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沈誌華：把斷裂的曆史鏈條連接起來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史料價值拾粹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 沈誌華
【摘要】曆史研究者必須遵守“言必有據”的準則，因此他們講述的曆史過程往往是不連貫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提供了許多足以把原來斷裂的曆史鏈條連接起來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例如1949年中共與美國接觸的方針和策略、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態度、《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以及斯大林決定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等等。
【關鍵詞】周恩來，中蘇關係，中美關係，朝鮮戰爭
在筆者看來，曆史研究就像做拚圖遊戲，那些零散的構件就是史料，而曆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這些豐富多彩、混雜重疊、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及不斷增加的構件反複進行鑒別、篩選，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認知、經驗和邏輯把它們拚裝在一起，形成一幅圖像——也就是曆史學家眼中的曆史故事。但是，曆史研究者必須遵守一個準則，即言必有據，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所以，曆史學家講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們那裏，曆史的鏈條總是斷裂的。而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當代人的意識、觀念、認知和感受，在不斷發現和發掘出來的史料的基礎上，逐步再現曆史的本來麵貌。同一段曆史進程，同一個曆史人物，同一起曆史事件，為什麽會成為不同時代甚至同一時期曆史學家反複研究的對象？就是因為人們的意識和觀念轉變了，認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為出現了許多新的檔案、文獻以及當事人的口述史料。於是，人們就不得不對過去的事情進行重新審視。
曆史研究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某些核心檔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無法拚裝完整的圖像，無法講述完整的故事，而隻能等待新的檔案文獻的問世。在筆者涉獵的中蘇關係史研究中，這樣的經曆就有很多。2003年筆者的專著《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檔案館對外開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關蘇聯專家的檔案，使筆者立即萌生了修訂該書的念頭。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們期盼已久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終於問世了。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的這三冊文獻集中，盡管隻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這說明《周文稿》在數量上將大大超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但是卻為曆史研究者提供了許多足以把原來斷裂的曆史鏈條連接起來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筆者僅從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發現了很多這樣的案例。
關於中共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接觸的方針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中共秘密接觸的曆史過程，曾經引起冷戰史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人們在討論中共與美國關係的起源時，幾乎都要提到這段曆史。雙方接觸的最後結果是：美國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而毛澤東發表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宣言。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麽？中共和美國政府在接觸過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對方，采取何種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種看法，美國國內甚至曾掀起了一場“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討論。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即美國公開的檔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憶錄。[2]人們可以看到的唯一來自中國的材料，隻有幾頁紙的當事人黃華的回憶。[3]總體說來，因為美國的檔案比較完整，對於中美雙方每次接觸的過程，司徒雷登均有詳細報告，國務院也有回複，所以研究者對事情大體過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對於中美各自的立場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雙方都保持一種既留有餘地又謹慎小心的姿態。