，蔣介石極力要“繼續實行一黨專政”，並用武力封鎖共產黨的地區和軍隊。
所以，“聯合政府”已經談不上了，他們隻同意讓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代表加入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指出，“如果國民黨同意將除特區以外的5個省——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和熱河的行政管理權移交給我們的話，那麽，我們將會同意放棄華南和華中的解放區”。最後，毛澤東表示中共的讓步是有限度的。為此，毛和周恩來、王若飛一再追問，蘇聯對此持有什麽立場，“如果美國將幫助國民黨軍隊消滅共產黨軍隊，蘇聯將會采取何種步驟”。彼得羅夫隻是一味強調：“蘇聯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在政治上統一，兩黨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並通過相互的讓步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天，彼得羅夫又向東北特派員蔣經國表示了同樣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談判協定簽字的當天，毛澤東再次拜會蘇聯大使。毛說，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表明中共取得了勝利，是將來“進行宣傳的某種依據”。但又強調，“蔣介石不會履行達成的協議”，“他會繼續進行**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共的軍隊也正在三個主要方麵加緊作應戰的準備”。毛接著說，“消滅國民黨的幾個師”沒有問題，中共唯一擔心的是美國會公開幹涉中國內政，並問蘇聯人，如果美國出兵怎麽辦。中共沒有明說的願望當然是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幾天前周恩來就提出了同樣問題，當時彼得羅夫未置可否，現在麵對毛澤東的提問，彼得羅夫的答複也隻是：“必須通過和平的途徑妥善調解局麵，盡量避免與美國人發生武裝衝突”。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重慶談判更多的俄國檔案，不過，蘇聯使館的態度應該說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場。顯然，斯大林此時堅持的原則仍然是建立以國民黨為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為此，在中國必須避免內戰。不過，彼得羅夫作為外交官的謹慎表態也說明，斯大林並不想強迫中共接受某種具體做法，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留下了充分的回旋餘地。畢竟，提出“聯合政府”政策隻是一種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點莫斯科與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保證對中國東北的控製。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與中共獨占東北的決心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消滅日本關東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東北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和東方安全屏障。作為簽署中蘇條約的對應條件，斯大林已經向美國人和蔣介石許諾，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政府，而蘇軍則在3個月內撤離中國，希望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對蘇友好立場。但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還是著眼於地緣政治，斯大林對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蘇聯不能把對東北的控製完全寄托在已經公開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自己手中。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種途徑：
首先，通過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東北地區營造對蘇友好的氛圍。在軍事推進過程中，蘇軍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不斷向中國居民發放各種宣傳品，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僅遠東第一方麵軍政治部就用中文印製了86種、總數超過470萬份的傳單。在東北作戰的前4天當中，蘇聯散發和張貼的中朝文標語、傳單和宣傳畫就有9000萬份。此外，蘇軍還在當地出版報紙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養大批通曉漢語、朝語、日語的宣傳骨幹。僅第一方麵軍總部在8月份就舉辦了大約200場報告會、座談會，組織音樂會或戲劇、電影演出160場。
其次，充分利用隸屬遠東方麵軍偵察處的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中國和朝鮮幹部。40年代初，抗日聯軍在東北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失敗後，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幹部率殘部陸續退往蘇聯，組建國際旅，繼續堅持戰鬥。1942年7月，經共產國際批準，這支部隊在蘇軍統製下組成第88獨立步兵旅，並在遠東哈巴洛夫斯克營地接受訓練。對日作戰準備階段，該旅的任務是提供情報和向導。蘇聯出兵的第二天，旅長周保中便部署該旅準備反攻，與八路軍會師，解放東北。8月11日卻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後，周保中又致信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建議由第88旅接管長春，並為建立東北民主政府和人民軍作準備。如果接受這個設想，周要求蘇軍將該旅骨幹力量交給中共中央或八路軍安排。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華西列夫斯基下達了另一個指示：為了擴大蘇聯的影響，安排這些幹部分散隨蘇軍行動，協助占領當局開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國幹部受命分四批到東北各大城市蘇軍指揮部報到。10月，該部隊建製被取消。顯然，斯大林一方麵擔心周保中的計劃破壞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一方麵需要把這支由中朝戰士組成的部隊留給自己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來控製國民黨行政當局對東北的接管進程和實際結果。應該說，前兩個措施不過都是為了使蘇軍能在東北站住腳，並擴大蘇聯在那裏的影響，而斯大林明白，蘇聯的軍事力量遲早是要退出東北的。那麽，到底把東北的直接控製權交到國共兩黨誰的手上，才能保證莫斯科的實際控製和勢力範圍，斯大林是有深遠考慮的。就蘇聯對中國以及東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可算是一語中的：“蘇聯隻要看見中國有聯合政府，一切便好談。”最初，斯大林在國共之間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場，與中共逐步確立的獨占東北的戰略確實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澤東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化最終還是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由於得知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黨，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還在猶豫是否派大部隊去搶占東北。不過如前所述，控製東北已是既定方針，需要考慮的隻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對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說：盡管受中蘇條約限製，蘇聯“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條約中也明白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因此，“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隻要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采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同時，“國民黨在東三省與熱、察又無基礎”，且“派軍隊去尚有困難”，而“紅軍將於三個月內全部撤退，這樣我黨還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
於是，中共中央要求“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隻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的進入東三省。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表消息，進入東三省後開始亦不必坐火車進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製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熱河、察哈爾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我必須完全控製，必須迅速派幹部和部隊到一切重要地區去工作，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對蘇軍隻通報情況，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請求幫助，總之不要使之為難。高崗在9月3日一封電報中也稱：“對東北我黨必須力爭，中央已有充分準備及具體對策。”
中共軍隊突然大量出現在東北，一時搞得蘇軍不知所措。中共軍隊最初進入東北各地後的不同遭遇，說明了這種情況。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進攻山海關時，不僅與蘇軍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還得到蘇軍炮火支援，到達沈陽時卻受到蘇聯駐軍百般阻攔，被圍困在火車上整整一天；進駐沈陽的中共先頭軍隊從蘇軍轉交的日本軍火庫中獲取了大量武器裝備，而徒手趕來的後續部隊卻吃了閉門羹，什麽也沒有得到；還有些進入東北的部隊，不僅得不到急需的通訊器材和印刷設備，甚至還被蘇軍繳械，並禁止他們在蘇軍占領區活動。如此等等。造成這種局麵的具體原因很複雜，有的顯然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表現出對中國同誌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於對中共所屬部隊缺乏了解而產生的誤會，有的大概是基層指揮員不了解外交方針而擅自采取的行動，還有的肯定是占領當局受製於國際輿論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態度。總的講，問題的症結在於，對於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蘇聯軍人和中共領導人最初都沒有搞清楚，而他們之間又缺乏溝通和聯係。
