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出台及中國的反應
2009-9-22 來源：《百年潮》2009年第8期 作者：沈誌華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最後一天作了秘密報告，公開批評斯大林，在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了混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怎樣出台的?中國是怎樣得到這個報告文本的?中國對此的最初反應是什麽?本文擬根據近10年來國內外披露的一些曆史文獻和史料，對這些問題作出解答。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出台
20世紀20年代末期，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由於嚴酷的黨內鬥爭以及共產主義傳統理論的束縛，斯大林放棄了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的發展道路，在蘇聯建立起一套以權力高度集中為標誌的社會主義製度和發展模式。這種模式雖然使蘇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許多人開始思考蘇聯的經濟發展問題。這種思考首先是從蘇聯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人開始的——他們感受到要改變國內政策的必要性。蘇聯領導人正是從加快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生產開始，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的。1953年，馬林科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八月會議上關於必須優先生產日常生活消費品_的講話和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九月全會上提出的農業改革綱要，可以看做是經濟政策“解凍”的第一個信號，是修正蘇聯傳統經濟模式的初步嚐試。雖然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之間的政治較量正在暗中進行，但必須改變經濟政策以解決社會生活急需的問題則是蘇共領導人的共識。蘇共二十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其議題主要是討論和提出改革的方針問題。但長期以來，這次會議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結束時作的冗長的秘密報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期間、衛國戰爭時期和戰後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種種錯誤，在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混亂。蘇共中央為什麽要提出這個問題，問題又是怎樣提出的?實際情況並不像赫魯曉夫本人回憶和一些研究者認定的那樣，似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隻是在蘇共二十大期間由赫魯曉夫個人突然提出來的。同國際和國內問題一樣，蘇共二十大在黨內提出斯大林問題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曆史過程，而且得到了高層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認同。
1955年4月7日，赫魯曉夫在擊敗其政治對手後，提議10個月後召開蘇共二十大，其議程是常規性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這項建議，其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要在會議上提出斯大林問題。然而，在為蘇共二十大準備材料的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浮現出來，這就是關於30年代大規模的“肅反”問題。斯大林去世後不久。關於這個問題的平反工作已經開始，並成立了以莫洛托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隻是進展緩慢。而黨的代表大會不僅要對一係列曆史問題作出結論，還要給那些受到迫害和牽連的人及其家屬一個交代。於是，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積極地開展了對在1936年至1939年間被判罪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案件的重新審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係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向蘇共中央報告，蘇聯檢察院特別案件處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審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於在原審判中“粗暴地破壞社會主義法製”而由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據被判刑人員及其家屬的申訴書正在進行核查的案件還有1萬多件，而尚未處理的申訴書則有3萬多份。
蘇共中央主席團不得不著手對這些案件進行認真研究，為無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關於30年代“肅反”以及斯大林應該對這些冤假錯案承擔責任的各種申報材料已經堆積如山。同時，得到平反的人開始重新從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這種情況下，11月5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作出決定：在即將來臨的斯大林誕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樣召開隆重的集會進行慶祝，而僅在報刊上刊登一個消息。由於社會的壓力，必須進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赫魯曉夫的建議，成立了以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恩列斯研究院院長波斯佩洛夫為首的新的專門委員會。
一個月以後，問題暴露出來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尖銳地談到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問題，並且在領導層內部展開了爭論。這一天，蘇聯國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偵察員羅多斯從監獄被帶到主席團會議，他被要求如實地回答所有主席團成員的問話。與之交談後，多數人都不再懷疑：斯大林直接領導了大規模的“肅反”活動，甚至規定了各地逮捕人員的名額。中央書記阿裏斯托夫提出了一個尖銳而直率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對此，赫魯曉夫提議將這些事實真相補充到蘇共二十大工作總結報告裏。別爾烏辛、布爾加寧、米高揚讚同他的建議。莫洛托夫雖然也同意說出事實真相，但他堅持在報告裏必須指出“斯大林是偉大的領導人”和“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在隨後的發言中，米高揚、薩布羅夫、馬林科夫、別爾烏辛、布爾加寧、蘇斯洛夫明確表示支持赫魯曉夫的建議，認為“有責任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上向黨說明這一切”，“個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應該向黨說明全部真相，說明斯大林是什麽樣的人”。隻有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支持莫洛托夫，盡管他們也同意“黨應該了解真相”，但伏羅希洛夫建議，因事關重大，“應該考慮周全”，“一步一步地來”。莫洛托夫堅持認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至於那些“可恥的事情”，“在代表大會之前我們未必來得及搞清楚”。最後，赫魯曉夫總結說：“為了黨的利益應該作出決定”，必須認識到，“斯大林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但使用了殘酷野蠻的手段。”“他泯滅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聖的東西，而讓所有的人都屈從於他個人的意誌”。赫魯曉夫提出，雖然“在代表大會上不談恐怖手段的問題”，但“應該確定一個方針——把斯大林置於應有的地位”，以後在宣傳畫和文學作品中，“隻宣傳馬克思和列寧”，並“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為紀念伏羅希洛夫75歲生日而發布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命令中，隻稱其為“偉大列寧的忠實學生”，而在以往的標準用語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
