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認百年中國——世界觀的反思 zt

再認百年中國——世界觀的反思

2009-02-20 炎黃春秋

1.時代精神與新的視角

曆史是一套常讀常新的教科書。人們研究曆史，非為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改革現實和優化自己未來的走向。因此，每一代人、甚至每一時代，都要對曆史進行自己的再認識。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國，時代精神是“反抗”、“鬥爭”、“奪權”、“革命”。因此，“以農民起義為主線”的研究模式，自有其合理性。新中國成立後的時代精神，本應由革命鬥爭轉向對現代化的追求。可惜的是，這種轉變在29年後才成為現實。研究近代史的視角，也才隨之而有轉變。新視角與舊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它更主要是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待、分析中國近代史，而不把中國近代史視為僅僅是一場“革命史”。從這種新視角來看，對於一係列的重要事件、曆史人物及社會思潮，都有新的認識。文[23]有係統的總結，頗值一讀。此處僅簡要記下幾個重點問題。

2.如何看待舊政權及其中的人物

革命需要奪權。對於一切舊政權，曆數其“不是”，有助於證明曆次革命的正義性和動員革命力量。由此逐漸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舊政權一無是處。“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對於社會曆史問題的是非曲直，不必從當時的條件出發進行認真的科學分析，貼一張“階級標簽”就足夠了。這是鬥爭哲學的妙用之一。難怪狄慈根把辯證法稱作“革命無產階級的神學”，卻從未受到馬克思的批評[24]。革命需要神學，但建設卻需要科學。史學界的轉變是可喜的。

⑴洋務運動。不應當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它歸入反動路線一邊。它是在鴉片戰爭敲開中國國門之後，學習西方的具有進步性的運動。它揭開了封建製度下的中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序幕，促進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雖不無消極作用，但有利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順應中國曆史發展潮流的。

⑵清末新政。包括振興商務、獎勵實業、鼓勵私人資本的自由發展；改革軍製，即逐漸裁撤舊式綠營、防勇，編練新軍；廢科舉、辦學堂、獎遊學；改革官製、整頓吏治等。是一次比較全麵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改革了舊的封建製度。是一次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符合曆史發展潮流，並產生積極影響。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清朝雖已腐朽，但其存在形式仍有意義，有可能通過改良逼他走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如果清朝未被推翻，“新政”措施繼續進行下去，就不會出現民初的混亂局麵。這就牽涉到革命與改良的學術爭論。後麵再作探討。

⑶南京政府建立。清朝滅亡以後，軍閥割據，政令不一，南京政府初步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而且她在改訂新約、關稅自主、十年建設三方麵有所建樹。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友好通商條約。這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觸動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但它減少了其在中國的特權，符合人民的願望，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她使帝國主義國家做出讓步，中國獲得關稅自主權，能夠自定稅率、自由支配關稅，並基本掌握和控製了海關行政權。抗戰前十年（1927-1937），經濟建設和工農業生產得到了恢複和發展。193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曆史最高水平。交通運輸方麵有了改觀。十年內建鐵路八千餘公裏，開辟了民航等。如果沒有十年經濟建設打下的基礎，中國在八年抗戰中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將是更為艱巨的。

⑷抗日戰爭。傳統觀點認為，國民黨從不抵抗主義到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解放區戰場成為主要戰場；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等，難以令人信服。應該說是。一個戰爭，兩個戰場，三個政權。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全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共同進行的戰爭，而不是同時存在一個外戰，一個內戰。存在兩個抗日戰場，這是事實。兩個戰場的戰略地位不同。國民黨軍，處在日軍戰略進攻的正麵，負責正麵戰場作戰。八路軍、新四軍處於日軍的後麵或側翼，負責敵後戰場作戰。兩個戰場各自獨立，實行不同的戰略戰術。國民黨軍作戰，主要是正規戰、陣地戰。八路軍、新四軍則以遊擊戰為主。解放區戰場的獨立性，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而加大。兩個戰場之間，又有矛盾與鬥爭，有時很尖銳。抗戰時期，中國國土上存在著三種政權:國民黨政權、解放區政權和淪陷區的傀儡性、殖民地性政權。國民黨蔣介石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因為他們掌握著全國政權，沒有他們的讚同和參加，就不能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形成全民族抗戰。

