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王怡:四海之外皆弟兄——蘇維埃的故事
視覺上最震撼的，有兩個，一是納粹閱兵和紅場閱兵，在步伐、神態與審美觀上，如出一轍。二是影片特別將幾幅納粹宣傳畫，和斯大林時代的宣傳畫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抄襲。
二戰後，蘇維埃在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地區，大量驅逐原住民，為改變人口結構，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半個世紀後，這位拉脫維亞導演利用大量解密檔案，拍了這部紀錄片。末尾說，蘇維埃政權殺死了2千萬男人和女人，這片子是為他們拍的。盡管關於蘇維埃不堪回首之往事的傾訴與披露，已汗牛充棟；最近也看了王康先生在陽光衛視的係列節目“蘇維埃的興亡”。王先生的麵容越發像列寧了，從他口中述說專製苦難，曆曆在目，又恍如隔世。就想，什麽時候唐國強在電視上批判個人崇拜，必有振聾發聵之效。
相比卡廷森林事件，1932年冬天的烏克蘭大饑荒，我以往了解較少。1932年9月11日，斯大林寫信給卡岡洛維奇，說“烏克蘭的局勢嚴峻，我們若不趕緊采取行為，我們就將失去烏克蘭”。幾周後，他作出決定，開始停止烏克蘭的糧食供應。有兩位大饑荒幸存者的描述，說到當年連鹹菜、菠菜和種子，都被沒收，無數人在家裏緩慢餓死。在車站，過於消瘦的人，被趕下了火車。內務部的糾察隊，挨家搜集屍體，一具屍體可換200克麵包。他們將奄奄一息的人抬走，因為不想明天又來。
1932年，烏克蘭的死亡人數是66萬，1933年飆升到700萬人。次年恢複到48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說，現代史上，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饑荒，而發生大饑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影片列出了數據，1929年，蘇維埃的小麥出口是2.6萬噸，到1932年大饑荒時，達到51.8萬噸。這是一場不開槍、不用毒氣的，針對一個民族的政治屠殺。
1940年後，陳獨秀發表了被稱為“最後見解”的幾篇文章中，對蘇維埃政權持徹底否定的立場。他說，“是獨裁製度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所以，“我們若不從製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隻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導演采訪了好些歐洲的學者和曆史學家。一位索邦大學的教授說，他在很多地方演講，列出現代政治屠殺的源頭，總讓很多人驚詫。他列出的就是1849年1月《新萊茵報》上，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暴力的階級革命，是曆史變遷的主要方式。但那些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落後地區，是不可能成為革命者的。恩格斯提到了塞爾維亞等地，稱這些地方是“種族的垃圾”。他們隻可能被消滅在革命中。
1851年5月16日，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也說，太脆弱的民族沒有存在的理由，他特別提到了波蘭。近代以來，最可怕的一種政治思想，就是一部分人被公開地標識為需要被消滅的敵人。在之前的歐洲思想家中，尚未出現這種鼓吹現代政治屠殺的社會思想。
這片子引人爭議的，就是勾勒納粹與蘇維埃的相似與勾結。1939年的蘇德協議倒是是眾所周知的，但內務部與黨衛軍的各種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消滅猶太人方麵，還是叫人觸目驚心。早期，納粹主義很喜歡標榜和蘇維埃的相似性。戈培爾曾在一篇評論中讚美蘇維埃，說“列寧是世界上僅次於希特勒的最偉大的人”。而在德國進攻蘇聯前，蘇維埃的報紙上，也常出現讚揚納粹主義的文章。
左派思想的可怕，就是抹殺了人的靈魂的平等與尊貴。因為他們否定了足以讓人的靈魂平等和尊貴的支點。作家蕭伯納很典型，他的言論我讀過，但從片子裏親眼見到他大放厥詞的演講，還是直掉眼鏡。這位外形和大腦一樣睿智的人物，就像說出一個真理一樣，說，“每個人認識的人裏麵都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毫無用處的人，他們的存在是社會的負擔，我們應該直接要求他們，請證明你存在的價值，你所創造的大過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讓他們活在這個社會了”。1934年，他在倫敦一家報紙撰文，主張科學家們發明一種“人道主義煤氣”，可以讓這些人毫無痛苦的死去。
