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指揮屢戰屢敗，李徳被劉亞樓罵得狗血淋頭
核心提示: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會間休息時，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麽這麽緊張。李德用德語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麽大損失，怎麽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隻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麽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 2007年第10期 作者:朱鴻召
從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代表共產國際的權威力量，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和長征最初的行程，遵義會議後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轉任紅軍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軍事教員，最後頗為黯淡地從延安同到蘇聯。隨著更多曆史資料的出現，逐漸暴露出李德來華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屬於特工性質，被邀請擔任軍事顧問，卻是一場將計就計的誤會。
送錢救命到中國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後緊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裏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後，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
理查德·佐爾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國記者身份被蘇聯軍方派駐在上海的情報機構負責人。他領導的“佐爾格小組”，隸屬於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但名義上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代表團成員，該情報機構在上海，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中共中央領導層，都有固定的工作關係和橫向聯係。但足，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層並不知道“佐爾格小組”的真麵目，而是一概視為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代表共產國際來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屬於蘇聯軍方情報機構，對中共黨內以共產國際遠東局聯絡部代表名義，對社會以“大都會貿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蘭，綽號“牛軋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國女傭。由於被懷疑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南京國民黨政府警察機關，並傳言將判處死刑。佐爾格通過各種社會關係，一方麵安排史沫特萊動員世界知名人士，如高爾基、宋慶齡、魯迅等發表宣言，提出抗議；另一方麵疏通與周民黨有關方麵的關係，最後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雙方達成協議，以2萬美元的代價換取牛蘭被關押期間的手跡。這是一筆數額頗大的款項，當時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每月活動經費為2.5萬美元。佐爾格當印報告莫斯科，請求自己所屬的蘇聯軍方情報部門緊急派人送交專款解救同誌。為確保萬無一失，蘇聯軍方同時派出奧托·布勞恩和赫爾曼·兩波勒爾兩位德國同誌擔當此次行動的秘密交通員。 “他們兩人互不了解，都是由總部單獨派遣的”，各自攜帶2萬美元現鈔，“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將錢送到了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佐爾格收到錢後，順利地將牛蘭被關押期間的手跡公布於眾，激起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營救會”，親自到南京找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幹交涉，數次前往監獄探望牛蘭夫婦，兩次書麵具保，要求送牛蘭夫婦保外就醫。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呼籲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
作為秘密交通員之一的奧托·布勞恩，即稍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意回避了蘇聯軍方情報工作人員的真實身份。“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即牛蘭，引者注)被捕，他辦公室裏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隻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這裏他沒有交待魯格的真實身份，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佐爾格小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辭地將魯格說成是共產國際駐在中國的代表團成員。他有意突出並放大了自己來到上海後，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之間的聯係。
“到達上海幾天以後，我同阿瑟·尤爾特同誌取得了聯係，他在這期間是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在德國，我們一起做過黨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幾年以後，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薩博一起被捕，遭受了嚴刑拷打。在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還有一位俄國同誌，他是國際聯絡處的工作人員，負責安全以及一切技術和財政問題，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現；還有兩位美國同誌，分別代表青年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
這個蘇聯軍方情報小組成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俄國人，所持護照也不是真實國籍證明。他們來到上海後，不僅在社會上有一個可以公開的身份或職業作長期居住的掩護，而且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也有一個可以公開的身份作掩護，那就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
軍事顧問的由來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後，並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後移居到那裏。”這個所謂“了解情況”的為時半年時間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後，他先下榻外白渡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後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Ewert，又稱艾佛爾托)一起，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接觸。“通常是每周一次，我們一起到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去。辦事處坐落在新住宅區內，當然是相當安全的。我們隻能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比方說，在一個窗台上放一盞台燈，或者在一間有亮光的房間裏把窗簾打開半葉等等，才可以走進辦事處。”“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尤爾特同誌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所談論的，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博古、洛甫都曾留學蘇聯，通曉俄語，他們之間可以直接交談。
