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陳伯鈞走火殺人：毛澤東槍下留人生死情zt

上將陳伯鈞走火殺人：毛澤東槍下留人生死情

開國上將陳伯鈞(1910～1974)，是1927年跟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元勳之一。烽火硝煙，世事更迭，然而青史上卻殷殷記載了偉大領袖毛澤東與忠勇將士陳伯鈞之間存續多年且鮮為人知的深厚友情。

槍下留人生死情

1928年春，陳伯鈞在紅四軍教導隊任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在一次戰鬥中，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因槍有鏽斑拉不動槍栓，教導隊長呂赤開玩笑說：“什麽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陳伯鈞舍不得扔，把手槍零部件拆開，找來煤油反複擦拭，終於鼓搗好了。

一天，呂赤帶隊外出打土豪歸來，剛邁進院子，陳伯鈞笑著迎上去，持槍比劃說：“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隨即拉動了槍栓。他萬萬沒想到槍栓帶動撞針，擊發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彈。砰的一聲槍響，呂赤應聲倒地。陳伯鈞頓時愣住了：同是四川老鄉、黃埔軍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岡山，平日裏朝夕相處感情甚篤的親密戰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槍下……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奮力呼喚他的名字，但一切已無可挽回，呂赤停止了呼吸。

陳伯鈞闖下大禍後，心情極為沮喪，迅即被關了禁閉，等候上級處理。黃埔軍校的同窗好友、時任一師二團參謀長的徐彥剛怕陳伯鈞想不開，親自陪他住了兩個晚上，勸導他相信毛澤東會對此事作出公正的處置。

對呂赤之死，毛澤東也很難過，但他弄清情況後並沒有馬上作結論。毛澤東找來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以征詢的口氣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張令彬說：“很多人都要求殺。”毛澤東說：“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張令彬便回教導隊向學員們轉述了毛澤東講的道理。

接著，毛澤東通知部隊集合，向大家說：“呂赤是個好同誌，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一個是黃埔軍校出來的，一個是黃埔武漢分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隻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看怎麽樣，我講得對不對？”

大家見毛澤東講的既不失法度軍紀，又入情入理，便逐漸緩和了情緒。這時，仍有人問毛澤東：“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嗎？”毛澤東嚴肅起來：“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誌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大家沒有反對意見，毛澤東讓自己的警衛員找來竹板子，在大家的監督下對陳伯鈞執行懲罰。實際並沒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幾下就收住了。據陳伯鈞事後講，毛澤東並非搞體罰，而是通過此種羞辱形式一方麵教育懲戒自己，另一方麵平息大家的情緒。他當時不喊不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處罰。陳伯鈞也因此被調離教導隊，到一團一連降為副連長。

在紅軍初創的艱苦卓絕時期，毛澤東以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大局為重，從紅軍極度缺乏軍事指揮人才的實際出發，把革命法度的嚴肅性和人道主義的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成功地說服大家從槍下救出了一個有過失的好同誌。陳伯鈞日後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將領、得以在毛澤東統帥下續寫自己投身中國革命輝煌一生的史實證明，毛澤東槍下留人是完全正確的。

正是在井岡山的火熱鬥爭中，陳伯鈞與毛澤東結下了生死之情。而後的幾十年，陳伯鈞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戰、流血犧牲的精神投身中國革命戰爭，這不僅僅是知恩圖報，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證實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矢誌不渝和對黨的領袖的赤膽忠心。

肝膽相照將帥情

陳伯鈞在開辟和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及隨後的長征中，從基層排長、連長幹起，迅速成長為獨當一麵的紅軍高級指揮員。他20歲任紅二十團政治委員，21歲任紅十五軍軍長，22歲任紅五軍團參謀長，26歲任紅六軍團軍團長。他的長征征途，曆時兩年，是先後在紅一、四、二方麵軍擔任過高級指揮員的少數幾個將領之一。 www..com


1936年10月15日，在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之際，毛澤東親筆致信陳伯鈞：“伯鈞同誌：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幹才！你的身體好否？同誌都想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願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禮！”這封簡短普通的問候信，蘊含著領袖與同誌、統帥與愛將久別後分外思念、期盼重逢的無限深情，尤其是對陳伯鈞“為紅軍慶得幹才”的高度褒獎，凸顯出統帥對其部屬才幹的明鑒賞識。