於是，9月14日華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飛到延安，傳達莫斯科的要求，並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協商。蘇聯代表在會談中明確表示：蘇軍撤離中國前，國共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請朱德命令已進入沈陽、長春、大連等地的中共部隊退出蘇軍占領地區；蘇軍不久即行撤退，蘇聯不幹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的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而私下應允，已經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軍接洽，蘇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係，協調行動。錦州、熱河兩省則可以完全交給中共接管。16日，蘇蒙聯軍代表又轉告中共中央，“堅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接收其所占領之內蒙古及東北各地，“確保北麵及內蒙地區，以便同外蒙蘇聯經常保持聯係”，蘇軍可接濟部分武器。萬不得已時，中共部隊可進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讓敵人隔斷雙方聯係”。在重慶的蘇聯大使也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中共當前的戰略重心，應當是集中兵力，“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之線，防蔣進攻”。
隻派遣一名校級軍官向中共領導人傳話，表明莫斯科處事謹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陽後報告，蘇軍對銀行、工廠、倉庫一律派兵監守，不準搬用，對火車、汽車、汽油、廣播電台也“絕對全部控製”，還要求中共軍隊移至城外，均反映了這種情況。盡管如此，蘇聯的意圖卻很明顯：表麵上國共軍隊都不得進入東北，但允許中共軍隊卡住進入東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蘇軍撤退，中共便可搶先占領東北。這樣，蘇聯既沒有破壞中蘇條約，又能保證內蒙、東北地區在自己掌控之中。機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態促使中共更加堅定了進軍東北的決心。
經過14日下午和晚上的討論，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心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把原來準備南下的部隊和幹部轉向挺進東北，並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前來延安的蘇聯軍用飛機飛往沈陽，加強對東北工作的領導。17日劉少奇向毛澤東報告：“東北為我勢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製。紅軍在東北現已開始撤退，據說在12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即將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為此，劉少奇提出“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18日又建議緊急調重兵部署在熱、察、冀東及東北沿海地區，阻止蔣軍北進，控製東北。19日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澤東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設想的目標是：在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實行人民自治，中央軍不得開入，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消。
在控製東北的問題上，斯大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勢力滲透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蔣介石非常擔心因國軍不能及時到達東北，而共軍乘蘇軍撤退之機奪取優勢，故早在9月11日就讓行政院長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請求借船運兵。美國的態度也很積極，代理國務卿艾奇遜第二天便以備忘錄形式將此事報告總統。9月18日杜魯門總統答複：“駐西太平洋陸軍和海軍司令已下達命令，將按照魏德邁將軍所明確指出的日期和港口運送前往滿洲的中國軍隊提供船隻”，“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在中國軍隊準備好登船前往滿洲之日，將有足夠的船隻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轉開，美軍將在天津、大連、煙台、威海、秦皇島登陸，蔣軍將由空運和海運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麵是美國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一方麵是國民政府連連發出照會和通知：中國計劃在滿洲吸引外資，而美國有意投資；要求蘇聯開始考慮撤軍問題；中國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在與立法院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麽，要遏製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隻能依靠共產黨。
盡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詞，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讚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讚賞中共關於“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製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麵（15萬人）和沈陽周圍（10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強中共方麵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麵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拒絕到除沈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的《光複報》。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北的控製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代為保存1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製的大連地區，占領當局也希望中共在那裏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10月6日，中共得知蔣軍在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10天後彭真便報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消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電。10月19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求，改變過去分散占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21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沈陽，還聲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製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製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因受製於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複交涉，隻得應允蔣軍“10月30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月12日進至錦州、海城線，11月20日進至沈陽，蘇軍則於11月25日撤完”，還同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沈陽。不過，蘇方也公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限製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幹涉中國內政”。同時，蘇方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製”，還同意中共前往沈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的長春各級政府。為此，11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
針對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布置內線作戰，決心保衛沈陽不讓蔣軍進占。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布東北人民自治。”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機場附近，約2000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隻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隻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製任何東西”。這一指令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準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科的決定”，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蘇方“隻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17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軍隊撤出長春、沈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沈陽著陸。20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50公裏以外；隻要有蘇軍的地方，既不準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準作戰。同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