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經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安排，補選了中央委員，並改選由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王明)、陳鬱、任弼時等9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發為中央總書記。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特科具體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並叛變。6月15日，牛蘭夫婦在自己的住處被捕。6月22 日，向忠發在靜安寺附近一租車行租車時被捕，並於次日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處死。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遇到極大困難。9月底，因王明將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 將去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遂由王明、周恩來決定，並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為總書記。
據博古回憶，他“與李德認識是經當時(1932年秋)遠東局負責者艾佛爾托介紹，他(李德，引者注)進人中央蘇區是遠東局有電派來當軍事顧問的”。
共產國際遠東局，全名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1929年2月，因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一度撤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從海參崴遷移到上海，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常設秘密機構，以具體幫助中共中央，同時負責與遠東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的聯絡。遠東局內部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的部門，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務是傳達共產國際各種政策指示，幫助中共製定各種政策文件，轉達中共的各種建議和要求，並研究中國的各種政策性問題以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其二是“組織科”，主要任務是給中共及遠東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轉發經費，為共產國際人員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重要會議尋找安全地點，保證莫斯科與中共之間的人員、文件、書信傳送，以及無線電通訊和組織秘密交通線等；其三是軍事顧問，即指導中共的軍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先後有:
羅伯特，又稱埃勒斯、“德國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離滬。作為遠東局正式代表，主要負責政治部工作。其間，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間，主持遠東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蘭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遠東局秘書身份負責組織科工作，遠東局的具體負責人。曾操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米夫到上海後，他的權力被取締。1931年4月米夫回國後，“波蘭毛子”再度出麵負責。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情況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蘇區的工作後，才離開上海回蘇聯。
米夫(1901-1938)，作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讓留蘇派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但他本人並沒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參與遠東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離滬回國，後來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被處死。
阿瑟·尤爾特，又名艾佛爾托，1931年11月化名哈裏·伯傑，持美國護照到上海，領導遠東局內部圍繞中國革命工作方針問題發生爭論，1934年7月回蘇聯。
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幫助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先有蓋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殘疾的蘇聯紅軍軍官，直接受蘇軍總參謀部情況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領導。他在莫斯科時就曾幫助共產國際起草過關於中共軍事鬥爭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後，接替他的是德國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國。1933年9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成為中國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領導下工作的。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由公開轉入地下，由主要進行宣傳鼓動和民眾組織工作，轉為主要進行武裝鬥爭的一個轉折的時期。為了應付這種轉變，莫斯科不僅組織大批中共人員到蘇聯去學習政治、軍事和各種特殊技能，幫助中共中央製定大政方針，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幾乎全部活動經費，還專門派出共產國際遠東局長駐上海，就近幫助、指導並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歲臨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博古，一介書生，沒有任何軍事鬥爭的經驗和學識，所以就特別仰仗共產國際的支持。在與李德的交往中，他為對方曾經上過戰場和軍事學院專門學曆所傾倒，便以“軍事專家”待之。李德後來說，“我雖然知道，從莫斯科派來的總顧問(即軍事顧問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與願違，他遲遲未到。因此，實際上從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幾封請示電報，1933年春天，終於得到肯定答複。據李德回憶，他們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個指示意見，與斯大林關於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的意見相一致。