[4]不過，美國國務院與司徒雷登的往來電報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美國的立場和態度，而對中共的策略考慮，則隻能依靠美國人的轉述和當事人的回憶進行推斷，缺乏直接的文獻證據。《周文稿》的出版，彌補了這一缺憾，其中反映當時中共對策及思考的比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將黃華與美國大使接觸的情況及司徒雷登有意麵見周恩來的情況電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複電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書傅涇波如再要求來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學一行”。至於是否與周恩來見麵，“待其到北平後再定”。[5]
6月18日南京市委報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國國務院指令，讚成其與中共聯絡，並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國兩個月後，暫時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職務）回北平，將來承認中國新政權時，重新任命其為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開中國期間，以美國大使館參事周維陸與中共方麵繼續保持聯係。”由於司徒雷登沒有提到返回美國前要去北平之事，電報特別請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動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告南京市委並華東局：清華大學校長陸誌韋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請求來平，可能得到中共許可。他如不再提，我們暫時不必表示，以觀其變”。毛澤東又特意在電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約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獲允許並可望與當局晤談。”[6]
6月28日南京市委電告：6月27日傅涇波見黃華稱，司徒雷登因“亟須回國”，“加以國會內部意見龐雜”，“恐不能去燕京大學”。黃華當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訪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獲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願去電問明情況。傅表示同意，但試圖要中共方麵主動邀請司徒雷登北上，並允許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機去北平。6月28日黃華拜訪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準許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與當局晤麵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時不便北上，但決定將此事報告國務卿艾奇遜，由艾奇遜決定他有無必要去北平。黃華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慮決定。6月30日，周恩來電告南京市委並華東局：責成黃華嚴格按照28日中央的說法答複司徒雷登，並特別叮囑說，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與中共當局會麵兩事“均為司徒所提出，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借口”。電報還說，司徒雷登北上隻能乘火車，不許乘美機，如他“借口不乘美機即無法趕回華盛頓，可置之不理”。電報最後表明，“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7]
從以上文件可以明顯地看出：第一，中國對於美國大使留在南京頗感興趣，雖然很謹慎，但在6月28日之前顯然對於司徒雷登北上以及與中共領導人會麵表現出積極姿態。6月14日和18日周恩來電，特別是毛澤東所加一句，說明了這一點；第二，6月30日電報表明，中共中央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雖然還沒有完全拒絕接納司徒雷登，但特別強調此舉是美國方麵主動為之，且對是否成行已表示無所謂，甚至明說對美決無幻想。這一變化的原因，就在於劉少奇秘密訪蘇與斯大林會談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滿意的結果。6月27日的會談記錄顯示，斯大林極其熱情地接待了劉少奇，並且幾乎答應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還主動建議中共提前進軍新疆。[8]為了表明中共與蘇聯結盟的決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慮，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於6月30日決定公開發表“一邊倒”的聲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護，毛澤東就不再那麽關心和顧忌美國的態度了，相反，他開始擔心與美國的接觸會引來斯大林的猜忌。[9]
關於1950年1月5日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態度
早在1948年，即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敗象已露的時候，美國就開始調整對華政策，限製對國民黨的援助，並聚焦於“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