在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占領長春路，並注意減少與蘇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係。24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沈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中方接收。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後經雙方協商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1946年2月1日。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讚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蘇聯大使建議：采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決中國問題。11月8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下”。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作無法進行，決定於17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同時，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1945年中蘇條約，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莫斯科麵臨的壓力還不隻此，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遠東，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複就盟國對日管製機製問題與美國進行磋商。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注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監督的建議。於是，蘇聯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裏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所以，當11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蘇聯不僅積極響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斯大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斯大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而對中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製定的目標。
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係是一個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麵“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一方麵“仍須控製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於蘇軍撤走後殲滅頑軍”。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之一段”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但是，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占領兩廂”。28日和29日，劉進一步明確：“獨占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製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武力解決不行，隻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複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衝”。30日，中共公開呼籲：“立即全麵無條件的停止內戰”。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公布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製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區。到2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院長，還批準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盡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占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1945年底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係並秘密給以幫助。12月2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斯大林心急？在與立法院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麽，要遏製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隻能依靠共產黨。
盡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詞，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讚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讚賞中共關於“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製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麵（15萬人）和沈陽周圍（10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強中共方麵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麵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拒絕到除沈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的《光複報》。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北的控製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代為保存1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製的大連地區，占領當局也希望中共在那裏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10月6日，中共得知蔣軍在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10天後彭真便報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消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電。10月19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求，改變過去分散占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沈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21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沈陽，還聲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製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製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因受製於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複交涉，隻得應允蔣軍“10月30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月12日進至錦州、海城線，11月20日進至沈陽，蘇軍則於11月25日撤完”，還同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沈陽。不過，蘇方也公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限製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幹涉中國內政”。同時，蘇方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製”，還同意中共前往沈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的長春各級政府。為此，11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
針對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布置內線作戰，決心保衛沈陽不讓蔣軍進占。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布東北人民自治。”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機場附近，約2000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隻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隻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斯大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製任何東西”。這一指令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準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科的決定”，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蘇方“隻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17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軍隊撤出長春、沈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沈陽著陸。20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50公裏以外；隻要有蘇軍的地方，既不準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準作戰。同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