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莫洛托夫認為蘇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夠搞清楚的事情，沒過幾天就有了明確答案。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了波斯佩洛夫委員會提交的一份長達70頁的詳細報告，報告所列舉的大量事實證明，所有這些反黨、反蘇和反革命案件都是偵查機關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種非法手段逼供的結果。“肅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國所有地區和部門，“在絕大多數共和國、邊疆區和州，黨和蘇維埃機關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報告提出的充分證據表明，不僅大規模“肅反”運動是斯大林直接推動的，其中許多重大案件也是他親自過問和決定的，甚至采取“對社會主義法製最粗暴無恥的破壞”的酷刑和“最野蠻拷打”的方式進行審訊，也曾經兩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準或鼓勵。報告最後總結說：“這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惡果，而這種‘個人崇拜’無限度地、無止境地讚美和誇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所有看到報告的人都震驚了，米高揚後來回憶說：“事實是如此地令人恐怖，當他(波斯佩洛夫)匯報時，特別是講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裏噙著淚水，聲音也顫抖了。大家都驚呆了，雖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情況，但委員會所匯報的一切，我們當然是不了解的。而現在，這一切都經過了核查並被文件所證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些材料，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再次出現了嚴重分歧的場麵。赫魯曉夫首先表態：應該有勇氣向代表大會說明真相，需要考慮的是怎樣講，由誰來講，但不講是不誠實的。赫魯曉夫建議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報告，重點是講個人崇拜問題，還提議將列寧表示要與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遺囑”等未公開的曆史文件分發給大會代表。同2月1日的會議一樣。莫洛托夫立即站出來表示反對，他堅持認為斯大林是列寧的繼承人，而且領導蘇聯實現了工業化。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傾向於莫洛托夫的立場，雖然同意向大會說明真相，但強調要“保持冷靜”，“謹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則明確支持赫魯曉夫的意見，反對莫洛托夫的立場。赫魯曉夫最後總結說，關於在代表大會上說明事實真相，已經沒有分歧，差別是細微的，並強調不必害怕，也不要“猶豫不決”，而應該“徹底揭露”個人崇拜問題。至於由誰來報告，赫魯曉夫建議提交中央全會討論。會議通過了在2月13日下午召開中央全會和讓二十大代表了解未發表的列寧文件的決議。
2月13日首先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如下決議：委托赫魯曉夫召集中央全會；向中央全會提交議案，說明主席團認為必須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作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並確定赫魯曉夫為報告人。赫魯曉夫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所作的說明很簡單，沒有涉及任何具體內容，隻是提到“為了使代表們正確地理解出現在個人崇拜和集體領導問題上的重大轉折，為了使他們能夠掌握更多的具體材料，應該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會議一致通過了主席團的議案。這就是說，在蘇共二十大召開之前已經確定，由赫魯曉夫本人在一次秘密會議上作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隻是，中央委員並不了解報告的具體內容，報告的文本或提綱也沒有提交會議討論。原因很簡單：報告文稿還沒有形成。直到蘇共二十大召開了幾天以後，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裏斯托夫才提交了他們起草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初稿，其主要內容是關於30年代實行“肅反”的大量具體事實。赫魯曉夫顯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記員口授了一些需要補充的內容。在這份口授記錄中，不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對黨內領導人實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詞也顯得更加尖銳和激烈。隨後在這兩個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礎上，整理出最後的文本，並分發給主席團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書記征求意見。在2月22日臨時召集的主席團會議上，決定了宣讀秘密報告的時間——24日大會選舉結束以後。25日以前，報告的最後文本終於準備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蘇斯洛夫、謝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動都不大，主要集中在報告的結尾部分，赫魯曉夫補充的部分事例被刪掉了。最後文本吸收並綜合了這些意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就這樣出台了。
中國獲取秘密報告廣西的情況
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蘇共中央的邀請，並按慣例於1956年1月16日決定派朱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和劉曉五人組成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朱德為團長(當時朱德正在東歐訪問)。2月4日，朱德從波蘭提前到達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團其他三名成員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曉匯合。2月14日，蘇共二十大在克裏姆林宮開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團與其他55個外國黨代表團應邀出席。在蘇共二十大結束時，即2月25日上午(幾乎所有的中文論著都說在24日至25日夜間，不知根據何在。在俄國檔案的記載中，由布爾加寧主持和赫魯曉夫作報告的秘密會議是在25日上午舉行的)，赫魯曉夫在隻有蘇共中央委員參加的會議上作了《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報告，由於蘇共中央沒有邀請外國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被稱為秘密會議，赫魯曉夫的報告被稱為秘密報告。