[10]特別是毛澤東訪問蘇聯以後，美國當局擔心中蘇結成同盟，便加緊實施離間策略，認為“美國應該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的手段，擴大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之間、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與中國其他力量之間出現的任何分歧，同時應謹慎地避免進行直接幹預。在適當的場合，應利用一切公開的和隱蔽的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11]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讓中共占領台灣，以換取中國對蘇聯采取疏遠政策。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演說：“美國對福摩薩和其他任何中國領土沒有掠奪性意向。美國目前無意在福摩薩獲取特別權利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力幹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國內爭的方針。同樣，美國政府將不向福摩薩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12]
就在此前3天，中蘇之間因是爭論否廢除舊約、簽訂新約而形成的僵局剛剛打破，莫斯科做出了讓步。[13]對於美國人的詭計，敏感的斯大林心知肚明，立即采取了對策。為了贏得毛澤東的好感，《真理報》自1月5日起連續5天把第一版報道兄弟國家的欄目留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4天被列為頭條。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個月裏，《真理報》總共才發表了5條有關中國的消息。[14]1月6日晚（莫斯科時間），維辛斯基拜會毛澤東，通報可以滿足中共關於購買航空汽油和請蘇聯幫助修複小豐滿水電站的要求，同時建議中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繼續為安理會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如果聯合國不接受中國的意見，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15]對於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表現出來的友好姿態，中共自然接受無疑，但對於杜魯門有意說給中國人聽的聲明，毛澤東采取了什麽態度呢？在已經披露出來的檔案中，人們看到的隻有1月13日毛澤東回複劉少奇的一封電報：同意下令征用外國兵營，同意由上海軍管會接收或征用美國經濟合作署留滬物資。[16]這一行動當然主要是衝著美國人去的，但似乎隻能證明毛澤東批準了在京領導人所采取的措施，至少從字麵上看不出他本人的主觀意圖。這次出版的《周文稿》提供了一個足以說明問題的重要史實。
1月11日，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上月，美國駐上海副領事蔡斯（Chasd）通過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陸殿棟（現任中國外交部專門委員）傳話，表示美國國務院遠東政策研究室主任傑塞普（Jessup，電報中譯為耶塞普）“願與新中國政府作非正式接觸，地點在香港，如新中國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願與見麵”。蔡斯還介紹陸“至北京往見美領事”，又說，美國“在華已經失敗，遲早總要承認新中國。中美關係望不超過，但不次於中蘇關係。首先望新華社不要天天罵美帝，可以送走美領，但不要拘留美領，以影響美國人民”。陸殿棟將此事直接報告了周恩來，並認為“美帝中心在反蘇”，“故伸出觸角以離間中蘇關係”。周恩來當即表示，“離間企圖是有的，加強和擴張世界侵略才是中心，而對華仍是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企圖迫我向美帝低頭”。後經請示劉少奇，周恩來認為“原則上以不理為好，如有接觸容易暴露我攻台灣的弱點”，並擬采取兩個措施：一是“完全不理”，“告陸不要去見美領，斷絕此項關係”。一是“另行偵察”，即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外資企業局局長冀朝鼎去香港處理國民黨政府在港機構資財和人員時，如傑塞普到香港並試圖見麵，可以與其接觸，以便偵察和麻痹他。如何辦理，周恩來請毛定奪。1月14日毛澤東明確答複：“在目前的時期對於美國伸出的觸角應當置之不理”，“冀朝鼎及在港的我方任何人均不應和耶塞普或其代理人見麵”。同時，毛澤東還談到已經采取的“征用北京美國兵營及在上海接收美經合署物資的辦法”，其目的是“刺他一下，或可推遲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間”。毛確定的方針是，“除非美國學英國辦法自動宣布無條件承認”——毛認為“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我們不應當和他過早建立外交關係”。
[17]這兩個文件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對美態度，即決不能讓美國有任何機會破壞正在形成的中蘇同盟關係，更不能刺激斯大林那敏感的神經。[18]
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如何起草的問題