10年後，納粹集中營中采用了蕭伯納的建議。直到艾希曼受審時，他都是這樣為自己辯護，集中營使用的毒氣是“人道主義”的。
不過蕭伯納還是反對納粹。作為一個左派，他認為社會進步需要殺人是必要的。作為一個啟蒙知識分子，他認為按“種族”殺人是荒謬的，隻有按著“階級”或“智商”來殺人才可以被接受。當列寧寫下這樣的文字，“抓住至少100名富農，殺死這些人質，讓方圓100公裏的人都知道並因此嚇得發抖”。左派知識分子有一種本事，似乎很容易把這裏的豪情壯誌，和納粹區分出來。可能因為納粹的根基是一種錯誤的生物學理論，蘇維埃的根基是一種錯誤的社會學理論。而左派知識分子們生物學都不太好，對社會學卻比較自負。
一位法國女學者說，20世紀的這兩種製度，都有一種相同的創造“新人類”的野心。納粹和蘇維埃，都不能接受人類卑微和罪惡本性的存在。他們希望以政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的方式，來與人性作鬥爭。這就是極權製度的本質。這和阿倫特對納粹與蘇維埃的解讀，有相似之處。隻是阿倫特更多分析的，是民眾對極權製度的接受心理。她說這是人的內在孤獨決定的。按聖經的表達，可從兩方麵說，一是人的靈魂在罪性中有無法被填滿的孤獨；二是人的靈魂中有天然的敬拜和交托的渴望，也就是宗教的渴望，永遠都在尋求被填滿。所以極權製度都具有偽宗教的性質，獨裁者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人類精神的熊市上，低價收購世上一切喪失信仰的靈魂。
以民族、國家或階級，將人類區分，幾乎是世上所有文明的特征。但現代極權主義，是對這種區分的一次殘暴而冷酷的宗教化嚐試。換言之，就是關於階級、國家和民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運動。孔子說，儒家的理想是“四海之內皆弟兄”。所謂四海，就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四海之內，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漢族區域。說白了，其實這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夢想。
殺人固然是錯，但錯得最離譜的，是連夢都作錯了。親愛的小書亞，從你開始，和爸爸媽媽另作一個夢好嗎。這次的夢想，是四海之外皆弟兄。你的膚色，是一種款式，不是一種詛咒。
視覺上最震撼的，有兩個，一是納粹閱兵和紅場閱兵，在步伐、神態與審美觀上，如出一轍。二是影片特別將幾幅納粹宣傳畫，和斯大林時代的宣傳畫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抄襲。
二戰後，蘇維埃在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地區，大量驅逐原住民，為改變人口結構，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半個世紀後，這位拉脫維亞導演利用大量解密檔案，拍了這部紀錄片。末尾說，蘇維埃政權殺死了2千萬男人和女人，這片子是為他們拍的。盡管關於蘇維埃不堪回首之往事的傾訴與披露，已汗牛充棟；最近也看了王康先生在陽光衛視的係列節目“蘇維埃的興亡”。王先生的麵容越發像列寧了，從他口中述說專製苦難，曆曆在目，又恍如隔世。就想，什麽時候唐國強在電視上批判個人崇拜，必有振聾發聵之效。
相比卡廷森林事件，1932年冬天的烏克蘭大饑荒，我以往了解較少。1932年9月11日，斯大林寫信給卡岡洛維奇，說“烏克蘭的局勢嚴峻，我們若不趕緊采取行為，我們就將失去烏克蘭”。幾周後，他作出決定，開始停止烏克蘭的糧食供應。有兩位大饑荒幸存者的描述，說到當年連鹹菜、菠菜和種子，都被沒收，無數人在家裏緩慢餓死。在車站，過於消瘦的人，被趕下了火車。內務部的糾察隊，挨家搜集屍體，一具屍體可換200克麵包。他們將奄奄一息的人抬走，因為不想明天又來。
1932年，烏克蘭的死亡人數是66萬，1933年飆升到700萬人。次年恢複到48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說，現代史上，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饑荒，而發生大饑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影片列出了數據，1929年，蘇維埃的小麥出口是2.6萬噸，到1932年大饑荒時，達到51.8萬噸。這是一場不開槍、不用毒氣的，針對一個民族的政治屠殺。