在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占領長春路，並注意減少與蘇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係。24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沈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中方接收。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後經雙方協商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1946年2月1日。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斯大林密電和蘇聯參讚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蘇聯大使建議：采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決中國問題。11月8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下”。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作無法進行，決定於17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同時，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1945年中蘇條約，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莫斯科麵臨的壓力還不隻此，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遠東，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複就盟國對日管製機製問題與美國進行磋商。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注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監督的建議。於是，蘇聯在一係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裏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所以，當11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蘇聯不僅積極響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斯大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於是，斯大林再次拋出了“聯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斯大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盡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斯大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而對中共，斯大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製定的目標。
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係是一個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麵“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一方麵“仍須控製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於蘇軍撤走後殲滅頑軍”。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之一段”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但是，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占領兩廂”。28日和29日，劉進一步明確：“獨占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製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武力解決不行，隻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複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衝”。30日，中共公開呼籲：“立即全麵無條件的停止內戰”。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公布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製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區。到2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院長，還批準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盡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劃，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
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占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1945年底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係並秘密給以幫助。12月2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隊向中共軍隊大舉進攻，中國的內戰於1946年6月全麵開啟。
簡短的結論
中國內戰的全麵爆發無疑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國民黨，利用共產黨，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製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共之間水火不容，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裏，所謂聯合政府和停戰談判，都不過是為積蓄力量以利再戰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國民黨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慮，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產黨一方傾斜。筆者同意這樣一種分析：“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控製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係。”不過，蘇聯關注的中心畢竟在歐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極力維護與美國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對於中國的內戰采取了作壁上觀的態度，隻要與蘇聯接壤的地區能夠保留在共產黨的控製下，其他問題斯大林恐怕一時是顧不上，也不關心的。
從上述曆史過程還可以看出，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確實是多變的，不確定的。有學者用“舉棋不定”來形容斯大林的對華政策，認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對華政策同他的歐洲政策一樣，既沒有明確的目標，又缺乏內在的一致性。”筆者不能同意這個判斷。表麵看起來，蘇聯對東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複無常，但實際上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貫作風：目標始終確定而手段經常變換。對於蘇聯在東北的政策，當時在北滿工作的陳雲有很深刻的認識：“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方麵：一方麵，把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麵，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
至於中國內戰與美蘇冷戰之間的關係，通過國共美蘇四方在東北問題上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可以看出，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狀態，影響了他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過來製約著美蘇關係的發展。一方麵應該說，如果戰後美蘇之間存在真誠的合作，那麽他們是有能力製止中國內戰爆發的。另一方麵，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無疑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麵冷戰的奠基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不過，如同文安立所說，“就冷戰觀念的形成而言，中國的國共兩黨始終落在大國的後麵。毛澤東和蔣介石直到1946年還相信，同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結盟並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個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爭鬥在亞洲打開了通向全球冷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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