由於中共代表團沒有受邀參加這個秘密會議，那麽中共中央是什麽時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文本的呢?關於這個情況，中國史料中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據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期間就交給中共代表團一份秘密報告。從上麵介紹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的情況看，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吳冷西的說法是，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秘密報告的內容，隻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後來，新華社是根據3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登的報告文本連夜組織翻譯並印發中央領導人的。吳冷西的這個說法也有記憶的錯誤——《紐約時報》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報告文本的，而新華社翻譯的很可能隻是一些有關報告內容的傳言和消息。李越然、吳冷西無疑都是中蘇關係的重要當事人，但他們當時都不在莫斯科，對蘇共二十大並未身曆其境。
據陪同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的翻譯趙仲元回憶，秘密會議召開之前，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情況，並解釋說對中共並沒有保密的問題，但蘇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團參加秘密會議，因此也不便單獨邀請中共代表團。報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謝爾巴科夫便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趙仲元等人連夜將報告譯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拉科西回憶說，他也是2月26日看到報告文本的。俄國檔案記載的情況是，2月27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將報告和決議文本(共印製30份)交給了參加大會但未被邀請出席秘密會議的13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並要求“離開莫斯科之前應將材料交回”。這裏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記憶的錯誤，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確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蘇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主要內容就是通報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赫魯曉夫在會談中反複強調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意義，認為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黨的生活準則和社會主義法製就不能恢複，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發展”。
3月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專門印製150份報告文本，並通過蘇聯駐外使館寄給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是，3月3日鄧小平等從蘇聯回到北京時便帶回一份報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書麵報告鄧小平：蘇共中央交來一份經赫魯曉夫本人校對過的秘密報告的正本，並告文本不必退還，用後可以燒掉。另據薄一波回憶，米高揚4月6日訪華時也帶來了一份秘密報告文本。
總之，到3月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已經了解到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而且先於西方得到了秘密報告的文本。
中國對秘密報告的最初反應
赫魯曉夫所作的《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嚴重後果，震撼了整個世界。鑒於自列寧逝世以後的幾十年裏斯大林被認為是列寧主義的捍衛者和繼承人，是領導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領袖，是蘇聯贏得反對德國法西斯衛國戰爭偉大勝利的統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之無愧的導師，因此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疑就意味著蘇聯共產黨及其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否定。由於蘇共在沒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組織準備的情況，貿然拋出斯大林問題，而且傳達的範圍太廣，速度太快，事後又缺乏解釋和教育工作，於是在蘇聯社會、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會的分裂和混亂；在西歐和美國共產黨中也出現了嚴重分裂的局麵。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獲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對此，中共中央並沒有急於公開表態，也沒有在黨內立即答複基層黨政組織的各種猜測和疑問。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報告文本後，一方麵保持沉默，一方麵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讓人們了解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具體內容。與朝鮮、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沒有刻意控製秘密報告的傳播範圍。不僅在廣大黨員中口頭傳達了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而且將譯文印成小三十六開的冊子，隻在刊頭上印有“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樣，隨《參考資料》發放。這些內部刊物雖然發行範圍有限，但並非機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書店甚至公開出售刊有秘密報告的美共英文報紙《工人日報》，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競相購買，以至搶購一空。這至少說明了毛澤東當時並不擔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非斯大林化”傾向會在中國引起什麽嚴重後果，甚至還以讚同和欣賞的眼光看待之。
關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最初看法，可以從三個方麵觀察，即黨內會議的討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間的談話，這三者之間還是有些不同的：公開表態最為謹慎，內部討論就開放一些，而私下談話最為自由。