鑒於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曆任代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證明是錯誤的，加之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中蘇關係破裂，俄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蘇聯方麵一度停止了向中國派駐共產國際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為便於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之間的政治溝通，以及組織聯絡，幾經磋商，斯大林最終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議，同意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駐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國人直接卷入這樣一種容易引起嚴重政治糾紛的國際行動，擔心以後的共產國際代表難免會像他們的前任一樣，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而斯大林提議，派駐中國的代表通常不應當是俄國人，今後的代表並且應當與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們不宜再采取以往的個人代表負責製，而應采行集體工作和集體負責的形式；第二，他們不宜再負有明確的領導責任，主要擔任幫助性工作，起上傳下達的聯絡作用。
1933年9月，李德獲準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製”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著“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聖旨。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兩萬五千裏長征。
中國的兩次婚姻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Braun)，曾用名李特羅夫、華夫。李德是他進入中央蘇區後才使用的名字。1900年9月，他出生於德國慕尼黑城郊斯馬寧鎮，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位教師，兄弟姐妹六人。6歲失憶，在一家天主教孤兒院讀完小學課程，並獲得獎學金，升入慕尼黑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他曾應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度服務於德國共產黨中央軍政機關情報處，先後三次被捕，經組織營救越獄逃往蘇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堅定了他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決心。1929年春，他獲準進入莫斯科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三年，接受過西方軍事理論中從列兵到團指揮的基本專業訓練。
他到中國的真實身份，是承擔蘇聯軍方情報工作。陰差陽錯地扮演了一場“欽差大臣”的悲喜劇，隨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被收回軍事指揮權。到陝北後，在紅軍大學教授軍事課程。從瑞金到瓦窯堡、保安、延安，他在幫助建立紅軍大學，以及在軍事課程的設置和教材編寫上，做出很大的貢獻。
其間，他剛到中央蘇區不久，33歲，時常龍性大發，指望有隨軍女性陪夜，但蘇區沒有妓女。他想找個伴侶，“可是中國婦女一見他便嚇跑了，說他長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們的肉體受不了。”他在瑞金的住處離共青團機關不遠，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動給她送禮物。這位領導趕快找中央匯報:這太不像話，得趕緊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慮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對他進行警告或管束，便通過中央婦女委員會的李堅，物色到一位叫蕭月華的廣東籍女同誌。她是一位工農出身的低級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不高，但為人十分淳樸。經過對她說服動員，“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組織上交給的政治任務一樣，奉命與國籍不同，語言不通，性格作風差異巨大的洋顧問結了婚。”
雖然成了夫妻，但從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兩人卻是極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蘇區最高的物質供給，而蕭月華依然和大家一樣過著普通戰士的艱苦生活，並且照常在原單位工作，隻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兒去履行妻子的義務。他不關心她的生活，反而懷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東西。兩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協調，女方對李德隻能從組織紀律以至“黨性”來要求自己，實際上對李德毫無感情可言。
長征開始後，他們就分居了，到陝北幾經周折，終於離婚。
1938年，李德與來延安的女演員李麗蓮戀愛結婚。1939年8月27日，周恩來到蘇聯治療胳臂跌傷，中央同意李德同機返回蘇聯。李麗蓮到機場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組織批準，隻得留下來。
後來這兩位女同誌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願意提起與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其實，他在來中國以前就已經有過兩次婚姻。這兩次婚姻和在蘇區的婚姻，李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都隻字未提。
離開中國後的下落
回到莫斯科後，等待李德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到達莫斯科之後，好幾周我忙於回答問題、寫報告、寫補充說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這整個程序視為討厭的例行公事，因為畢竟有七年半離開了，對這一段時間我的工作當然應該循問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這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東西。”李德回憶錄中所說的“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東西”，就是共產國際監委會組織的對他在中國期間工作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審查依據材料是中共中央陸續送達的文件報告、情況匯報和李德在中國寫的檢討，並召集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了解的周恩來、任弼時、師哲、毛澤民、劉亞樓等同誌參加會議。李德首先作檢查，承認自己在華期間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
劉亞樓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蘇區紅軍一軍團二師政委，親曆過反“圍剿”和湘江戰役之苦，遵義會議上批判李德因自己資格不夠未能參加，現在正好有機會要把這個“洋顧問”瞎指揮的混賬事全部抖落出來。
“你這個軍事顧問，到底懂多少軍事?你倒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呆過的，除了把課堂上教材上的東西生搬硬套，還會什麽?你就不嫌給伏龍芝丟人嗎?”劉亞樓越說越激動，也越說越氣憤，從軍事指揮到生活作風，從控訴到責問。“本事不大，脾氣不小，動不動就訓人，連我們朱總司令你也敢罵?”
