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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打敗了麥卡錫？

提起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我們都不陌生。他代表了美國五十年代一段政治上的黑暗時期。在“追查共產黨間諜”的名義下，無數政府官員，軍官，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受到無端調查，猜忌以至迫害，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讓位於“清除共產主義之癌”的狂熱。然而，這個噩夢是怎樣結束的呢？這個問題能回答的人就不多了。這裏，我就來講講麥卡錫從興旺到末路的故事。

其實，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並非當年反共產主義的領袖人物。美國政府對蘇聯共產黨的滲透和間諜活動的追查，在二次大戰時就開始了。臭名昭著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 成立於1938年。在麥卡錫參議員聲名鵲起之前，這個屬於眾議院的委員會已經辦了一係列著名的“間諜”案子。而在麥卡錫退出曆史舞台之後，反共產主義的努力並未終止。FBI的局長胡佛到六十年代還在從事“反共大業”。然而，麥卡錫被看作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也是當之無愧的。他目無法律的蠻幹，他對行政部門和軍方肆無忌憚的挑戰，他操縱媒體造勢的嫻熟技能，的確把反共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而 他自己也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共和黨參議員，借著民眾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而一夜成為最受媒體追捧的明星政客。

麥卡錫在1950年以子虛烏有的“外交部裏的205名共產黨員名單”一夜成名，而到1953年更執掌了參議院“永久調查委員會”主席的位置。這本來是個相對的閑差，但麥卡錫卻將這個委員會變成了他與共產黨“戰鬥”的橋頭堡，大肆舉行旨在“揭露共產黨間諜活動”的聽證會，傳喚“嫌疑人”來“作證”。他還首創了“行政聽證”(executive session)的形式，在公開聽證前舉行秘密聽證，便於他威嚇，誤導“證人”。這些秘密聽證的記錄，在前幾年前才被公開。光是在1953年，就進行了117場秘密聽證，包括395名證人。麥卡錫公然違反“疑罪從無”的法理傳統，給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的證人加上“第五修正案共產黨”的標簽。在他兩年的任期內傳喚的653個證人中，沒有一個人被定罪。但是很多經曆這個噩夢的人因此丟掉了工作或受到了名譽傷害。由於在委員會裏呼風喚雨而且受到媒體追捧，麥卡錫越來越不可一世。有一次記者質疑他在讀的是不是一份機密文件，他竟然回答說：“現在不是了，因為我剛把它解密了。”還有一次他對朋友說：“你想當將軍嗎？我可以幫你搞定。我在陸軍說了算！”

麥卡錫的倒行逆施一開始就遭到種種反對。對於1950年他提出的“205名共產黨員名單”，調查麥卡錫指控的“外交部雇員忠誠調查委員會”得出了“查無實據”的結論，更指責麥卡錫“無中生有和作偽”。但是結果麥卡錫毫發無損，反而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 馬裏蘭的民主黨員泰丁斯（Millard Tydings）當年落選，而麥卡錫直接幹預了這場競選。後來關於此事的調查和對於麥卡錫的其他指責在參議院產生了至少兩份對麥卡錫相當不利的報告。但這些都未能撼動這位政治明星。麥卡錫委員會裏的民主黨成員抵製他的管理決策而退出活動。共和黨成員也漸漸淡出，隻剩下麥卡錫一人。可是這個“一人委員會”不但沒有喪失信用，反而給了麥卡錫為所欲為的空間。當時，大多數政客害怕被指責為“紅色同情者”或出於黨派原因，不願公開反對麥卡錫。

然而，“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麥卡錫四處樹敵，終於踢到鐵板，招惹上了美國陸軍。

麥卡錫與陸軍的梁子，起於他對新澤西一個陸軍基地的調查。他聲稱這個基地安全管理鬆懈並庇護共產黨人，為此進行了多次聽證。而陸軍部則在不得罪麥卡錫和保護軍官和軍隊運作之間走鋼絲。終於，有一次麥卡錫對一個被傳喚的將軍十分無禮，激怒了陸軍部長。他命令這位將軍不要再去作證，從而直接與麥卡錫衝突。隨後，媒體公布了陸軍部法律顧問的日記，詳細記錄了麥卡錫及其助手為一位應征入伍的親信爭取特殊待遇而屢次對陸軍施加壓力的行為。麥卡錫陣營則公布了一些備忘錄，指責陸軍為了報複對陸軍基地的調查而故意為難那位親信。當然，這樣的事就需要通過聽證來解決。於是，這場“麥卡錫對陸軍部”的聽證在1954年4月22日開始。