關於黨內召開會議進行討論。還在蘇共二十大召開期間，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便議論了蘇聯問題。3月3日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小平、譚震林回到北京的當天，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聶榮臻、劉瀾濤等人開會，由鄧小平匯報參加蘇共二十大的情況。此後(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連續舉行高層會議，集中討論了斯大林問題。3月16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及其影響進行討論。毛澤東在會上講：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開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麽大的事情，這麽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是不對的。事實也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出現混亂。在3月19日的會上，毛澤東就如何評價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見，他說，我看三七開比較合適。正確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對我們來講的確是個突然襲擊。但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這樣也有好處，打破“緊箍咒”，破除迷信，幫助我們考慮問題。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完全按照蘇聯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提出適合本國國情的方針、政策。我們要做的是從蘇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力求不犯大錯誤。
關於公開表態，是指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和毛澤東親自修改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4月5日，該文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正式發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蘇共二十大的曆史功績，特別是揭露個人崇拜問題的勇氣。接著對斯大林問題作了全麵評說，指出：(一)蘇聯是“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設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無產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麵強調集中，就會出現錯誤，這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二)斯大林在後期工作中“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因為他的驕傲和不謹慎，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三)“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曆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因此必須與之進行長期的鬥爭，即使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矛盾和鬥爭也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四)吸取個人崇拜的教訓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內，必須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這是被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這就向人們說明，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斯大林這樣的錯誤，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於個人崇拜，是思想方法問題；個人崇拜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有它的社會曆史根源；吸取蘇聯的教訓，就是對書本上的東西和蘇聯的經驗要加以分析和鑒別。這樣，較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既從理論上對斯大林的錯誤作了深入一層的分析，又從積極方麵吸取蘇聯的教訓。
如果說在理論探討方麵中共更多地想顯示比蘇共高明的方麵，那麽在與蘇聯人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則著重強調了中蘇兩黨一致的方麵。如3月31日，毛澤東在與尤金進行的3個小時談話中，列舉了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一係列錯誤。這次談話給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說法並無多大區別。當尤金指出，“斯大林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似神化的個人崇拜”時，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由小到大逐漸累積的”。毛澤東還說，蘇共二十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於蘇聯共產黨主動提出了所有這些問題，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許多問題。5月2日，毛澤東在與尤金的另一次談話中再一次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在於沒有采取任何接近社會民主黨的措施，由於這個過錯，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的隔閡越來越深”。毛澤東稱讚“蘇共中央勇敢而尖銳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問題”，同時又指出，評價斯大林的作用，應采取辯證的態度，拋棄斯大林所有消極和錯誤的東西，捍衛他所有積極和正確的東西。最後，毛澤東再次著重強調了蘇共二十大決議的重要性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及時性，由於消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在“我們可以徹底討論所有問題了”。
綜上所述，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則問題上，特別是批判斯大林問題上，中蘇之間並不存在根本分歧。盡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不滿的地方，認為蘇共批判斯大林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但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來中蘇論戰時中共公開指責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隻能看做是針對蘇共二十二大路線而言的，與蘇共二十大並沒有什麽關係。