李德很狼狽地說:“我忘記了，我印象中並沒有罵過朱德同誌。”
劉亞樓針鋒相對道:“你還想抵賴!你罵我們總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連忙辯解:“不，我說的是‘老頭子’。因為我的中國話說得不好，被人聽錯了，我並不是罵人。”
“什麽鳥顧問，隻會找女人，在‘獨立房子’裏逞威風，上了戰場竟是草包一個!”因為帶著切膚之痛，劉亞樓的嗓門大了，火也旺了。
會場上的蘇聯同誌聽了不以為然，認為罵人不算路線問題，沒有討論的意義。任弼時馬上與周恩來交換意見，由周站起來說，劉亞樓同誌發言比較激動，是因為他所在部隊在李德指揮下傷亡太大，說話帶了火氣，請大家諒解。他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 “短促突擊”等戰術原則，對“福建事變”的處理和長征轉移的最初決策等。同時，他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方針決策，沒有能夠及時製止，對造成的錯誤同樣負有責任。
毛澤民發言中指出，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長征後，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全部丟失，黨在白區的地下組織也全部遭到破壞，紅軍長征開始的30萬人最後損失90％，全國黨員30萬人也損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會間休息時，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麽這麽緊張。李德用德語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麽大損失，怎麽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隻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麽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佛羅林對他搖搖頭道:“沒那麽嚴重，也不必緊張。”
接下來的會議，主持人讓蘇聯和德國及其它國家的共產國際代表也都發言，大都批評李德自以為是，不會尊重和團結別人，很少指出是路線方針上的錯誤。
在征求過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場的中共領導人意見，並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後，共產國際監委會做出對李德的處理決定:
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
但從此以後，共產國際沒有再重用李德。他恢複原名奧托·布勞恩，被分配在蘇聯的外文出版社，參加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著作翻譯成俄文的工作。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他一度從事對戰俘的教育改造，並榮獲衛國戰爭一級勳章。戰爭結束後，他重新回出版社，轉而將蘇聯的政治、文學讀物翻譯成德文。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迫於政治氣候壓力，他不情願地回到東德，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人員。1964年5月，中蘇論戰期間，他在東德《新德意誌報》上向中共發難，並在《地平線》周刊上陸續刊載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1973年結集出版為《中國紀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他忽然病逝。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發布訃告，稱其為“一個真誠的國際主義者和蘇聯的朋友”。
核心提示: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會間休息時，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麽這麽緊張。李德用德語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麽大損失，怎麽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隻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麽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 2007年第10期 作者:朱鴻召
從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代表共產國際的權威力量，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和長征最初的行程，遵義會議後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轉任紅軍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軍事教員，最後頗為黯淡地從延安同到蘇聯。隨著更多曆史資料的出現，逐漸暴露出李德來華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屬於特工性質，被邀請擔任軍事顧問，卻是一場將計就計的誤會。
送錢救命到中國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後緊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裏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後，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
理查德·佐爾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國記者身份被蘇聯軍方派駐在上海的情報機構負責人。他領導的“佐爾格小組”，隸屬於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但名義上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代表團成員，該情報機構在上海，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中共中央領導層，都有固定的工作關係和橫向聯係。但足，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層並不知道“佐爾格小組”的真麵目，而是一概視為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代表共產國際來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屬於蘇聯軍方情報機構，對中共黨內以共產國際遠東局聯絡部代表名義，對社會以“大都會貿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蘭，綽號“牛軋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國女傭。由於被懷疑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南京國民黨政府警察機關，並傳言將判處死刑。佐爾格通過各種社會關係，一方麵安排史沫特萊動員世界知名人士，如高爾基、宋慶齡、魯迅等發表宣言，提出抗議；另一方麵疏通與周民黨有關方麵的關係，最後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衝，雙方達成協議，以2萬美元的代價換取牛蘭被關押期間的手跡。這是一筆數額頗大的款項，當時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每月活動經費為2.5萬美元。佐爾格當印報告莫斯科，請求自己所屬的蘇聯軍方情報部門緊急派人送交專款解救同誌。為確保萬無一失，蘇聯軍方同時派出奧托·布勞恩和赫爾曼·兩波勒爾兩位德國同誌擔當此次行動的秘密交通員。 “他們兩人互不了解，都是由總部單獨派遣的”，各自攜帶2萬美元現鈔，“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將錢送到了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佐爾格收到錢後，順利地將牛蘭被關押期間的手跡公布於眾，激起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營救會”，親自到南京找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幹交涉，數次前往監獄探望牛蘭夫婦，兩次書麵具保，要求送牛蘭夫婦保外就醫。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呼籲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