誰知，這場聽證直接導致了麥卡錫的覆亡。本來，聽證就在麥卡錫的“永久調查委員會”進行，他算是至少占了地利人和。但是因為利益衝突，聽證必須由另一個參議員主持（他也是麥卡錫的朋友）。而且以前抵製委員會活動的民主黨成員也都回來了。這樣，麥卡錫就不能一手遮天了。更重要的是，在參院民主黨領袖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暗中推動下，這個聽證全程在電視上轉播。以往，麥卡錫的“行政聽證”是不公開的，但麥卡錫常常在會後召開記者會，介紹聽證的情況，成了媒體的唯一信息來源。現在全程轉播，至少麥卡錫的對手在美國公眾麵前取得了和他同樣的話語權。

聽證一開始，麥卡錫就連遭挫折。陸軍方麵的律師韋爾奇（Joseph N. Welch）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利用麥卡錫篡改照片和信件的兩件事大做文章，大大打擊了麥卡錫的可信度。麥卡錫在會上飛揚跋扈的做派也引起了普遍的反感。麥卡錫惱羞成怒，終於走出了注定自己敗局的一步棋。

當時韋爾奇所在的律師所有個律師叫菲舍（Fred Fisher），早期參加過一個接近共產黨的律師協會。韋爾奇在接受陸軍委托時就曾經猶豫，生怕麥卡錫因此而傷害到他的同事。後來雙方達成協議：麥卡錫方麵不提菲舍的事，陸軍方麵也不提麥卡錫助手的一件醜聞。可這時在聽證會上，麥卡錫眼見自己的助手在韋爾奇的追問下無詞以對，忽然提出了菲舍的事。此言一出，了解內情的人們頓時目瞪口呆，整個聽證室鴉雀無聲。

也許是早有準備吧。韋爾奇並沒有指責麥卡錫違反協議，而是搶占了道德製高點。他在眾目睽睽下緩緩說道：“參議員先生，直到今日，我一直低估了你的殘忍和不負責任。”在介紹了菲舍的曆史，以及指出菲舍和聽證會沒有任何關係以後，他繼續說：“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會如此殘忍和不負責任地傷害一個小夥子。的確他還在我們事務所工作。而且他會繼續工作下去。但是我遺憾地說，你毫無必要地給他製造了永久的傷痕。如果我有權饒恕你的殘忍和不負責任的話，我會這樣做，因為我是個君子。但是你的寬恕，必須來自另一個人。”

麥卡錫還想還嘴，韋爾奇打斷了他的話：“參議員先生，我們到此為止吧！我們承認他曾參加過律師協會。讓我們不要再傷害那個小夥子了吧。你已經做夠了。你到底有沒有善良之心？你還有沒有善良之心？”

說完這些後，韋爾奇低下頭，走出了聽證室。在外麵眾多攝像機麵前，六十多歲的韋爾奇痛哭失聲。直到這時，麥卡錫還沒有反應過來。他兩手一攤：“我做錯了什麽？”

至此，形勢急轉直下。麥卡錫的公眾支持一夜之間蒸發殆盡。他算是完了。

麥卡錫多年倒行逆施，也結下了不少強敵。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胡佛也是個堅定的反共分子。但他對麥卡錫的信口開河很反感，早就不同他合作了。更重要的敵人，是1952年當選的美國總統，共和黨員艾森豪威爾，人稱艾克。麥卡錫發跡初期，靠的就是指控當時的總統，民主黨員杜魯門肅清共產黨不力，指控政府機構包容共產黨。這對共和黨奪取國會多數和總統寶座出了力，也得到其他共和黨員的支持。可是艾森豪威爾就任後，麥卡錫不知輕重，依然故我。特別是，麥卡錫攻擊的軍方人士中，有很多是總統的舊部。這就使得艾克很不爽。但是老謀深算的艾克並不公開發難，而是等待時機。上麵說到陸軍部拋出的“日記”，就是艾克幕後運作的傑作。在聽證會開始後，艾克終於走到了前台。他簽發了一項指令，製止任何行政官員就行政分支的內部交談作證。明顯地，這就給麥卡錫傳喚證人造成了極大障礙。麥卡錫聽到消息後也一時不知所措。