2009-9-22 來源：《百年潮》2009年第8期 作者：沈誌華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最後一天作了秘密報告，公開批評斯大林，在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了混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怎樣出台的?中國是怎樣得到這個報告文本的?中國對此的最初反應是什麽?本文擬根據近10年來國內外披露的一些曆史文獻和史料，對這些問題作出解答。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出台
20世紀20年代末期，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由於嚴酷的黨內鬥爭以及共產主義傳統理論的束縛，斯大林放棄了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的發展道路，在蘇聯建立起一套以權力高度集中為標誌的社會主義製度和發展模式。這種模式雖然使蘇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著許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許多人開始思考蘇聯的經濟發展問題。這種思考首先是從蘇聯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人開始的——他們感受到要改變國內政策的必要性。蘇聯領導人正是從加快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生產開始，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的。1953年，馬林科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八月會議上關於必須優先生產日常生活消費品_的講話和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九月全會上提出的農業改革綱要，可以看做是經濟政策“解凍”的第一個信號，是修正蘇聯傳統經濟模式的初步嚐試。雖然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之間的政治較量正在暗中進行，但必須改變經濟政策以解決社會生活急需的問題則是蘇共領導人的共識。蘇共二十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其議題主要是討論和提出改革的方針問題。但長期以來，這次會議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卻是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結束時作的冗長的秘密報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期間、衛國戰爭時期和戰後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種種錯誤，在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混亂。蘇共中央為什麽要提出這個問題，問題又是怎樣提出的?實際情況並不像赫魯曉夫本人回憶和一些研究者認定的那樣，似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隻是在蘇共二十大期間由赫魯曉夫個人突然提出來的。同國際和國內問題一樣，蘇共二十大在黨內提出斯大林問題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曆史過程，而且得到了高層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認同。
1955年4月7日，赫魯曉夫在擊敗其政治對手後，提議10個月後召開蘇共二十大，其議程是常規性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這項建議，其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要在會議上提出斯大林問題。然而，在為蘇共二十大準備材料的過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浮現出來，這就是關於30年代大規模的“肅反”問題。斯大林去世後不久。關於這個問題的平反工作已經開始，並成立了以莫洛托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隻是進展緩慢。而黨的代表大會不僅要對一係列曆史問題作出結論，還要給那些受到迫害和牽連的人及其家屬一個交代。於是，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積極地開展了對在1936年至1939年間被判罪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案件的重新審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係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向蘇共中央報告，蘇聯檢察院特別案件處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審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於在原審判中“粗暴地破壞社會主義法製”而由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據被判刑人員及其家屬的申訴書正在進行核查的案件還有1萬多件，而尚未處理的申訴書則有3萬多份。
蘇共中央主席團不得不著手對這些案件進行認真研究，為無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關於30年代“肅反”以及斯大林應該對這些冤假錯案承擔責任的各種申報材料已經堆積如山。同時，得到平反的人開始重新從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這種情況下，11月5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作出決定：在即將來臨的斯大林誕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樣召開隆重的集會進行慶祝，而僅在報刊上刊登一個消息。由於社會的壓力，必須進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赫魯曉夫的建議，成立了以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恩列斯研究院院長波斯佩洛夫為首的新的專門委員會。
一個月以後，問題暴露出來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尖銳地談到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問題，並且在領導層內部展開了爭論。這一天，蘇聯國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偵察員羅多斯從監獄被帶到主席團會議，他被要求如實地回答所有主席團成員的問話。與之交談後，多數人都不再懷疑：斯大林直接領導了大規模的“肅反”活動，甚至規定了各地逮捕人員的名額。中央書記阿裏斯托夫提出了一個尖銳而直率的問題：“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對此，赫魯曉夫提議將這些事實真相補充到蘇共二十大工作總結報告裏。別爾烏辛、布爾加寧、米高揚讚同他的建議。莫洛托夫雖然也同意說出事實真相，但他堅持在報告裏必須指出“斯大林是偉大的領導人”和“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在隨後的發言中，米高揚、薩布羅夫、馬林科夫、別爾烏辛、布爾加寧、蘇斯洛夫明確表示支持赫魯曉夫的建議，認為“有責任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上向黨說明這一切”，“個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應該向黨說明全部真相，說明斯大林是什麽樣的人”。隻有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支持莫洛托夫，盡管他們也同意“黨應該了解真相”，但伏羅希洛夫建議，因事關重大，“應該考慮周全”，“一步一步地來”。莫洛托夫堅持認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至於那些“可恥的事情”，“在代表大會之前我們未必來得及搞清楚”。最後，赫魯曉夫總結說：“為了黨的利益應該作出決定”，必須認識到，“斯大林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但使用了殘酷野蠻的手段。”“他泯滅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聖的東西，而讓所有的人都屈從於他個人的意誌”。赫魯曉夫提出，雖然“在代表大會上不談恐怖手段的問題”，但“應該確定一個方針——把斯大林置於應有的地位”，以後在宣傳畫和文學作品中，“隻宣傳馬克思和列寧”，並“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為紀念伏羅希洛夫75歲生日而發布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命令中，隻稱其為“偉大列寧的忠實學生”，而在以往的標準用語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
