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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梁漱溟：個人名字豈能入憲？
梁漱溟：個人名字豈能寫入憲法？
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全國政協停止一切工作活動，機關幹部自己鬧革命，兩派鬥爭搞得熱火朝天。1968年6月開始軍管，政協機關幹部先在機關搞運動，第二年絕大部分人員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凡屬政協直接發工資而無實際工作崗位的政協委員，一部分被四人幫投入監獄，少數人在機關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幹校，一部分在家呆著。梁漱溟除受紅衛兵衝擊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園練拳、散步，無書可讀了，就認真讀報、看材料，關切著時局的發展和演變。他在《儒佛異同論》之後，又著手《人心與人生》專著的撰寫工作。1970年下半年，政協軍代表決定恢複政協直屬組每周兩次的學習，參加的人數比過去少得多，隻有杜聿明、宋希濂、範漢傑、溥傑、梁漱溟、於樹德、王克俊等十餘人，仍由於樹德任組長。學習恢複不久，軍代表就親臨小組發布，說四屆人大要召開了，意義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擬就憲法草案，現在發下來請各位內部學習、討論，歡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見。
軍代表的一席話，說得這些幾年來無人理睬的政協委員們心裏不由得一陣熱乎。無奈那時的局麵，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頭腦的人都看得出，所謂聽取意見，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學習會的諸公原本是驚弓之鳥，好不容易有了學習的權利，誰還敢自不識相，提什麽意見，惹出新的麻煩？因此學習會一連開了好幾次，把憲草反複讀了幾遍，逐條逐句學習、討論，仍然沒有人提出任何一條哪怕是字句改動的意見。
與眾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裏卻翻騰開了。他也深知，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這新的憲草，又有多少意義？但是，他初讀這部憲草，不當之處幾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見，為什麽不可略說一二？他又想，文革進行四年多了，既無我們這些人說話的權利，又無說話的機會，現在有了，為什麽要放棄？風險興許會有，但既是內部學習、討論，還能因為說幾句話而犯下彌天大罪？他甚至想過，十多位知名人士開了好幾天的會，提不出（實為不敢提）一條意見，就因為怕這怕那，實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讓人家看著無肝膽、無骨氣強。他決定冒險進言。
在最後一次的學習會上，梁漱溟又起立發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齒十分清晰地說：
領導上歡迎我們提意見，是看得起我們，這也是若幹年來所不曾有的機會。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有什麽顧慮，應該坦率地說出自己的一得之見或一孔之見，對則供參考，不對則作罷。因此我考慮再三，在這裏放言，提兩點意見。
第一點，據我的淺見，近代的憲法最早產生於歐洲，首先是英國，其重要出發點之一是為了限製王權。換句話說，就是為了限製個人的權力太大。有了憲法，則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許把任何一個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如有把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則憲法的執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徹底。因此，我認為，現在的憲草序言中，寫上了個人的名字，包括林彪為接班人，都上了憲法，這是不妥當的，起碼給人有個人高於憲法的感覺。接班人之說，是中國的特殊情況，而憲法的意義是帶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東西往普遍性的東西裏邊塞。但我聲明，我不讚同把個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寫進憲法，並不是反對選擇某個人當接班人。中國曆來有自己特殊的曆史條件和曆史現象。接班人之說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是客觀存在，而不在於某個人的好惡，或讚成，或反對。
第二點，這次憲草的條文比先前那部憲法少了許多，條文少不見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條文少了卻不甚妥當，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合適是另一回事。現在的憲草沒有設國家主席這一條，不知為何？
梁漱溟的這兩條意見，現在看來十分平常，但在當時卻是出人意外、震驚四座的。因為確定林彪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寫進黨章的，那麽如今寫進憲草序言自然順理成章。更嚴重的是，如以寫個人名字為準，則憲草序言中有關毛澤東主席的評價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發言雖然隻點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誰聽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當時的語言，這是多麽露骨而猖狂的惡毒攻擊！
梁漱溟先生發言結束，好一會兒大家麵麵相覷，不知說什麽才好。隨後便有人提出：梁在小組會上借提意見為名，行惡毒攻擊之實，用心何其毒也！還有人說：這種話要在外頭講，當場就會被批倒鬥臭，砸個稀巴爛的。有的人建議，要在小組會上對這種反動言論進行消毒。梁漱溟對此一言不發。小組會主持人於樹德最後說：情況向上反映，大家先作準備，問題聽候處理。同時宣布：梁漱溟的反動言論，誰都不許向外擴散，誰擴散誰負責。
這一鬧騰，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他深知，眼下的情勢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於1953年，因為失言而受皮肉之苦，甚至進監獄，都不乏其人。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怎麽辦？他隻有作好思想準備了。
不料，幾天後小組召集人在會上宣布，上級認為，征求意見，在內部提什麽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為思想一貫反動，借機放毒也不足為怪，可不必糾纏。