作為秘密交通員之一的奧托·布勞恩，即稍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意回避了蘇聯軍方情報工作人員的真實身份。“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即牛蘭，引者注)被捕，他辦公室裏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隻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這裏他沒有交待魯格的真實身份，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佐爾格小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辭地將魯格說成是共產國際駐在中國的代表團成員。他有意突出並放大了自己來到上海後，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之間的聯係。
“到達上海幾天以後，我同阿瑟·尤爾特同誌取得了聯係，他在這期間是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在德國，我們一起做過黨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幾年以後，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薩博一起被捕，遭受了嚴刑拷打。在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還有一位俄國同誌，他是國際聯絡處的工作人員，負責安全以及一切技術和財政問題，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現；還有兩位美國同誌，分別代表青年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
這個蘇聯軍方情報小組成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俄國人，所持護照也不是真實國籍證明。他們來到上海後，不僅在社會上有一個可以公開的身份或職業作長期居住的掩護，而且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也有一個可以公開的身份作掩護，那就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
軍事顧問的由來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後，並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後移居到那裏。”這個所謂“了解情況”的為時半年時間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後，他先下榻外白渡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後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Ewert，又稱艾佛爾托)一起，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接觸。“通常是每周一次，我們一起到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去。辦事處坐落在新住宅區內，當然是相當安全的。我們隻能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比方說，在一個窗台上放一盞台燈，或者在一間有亮光的房間裏把窗簾打開半葉等等，才可以走進辦事處。”“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尤爾特同誌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所談論的，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博古、洛甫都曾留學蘇聯，通曉俄語，他們之間可以直接交談。
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經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安排，補選了中央委員，並改選由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王明)、陳鬱、任弼時等9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發為中央總書記。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特科具體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並叛變。6月15日，牛蘭夫婦在自己的住處被捕。6月22 日，向忠發在靜安寺附近一租車行租車時被捕，並於次日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處死。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遇到極大困難。9月底，因王明將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 將去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遂由王明、周恩來決定，並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為總書記。
據博古回憶，他“與李德認識是經當時(1932年秋)遠東局負責者艾佛爾托介紹，他(李德，引者注)進人中央蘇區是遠東局有電派來當軍事顧問的”。
共產國際遠東局，全名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1929年2月，因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一度撤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從海參崴遷移到上海，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常設秘密機構，以具體幫助中共中央，同時負責與遠東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的聯絡。遠東局內部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的部門，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務是傳達共產國際各種政策指示，幫助中共製定各種政策文件，轉達中共的各種建議和要求，並研究中國的各種政策性問題以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其二是“組織科”，主要任務是給中共及遠東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轉發經費，為共產國際人員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重要會議尋找安全地點，保證莫斯科與中共之間的人員、文件、書信傳送，以及無線電通訊和組織秘密交通線等；其三是軍事顧問，即指導中共的軍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先後有:
羅伯特，又稱埃勒斯、“德國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離滬。作為遠東局正式代表，主要負責政治部工作。其間，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間，主持遠東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蘭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遠東局秘書身份負責組織科工作，遠東局的具體負責人。曾操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米夫到上海後，他的權力被取締。1931年4月米夫回國後，“波蘭毛子”再度出麵負責。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情況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蘇區的工作後，才離開上海回蘇聯。
米夫(1901-1938)，作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讓留蘇派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但他本人並沒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參與遠東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離滬回國，後來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被處死。
阿瑟·尤爾特，又名艾佛爾托，1931年11月化名哈裏·伯傑，持美國護照到上海，領導遠東局內部圍繞中國革命工作方針問題發生爭論，1934年7月回蘇聯。
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幫助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先有蓋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殘疾的蘇聯紅軍軍官，直接受蘇軍總參謀部情況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領導。他在莫斯科時就曾幫助共產國際起草過關於中共軍事鬥爭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後，接替他的是德國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國。1933年9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成為中國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領導下工作的。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由公開轉入地下，由主要進行宣傳鼓動和民眾組織工作，轉為主要進行武裝鬥爭的一個轉折的時期。為了應付這種轉變，莫斯科不僅組織大批中共人員到蘇聯去學習政治、軍事和各種特殊技能，幫助中共中央製定大政方針，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幾乎全部活動經費，還專門派出共產國際遠東局長駐上海，就近幫助、指導並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歲臨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博古，一介書生，沒有任何軍事鬥爭的經驗和學識，所以就特別仰仗共產國際的支持。在與李德的交往中，他為對方曾經上過戰場和軍事學院專門學曆所傾倒，便以“軍事專家”待之。李德後來說，“我雖然知道，從莫斯科派來的總顧問(即軍事顧問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與願違，他遲遲未到。因此，實際上從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幾封請示電報，1933年春天，終於得到肯定答複。據李德回憶，他們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個指示意見，與斯大林關於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的意見相一致。鑒於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曆任代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證明是錯誤的，加之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中蘇關係破裂，俄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蘇聯方麵一度停止了向中國派駐共產國際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為便於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之間的政治溝通，以及組織聯絡，幾經磋商，斯大林最終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議，同意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駐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國人直接卷入這樣一種容易引起嚴重政治糾紛的國際行動，擔心以後的共產國際代表難免會像他們的前任一樣，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而斯大林提議，派駐中國的代表通常不應當是俄國人，今後的代表並且應當與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們不宜再采取以往的個人代表負責製，而應采行集體工作和集體負責的形式；第二，他們不宜再負有明確的領導責任，主要擔任幫助性工作，起上傳下達的聯絡作用。
1933年9月，李德獲準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製”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著“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聖旨。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兩萬五千裏長征。
中國的兩次婚姻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Braun)，曾用名李特羅夫、華夫。李德是他進入中央蘇區後才使用的名字。1900年9月，他出生於德國慕尼黑城郊斯馬寧鎮，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位教師，兄弟姐妹六人。6歲失憶，在一家天主教孤兒院讀完小學課程，並獲得獎學金，升入慕尼黑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他曾應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度服務於德國共產黨中央軍政機關情報處，先後三次被捕，經組織營救越獄逃往蘇聯，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堅定了他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決心。1929年春，他獲準進入莫斯科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三年，接受過西方軍事理論中從列兵到團指揮的基本專業訓練。
他到中國的真實身份，是承擔蘇聯軍方情報工作。陰差陽錯地扮演了一場“欽差大臣”的悲喜劇，隨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被收回軍事指揮權。到陝北後，在紅軍大學教授軍事課程。從瑞金到瓦窯堡、保安、延安，他在幫助建立紅軍大學，以及在軍事課程的設置和教材編寫上，做出很大的貢獻。