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莫洛托夫認為蘇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夠搞清楚的事情，沒過幾天就有了明確答案。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了波斯佩洛夫委員會提交的一份長達70頁的詳細報告，報告所列舉的大量事實證明，所有這些反黨、反蘇和反革命案件都是偵查機關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種非法手段逼供的結果。“肅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國所有地區和部門，“在絕大多數共和國、邊疆區和州，黨和蘇維埃機關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報告提出的充分證據表明，不僅大規模“肅反”運動是斯大林直接推動的，其中許多重大案件也是他親自過問和決定的，甚至采取“對社會主義法製最粗暴無恥的破壞”的酷刑和“最野蠻拷打”的方式進行審訊，也曾經兩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準或鼓勵。報告最後總結說：“這就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惡果，而這種‘個人崇拜’無限度地、無止境地讚美和誇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所有看到報告的人都震驚了，米高揚後來回憶說：“事實是如此地令人恐怖，當他(波斯佩洛夫)匯報時，特別是講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裏噙著淚水，聲音也顫抖了。大家都驚呆了，雖然我們也知道很多情況，但委員會所匯報的一切，我們當然是不了解的。而現在，這一切都經過了核查並被文件所證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些材料，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再次出現了嚴重分歧的場麵。赫魯曉夫首先表態：應該有勇氣向代表大會說明真相，需要考慮的是怎樣講，由誰來講，但不講是不誠實的。赫魯曉夫建議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報告，重點是講個人崇拜問題，還提議將列寧表示要與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遺囑”等未公開的曆史文件分發給大會代表。同2月1日的會議一樣。莫洛托夫立即站出來表示反對，他堅持認為斯大林是列寧的繼承人，而且領導蘇聯實現了工業化。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傾向於莫洛托夫的立場，雖然同意向大會說明真相，但強調要“保持冷靜”，“謹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則明確支持赫魯曉夫的意見，反對莫洛托夫的立場。赫魯曉夫最後總結說，關於在代表大會上說明事實真相，已經沒有分歧，差別是細微的，並強調不必害怕，也不要“猶豫不決”，而應該“徹底揭露”個人崇拜問題。至於由誰來報告，赫魯曉夫建議提交中央全會討論。會議通過了在2月13日下午召開中央全會和讓二十大代表了解未發表的列寧文件的決議。
2月13日首先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如下決議：委托赫魯曉夫召集中央全會；向中央全會提交議案，說明主席團認為必須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作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並確定赫魯曉夫為報告人。赫魯曉夫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所作的說明很簡單，沒有涉及任何具體內容，隻是提到“為了使代表們正確地理解出現在個人崇拜和集體領導問題上的重大轉折，為了使他們能夠掌握更多的具體材料，應該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會議一致通過了主席團的議案。這就是說，在蘇共二十大召開之前已經確定，由赫魯曉夫本人在一次秘密會議上作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隻是，中央委員並不了解報告的具體內容，報告的文本或提綱也沒有提交會議討論。原因很簡單：報告文稿還沒有形成。直到蘇共二十大召開了幾天以後，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裏斯托夫才提交了他們起草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初稿，其主要內容是關於30年代實行“肅反”的大量具體事實。赫魯曉夫顯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記員口授了一些需要補充的內容。在這份口授記錄中，不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對黨內領導人實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詞也顯得更加尖銳和激烈。隨後在這兩個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礎上，整理出最後的文本，並分發給主席團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書記征求意見。在2月22日臨時召集的主席團會議上，決定了宣讀秘密報告的時間——24日大會選舉結束以後。25日以前，報告的最後文本終於準備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蘇斯洛夫、謝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動都不大，主要集中在報告的結尾部分，赫魯曉夫補充的部分事例被刪掉了。最後文本吸收並綜合了這些意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就這樣出台了。
中國獲取秘密報告廣西的情況
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蘇共中央的邀請，並按慣例於1956年1月16日決定派朱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和劉曉五人組成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朱德為團長(當時朱德正在東歐訪問)。2月4日，朱德從波蘭提前到達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團其他三名成員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曉匯合。2月14日，蘇共二十大在克裏姆林宮開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團與其他55個外國黨代表團應邀出席。在蘇共二十大結束時，即2月25日上午(幾乎所有的中文論著都說在24日至25日夜間，不知根據何在。在俄國檔案的記載中，由布爾加寧主持和赫魯曉夫作報告的秘密會議是在25日上午舉行的)，赫魯曉夫在隻有蘇共中央委員參加的會議上作了《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報告，由於蘇共中央沒有邀請外國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被稱為秘密會議，赫魯曉夫的報告被稱為秘密報告。