⑸光緒皇帝。他是滿洲皇族中比較能接受新思想的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動是在戊戌維新時期。他全部接受維新派的建議，有高度的變法決心。其實，如果沒有光緒的銳意進取，就不會有百日維新。他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試圖仿效外國來革新中國的開明皇帝。他雖然有嚴重弱點，但並不能證明他隻是一個洋務派的皇帝。有人通過分析光緒所處地位及其親政時期的主要業績，闡明他是一位資產階級化的愛國皇帝。這種新觀點，值得注意。光緒的失敗，自然有其原因。如果條件改變，光緒沒有失敗，沿變法的路子走下去，中國的近代又會如何發展呢？值得思考。

⑹李鴻章。不能簡單地說，他就是一個賣國賊。他和當時的頑固派相比，是開明進步的。他敢於正視現實，不甘滅亡，以圖自強。他倡導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創辦了一批軍事工業，這有抵抗外國侵略的一麵。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限製了外國經濟侵略勢力的擴張，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主張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來培養洋務人才，這對近代資產階級力量的興起，有某種促進作用。在維新與守舊的鬥爭中，他明裏觀望持重，暗中對變法多有同情。在百日維新中，他支持振興工商業、支持廢八股、興學堂，對改革政治體製也不全然反對。但他在外交方麵簽訂了大量的不平等條約，是有罪的。

⑺袁世凱。不能再簡單地認為，他就是一個竊國大盜。對於他在清末民初這一特定曆史條件下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麵的近代化進程所起的主體作用，應該肯定。首先，對於袁所創的北洋政府，應看到其對後代、遠東乃至世界關係格局產生的影響。並且承認，這是當時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就當時的勢力和人心傾向的對比而言，孫中山是無法與袁世凱相抗衡的。袁取代孫是政治權力競爭的結果。而且孫所主張的臨時政府的組織形式及所製定的《臨時約法》，根本與國情大相徑庭，無法實現。其次，從清末新政到民初經濟改革，是中國資本主義製度代替封建主義製度的曆史轉折點，袁世凱在這一時期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正反映了曆史發展的總趨勢。除了在經濟上推行改革措施（如發展交通運輸、興辦基礎設施、整頓金融、改革幣值）外，袁世凱還興學重教、大辦近代新教育、注重開啟民智。另外，袁氏還推進了外交近代化，多次領導了收回權利運動。長期以來人們頭腦中的袁氏“敢於賣國、善於賣國、大施賣國”和“接受二十一條”的觀念，實際上是由於基本史實沒有完全搞清，或先入為主的觀念而的得出的結論。客觀地講，袁氏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已突破晚清排外製夷方針，基本上是積極的弱國的妥協與抗爭相結合的外交思想與實踐。至於這種進步中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的一些代價，應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問題，不應隻歸咎於袁氏個人。同時，清末民初對文化和政治上的寬鬆政策，袁氏客觀所起的積極作用，也應肯定。

袁世凱稱帝肯定是不對的、反動的。但不應因此而否定他整個的政治活動。其性質又與張勳複辟不同，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中國幾千年的東方專製主義傳統的影響，太深了。以致對每一個能坐上全國“第一把交椅”的人，“天子癮”都是擋不住的誘惑。從洪憲皇帝，到委員長和偉大舵手，無不如此。所不同的隻是，從重形式變到重內容，檔次逐漸提高，甚至還有理論。時間也越來越長，而不是過把癮就死。

⑻宋子文。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財政金融和對外關係等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是國民黨政權內政、外交方針的主要製定者和實施者。但對他的研究，卻是大陸學者不敢觸及的課題。近年來才稍有突破，對他在外交方麵尤其是抗戰時期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在外交方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宋子文對此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外交活動中，他堅持維護中國的主權。如他把香港、九龍以及英國在華的其他租借地於戰後交還中國，視為必然的結局。他的外交活動，還為戰後中國的國際地位打下了基礎。原在抗日戰爭之初，美國政府對華政策頗為消極。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宋子文在開展對美交涉活動中取得了成績，這對中美戰時合作關係的建立和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此人在相當時期曾具有某些進步傾向，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3.革命與改良

半個多世紀來，在國內的主流意識形態中，革命被視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至高無上的。這裏的革命，自然是狹義的，指階級鬥爭和暴力奪權。從這種觀點出發，對曆次的農民起義，都持肯定態度，並視為曆史研究的主線，對於改良，則頗有微詞。但革命至上論，是值得懷疑的[25，26]。首先，認為“人類社會是五種生產方式依次演進的，生產方式的改變是通過革命實現的”。這些，都是從一定範圍內的曆史現象總結出來的帶有或然性的特征，例外的現象很多，並不具有必然性。當它們被推廣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確定性的規律之後，就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曆史問題的桎梏。其次，近代西方有兩股潮流，產生兩種風格各異的政治傳統:一是英美式的經驗主義，重改良，一寸一寸前進，螺旋上升，沉著事功；另一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理想主義，動輒革命，狂飆突起[26]。日本走前一條路，由維新推動現代化。中國則極端崇拜革命，勝利後還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國民經濟革到了崩潰的邊沿。擯棄革命實行改良（改革）後，才慢慢趕上去。最後，再看當今世界。近半個世紀來，和平和發展成為主題。而對暴力革命的崇拜，卻使某些地區陷入“落後——動亂——落後”的惡性循環而不能自拔，並成為恐怖主義的根源之一。