其間，他剛到中央蘇區不久，33歲，時常龍性大發，指望有隨軍女性陪夜，但蘇區沒有妓女。他想找個伴侶，“可是中國婦女一見他便嚇跑了，說他長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們的肉體受不了。”他在瑞金的住處離共青團機關不遠，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動給她送禮物。這位領導趕快找中央匯報:這太不像話，得趕緊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慮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對他進行警告或管束，便通過中央婦女委員會的李堅，物色到一位叫蕭月華的廣東籍女同誌。她是一位工農出身的低級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不高，但為人十分淳樸。經過對她說服動員，“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組織上交給的政治任務一樣，奉命與國籍不同，語言不通，性格作風差異巨大的洋顧問結了婚。”
雖然成了夫妻，但從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兩人卻是極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蘇區最高的物質供給，而蕭月華依然和大家一樣過著普通戰士的艱苦生活，並且照常在原單位工作，隻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兒去履行妻子的義務。他不關心她的生活，反而懷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東西。兩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協調，女方對李德隻能從組織紀律以至“黨性”來要求自己，實際上對李德毫無感情可言。
長征開始後，他們就分居了，到陝北幾經周折，終於離婚。
1938年，李德與來延安的女演員李麗蓮戀愛結婚。1939年8月27日，周恩來到蘇聯治療胳臂跌傷，中央同意李德同機返回蘇聯。李麗蓮到機場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組織批準，隻得留下來。
後來這兩位女同誌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願意提起與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其實，他在來中國以前就已經有過兩次婚姻。這兩次婚姻和在蘇區的婚姻，李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都隻字未提。
離開中國後的下落
回到莫斯科後，等待李德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到達莫斯科之後，好幾周我忙於回答問題、寫報告、寫補充說明。我感到很不舒服，起初我把這整個程序視為討厭的例行公事，因為畢竟有七年半離開了，對這一段時間我的工作當然應該循問而答。但不久我注意到，這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東西。”李德回憶錄中所說的“背後隱藏著更多的東西”，就是共產國際監委會組織的對他在中國期間工作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審查依據材料是中共中央陸續送達的文件報告、情況匯報和李德在中國寫的檢討，並召集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了解的周恩來、任弼時、師哲、毛澤民、劉亞樓等同誌參加會議。李德首先作檢查，承認自己在華期間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
劉亞樓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是李德的校友，曾任中央蘇區紅軍一軍團二師政委，親曆過反“圍剿”和湘江戰役之苦，遵義會議上批判李德因自己資格不夠未能參加，現在正好有機會要把這個“洋顧問”瞎指揮的混賬事全部抖落出來。
“你這個軍事顧問，到底懂多少軍事?你倒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呆過的，除了把課堂上教材上的東西生搬硬套，還會什麽?你就不嫌給伏龍芝丟人嗎?”劉亞樓越說越激動，也越說越氣憤，從軍事指揮到生活作風，從控訴到責問。“本事不大，脾氣不小，動不動就訓人，連我們朱總司令你也敢罵?”
李德很狼狽地說:“我忘記了，我印象中並沒有罵過朱德同誌。”
劉亞樓針鋒相對道:“你還想抵賴!你罵我們總司令是‘老油子’!”
李德連忙辯解:“不，我說的是‘老頭子’。因為我的中國話說得不好，被人聽錯了，我並不是罵人。”
“什麽鳥顧問，隻會找女人，在‘獨立房子’裏逞威風，上了戰場竟是草包一個!”因為帶著切膚之痛，劉亞樓的嗓門大了，火也旺了。
會場上的蘇聯同誌聽了不以為然，認為罵人不算路線問題，沒有討論的意義。任弼時馬上與周恩來交換意見，由周站起來說，劉亞樓同誌發言比較激動，是因為他所在部隊在李德指揮下傷亡太大，說話帶了火氣，請大家諒解。他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 “短促突擊”等戰術原則，對“福建事變”的處理和長征轉移的最初決策等。同時，他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方針決策，沒有能夠及時製止，對造成的錯誤同樣負有責任。
毛澤民發言中指出，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長征後，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全部丟失，黨在白區的地下組織也全部遭到破壞，紅軍長征開始的30萬人最後損失90％，全國黨員30萬人也損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會間休息時，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麽這麽緊張。李德用德語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麽大損失，怎麽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隻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麽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佛羅林對他搖搖頭道:“沒那麽嚴重，也不必緊張。”
接下來的會議，主持人讓蘇聯和德國及其它國家的共產國際代表也都發言，大都批評李德自以為是，不會尊重和團結別人，很少指出是路線方針上的錯誤。
在征求過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場的中共領導人意見，並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後，共產國際監委會做出對李德的處理決定:
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
但從此以後，共產國際沒有再重用李德。他恢複原名奧托·布勞恩，被分配在蘇聯的外文出版社，參加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著作翻譯成俄文的工作。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他一度從事對戰俘的教育改造，並榮獲衛國戰爭一級勳章。戰爭結束後，他重新回出版社，轉而將蘇聯的政治、文學讀物翻譯成德文。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迫於政治氣候壓力，他不情願地回到東德，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人員。1964年5月，中蘇論戰期間，他在東德《新德意誌報》上向中共發難，並在《地平線》周刊上陸續刊載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1973年結集出版為《中國紀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他忽然病逝。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發布訃告，稱其為“一個真誠的國際主義者和蘇聯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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