由於中共代表團沒有受邀參加這個秘密會議，那麽中共中央是什麽時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文本的呢?關於這個情況，中國史料中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據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期間就交給中共代表團一份秘密報告。從上麵介紹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的情況看，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吳冷西的說法是，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秘密報告的內容，隻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後來，新華社是根據3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登的報告文本連夜組織翻譯並印發中央領導人的。吳冷西的這個說法也有記憶的錯誤——《紐約時報》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報告文本的，而新華社翻譯的很可能隻是一些有關報告內容的傳言和消息。李越然、吳冷西無疑都是中蘇關係的重要當事人，但他們當時都不在莫斯科，對蘇共二十大並未身曆其境。
據陪同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的翻譯趙仲元回憶，秘密會議召開之前，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情況，並解釋說對中共並沒有保密的問題，但蘇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團參加秘密會議，因此也不便單獨邀請中共代表團。報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謝爾巴科夫便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趙仲元等人連夜將報告譯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拉科西回憶說，他也是2月26日看到報告文本的。俄國檔案記載的情況是，2月27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將報告和決議文本(共印製30份)交給了參加大會但未被邀請出席秘密會議的13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並要求“離開莫斯科之前應將材料交回”。這裏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記憶的錯誤，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確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蘇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主要內容就是通報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赫魯曉夫在會談中反複強調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意義，認為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黨的生活準則和社會主義法製就不能恢複，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發展”。
3月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專門印製150份報告文本，並通過蘇聯駐外使館寄給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是，3月3日鄧小平等從蘇聯回到北京時便帶回一份報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書麵報告鄧小平：蘇共中央交來一份經赫魯曉夫本人校對過的秘密報告的正本，並告文本不必退還，用後可以燒掉。另據薄一波回憶，米高揚4月6日訪華時也帶來了一份秘密報告文本。
總之，到3月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已經了解到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而且先於西方得到了秘密報告的文本。
中國對秘密報告的最初反應
赫魯曉夫所作的《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嚴重後果，震撼了整個世界。鑒於自列寧逝世以後的幾十年裏斯大林被認為是列寧主義的捍衛者和繼承人，是領導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領袖，是蘇聯贏得反對德國法西斯衛國戰爭偉大勝利的統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之無愧的導師，因此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疑就意味著蘇聯共產黨及其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自我否定。由於蘇共在沒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組織準備的情況，貿然拋出斯大林問題，而且傳達的範圍太廣，速度太快，事後又缺乏解釋和教育工作，於是在蘇聯社會、社會主義陣營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會的分裂和混亂；在西歐和美國共產黨中也出現了嚴重分裂的局麵。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獲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對此，中共中央並沒有急於公開表態，也沒有在黨內立即答複基層黨政組織的各種猜測和疑問。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報告文本後，一方麵保持沉默，一方麵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讓人們了解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具體內容。與朝鮮、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沒有刻意控製秘密報告的傳播範圍。不僅在廣大黨員中口頭傳達了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而且將譯文印成小三十六開的冊子，隻在刊頭上印有“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樣，隨《參考資料》發放。這些內部刊物雖然發行範圍有限，但並非機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書店甚至公開出售刊有秘密報告的美共英文報紙《工人日報》，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競相購買，以至搶購一空。這至少說明了毛澤東當時並不擔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非斯大林化”傾向會在中國引起什麽嚴重後果，甚至還以讚同和欣賞的眼光看待之。
關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斯大林問題上的最初看法，可以從三個方麵觀察，即黨內會議的討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間的談話，這三者之間還是有些不同的：公開表態最為謹慎，內部討論就開放一些，而私下談話最為自由。