幾年前，針對中國一些論著和回憶錄認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初是由中方起草的說法，筆者根據大量的俄國檔案，特別是該條約的俄文文本，詳細考察了中蘇條約起草的過程：1月2日晚中蘇達成簽訂新約的一致意見後，斯大林便組織了一個起草委員會，並立即投入了條約及各項協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言，蘇方在1月5日起草了第一稿，以後陸續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蘇共中央批準，並於1月23日雙方會談時交給中方；中方研究後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於24日退還蘇方，蘇方基本沒有再改動；此後雙方又交換過一次文本（均未改動），並加以確認。同時，對於1月25日毛澤東電和2月8日周恩來電所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由中方起草的說法提出質疑。[19]筆者的邏輯是，對於新的中蘇條約，蘇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後，那麽最初文本應當是蘇聯起草的；至於中方提交的文本，究竟是對蘇方文本的修改，還是自行起草的，關鍵是要看到中文的文本才能確定——在俄國檔案中看到的中方草案是已經譯成俄文的打印文本。
這次《周文稿》的出版，解開了這個疑團。首先應該說明，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195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形式上有一個重要區別：前者是含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等實際問題在內的一個整體條約，而後者隻有一些政治性、原則性的條款，至於涉及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內容，則另外單獨形成了一個協定。有關新條約文本的起草，《周文稿》提供了一係列重要文獻，其中包括1月4日周恩來起草的致毛澤東電，按周恩來手稿刊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以及2月8日周恩來致劉少奇並中共中央電。
根據周恩來1月4日的電報，同蘇方一樣，中方對於即將舉行的中蘇談判也進行了認真準備，甚至討論了進出口貨物的詳細清單。但是，有關新的同盟條約，中方研究的隻是“同盟年限、旅順租借期限及軍港雙方指揮權、大連自由港、中長路合作期限等問題”。[20]這說明，在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概念中，這次新條約在形式上同1945年的條約一樣，即主要是關於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內容，還沒有考慮到單獨搞一個政治性和原則性的條約。因此，周恩來不可能在出發前就起草一個新的條約文本。此外，周恩來2月8日電也說，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開始研究條約及各項協定的。[21]
由周恩來親自起草的條約文本沒有標明具體日期。據編者告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留著兩個周恩來手寫的條約文本，一個是工作草稿，一個是報給毛澤東的定稿，上麵還有毛澤東修改的筆跡。這兩個文本均沒有標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後者，並根據判斷把文稿寫作時間標為“1950年1月”。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確定周恩來手稿的起草過程和日期。筆者把中國檔案中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的俄文諸本仔細進行對照後發現：首先，周文本與1月16日——這時周恩來還在趕赴莫斯科的路上——蘇聯外交部提交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條約定稿（第六稿）的內容大體相同：標題完全一樣——“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方文本第一條與蘇方文本第一、二條內容相同，文字略有改動；中方文本第二條隻是把蘇方文本第四條“不經雙方互相協商不得締結對日和約”一句改為“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締結對日和約”；中方文本第三條、第四條與蘇方文本第三條、第五條完全相同，用詞都一樣；中方文本第五條、第六條與蘇方文本第六條內容一致。比較重要的是，原蘇方文本第七條有關蘇軍從旅順港撤退的日期及對1945年條約中有關旅順、大連協定的處理辦法等內容，在中方文本中完全不見了。[22]
其次，周文本與俄檔中1月24日23時蘇聯收到的中方文本（蘇外交部譯成俄文後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完全相同。[23]
如此，情況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產生的過程應該是這樣：23日收到蘇方送來的文本後，周恩來參照中譯本重新起草了條約文本，24日夜中方將這個文本交給蘇方。所以才會出現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體相同，而與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譯稿）完全相同的情況。至於對俄文本第七條的刪除，則與中方決定對蘇聯分別起草的旅順、大連及中長路協定和議定書全部推倒重來有關。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1月25日電和周恩來在2月8日電中所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我們起草的”，情況雖然屬實，但電報隻告訴了事情的後半部分，而沒有提及或有意回避了蘇聯已經交來最初文本的內情。
關於中蘇條約還有一個重要文件，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補充協定》。關於這個曾引起研究者關注和爭論的曆史文件，因為當時中蘇商定不對外公開，故始終未曾麵世，直到蘇聯解體後才披露出來。不過人們看到的隻有俄國檔案中的文本，而且是維辛斯基給斯大林報告的附件。[24]這次《周文稿》借刊登2月14日致胡喬木電，在注釋中第一次全文發表了這個《補充協定》。[25]
*.*.*.* 2009-2-19 22: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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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
