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2：中央解決糧荒內幕
《黨史博覽》 200911
核心提示: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征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對一再抬高鋼鐵指標，造成9000萬人上陣全民大煉鋼鐵，從而直接導致農業減產的情況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對此作了積極而較深刻的檢討。外貿部對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還於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幾十億斤糧食的問題作了檢討。水電部對全國上了過多的大中型水庫因而擠占了大量農村勞力，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問題作了檢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6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尤其是最困難的1960年、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李先念等人的辦公桌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曆史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它也必然與糧食問題息息相關。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更大“躍進”，使全國糧食全麵緊張。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任務卻隻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全麵告急，斷糧的危險時刻都有可能發生。此外，1962年的征購任務也沒落實下來，各地過去對糧食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在落實中央的糧食征購數和上調指標時，總是強調困難。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會向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專門落實糧食問題。鄧小平在會上闡明，1961年就靠這30天的工作，這30天如抓不到糧食，就嗚呼哀哉。關於1962年的糧食上調，他提了三個數字，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如是120億斤，就得大量進口，無一點回旋餘地；如是150億斤，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進口不少糧食；如是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
雖然大家都有畏難情緒，但還是勉強訂下了150億斤的目標。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華北局提出:下邊是有困難，但若把形勢講透，把方針搞明確，把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為此，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會
兩天後，鄧小平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覺得，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幹脆把縣委書記也都找來，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好壞都要講清楚。這樣，以150億斤上調糧食為發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的事情，就在毛澤東這裏定了下來。後來起草會議通知時，根據鄧力群的建議，又增加了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並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同意。這樣，原本6000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7000多人的規模。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發出會議通知時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會議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達北京。這就意味著元旦一過，實際的接待工作就要開始。籌備時間僅一個半月，談何容易！
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麽多人，吃飯怎麽辦？他順口丟下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當然，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現在要開到縣委書記一級，與會人員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個年代，會議用餐就成了大問題。
由於當時正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經濟十分困難時期，這麽大的會議規模，安排吃飯很不容易，據當時參與接待、負責生活的一位同誌回憶:
吃飯是十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特別是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證會議供電、保證食品安全，有時會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負責食品供應的人找來開會，但每到快吃飯時就趕緊散會，不然就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時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後自己回家吃飯。做保衛工作的，每個駐地警衛組也就隻一兩個人屬於在編人員，大會管吃管住。不在編的，大會不管飯。結果弄得內部同誌也有意見。
作為一次全國性會議來說，就餐問題本應是個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竟引起如此關注，足見當時糧食問題的艱難，也說明七千人大會的就餐都是與當時的糧食問題密切聯係的。
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作自我檢討
為了把話講透一點，使大家的氣更順一點，毛澤東決定延長會期，並留與會者在北京過春節。在1962年春節前後，會議進入“出氣會”階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節前聽取意見，即由地委、縣委書記們“出氣”，春節後檢討。而檢討的集中點也大多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糧食問題上。
廣東檢討了1958年11月向中央報喜，全年糧食平均畝產1650斤，和由此體現的丟掉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的問題。浙江檢討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提出糾“左”的六條指示後仍在不切實際地提出“把早稻雙千斤的鑼鼓敲起來”等錯誤。上海也檢討了對糾“左”沒解決思想問題，仍然製定較高增產計劃的問題……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評時，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也圍繞糧食等問題作了自我檢討。
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征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對一再抬高鋼鐵指標，造成9000萬人上陣全民大煉鋼鐵，從而直接導致農業減產的情況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對此作了積極而較深刻的檢討。外貿部對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還於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幾十億斤糧食的問題作了檢討。水電部對全國上了過多的大中型水庫因而擠占了大量農村勞力，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問題作了檢討。
從上述幾位省部級主要領導的檢討可見，“出氣會”階段，領導同誌所檢討的內容相當多地集中在糧食或與糧食直接有關的問題上。
1963年底 糧食形勢出現根本好轉
七千人大會對於繼續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調整國民經濟，有著好的促進作用。它較好地使全黨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實事求是的傳統，對過去存在的問題和教訓作了較係統的總結。對如何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今後經濟建設要注意哪些問題，有了較一致的認識。特別是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缺乏民主”的局麵，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所有這些，都可能對中國糧食生產的發展及糧食狀況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大會還在糧食問題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也可以說是這次大會取得成就的亮點之一。
原計劃征購150億斤糧食的打算取消了。會上，黨中央帶頭發揚民主，反複聽取地方同誌的意見，體諒農民的困難，決定再把工業發展的速度調低一些，擠出工業用外匯，多進口一些糧食，以緩解地方的征購壓力。中央的這一舉動，受到各級領導幹部的歡迎，也促進了中央與地方的相互認同。
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在會議講話中充分論述了糧食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討解決的措施和辦法。這也為解決糧食問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周恩來提出，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他還就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到會的各級幹部算了細賬、交了實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勢的嚴重和中央的困難，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從而使他提出的調整措施後來能順利落實。到1963年底，糧食形勢就出現根本好轉。
總之，由於當時那個年代的特殊性，中國尚未能解決吃飯問題，所以當時召開的黨史上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從會議的起因到會議產生的效果，自始至終都與糧食問題緊密相聯