關於黨內召開會議進行討論。還在蘇共二十大召開期間，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便議論了蘇聯問題。3月3日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小平、譚震林回到北京的當天，毛澤東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聶榮臻、劉瀾濤等人開會，由鄧小平匯報參加蘇共二十大的情況。此後(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連續舉行高層會議，集中討論了斯大林問題。3月16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及其影響進行討論。毛澤東在會上講：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開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麽大的事情，這麽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是不對的。事實也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出現混亂。在3月19日的會上，毛澤東就如何評價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見，他說，我看三七開比較合適。正確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對我們來講的確是個突然襲擊。但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這樣也有好處，打破“緊箍咒”，破除迷信，幫助我們考慮問題。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完全按照蘇聯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提出適合本國國情的方針、政策。我們要做的是從蘇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力求不犯大錯誤。
關於公開表態，是指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和毛澤東親自修改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4月5日，該文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正式發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蘇共二十大的曆史功績，特別是揭露個人崇拜問題的勇氣。接著對斯大林問題作了全麵評說，指出：(一)蘇聯是“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設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無產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麵強調集中，就會出現錯誤，這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二)斯大林在後期工作中“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斯大林的錯誤不能統統歸結為個人崇拜，從根本上說還是主觀不符合客觀，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因為他的驕傲和不謹慎，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三)“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曆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因此必須與之進行長期的鬥爭，即使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矛盾和鬥爭也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四)吸取個人崇拜的教訓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內，必須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這是被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這就向人們說明，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斯大林這樣的錯誤，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於個人崇拜，是思想方法問題；個人崇拜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有它的社會曆史根源；吸取蘇聯的教訓，就是對書本上的東西和蘇聯的經驗要加以分析和鑒別。這樣，較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既從理論上對斯大林的錯誤作了深入一層的分析，又從積極方麵吸取蘇聯的教訓。
如果說在理論探討方麵中共更多地想顯示比蘇共高明的方麵，那麽在與蘇聯人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則著重強調了中蘇兩黨一致的方麵。如3月31日，毛澤東在與尤金進行的3個小時談話中，列舉了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一係列錯誤。這次談話給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說法並無多大區別。當尤金指出，“斯大林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似神化的個人崇拜”時，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由小到大逐漸累積的”。毛澤東還說，蘇共二十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於蘇聯共產黨主動提出了所有這些問題，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許多問題。5月2日，毛澤東在與尤金的另一次談話中再一次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在於沒有采取任何接近社會民主黨的措施，由於這個過錯，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的隔閡越來越深”。毛澤東稱讚“蘇共中央勇敢而尖銳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問題”，同時又指出，評價斯大林的作用，應采取辯證的態度，拋棄斯大林所有消極和錯誤的東西，捍衛他所有積極和正確的東西。最後，毛澤東再次著重強調了蘇共二十大決議的重要性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及時性，由於消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在“我們可以徹底討論所有問題了”。
綜上所述，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則問題上，特別是批判斯大林問題上，中蘇之間並不存在根本分歧。盡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不滿的地方，認為蘇共批判斯大林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但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來中蘇論戰時中共公開指責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隻能看做是針對蘇共二十二大路線而言的，與蘇共二十大並沒有什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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