早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期的1927年10月，毛澤東就派陳伯鈞、遊雪程和徐彥剛三人，去“綠林好漢”袁文才的部隊幫助練兵、培養革命幹部，完成了團結、教育、改造這支地方農民軍的任務。陳伯鈞任連長時，曾奉命帶領袁文才部一個班的兵力，護送毛澤東下井岡山去茶陵尋找主力部隊。下山第二天，陳伯鈞讓這個班戰士回山歸建，隻和毛澤覃帶幾名戰士繼續護送毛澤東。經過一天急行軍，他們在距茶陵五六裏的小村莊住宿打探消息。由於人少，大家商議夜間輪流放哨，毛澤東親自安排，與陳伯鈞一起負責下半夜到拂曉的警戒。夜半時分，茶陵方向的槍聲逐漸稀落下來，攻城的紅軍部隊不向井岡山撤退，卻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後來證實是團長陳浩叛變所致。毛澤東預感事態嚴重，決定立即向南追趕部隊。路上，毛澤東問陳伯鈞：“假若後麵敵人追來怎麽辦？”陳伯鈞立即回答：“我同警衛員在後麵打掩護，你們隻管往前走好了。”他們終於在掌燈時分趕到水口，追上大部隊，隨即召開幹部會議，將陳浩等人撤職，押回井岡山受審。同時還決定部隊折回井岡山，向寧岡縣礱市開拔。為此，毛澤東又命陳伯鈞連夜抄小道往礱市送信給永新縣委，做好迎接大部隊的準備。陳伯鈞圓滿完成了這一任務，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在井岡山鬥爭時期，陳伯鈞率領所屬部隊，按照毛澤東製定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打了許多惡仗、硬仗。他任連長時經常帶領部隊擔負攻堅任務，在永新北鄉指揮戰鬥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彈，負了重傷；任紅三軍第七師師長時，率部打響了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槍，並指揮部隊攻入敵師部，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龍岡戰鬥勝利後，追擊敵譚道源師，殲滅該師過半，繳獲步槍2000餘支，機槍46挺；反擊敵公秉藩師時，巧妙運用戰術，抄小路預先設伏，將公秉藩師全部繳械。每戰之後，陳伯鈞都要總結經驗教訓，指揮藝術越來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作戰中曾屢建戰功、三次負重傷，榮獲過中革軍委頒發的二等紅星獎章。

當毛澤東受到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被撤銷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時，陳伯鈞也因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被免去紅十五軍軍長職務，調到紅軍學校學習。任紅五軍團參謀長時，陳伯鈞因不滿當時一些人在反“圍剿”中的錯誤指揮，曾上書紅軍總部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遭到錯誤批判，被降職為紅十三師師長。但是不管遭到怎樣不公正的對待，陳伯鈞始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堅信共產主義，堅信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他率領的紅十三師常常能在短時間內力克強敵，連打硬仗，曾被中革軍委譽為“紅軍堅師”，毛澤東曾因看了該師連打勝仗的戰報，興奮地喊過“十三師萬歲”。

1934年10月，任紅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率部開始長征，經過多次血戰，突破敵四道封鎖線後又重回紅五軍團參謀長崗位。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最高指揮崗位，陳伯鈞的軍事才華得以更出色地展示。紅五軍團長期擔負著中央紅軍的殿後任務，要掩護大軍西去、北上，常常遭到敵軍重兵追擊，需要付出更多的艱辛勞累、流血犧牲。有的同誌想不通、發牢騷，但陳伯鈞顧全大局，堅決執行中央命令，做好部隊官兵的思想工作，並指揮部隊打了許多漂亮仗。陳伯鈞也因此在紅軍高級將領中獲得了“鐵屁股”的美譽。

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陳伯鈞調任紅四方麵軍九軍參謀長，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進行了麵對麵的堅決鬥爭，因此遭到了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當時，他被隻身趕出紅九軍，坐騎被扣，望遠鏡被搶，警衛員也被打。但陳伯鈞始終堅信毛澤東和黨中央北上路線的正確，以堅韌的毅力，強忍委屈，頂住壓力，當好紅軍學校的教員。後來在朱德、劉伯承等力薦下，張國燾不得不重新起用陳伯鈞任紅四軍參謀長。紅二、四方麵軍會師後，陳伯鈞又被朱德、任弼時、劉伯承委以紅六軍團軍團長重任。