⑴關於太平天國。傳統觀點認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農民為主體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運動。它代表著中國人民大眾反封建、反外國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進步的，性質是正義的。近來有人對此作了具體的分析[27]。太平天國的功績有三條:極大地衝擊了整個封建統治秩序；雖然在形式上沒有超出農民起義的框框，卻顯露出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趨向；不僅敢於反抗清朝，也敢於反抗船堅炮厲的外國侵略者。但他也有過失，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第一，它沒有給農民帶來解放，隻是換了某種名義，把農民仍舊束縛在封建剝削製度之下。定都南京後決定施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意味著它承認並接受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製。第二，它沒有使農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農民政權。卻建立了神權與王權相結合的專製統治。洪秀全當起義駐軍桂平石頭腳時，就立了15個後宮。到東鄉建國，就增立36個後宮。到建都天京，再增立88個後宮。在建國時，就立他的兒子洪天貴為幼主，繼承皇位。在廣西永安州時，就決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襲。洪秀全執政，立法無章，大綱紊亂，措置乖戾。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權統治。假如它統一了全國，中國的曆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第三，太平天國沒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第四，它不加分析地反對以儒家文化為主流中國傳統文化，對當時和後世社會都產生了不良影響。又以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為國民心理所不容。

⑵對曾國藩的認識，放在這裏說比較方便。解放以來的傳統觀點，對曾國藩是全盤否定的，認為他是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劊子手。近些年來，這種觀點日益受到評論者的反對，評價基本上翻過來了[27]。首先，曾國藩打敗了太平天國，避免了中國曆史倒退到神權政治的黑暗時期。其次，他是中國近代化的發軔者。洋務運動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運動。而它的發起人、倡導者、實踐者正是曾國藩。他率先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軍事工廠——安慶內軍械所。他還不滿足於手工製造近代船炮，派最早留學美國的容閎，赴美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準備建立近代機器工業。他與李鴻章共同創辦江南機器製造局。他還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教育的近代化。1872年派人到美國留學，揭開了我國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曆史。他促進了我國的海軍建設，對於從輪船的製造、海軍的建製、水兵的招募與訓練、到海軍經費的籌集和水師章程的製訂等，都作了許多的探索。以後海軍的發展，基本上都是按曾國藩製定的藍圖進行的。他對中國近代化運動，不僅有發軔首創之功，而且還使中國在近代化道路上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⑶對於義和團運動。一種新觀點認為，它不是曆史進步的潮流。中國舊式的農民戰爭到太平天國就結束了。20世紀初，資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農民不可能單獨改造中國。義和團運動在反帝的同時，也排斥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科學技術，反對一切與“洋”有關的事物，想要保持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這一點上，義和團運動比之資產階級領導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不但不是曆史的進步，而且可以說是曆史的倒退與反動。

⑷對戊戌維新的性質，無大改變。但有兩種觀點，值得注意。一種認為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它所追求的君主立憲是資產階級專政，維新運動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向地主階級奪權，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預演，與改良主義又有著本質的區別。另一種觀點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或改革。因為維新派不讚成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動革命，推翻清王朝，所以不能稱之為革命。但改良與改良主義不能混為一談。不能把任何條件下的改良都稱為改良主義。改良與革命雖然對立，但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

4．開放與封閉

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首先在英國產生，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8]。曆史地說，發生產業革命是必然的，但發生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卻是曆史事變湊合的結果。它隻能發生於出現了這樣的湊合的國家內，然後傳布於世界。具備必要條件較多的國家，接受產業革命也較迅速；而具備條件愈少的國家，接受愈為遲緩；接受的方式，也顯出大大小小的差異。“由此可以推論出，認為任何國家都必然會產生出資本主義，是荒唐的。特別是中國，這個自大的天朝，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戰爭還敲不醒，一直到1894年的中日戰爭猛敲一下，才略欠一個身，到庚子、辛醜才醒過來的中國，說會自發地產生出資本主義，真是夢囈！”[18]