《黨史博覽》 200911
核心提示: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征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對一再抬高鋼鐵指標，造成9000萬人上陣全民大煉鋼鐵，從而直接導致農業減產的情況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對此作了積極而較深刻的檢討。外貿部對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還於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幾十億斤糧食的問題作了檢討。水電部對全國上了過多的大中型水庫因而擠占了大量農村勞力，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問題作了檢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6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尤其是最困難的1960年、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李先念等人的辦公桌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曆史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它也必然與糧食問題息息相關。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更大“躍進”，使全國糧食全麵緊張。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任務卻隻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全麵告急，斷糧的危險時刻都有可能發生。此外，1962年的征購任務也沒落實下來，各地過去對糧食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在落實中央的糧食征購數和上調指標時，總是強調困難。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會向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專門落實糧食問題。鄧小平在會上闡明，1961年就靠這30天的工作，這30天如抓不到糧食，就嗚呼哀哉。關於1962年的糧食上調，他提了三個數字，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如是120億斤，就得大量進口，無一點回旋餘地；如是150億斤，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進口不少糧食；如是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
雖然大家都有畏難情緒，但還是勉強訂下了150億斤的目標。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華北局提出:下邊是有困難，但若把形勢講透，把方針搞明確，把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為此，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會
兩天後，鄧小平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覺得，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幹脆把縣委書記也都找來，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好壞都要講清楚。這樣，以150億斤上調糧食為發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的事情，就在毛澤東這裏定了下來。後來起草會議通知時，根據鄧力群的建議，又增加了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並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同意。這樣，原本6000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7000多人的規模。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發出會議通知時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會議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達北京。這就意味著元旦一過，實際的接待工作就要開始。籌備時間僅一個半月，談何容易！
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麽多人，吃飯怎麽辦？他順口丟下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當然，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現在要開到縣委書記一級，與會人員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個年代，會議用餐就成了大問題。
由於當時正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經濟十分困難時期，這麽大的會議規模，安排吃飯很不容易，據當時參與接待、負責生活的一位同誌回憶:
吃飯是十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特別是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證會議供電、保證食品安全，有時會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負責食品供應的人找來開會，但每到快吃飯時就趕緊散會，不然就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時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後自己回家吃飯。做保衛工作的，每個駐地警衛組也就隻一兩個人屬於在編人員，大會管吃管住。不在編的，大會不管飯。結果弄得內部同誌也有意見。
作為一次全國性會議來說，就餐問題本應是個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竟引起如此關注，足見當時糧食問題的艱難，也說明七千人大會的就餐都是與當時的糧食問題密切聯係的。
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作自我檢討
為了把話講透一點，使大家的氣更順一點，毛澤東決定延長會期，並留與會者在北京過春節。在1962年春節前後，會議進入“出氣會”階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節前聽取意見，即由地委、縣委書記們“出氣”，春節後檢討。而檢討的集中點也大多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糧食問題上。
廣東檢討了1958年11月向中央報喜，全年糧食平均畝產1650斤，和由此體現的丟掉了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的問題。浙江檢討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提出糾“左”的六條指示後仍在不切實際地提出“把早稻雙千斤的鑼鼓敲起來”等錯誤。上海也檢討了對糾“左”沒解決思想問題，仍然製定較高增產計劃的問題……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評時，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也圍繞糧食等問題作了自我檢討。
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征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對一再抬高鋼鐵指標，造成9000萬人上陣全民大煉鋼鐵，從而直接導致農業減產的情況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對此作了積極而較深刻的檢討。外貿部對在全國出現饑荒的情況下，還於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幾十億斤糧食的問題作了檢討。水電部對全國上了過多的大中型水庫因而擠占了大量農村勞力，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問題作了檢討。
從上述幾位省部級主要領導的檢討可見，“出氣會”階段，領導同誌所檢討的內容相當多地集中在糧食或與糧食直接有關的問題上。
1963年底 糧食形勢出現根本好轉
七千人大會對於繼續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調整國民經濟，有著好的促進作用。它較好地使全黨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實事求是的傳統，對過去存在的問題和教訓作了較係統的總結。對如何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今後經濟建設要注意哪些問題，有了較一致的認識。特別是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缺乏民主”的局麵，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所有這些，都可能對中國糧食生產的發展及糧食狀況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大會還在糧食問題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也可以說是這次大會取得成就的亮點之一。
原計劃征購150億斤糧食的打算取消了。會上，黨中央帶頭發揚民主，反複聽取地方同誌的意見，體諒農民的困難，決定再把工業發展的速度調低一些，擠出工業用外匯，多進口一些糧食，以緩解地方的征購壓力。中央的這一舉動，受到各級領導幹部的歡迎，也促進了中央與地方的相互認同。
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在會議講話中充分論述了糧食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討解決的措施和辦法。這也為解決糧食問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周恩來提出，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他還就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到會的各級幹部算了細賬、交了實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勢的嚴重和中央的困難，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從而使他提出的調整措施後來能順利落實。到1963年底，糧食形勢就出現根本好轉。
總之，由於當時那個年代的特殊性，中國尚未能解決吃飯問題，所以當時召開的黨史上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從會議的起因到會議產生的效果，自始至終都與糧食問題緊密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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