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智慧鑄就“大躍進”專題研究的裏程碑—《大躍進——大饑荒：曆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與思辨》評介

集體智慧鑄就“大躍進”專題研究的裏程碑—《大躍進——大饑荒：曆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與思辨》評介

作者：南京大學曆史係 董國強

由宋永毅和丁抒兩位先生主編、香港田園書屋新近推出的《大躍進——大饑荒：曆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下冊）一書，無疑是值得海內外學界關注的關於中國當代史研究——尤其“大躍進”專題研究——的最新成果。這本書是近60位學者集體智慧的結晶。收錄在這本近百萬字的論文集中的文章，一部分是2008年10月在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召開的“中國的曆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會議論文，一部分是近十年來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北京《炎黃春秋》、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等刊物和一些著名學術網站上發表的相關論文。

要對此書的貢獻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首先要對這個專題的研究——乃至當代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史——做一個簡單的回顧。據筆者的淺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近三十年間，中國沒有真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關於“大躍進”的專題研究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不斷解放和中外學術交流的不斷加強，上述狀況得到一些改變。然而關於“大躍進”問題的研究現狀並不令人十分滿意。正如李慶剛先生在其研究綜述中指出：盡管近十幾年來國內“學者們在探討這些問題方麵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有“研究中成果雖然數量較多而有深刻見解的少”，“重複選題和重複論述現象還比較嚴重”（李慶剛：《國內一九九五年以來有關“大躍進”研究若幹問題綜述》，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此次亦編入本論文集。上述引文出現在本書下冊第825頁）。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以下幾點：第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發展史在毛澤東時代出現一個巨大斷層，在此期間陸續進入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工作的從業人員中，有很多人隻知道“學術為政治服務”，隻會寫“大批判”或歌功頌德的文章，而不知道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為何物；第二、迄今為止，官方對意識形態的宏觀掌控依然在大程度上製約著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合轍的研究項目不但很難獲得立項資助，而且即使形成獨立的研究成果也很難公開發表。另一方麵，近十數年來在各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盛行的評價考核機製無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固有特性，片麵強調從業人員獲取項目的數量、發表論著的數量和刊載刊物的檔次規格，而嚴重忽視研究成果的內在質量和創新追求，結果導致很多從業人員將拿項目、發文章看作一種有利可圖的投機生意，而忽略了學術研究的真正價值與功用。換言之，長期以來政治高壓和利益誘導的交互作用，大大助長了從業人員中的犬儒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知識分子所應有的人文關懷情結和社會擔當勇氣則受到嚴重遏製。因而，所謂“研究”，就變成在領導人講話、中央文件、文史資料和相關論著中尋章摘句，快速炮製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論著”；所謂“爭鳴”，就變成用一些內在關聯不強的案例和數據，寫成文章去支持和反對一些現有的觀點。至於見解是否深刻，選題和觀點是否重複，就沒有多少人關心了。

對當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現狀有所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本書的價值和意義。

簡而言之，該書的特色首先反映在充斥於各篇論文中的人文關懷精神和社會擔當勇氣。即使在一些以經濟學和人口學技術分析見長的論文中也是如此。這顯然與該書眾多作者的身份背景有關，而其中有三個類群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個類群是改革開放以後出國留學、其後留在歐美各國從事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的人士；第二個類群是身在國內、但目前年事已高、基本處於離退休狀態的人士；第三個類群是身在國內、年富力強、但受到主流勢力排斥、處於體製邊緣的“異見人士”。這種獨特的身份認同使他們較少受到體製性因素的羈跘，也較少現實功利的考量，敢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真正以民生、民祗為基本歸依，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

其次，該書收錄的許多重要文章都以紮實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其作者多為國內與海外華人學術界中的翹楚，此前已有大量相關論著問世。例如楊繼繩先生曾集數十年之功，以各省檔案文獻和眾多訪談記錄為基本素材，寫出了近百萬字的專著《墓碑》；丁抒先生多年來積極致力於“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研究，其所著《陽謀》、《人禍》已經成為相關研究者的必讀書目；東夫（王東渝）先生此前出版過《麥苗青菜花黃》，對四川地區“大躍進”——“大饑荒”的情況有非常深入細致的分析、描述；曹樹基、李若建等先生長期從事中國人口問題研究，對曆史上人口變遷及其原因了如指掌；高華先生長期從事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獨立研究，其成名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充分展示了他對中共精英政治的許多洞見；陳意新先生長期致力於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有多種論著在海內外發表。此次他們為本書貢獻的論文——如楊繼繩、丁抒、曹樹基等人關於“大躍進”以後中國人口損失的研究，如宋永毅、李若建等人關於“大躍進”運動成因的研究，如東夫、徐海亮、陳意新等人關於各省主要領導人對“大躍進”的態度和對策的研究，如高華、丁抒等人對“大躍進”政治後果的研究，等等——無疑都是其多年研究的理論結晶，體現了目前漢語學界相關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王定、姚學智等一些著名曆史事件親曆者和當事人的回憶從經驗層麵出發，揭示了那些事件背後隱藏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從而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那些事件的認知。