1937年9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時，陳伯鈞被任命為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時年27歲。

解放戰爭中，陳伯鈞率部挺進東北，重返前線指揮部隊。先後任合江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第一前方指揮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十二兵團第一副司令員，率部參加了遼沈、平津戰役。接著，任十二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兼四十五軍(後改五十四軍)軍長，率部參加了衡寶、廣西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陳伯鈞先是領導廣西的大規模剿匪戰鬥，接著任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湖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領導湘西、湘南的剿匪戰鬥。湘桂兩省的剿匪戰鬥複雜艱巨，戰果輝煌，至今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 www..com


1955年，陳伯鈞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被選為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誨人不倦師生情

早在1926年底，陳伯鈞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就作為學生，聆聽過毛澤東的教誨。當時正處於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員、軍校總教官惲代英經常給學生講課，毛澤東也曾應邀到學校演講。當然，那個時候的毛澤東並不認識這位台下聽講的16歲學生兵。但陳伯鈞從見到毛澤東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被毛澤東的淵博學識、動人演講和平易近人的風度所感染。

秋收起義前夕，時任獨立第三團新兵訓練處主任的陳伯鈞，在江西銅鼓得以再次見到了中央派來領導秋收起義的毛澤東。9月10日晚飯前，毛澤東與參加秋收起義的全體幹部見麵，闡述了當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宣布了起義計劃。飯後，急於得到毛澤東指點迷津的陳伯鈞，想就自己負責的新兵訓練工作向毛澤東匯報，於是他便主動向毛澤東走去。

毛澤東見一位年輕同誌走過來，便親切地招呼到自己身邊，兩人無拘無束地聊起來。毛澤東詳細詢問了陳伯鈞的名字、年齡、籍貫和經曆。陳伯鈞當即就新兵的政治和軍事訓練問題，向毛澤東談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毛澤東仔細地傾聽，還不時提出一些改進意見，最後鼓勵陳伯鈞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驗。

此後，陳伯鈞一直在毛澤東身邊，以毛澤東為老師，勤奮學習，在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個人道德修養諸方麵，都取得了很大進步，特別在軍事教育方麵學有專長、成績顯著。毛澤東的知人善任，使陳伯鈞在不同曆史時期多次被委以軍事教育重任，從紅軍教導隊，到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東北軍政大學、軍事學院、高等軍事學院，陳伯鈞先後擔任過各級軍事指揮學校的教員、教育長、校長(院長)，逐步成長為我黨我軍著名的軍事教育家、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作為“培養將軍的將軍”，為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軍政兼優的領導幹部作出了重大貢獻。

早在1937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陳伯鈞就依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撰寫了《遊擊戰術中的襲擊與埋伏》一文，後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發表於《解放》雜誌。

1957年，陳伯鈞擔任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主持該院教學工作期間，在《紅旗飄飄》上發表了《毛委員率領我們上井岡山》。他不顧自己身體多病，結合自己30多年參加革命戰爭的實踐，多次給入學的高級幹部作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輔導及革命戰爭曆史情況的報告，並組織教員和學員開展學術研討。當年5月10日，他親自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學院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情況，同時附上自己作的小結，請毛澤東審查，“並望多多提出批評指正，以便今後修改”。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滿腔熱忱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解放軍高級將領，“文革”初期竟被林彪顛倒黑白、點名誣陷為“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壞人”，被造反派從外地養病處揪回北京批鬥，還被抄家封門，搶走保密櫃。當時身為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副主席的林彪，何以對一位開國上將如此定性？顯然有曆史淵源可尋。早在延安時期，就曾訛傳過涉及陳伯鈞的兩件事：

一件是子虛烏有的“少將旅長名片事件”。訛傳的大致說法是：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後，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於是毛澤東斥之曰：“什麽少將芝麻醬！”

