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毛主席解放了我

王芳：毛主席解放了我

　　1974年10月29日下午，兩名工作人員把我從監房帶進審訊室。與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鋪了幹淨的白布，還泡了兩杯茶，一杯是給我的。中央三辦專案組的幹部，滿臉堆笑地說：王芳同誌，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賀，經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您已經解放了。

　　我雖然堅信遲早會有這一天。但當這一天終於來到時，仍然使我激動不已。7年多了，第一次聽到別人叫我王芳同誌，並使用您的尊稱。專案組的幹部用雙手遞給我毛主席批示複印件和釋放決定書，上麵赫然寫著筆跡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呂劍光二同誌，我看無問題，似應解放。

　　毛澤東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簽明日子後，又寫了一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複看著毛主席的批示，激動的心情一時難以平靜。但我當時看到的隻是毛主席批示的複印件，沒有說明材料，也不知道毛主席批在什麽材料上的。釋放後我才知道，在我關押期間，劉馨多次到北京上訪，給公安部、中央專案組等有關單位和領導寫過很多申訴信，但都無人理睬。後來劉馨直接給毛主席寫信，如果不是毛主席親自批示，我不知什麽時候才能走出監獄。

　　我向專案組來人要一份毛主席批示的複印件。得到回答是不行。說主席批示隻發到政治局委員，這一份複印件也要拿回去存檔。

　　我被釋放，全家非常高興。然而，劉馨氣憤地對我說：有的人連毛主席、周總理講話都不聽，陽奉陰違、政治品質很差，否則，你早三四年前就可以解放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事情還得從周總理的一次講話講起......

　　1971年2月，公安部經黨中央批準，召開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周總理到會講話。在講話中，嚴肅批評了浙江造反派和中央有關部門。你們說王芳在浙江搞專政，如果是這樣，蔣介石不就登陸成功了？事實是蔣介石不僅沒有大登陸，連小登陸也不行，台灣小股特務一靠岸，就被抓起來了。王芳搞了一個專門案件，這是工作需要，批準過的。怎麽能說搞特情專政？不能這樣說嘛，王芳總是做過一些好事的嘛！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十幾次，王芳一直在主席身邊，主席不僅很安全，而且很滿意。汪東興同誌可以作證嘛！不然怎麽理解？

　　在那個非常年代，鬥爭極其尖銳複雜，尤其是四人幫插手很深的公安係統，周總理講了這番話，他個人是要承擔政治壓力的，是對左傾潮流的反擊，他的講話不知救了多少公安幹部。但是，總理的這篇重要講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受到幹擾，得不到傳達貫徹，當時許多地方還是被林彪、四人幫勢力所霸持。在浙江來說，還處在南萍、陳勵耘、朱全林控製下。朱全林在傳達時，公然多處刪改總理的講話，總理講話竟被刪去2000多字。9·13林彪自我爆炸後，總理講話才得到重新傳達貫徹。許多被莫須有的罪名清洗回家的、長期在鬥批改幹校勞動改造的公安幹部重返工作崗位，多年癱瘓的公安戰線重新出現新的生機。

　　這些情況，我在獄中是不知道的。而在周恩來總理講話之前，1970年冬，毛主席早已關心過我的事，我就更不知道了。這是謝靜宜同誌①告訴我的。從以後看到的有關材料來看，謝靜宜講的是真實的。

　　當時謝靜宜在北京大學蹲點，搞教學改革，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張小報上，刊登了王芳勾結美蔣特務、企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內容。她回來向毛主席匯報教學改革情況時，特意匯報了我的事，還把那份小報遞給主席看了。主席接過小報，右手拿起放大鏡，仔細地看了，對謝靜宜說：是他，是王廳長。並生氣地說：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對王芳抓住不放，說王芳反對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廳長我熟悉他，他哪裏會反對我呢？他反對我幹什麽呀？他反對我，我自己怎麽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幾次，他是負責保衛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嗎？還能活到今天呀？主席還對謝靜宜幽默地說：他就是有時候愛喝點酒，告訴他，以後別喝了。王芳是個好人哪！

　　據謝靜宜後來回憶，她從主席那裏出來後隨即到汪東興那裏，把主席講話內容原原本本向他作了傳達。不久謝靜宜又趁參加接見外賓時，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事後，總理向汪東興查問過我的情況。然而我的事情遲遲沒有結果。

　　一直到1973年7月，毛主席向汪東興直接查問我的情況，汪東興向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主席關於釋放我的指示。同年7月12日中央專案組起草了《關於釋放王芳的請示報告》。

　　7月16日總理批示：東興同誌你對此案處理，有何意見請告。

　　一年多以後，1974年10月10日，汪東興同誌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此件當時因為各種原因而壓下了。在目前情況，王芳、呂劍光可以放出來交原單位安排。

　　為什麽毛主席關於我的兩次講話沒有執行？周總理的批示被置之不理？專案組關於釋放我的報告，又被壓了一年多後，汪東興同誌才作出這樣的批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