與西方文明形成極大反差的是，中華文明的封閉性。從各個方麵和不同層次來看，都是如此。首先，她的國門是封閉的。這與她的華夏中心主義、頑固的夜郎自大心理，密切相關。這種封閉性坑害我們600多年，使我們被遠遠地拋在世界曆史潮流的後麵。在近代，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引進和發展。其次，幾千年來我們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製度文明，都帶有鮮明的封閉性的印記。往往太鍾情於“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和“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界。19世紀下半葉，我國陝西地區一次回民起義失敗後，有數千家流落到今哈薩克斯坦境內[28]。後來發展到12萬人，稱為“東幹人”。120年過去了，這個“陝西村”的生產方式，仍然是小農經濟。講的仍然是清朝末年的陝西方言，不大懂現代漢語。這可以說是現代的封閉性文明的活標本。聯係國內在開放20多年來的巨大變化，可見開放對發展是何等重要。

鴉片戰爭，從革命的視角看，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國的反侵略之戰。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著眼於全世界的曆史，從發展的視角來看，卻是西方的先進的現代文明，與中國的封閉性的落後文明之間的碰撞。兩種文明，狹路相逢，必有一場惡鬥[29]。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卻意外地得到了開放和現代化的一線生機，使我們從沉淪中逐漸覺醒。1840——1978年，中國國門的開放，一直是被迫的。甚至連鄧大人也說，“不改革開放，沒有出路”。開放的自覺性，是在實踐中逐漸提高的。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自然是由於戰敗。但有很多不平等條約，其實是中國人自己送上門的。是由於清朝官員的愚昧和不懂外交規則，讓人家給蒙了。這些苦澀的史實，也教我們懂得開放的重要。

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觀點突出的是她的政治革命性質。新觀點在肯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相互促進的前提下，著重討論了五四運動所反映的救亡主題，與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題的碰撞和同化作用。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遇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兩者很快合流在一起。最初，啟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漲，啟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但不久救亡壓倒啟蒙。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分子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特別是在救亡的革命潮流中，在艱苦長期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在與農民出身的指戰員和農民群眾共同戰鬥的環境中，民主啟蒙觀念被農民小生產者的某些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擠走了，封建主義乘機複活。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出現過短時間的百家爭鳴的局麵。解放是衝破封建主義的束縛，也是一種開放。百家爭鳴也是開放，她之所以能夠出現，是因為當時全國不統一，和春秋戰國時代一樣。隻要統一了，在這個東方專製主義的國家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爭鳴。

5．還前人以本來麵目

近代曆史人物中，在當代受到歪曲、篡改最嚴重的，莫過於胡適和魯迅了。對胡適的所謂“資產階級唯心論”，批判了20多年，化了幾百萬字。一無是處、十惡不赦矣！這是胡適？！反過來，對魯迅，則帶上一頂頂嚇人的桂冠，十全十美，神通廣大矣！先生九泉有知，能夠認可？不禁首先要問，這是為什麽？批判胡適，是為了殺雞駭猴、敲山鎮虎。收拾得大陸上眾書生，萬馬齊喑、俯首帖耳。神化魯迅，則服從於借“我和魯迅是相通的”，來神化“救星”。更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如果說這在近代，是為革命，情有可原的話。那麽，在建國以後，特別是在文革中，借歪曲魯迅的話來打倒一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卻是別有一番用心了。還前人以本來麵目，更待何時？對前人，不應依今人的需要來苛求，而應從他所處的條件出發，看他對曆史發展的作用。要把政治和學術（含文學、藝術）分開來看。政治的因素，會隨曆史的發展逐漸淡化。而學術的魅力，卻是永恒的。

⑴先來看胡適。

①政治表現需要分析。以“九一八”事變為界，胡適的政治態度有較大變化。在“九一八”之前，胡適作為自由主義者，同處於掌權地位的國民黨有激烈的衝突。“九一八”之後，胡適則成了統治集團的成員，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學者。他是不讚成共產主義的，但人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30]。他信奉的實證主義，不主張設置什麽“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同共產黨也沒有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馬克思主義、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31]，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他在《新月》上發表的文章《知難行亦難》，是針對孫中山的著名學說“知難行易”的[32]。敢對國民黨的“國父”的重要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胡適等新月派人物，曾一度宣揚“好人政府”，並為此大聲疾呼[32]。其中隱含著國民黨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國民黨為之暴跳如雷，並不奇怪。說胡適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似乎比國民黨的中統、軍統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忠實走狗還要危險，非常牽強。這和說“清官能延長封建統治的壽命，而贓官能促其衰亡，贓官比清官好”，意思相近。解放戰爭後期，北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國民黨反動派大施鎮壓，逮捕學生。胡適在此關鍵時刻，並未出來幫政府的忙。而是張羅著保釋學生，還親自找過李宗仁[32]。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挺微妙。不能說他沒有政治野心，但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蔣介石一生未脫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是胡適對於這一點並不清醒。書生的悲劇正在於此。