第三，該書第五部分收錄了一批理論色彩濃厚、以技術分析見長的論文，如楊大利的《大躍進與當代中國》、文貫中的《論公社食堂在大饑荒中的謀殺性角色》、林毅夫/楊濤的《食物供應量、食物獲取權與中國1959-61年的饑荒》等，同樣值得我們關注。這類文章的作者長期活躍於美國學界，學術視野開闊，理論素養較高，能夠使用規範的概念和術語與英語學界的學者展開對話。他們提出的那些具體論斷不一定都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對學術研究所持的嚴肅態度，他們對學術規範的重視，以及他們基於思想多元和學科交叉多元而提出的一些獨特視角和研究方法，無疑有助於學術的發展，值得我們很好地借鑒。

筆者斷言本書是集體智慧鑄就的“大躍進”專題研究的一個裏程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共識的達成：第一、關於“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中國人口損失，3500萬人應該是其下限。這個數字不但大大超過八年抗戰期間的中國軍民死亡數據，而且也超過了有史料記載以來中國曆史上曆次大規模人口非正常死亡數據的總和。因而，“大躍進——大饑荒”毫無疑義地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災荒曆史上的突出事件之一。第二、關於“大饑荒”的成因，如果我們繼續沿用“天災”（自然因素）與“人禍”（人的因素和製度因素）的簡要分類模式，後者無疑是關鍵因素。而且與此相關，在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責任分擔上，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個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當局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這種駭人聽聞的災難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第三、“大躍進——大饑荒”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曆史現象。它上承解放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之餘緒，下啟“四清”與“文革”之肇始。從精英政治層麵看，伴隨著大饑荒而來的中共高層的內部分歧，最終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清洗黨內的不同政見者；從民眾政治參與層麵看，通過意識形態灌輸、社會資源壟斷和對“異見人士”的無情鎮壓，迫使廣大民眾不斷被馴化，使得少數政客假借“革命”之名裹挾民眾成為可能。由此可見，“文革”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後果。

強調本書是一個集體研究的裏程碑，並不意味著此項專題研究的終結，而是意味著一個新的起點。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一般而言，現有的大多數研究成果依然以“事件”為關注焦點，大家的主要精力依然集中於“大躍進”口號的提出；“大躍進”發動的原因；“大躍進”運動失敗的原因；“大躍進”運動的後果；“大躍進”運動中的教訓與啟示等五個方麵。因此，我們有必要將作為“事件”的“大躍進”與那個以“大躍進”為主要標誌的曆史時期加以區別，更多地對那個時期的社會心理、社會群體及社會事件、那個時期的文學和藝術、那個時期的教育等內容進行研究考察（李慶剛：《國內一九九五年以來有關“大躍進”研究若幹問題綜述》）。事實上，也有一些學者已經在這些方麵作出了積極的嚐試。例如本書此次收錄的高華的論文《曆史記憶：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和皮學軍的論文《紅燈亮在求生之路——“大躍進”時期流民的收容遣返》等，都是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別開生麵的產物。筆者在此想要強調的兩點是，要進一步拓展與深化相關研究，第一離不開研究者的人文關懷精神和社會擔當勇氣；第二離不開深入紮實的實證研究。否則，所謂“拓展與深化”就會淪為空談。還是以本書收錄的文章為例，高王淩《“大躍進”時期的農民行為》一文立意甚高，假如輔之以紮實的微觀實證研究，一定會是一篇創新性極強的傑作。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文中除了列舉一些人所共知的社會現象和引用了一些各地民間流傳的不滿言論外，很難看出當時農村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如何構建的，哪些因素主導或製約著農民的思想和行為，農民的不滿有哪些具體的表現，這些不滿又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和途徑得到化解，以至於中共的統治能夠在危機中得到延續。

早有學者指出，過於泛化的“中國”概念很可能誤導中國問題的研究，因為中國的疆界實在太大了，相當於歐洲多少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差異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從主觀上講，我們當然希望看到有更多的類似楊繼繩的《墓碑》那樣的鴻篇巨著問世。但我個人對此前景並不樂觀。楊繼繩先生個人的超凡毅力，其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尤其是他長期擔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的特殊地位，都不是其他人可以輕易效仿的。因此我認為，相關研究的拓展與深化隻能寄希望於更多的、在正確的理論與方法指導下的微觀實證研究。否則，我們很難跳出原有認知的巢臼，隻能不斷產生出一些表麵看來“大而全”，實際上則“殼裏空”的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