1940年後，陳獨秀發表了被稱為“最後見解”的幾篇文章中，對蘇維埃政權持徹底否定的立場。他說，“是獨裁製度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所以，“我們若不從製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隻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導演采訪了好些歐洲的學者和曆史學家。一位索邦大學的教授說，他在很多地方演講，列出現代政治屠殺的源頭，總讓很多人驚詫。他列出的就是1849年1月《新萊茵報》上，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暴力的階級革命，是曆史變遷的主要方式。但那些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落後地區，是不可能成為革命者的。恩格斯提到了塞爾維亞等地，稱這些地方是“種族的垃圾”。他們隻可能被消滅在革命中。
1851年5月16日，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也說，太脆弱的民族沒有存在的理由，他特別提到了波蘭。近代以來，最可怕的一種政治思想，就是一部分人被公開地標識為需要被消滅的敵人。在之前的歐洲思想家中，尚未出現這種鼓吹現代政治屠殺的社會思想。
這片子引人爭議的，就是勾勒納粹與蘇維埃的相似與勾結。1939年的蘇德協議倒是是眾所周知的，但內務部與黨衛軍的各種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消滅猶太人方麵，還是叫人觸目驚心。早期，納粹主義很喜歡標榜和蘇維埃的相似性。戈培爾曾在一篇評論中讚美蘇維埃，說“列寧是世界上僅次於希特勒的最偉大的人”。而在德國進攻蘇聯前，蘇維埃的報紙上，也常出現讚揚納粹主義的文章。
左派思想的可怕，就是抹殺了人的靈魂的平等與尊貴。因為他們否定了足以讓人的靈魂平等和尊貴的支點。作家蕭伯納很典型，他的言論我讀過，但從片子裏親眼見到他大放厥詞的演講，還是直掉眼鏡。這位外形和大腦一樣睿智的人物，就像說出一個真理一樣，說，“每個人認識的人裏麵都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毫無用處的人，他們的存在是社會的負擔，我們應該直接要求他們，請證明你存在的價值，你所創造的大過你所消耗的。如果他不能，就不能再讓他們活在這個社會了”。1934年，他在倫敦一家報紙撰文，主張科學家們發明一種“人道主義煤氣”，可以讓這些人毫無痛苦的死去。
10年後，納粹集中營中采用了蕭伯納的建議。直到艾希曼受審時，他都是這樣為自己辯護，集中營使用的毒氣是“人道主義”的。
不過蕭伯納還是反對納粹。作為一個左派，他認為社會進步需要殺人是必要的。作為一個啟蒙知識分子，他認為按“種族”殺人是荒謬的，隻有按著“階級”或“智商”來殺人才可以被接受。當列寧寫下這樣的文字，“抓住至少100名富農，殺死這些人質，讓方圓100公裏的人都知道並因此嚇得發抖”。左派知識分子有一種本事，似乎很容易把這裏的豪情壯誌，和納粹區分出來。可能因為納粹的根基是一種錯誤的生物學理論，蘇維埃的根基是一種錯誤的社會學理論。而左派知識分子們生物學都不太好，對社會學卻比較自負。
一位法國女學者說，20世紀的這兩種製度，都有一種相同的創造“新人類”的野心。納粹和蘇維埃，都不能接受人類卑微和罪惡本性的存在。他們希望以政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的方式，來與人性作鬥爭。這就是極權製度的本質。這和阿倫特對納粹與蘇維埃的解讀，有相似之處。隻是阿倫特更多分析的，是民眾對極權製度的接受心理。她說這是人的內在孤獨決定的。按聖經的表達，可從兩方麵說，一是人的靈魂在罪性中有無法被填滿的孤獨；二是人的靈魂中有天然的敬拜和交托的渴望，也就是宗教的渴望，永遠都在尋求被填滿。所以極權製度都具有偽宗教的性質，獨裁者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在人類精神的熊市上，低價收購世上一切喪失信仰的靈魂。
以民族、國家或階級，將人類區分，幾乎是世上所有文明的特征。但現代極權主義，是對這種區分的一次殘暴而冷酷的宗教化嚐試。換言之，就是關於階級、國家和民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運動。孔子說，儒家的理想是“四海之內皆弟兄”。所謂四海，就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四海之內，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漢族區域。說白了，其實這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夢想。
殺人固然是錯，但錯得最離譜的，是連夢都作錯了。親愛的小書亞，從你開始，和爸爸媽媽另作一個夢好嗎。這次的夢想，是四海之外皆弟兄。你的膚色，是一種款式，不是一種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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