②胡適的功績。在五四時期，他主張文學改良、提倡白話文、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反對封建禮教等[23]，影響很大。單拿《文學改良芻議》來說[33]，所提的八個問題: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究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不僅當時，對文學發展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就是拿到現在來看，也有很大的現實意義。胡適主張學習西方，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上都不如人。”“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的侵略壓不住日本近60年的發奮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我們到今日還迷信不學無術可以統治國家，不肯低頭學人家治人富國的組織與方法”[34]。這些話，我們今天聽起來，不還是振聾發聵的嗎？！他積極倡導學習“西洋近代文明的第一特色是科學。科學的根本精神在於追求真理。”“求知是人類天生的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要求”。“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35]他用近代西方人，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歐學者研究曆史的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三四千年來的史料和學術，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把真麵目呈現出來[36]。

③問題與主義之爭。建國以來，一直被視為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罪證。這是一個冤案。胡適的文章[37]，寫作的動因和矛頭所向，是安福部首領、親日派大王揖唐。這樣的人，居然也主張“民生主義”，並高唱社會主義，不是很危險嗎？胡適指出；“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危險。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情”。“社會主義，有馬克思的，也有王揖唐的”。“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研究解決問題就難了。”“不是勸人不研究主義”。“‘主義’的大危險，就是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哪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了”。李大釗的文章[38]指出，問題與主義不可分。研究主義，尋找根本問題的解決辦法，也很重要。表示對胡適的觀點，“有的全讚成，有的稍有差異”。胡適的說法，有片麵性。李大釗看來是作為同事和學友提出探討，很客氣、很平靜。完全是正常的學術討論，看不出激烈的鬥爭。胡適的罪狀，完全是後人斷章取義，恣意炒作的結果。我倒有兩點意外的發現:一是，“偏向紙上的主義很危險。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情”。這種情況，建國以來，尤其十年動亂中，難道我們見得還少嗎？二是，經曆過風風雨雨的中國理論界，目前出現了多元化的可喜趨向。多元化，說白了就是，以研究問題為中心，不恪守某一主義，能解決問題的都汲取。這不是與胡適不謀而合嗎？胡適文章在80多年後的這些現實意義，恐怕是胡、李二位先生，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吧。

④治學之道。他有極精辟的論述，仔細玩味，受用不盡。一是博與精[39]。“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方麵，是他的專門學問。博大方麵，是他的旁搜博覽。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維他獨尊，無人能及”。博有助於精，“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後可以專讀一書”。精，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二是“讀書先要會疑。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39]三是“發表是吸收知識和思想的絕妙方法”。“發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說，手到是心到的法門。”[39]四是治學方法四字訣[40]:勤、謹、和、緩。勤是眼勤，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謹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和是心平氣和，平心靜氣，虛心體察。平心考察一切不合理的事實和證據，拋開成見，服從證據，舍己從人。緩是從容研究，莫急於下結論。五是下聰明的笨功夫。“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絕頂聰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41]。

⑤為人處世。他的若幹特點，人所難及[36]。一是居處恭，執事勤。二是對人熱誠忠心，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淩人的架子。這一點就是拿到今天來看，也頗為難能可貴。三是做學問一絲不苟。四是“於人何所不容”的大度。他認為對同事和朋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41]所以他的朋友極多，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微笑。現實生活中，這種人怎麽這麽少？！

⑵再來看魯迅。可以說是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至今學術界各派仍各持其理，分歧隨處可見。台灣學者一直努力淡化魯迅的政治傾向，視其為傳統文人加以研究。日本學術界受大陸影響較大。西方一些學者的魯迅研究，明顯帶有反共的政治傾向。對魯迅的評價，有幾種觀點:一是繼續堅持傳統觀點，神化魯迅。二是全盤否定魯迅的文學創作和思想，如有的學者從基督教神學“愛”和“寬容”的觀點，認為他宣揚“恨”的哲學。三是實事求是地重新評價，不把魯迅當作神或完人來對待。持這種觀點的越來越多，但實際表述差距較大。如有認認為:“立人”是魯迅全部思想的出發點，愛國主義和反封建思想鬥爭，貫穿魯迅的一生。有人則認為:魯迅說不上是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而屬於“世紀末”非理性心理學傳統。在政治上，他隻視共產黨為同盟者，但保持了自己的世界觀和獨立性。這些都值得參考。受限於史學界的研究現狀，我對魯迅的認識，現在還不大清楚。僅記下幾點。