梁漱溟：個人名字豈能寫入憲法？
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全國政協停止一切工作活動，機關幹部自己鬧革命，兩派鬥爭搞得熱火朝天。1968年6月開始軍管，政協機關幹部先在機關搞運動，第二年絕大部分人員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凡屬政協直接發工資而無實際工作崗位的政協委員，一部分被四人幫投入監獄，少數人在機關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幹校，一部分在家呆著。梁漱溟除受紅衛兵衝擊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園練拳、散步，無書可讀了，就認真讀報、看材料，關切著時局的發展和演變。他在《儒佛異同論》之後，又著手《人心與人生》專著的撰寫工作。1970年下半年，政協軍代表決定恢複政協直屬組每周兩次的學習，參加的人數比過去少得多，隻有杜聿明、宋希濂、範漢傑、溥傑、梁漱溟、於樹德、王克俊等十餘人，仍由於樹德任組長。學習恢複不久，軍代表就親臨小組發布，說四屆人大要召開了，意義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擬就憲法草案，現在發下來請各位內部學習、討論，歡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見。
軍代表的一席話，說得這些幾年來無人理睬的政協委員們心裏不由得一陣熱乎。無奈那時的局麵，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頭腦的人都看得出，所謂聽取意見，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學習會的諸公原本是驚弓之鳥，好不容易有了學習的權利，誰還敢自不識相，提什麽意見，惹出新的麻煩？因此學習會一連開了好幾次，把憲草反複讀了幾遍，逐條逐句學習、討論，仍然沒有人提出任何一條哪怕是字句改動的意見。
與眾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裏卻翻騰開了。他也深知，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這新的憲草，又有多少意義？但是，他初讀這部憲草，不當之處幾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見，為什麽不可略說一二？他又想，文革進行四年多了，既無我們這些人說話的權利，又無說話的機會，現在有了，為什麽要放棄？風險興許會有，但既是內部學習、討論，還能因為說幾句話而犯下彌天大罪？他甚至想過，十多位知名人士開了好幾天的會，提不出（實為不敢提）一條意見，就因為怕這怕那，實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讓人家看著無肝膽、無骨氣強。他決定冒險進言。
在最後一次的學習會上，梁漱溟又起立發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齒十分清晰地說：
領導上歡迎我們提意見，是看得起我們，這也是若幹年來所不曾有的機會。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有什麽顧慮，應該坦率地說出自己的一得之見或一孔之見，對則供參考，不對則作罷。因此我考慮再三，在這裏放言，提兩點意見。
第一點，據我的淺見，近代的憲法最早產生於歐洲，首先是英國，其重要出發點之一是為了限製王權。換句話說，就是為了限製個人的權力太大。有了憲法，則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許把任何一個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如有把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則憲法的執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徹底。因此，我認為，現在的憲草序言中，寫上了個人的名字，包括林彪為接班人，都上了憲法，這是不妥當的，起碼給人有個人高於憲法的感覺。接班人之說，是中國的特殊情況，而憲法的意義是帶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東西往普遍性的東西裏邊塞。但我聲明，我不讚同把個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寫進憲法，並不是反對選擇某個人當接班人。中國曆來有自己特殊的曆史條件和曆史現象。接班人之說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是客觀存在，而不在於某個人的好惡，或讚成，或反對。
第二點，這次憲草的條文比先前那部憲法少了許多，條文少不見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條文少了卻不甚妥當，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合適是另一回事。現在的憲草沒有設國家主席這一條，不知為何？
梁漱溟的這兩條意見，現在看來十分平常，但在當時卻是出人意外、震驚四座的。因為確定林彪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寫進黨章的，那麽如今寫進憲草序言自然順理成章。更嚴重的是，如以寫個人名字為準，則憲草序言中有關毛澤東主席的評價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發言雖然隻點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誰聽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當時的語言，這是多麽露骨而猖狂的惡毒攻擊！
梁漱溟先生發言結束，好一會兒大家麵麵相覷，不知說什麽才好。隨後便有人提出：梁在小組會上借提意見為名，行惡毒攻擊之實，用心何其毒也！還有人說：這種話要在外頭講，當場就會被批倒鬥臭，砸個稀巴爛的。有的人建議，要在小組會上對這種反動言論進行消毒。梁漱溟對此一言不發。小組會主持人於樹德最後說：情況向上反映，大家先作準備，問題聽候處理。同時宣布：梁漱溟的反動言論，誰都不許向外擴散，誰擴散誰負責。
這一鬧騰，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他深知，眼下的情勢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於1953年，因為失言而受皮肉之苦，甚至進監獄，都不乏其人。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怎麽辦？他隻有作好思想準備了。
不料，幾天後小組召集人在會上宣布，上級認為，征求意見，在內部提什麽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為思想一貫反動，借機放毒也不足為怪，可不必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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