這件事的真實情況是：1937年秋，陳伯鈞任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帶領七一八團駐防洛川。當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及與當地政府聯絡時我方人員處於有利地位，七一八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了一盒名片，陳伯鈞的名片為“少將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印名片純粹是從工作考慮，當時陳伯鈞並未聽到過毛澤東對此有什麽批評。況且陳伯鈞與毛澤東如此熟悉的關係，晉見領袖何須遞什麽“名片”？！而陳伯鈞一向是大大咧咧的無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訛傳訛地鬧得滿城風雨之時，他卻全然不知。因他從未持名片見過毛澤東，毛澤東也從未因名片之事當麵批評過他。很久以後，陳伯鈞才得知，原來他的警衛員與毛澤東的警衛員在一起時，曾把其保管的“少將旅長”名片給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一張。至於毛澤東有什麽反應，越到後來這一訛傳越發演繹得麵目全非了。 w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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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是：1944年1月，陳伯鈞在隴東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任副旅長時，突然接到一封賀龍的來信，十分嚴肅地批評他不尊重毛澤東。原來是有人在賀龍麵前告了陳伯鈞的狀，反映他稱毛主席為“毛先生”、“老毛”。事實是：陳伯鈞在隴東給幹部作時事報告時，曾引用過別人稱毛澤東為“毛先生”的話；在與旅領導閑談軍史時偶爾順口稱毛澤東為“老毛”，因為井岡山時大家都習慣於這樣稱呼。對賀龍這封批評信，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種批評精神我是擁護的，不過我的缺點之本質並不如此，我主要是愛說話、還有點好詼諧，因此在談吐中說‘毛先生’是有的。這是我的嚴肅性不夠……這種在客觀上的影響，我應完全負責並堅決改正。至於形式上組織上以及信仰上對毛，老實講我是非常尊重的。問題的症結在於：雖追隨毛同誌革命幾十年，而對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還未學到多少，與其他同誌比較起來難免相形見絀。這倒是我大大擁護不夠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夠的地方，還須絕大努力，恐怕還要畢生不斷努力，方能稍補缺憾於萬一。”日記還對“個別人以餘談笑語來作為一個同誌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同時又斷章取義，抓住個別詞語，不管前後內容，片麵發揮，以致惹起老總的嚴正批評”的做法，甚為不滿。今天看來，稱毛澤東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當時陳伯鈞仍誠懇地檢討說，在“樹毛之領袖形象時，這種稱呼顯然是不合適的”。他曾多次想向賀龍當麵解釋此事，但終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時挽回影響。就是這樣兩件事，不僅與“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毫無任何幹連，反可看出陳伯鈞嚴於律己、寬厚待人，秉性剛直、豪爽，還可看出我黨我軍井岡山時期的優良作風：同誌間、上下級間包括領袖與部屬間的平等、民主、坦誠、富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

彌足珍貴諍友情

毛澤東與陳伯鈞在數十年師生、將帥、生死情之外，還有一層更為彌足珍貴的諍友情，為一般人所不知。陳伯鈞雖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將領，但生性急躁、多言好動，喜歡開玩笑，且心直口快、疾惡如仇，實乃蜀地一性情中人。延安時期，曾有一件事鬧得陳伯鈞自嘲為“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

1937年10月，三五九旅駐軍洛川。時天已降霜，部隊寒衣尚未解決，旅長陳伯鈞心急如焚。17日這天，摩托學校一位司機偏偏不願搭載旅部袁會計去延安領公款解決部隊冬衣問題，還蠻橫無理地吵鬧。陳伯鈞勸告無效，氣急之下給了司機一個嘴巴。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真是魯莽不該！但司機這種既無政治立場，又無組織觀念的態度，亦實可恨！”旅長打人之事很快被人誇大利用，告到毛澤東那裏。10月22日，毛澤東在延安召見了陳伯鈞，主要就打人一事對陳伯鈞作了嚴肅批評，指出根源是“主觀性太強，客觀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於一切問題尚未完全提到原則性來看，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對片麵與全麵，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未確實了解並統一起來”。毛澤東談話完畢，叫陳伯鈞深刻考慮幾天，再來詳談。對毛澤東的批評，陳伯鈞毫無怨言，表示都接受，並努力改之。幾天後，中央決定調陳伯鈞去黨校學習。毛澤東及張聞天又找陳伯鈞談了關於個人修養、思想及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毛澤東特別教誨說，對待一切問題要原則化，馬克思主義化，客觀化。