①魯迅是被曲解和利用了的。他的一些說法在文革發展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假洋鬼子不準革命”[42]，被用來批判“劉鄧反動路線”和煽動造反精神。“四條漢子”[43]和“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被用來打倒思想文化界一大批領導幹部。“橫眉冷對千夫指”和“打落水狗”[44]，被用來促使殘酷迫害幹部和知識分子。連他那段關於水滸的評論，也同毛關於水滸的“最新指示”一起，成為打擊周恩來等的武器。因為這些，我曾認為，魯迅的極左思想，也是毛的理論武器。後來才知道這是一種誤會。

魯迅被曲解有幾種情況。一是時代和批判對象的遷移。如“打落水狗”等，是1926年針對反對革命和維新，甚至到官府告密“以人血染紅頂子”的反動派的。40多年後，革命勝利也很久了，卻被用來對一些幹部和知識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二是本來並無多少惡意的批評，被上升到惡意的判決。如“四條漢子”。三是曲解原作者的本意。《阿Q正傳》的本意，是借所創造的藝術典型，反映國民性中誇耀過去、自我安慰、不能正視嚴酷現實的弱點，表達作者對於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和力圖喚醒農民的覺悟，促使他們起來革命的願望。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曆史教訓，從而提出了啟發農民的民主主義覺悟的嚴重課題[45，46]。數十年後，一大批覺悟起來投身革命、在勝利後參與管理國家的農民，卻成了不準革命的假洋鬼子。這是魯迅先生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吧。四是借機影射。毛先生和一個青年議論幾句《水滸傳》，觀點也未必正確。我就認為金聖歎和羅爾剛是對的。水滸隻有70回，後30回是後來的好事者盜加的[47，48]。不用多深的功底，細心即可看出:70回後，語言和整個藝術水平都遠遠和前麵的不相匹配。而從70回本，得不出毛的結論。但從文學評論來說，作為一家之言，毛怎麽講有他的自由。而作為“最高指示”，還拉上魯迅作陪，假借一本小說來影射和打擊主張解放幹部的人，這種發明可就太卑下了。

②魯迅的功績，首先在於他在五四時期高舉反封建的大旗，在思想文化界起到很大的啟蒙作用。這對於仍然麵臨著反對封建的思想、文化，真正實現開放、民主、科學的中國人民，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接著，是他所體現的人本位思想。在一個最不把人當人的極權國家裏，他把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發揮到了極致[49]。他因不願做奴隸而反抗，敢於攻擊社會、獨戰多數。不料革命以後，受了奴隸的騙，變成“革命者”的奴隸。“左聯”成立前，他與“創造社”、“太陽社”的共產黨人，發生過曆時兩年的“革命文學”之爭。“左聯”成立後，彼此已成“同誌”，他又不宣而戰，對當年的“革命文學”論者進行再批判。在“左聯”時期，他與黨團書記周揚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兩個口號”的論爭，從組織結構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左聯”內部的一場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集體對個人的鬥爭。魯迅加入“左聯”，並不包含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不可能加入那種有著森嚴紀律的黨派組織的。他始終要成為“個人”，而不是什麽“馴服工具”，不是那種生鏽的或不生鏽的“螺絲釘”。假如魯迅活到70年代，經過曆次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其命運如何？我倒希望有膽識的作家，用浪漫主義手法創作一部小說:《魯迅在文革中》。

③應當把魯迅請下祭壇，還他一個人間的文學家的本來麵目。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遺產，應當認真開掘與發揚。任何人都不可能沒有缺點。對於他的某些偏激的觀點，如否定中醫[50]等。就不必求全責備了。