艾森豪威爾的指令也就是後來成為經典的“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在水門事件中，尼克鬆（當年艾克的副總統）就以此為據拒絕提供有關信息。以後總統在麵對調查時也常常祭出這張王牌。但在當時，這種說法的法理根據是很可疑的。但是，由於艾克在公眾中的威望和當時的人心向背，他居然不受挑戰地建立了這個先例。

以麥卡錫的個性當然不會就此認輸。十天後，從震驚中恢複過來的他也以個人聲望作賭注，號召聯邦雇員們對抗總統的指令，向他提供消息。而白宮則指責麥卡錫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由於聯邦雇員並沒有大規模“反水”，這一仗是麥卡錫輸了。後來，麥卡錫還提出參院決議案來挑戰總統，並向全國人民“道歉”，說當初不該支持艾森豪威爾的競選。但艾森豪威爾已經不再把他放在眼裏，不予回應了。

另一個挑戰麥卡錫的，是共和黨參議員佛蘭德（Ralph Flanders）。聽證結束不久，在艾森豪威爾的暗中鼓勵下，他於1954年6月在參院提出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經過半年的折衝妥協，最後參院通過了比原提案減輕了很多的“申誡”案，其中指責麥卡錫的罪名隻剩下一條：藐視參議院。盡管如此，這個申誡案還是給了麥卡錫嚴重打擊，表明他在參議院已經不得人心。從那以後，不僅他在參院大廳裏聽者寥寥，在參院餐廳他也成了孤家寡人。

1955年初，因為共和黨失去了參院多數，麥卡錫交出了他委員會主席的權柄。這時，他已經是個沉湎在酒精中的行屍走肉，往年的光環蕩然無存。1957年5月2日，48歲的麥卡錫參議員離開了人間。

我們都知道，民主製度的優越性，就在於它能自我糾正錯誤，特別是個別領袖的錯誤，而避免釀成大災難。可是對於那個嚴重違背民主原則和基本人權的時代，美國的民主製度是怎樣糾正的呢？從製度層次上說，這個“糾正機製”可以說是一敗塗地。參院雖然認定了麥卡錫作偽和不當幹預選舉，卻無法約束他。幾百名被他“一人委員會”傳訊，恐嚇的人也無法找回公道。甚至他的親信作為一名士兵也可享有種種特權，連陸軍部長都無可奈何。而且，麥卡錫的倒台也是同樣莫名其妙。整個故事中沒有立法，沒有判決，也沒有選舉。“製度”基本是無所作為。

而關鍵的，還是人。麥卡錫盡管倒行逆施，盡管違反了種種法律規章，但還是需要“人”來追究。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紅帽子”的時候，區區一個參議員，就可以把法律踩在腳下了。而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的時候，幾個人出手就能扭轉局麵，恢複公義。權力上管不到參議員的總統幕後操作，陸軍部長為一個將軍打抱不平而挺身而出，最後一個來自波士頓的律師慷慨陳詞，就啟動了麥卡錫倒台的雪崩。當然，媒體從頭到尾也起了重要作用。當初煽起恐共心理和炒紅麥卡錫的就是報紙。麥卡錫當時的聲望使他所向無敵。當電視普及後，民眾從紀錄片中和實況轉播中親眼看到了麥卡錫的作為，對他的觀感就有了大轉變。這也鼓勵了政客們公開向他挑戰。

所以，這段曆史告訴我們，民主製度並不是“自動”的保險。它隻是提供了一個舞台，而我們都是其中的角色。如果我們都高枕無憂了，“民主製度”也就睡著了。說到底，一個社會中的正義感和一些基本的信念，才是少走彎路，少犯錯誤的根本保障。同樣，我們在建設民主製度時光著眼於三權分立，全民選舉這些“硬件”，也是不夠的。“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麥卡錫這段美國曆史上的“非常時期”，給我們了解民主製度的運作和局限提供了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