在延安工作的幾年裏，毛澤東與陳伯鈞見麵機會很多，並常有書信來往。他們二人公誼在先，私交亦甚厚。1937年9月，陳伯鈞的二哥陳篤齋(時在國民黨川軍中就職)從四川來延安看望陳伯鈞，毛澤東親自設宴招待，一起談古論今，臨別時還送了300元旅費，希望他回川後利用其社會關係多做些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轉變其他親友對共產黨的看法。10月9日，毛澤東在陳篤齋回川路上托帶給陳伯鈞的信中，關切地詢問陳伯鈞：“看書沒有？不論怎樣忙，總看一點書，把些原則問題多考慮考慮，這樣來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點，這是我盼望於你的。”陳伯鈞給毛澤東寫信，除了工作請示、互相問候，更多的是尋求思想上工作上的幫助指導。1941年10月1日黃昏，陳伯鈞收到毛澤東一封信，教誨陳伯鈞“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實的精神，著重實行，則過之改必易”。陳伯鈞從此用毛澤東的“三不”指示為戒，努力加強個人的思想道德修養，他曾在日記中告誡自己：“心直口快，誇誇其談的老毛病，今後在自我修養的日程上應隨時注意痛絕之。”

1938年下半年，毛澤東與江青談戀愛的消息在延安不脛而走，並遭到許多老同誌的非議和反對。別人議論一下就完了，時任抗大總校訓練部部長的陳伯鈞卻直言不諱去信反對。11月22日晨，他與郭化若談及此事，更為亢奮，當即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的抬頭稱“親愛的毛主席”，隨後，陳伯鈞便把自己聽到的一些議論寫入信中，並請毛澤東慎重考慮此事。陳伯鈞開始還想多聯係幾位老同誌聯名寫這封信，但信寫好後，竟無人願意聯署，陳伯鈞遂不強人所難，就以個人名義把信發走了。 www..com


幾天之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轉來了毛澤東的回音。在陳伯鈞給毛澤東信的眉邊上，毛澤東寫道：“親愛的伯鈞同誌：謝謝對我私人生活的關心，天塌不下來……”以後的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真動怒了！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使我有無限感慨。因為我對大帥(指毛澤東)所提出的，隻是政治影響方麵之一部分，而且著重在這一部分，未從其他方麵來一個比較觀。所以在寫信時未免多所直率與撞闖！這種不老當的習慣，以後還應更加注意。”

然而，陳伯鈞並沒有因此而放下這件“心事”。在1942年5月12日的日記中，陳伯鈞又寫道：“近午，偶聽到大帥與江青口角，聲聞戶外。嗚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以至於此！蓋身為統帥，將無數之將，統百萬之兵，全國大事舉棋若定，而獨與一婦人女子竟如此之難應付，吾人於此豈可不更加警惕哉！”幾十年後的事實證明，陳伯鈞當時的這種擔心和憂慮絕不是杞人憂天。

幸好陳伯鈞這封信以及日記江青本人未曾知曉，倘若當年有知，真難料“文革”中陳伯鈞會遭到怎樣的報複。盡管毛澤東當時對陳伯鈞來信回複得很不客氣，陳伯鈞仍將此信珍藏在身邊，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為了避災而不得不銷毀。

毛澤東與陳伯鈞這對諍友所見的最後一麵是在1967年五一勞動節。那年春天，陳伯鈞已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軍事學院審訊和批鬥，但仍被黨中央列入五一勞動節觀禮名單。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關切地問：“伯鈞呀，聽說你病了？”陳伯鈞回答：“是的，謝謝主席的關心。”簡短的對話，涵蓋了領袖與上將長達40年的深情厚誼。

陳伯鈞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衝擊，也是由於毛澤東在關鍵時刻保護了他。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前的一次接見造反派組織代表的會議上，毛澤東問一位代表是哪裏人，答曰“四川達縣”。“哦，那是伯鈞同誌的老鄉啊？”那位代表沒聽清毛澤東的話，詢問：“是哪位同誌？”在場的周恩來立刻敏銳地感覺到毛澤東是要以此種方式保護正在挨整的陳伯鈞，當即解釋：“主席講的陳伯鈞同誌，是一位井岡山時期的老同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此後，造反派懼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威嚴，才逐漸停止了對陳伯鈞的批鬥。

領袖和上將雖然沒能再次見麵傾訴衷情，但青史上卻記載下了那綿綿無盡、心心相印、絲絲相扣的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