6．為什麽和德先生擦肩而過

關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研究，無大進展。但文[23]的有關綜述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說“主要是因距離現實太近，曆史仍在繼續發展之中，且對建國前各種曆史事件的評價還有待於時間的考驗。加上檔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還不夠係統，這一領域的曆史研究所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比其他課題更多、更深，爭論較多的也隻是一些具體的史料性問題，故暫時不可能從更宏觀的曆史角度去重新認識這一曆史事件。”翻譯成大白話就是:①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實政治形勢的變化，對曆史問題的認識也在改變。例如，西安東郊酈山上的那座亭子的命名，由捉蔣亭，而兵諫亭，複興亭。再過幾年海峽兩岸統一後，可能還得改。②受限製於政治權威，目前還隻是爭論一些史料性問題。實質性問題的研究，還是禁區。史料工作也不能令人滿意。③要重新認識這一曆史事件，必須從更宏觀的曆史角度來看。其實，對複雜問題的認識，需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微觀上的條分縷析是必要的；宏觀上的總體感悟更是重要的。對廬山，你橫看是嶺，側看是峰[51]；遠看、近看、高看、低看，感覺各不相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在直升機上看就不同了，能看到全局。通史對近代史是全局，世界通史更是全局。曆史的更宏觀，就是胸有全局，八萬裏河山奔來眼底，五千年往事湧上心頭。簡言之，世界史高度。咱選個小問題試試。

世界各國至今出現過的政治體製中，多黨製議會民主，是比較先進的製度（理由後麵說）。在世界上相當普遍，二戰結束後，共產黨參政的現象也很普遍。但中國與民主製之間的鴻溝，為何如此難越？兩者在曆史上，曾數次擦肩而過。最明顯的是二戰結束之際。1945年中共七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就是論聯合政府的。隨後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協議。假若聯合政府成立，實行民主政體，兩黨共同管理國家，那會怎麽樣呢？窮過渡，搞一個準社會主義？不大可能。一呼百應，來個大躍進、廬山會議，導致三年經濟困難，餓死3000萬人[52]，絕不可能。揮手前進，喚來十年動亂，死2000萬人，整一億人，損失八千億[16]，也絕不可能。因為有製約機製（詳見後麵的論證）。二戰結束後，日本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差不多。中國若按這條子路發展，到現在怎麽也不會比日本落後。我們還用得著低三下四向人家要貸款嗎？隻可惜，我們與德先生擦肩而過！那又為何八年抗戰剛剛結束，卻又爆發了全麵內戰？為何力主和平建國的民主黨派，阻止不了內戰的爆發？傳統觀點認為，責任全在國民黨，已不能令人信服。恐怕需要考慮深層次的願因。

著眼於通史，我們有的是數千年的東方專製主義的傳統。曆來是一國不容二王，甚至一山不容二虎的。就連李自成和張獻忠起義後見麵時，都要考慮何時火並。著眼於理論，別忘了國共兩黨，都是以俄為師建立起來的。老師的理論是無產階級專政。用列寧的話說，就是“不與任何階級分掌政權”。就是一黨專政。再看近代，民主革命是國民黨先行的。隨後共產黨參加，國共第一次合作，推動北伐。1927年合作破裂，隨後的十年內戰，遂有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後來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國共兩黨，和則兩利，鬥則兩傷。是曆史已經證明了的。1945年，美國派到中國的大使赫爾利上任之前，先到莫斯科[53]，找到莫洛托夫，問他蘇聯到底支持中國的哪一派，蔣委員長還是共產黨？莫說支持蔣。隨後赫爾利見到斯大林，又向斯大林要求證實這話，斯大林說:“是的，我們支持蔣委員長！”接著還證實了莫洛托夫講過的“中國有人自稱共產黨，其實不是，就是一批人沒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斯大林小看中共，後來做過檢討。但他認為國民黨屬於革命勢力，恐怕是沒有錯的。回顧這段曆史，對於第三次國內戰爭，我倒更傾向於認為:那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股政治勢力之間的一次火並。那為什麽又非打不可呢？就是因為傳統的負擔太重了。不論毛先生還是蔣先生，以及他們周圍的諸位。都過於迷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因而，合作是暫時的，不可能是永久的。最終的歸宿隻能是，不共戴天。

作為對比，回顧美國開國以後的一段曆史[1]。華盛頓是一個大地主，隻因為大陸會議實在沒有別人可以帶兵，他才成了總司令。而戰爭確實也是艱苦卓絕的。英軍打敗了，康華利投降了。華盛頓部下的將領，還有他部下的一個政治家漢密爾頓，要擁戴他為國王。華盛頓堅決拒絕。為了表示決心，他幹脆離開了軍隊。總統他也隻當了兩任，第三任就拒絕參加競選。那位主張王製的漢密爾頓，也沒有殺頭。他違反潮流，沒有當上總統，不過成了“聯邦黨”的創始人。他們和主流派黨對峙，成為美國後來兩黨製的基礎。再回過頭來，在我們這裏看到的是:視軍權如生命，和對極權的執拗追求。想過“天子癮”，對於袁、蔣、毛，都不能單從個人品質方麵看。根本問題出在傳統中。由此可見對封建文化進行批判，是何等的重要與艱巨！

7．中共黨史上的團團迷霧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1936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電文，署名是“洛甫、毛澤東”，好生奇怪！不是“在遵義會議之後，就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嗎，這種署名如何解釋？難改的好奇本性，驅使我刨根兒問底兒。眼前逐漸呈現一團團的迷霧。

1935年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為黨中央總書記[54]。怎麽後來成了“總負責”，再後來連這個也沒有了呢？到陝北後的瓦窯堡會議，是張主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件是張起草的。怎麽後來就都算在毛的賬上了呢？延安整風時，“張聞天、周恩來檢討最深刻，過頭之處甚多，當時就令人無法理解”，為什麽？張在陝北集中搞了一年的農村調查，相當深入。其成果的應用，為何不見交代？1937年的“十二月會議上”，“按照共產國際可能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改組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不再設總書記。但仍由書記之一的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來他怎麽就在中央領導集體中消失了呢？毛曾說過:“張當總書記講民主，能聽大家的意見，是‘明君’”。那為什麽後來他又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呢？張在東北工作期間，根據調查資料總結出的五種經濟成份，怎麽後來就成了毛的發明了呢？還有，過去一直說，“十年內戰時期，前三次反圍剿，毛指揮打勝了。第四次毛雖然沒有了軍權，但仍有他的軍事思想的影響在起作用，所以也打勝了。”可都知道毛是政委，負責軍事指揮的朱德幹什麽去了？解放戰爭時期的三大戰役，據說也是毛指揮的。相關的作戰方針，也進了毛選。總司令朱德是幹什麽吃的？解放前或國統區，都知道“朱毛”，可見朱德名震全國。但按建國後的說法，朱德的那些事情，卻都是毛幹的，等等。疑點太多，難以盡述。問題是，為什麽要這樣篡改曆史？

延安整風的內情，一般人很難了解。所以隻能從現象上看它的效果。那就是統一思想，以毛所作的報告為標準，人人檢討，把全黨的思想都統一到毛的思維上來。再通過關於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及胡喬木關於黨史的書，製造了一個“一貫正確的大救星”。這種觀念，籠罩一個上十億人口的大國半個多世紀。時至今日，連研究毛後期錯誤的文章，也不得不聲明:仍承認毛在建國前是一貫正確的[21]。但是，“救星”之說，既遠離馬克思主義，又違背曆史事實。隨著對第三次國內戰爭認識的更接近真實，會看得更清楚。一貫正確，也不是事實。僅舉兩例。一是十年內戰時期的紅軍肅反[55]。AB團是蔣介石為奪取江西省的黨權而建立的組織，隻存在了三個月就解散了。但三年後，1930年5月，贛南蘇區開始肅反，毛派人到江西省委和紅20軍抓AB團。由於冤案太多，激起富田事變。平息後，處決大批紅軍幹部。二是延安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56]。當時的康生，是中央社會部兼情報部部長，而且擔任了幹部審查委員會主任。這個王明路線的擁護者和支持者，不僅沒有受到絲毫的懷疑，而且竟能爬上領導運動的副手的地位，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當康生搬出從斯大林那裏學來的在共產黨內部進行清洗的一套做法時，一場大悲劇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康生在《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中誇大敵情，認為“特務如麻”。他發動群眾，大搞逼供信和假坦白。僅解放日報社係統，95%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解放後在國民黨軍統第二號人物唐縱的日記裏，1942年記到延安搶救運動情況時卻說，“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這兩件事情，都不能說毛隻有領導責任，他是決策者。

一貫正確，從理論上看也是荒謬的。任何人，他看問題的觀點、方法，都不可能總是完全正確的。要不然，他就是掌握了“終極真理”，從而使一切科學研究成為多餘。退一步講，即使他的觀點、方法是正確的，他對情況的了解，也不可能總是及時的、準確的。能做到這一點的，隻有“掐指一算，便知過去未來之事”的神仙。所以，“一貫正確的大救星”，是人造的神。一切神都是人造的。革命、起義、奪權，需要神學也需要神。需要借助於神，來增加號召力、凝聚力和激起對理想的狂熱。曆代的農民起義，大都如此。這原本沒有什麽可以非議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現實的將變成不現實的。合理的也就成為不合理的了。革命需要神學，可建設，卻需要科學。全部問題就在於，“那拉走後怎樣”。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