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關於中共對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和具體安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曆了1949年10月解放軍登陸金門作戰失利、1950年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簽訂、1950年5月14日得知金日成將要發動解放南方的戰役後，這些設想和安排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理解、評估中蘇同盟和朝鮮戰爭都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在以往的檔案文獻——無論是中國的還是俄國的——中，對這個問題沒有提供一個比較清楚的、連貫的說明。新出版的《周文稿》刊登了一些重要文獻，把這些文獻與研究者已經掌握的中俄史料結合起來，就可以對1949年下半年至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共關於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描述出一個大體的輪廓。
1949年8月2日，中央軍委在給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的電報中稱，關於進攻台灣的戰役，如有國民黨海陸空三軍大量可靠的內應，便可早日進行，“否則必須推遲到我們空海兩軍（特別是空軍）條件充分具備之時，故具體時間問題目前不能確定”。[26]8月18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從莫斯科致電中央軍委，提出“為準備攻打台灣，傘兵登陸對從海上登陸作戰可能發生大的作用”，並建議準備組織傘兵和向蘇聯求援。周恩來第二天回電表示同意，並要求王稼祥和劉亞樓與蘇方具體協商。[27]8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剛剛組建的華東軍區海軍將領張愛萍等人時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也一定可以解放台灣。[28]可以看出，此時中共領導人已經開始考慮並有決心解放台灣，但具體計劃尚未規劃。
1949年10月，三野駐福建部隊在未經認真準備的情況下，輕率地發動了金門登陸戰役，結果徹底失敗。[29]此後不久，周恩來在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提到，“在那次不大的登陸戰中，我們喪失了三個半團（7000士兵）”，考慮到這個“慘痛教訓”，中共決定1950年3月開始海南島登陸作戰（那裏有大量遊擊隊活動），而解放台灣的計劃是，經過認真周密的準備後，於1950年春季發動海空聯合打擊，夏季進行登陸作戰。[30]12月5日，周恩來又向羅申通報說，解放西藏和海南島不費力氣，這完全取決於解放軍部隊的推進速度，但台灣戰役將會是比較艱巨的。[31]這就是說，金門戰役失利後，中共計劃在1950年春夏發動台灣戰役。這樣考慮的條件之一是希望蘇聯提供海空軍援助。
然而，毛澤東的請求在莫斯科遭到拒絕。在12月16日與毛澤東的談話中，斯大林答應為中國培養海軍。毛則提出，由於“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攻占台灣。鑒於這一點，我們的一些將領主張請求蘇聯援助，希望蘇聯派遣誌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盡快解放台灣”。斯大林回答說：蘇聯“不會拒絕給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周密考慮。這裏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提供幹預的借口。至於參謀人員和教官，我們隨時都可以提供。其他問題我們要仔細考慮”。斯大林還建議在台灣戰役中可以利用空降部隊。[32]談話表明，蘇聯不能提供直接的海空軍援助，但答應提供裝備和訓練，以便盡快建立中國自己的海軍和空軍。1950年初，在杜魯門和艾奇遜關於美國將不對台灣提供軍援和保護的公開聲明發表後，關於解放軍將很快進攻台灣的傳言在台灣、香港和韓國不脛而走。人們普遍的猜測是共產黨可能在3月份，至遲也不會超過當年夏天，就將對台灣發動進攻。[33]美國的態度對於中共擬議中的台灣戰役何時發動是否有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與美國的公開表態和社會傳聞相比，對中共進攻台灣計劃影響更大、更直接的是莫斯科的態度，特別是蘇聯對於中國的軍事援助力度。
1月11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說：“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幹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參謀部近日正在研究這些問題，研究完畢後，即將材料帶來莫斯科。大概這些作戰都不能性急，都還要有相當長時間的準備”。[34]第二天，毛澤東便向蘇聯通報說，幾天後劉亞樓將攜帶有關進攻台灣的計劃來莫斯科，並要求斯大林批準在華在4位蘇聯軍事顧問與劉同行。[35]後來，中蘇領導人是否討論過台灣戰役的計劃，討論的結果如何，目前都沒有任何史料——這裏的曆史鏈條又是斷裂的。至此，對於中共來說，台灣戰役的發動時間就主要依據蘇聯提供海空軍裝備和培訓中國海空軍的速度而定了。
3月2日，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的一封電報稱：關於海軍和空軍在蘇聯的裝備定貨，均分兩年交付，空軍新增加的兩隊轟炸機和一隊驅逐機的定貨則推遲至1951年1月交貨。[36]3月22日周恩來致電布爾加寧，感謝蘇聯政府準備按照軍事定貨單向中國提供空軍和海軍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周告知，中方打算在1950年內購入絕大部分的海軍和空軍器材，“因為隻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達中國，才能使台灣戰役的準備來得及”。周還談到，中方決定將各航校預定於4月畢業的84名飛行員“立即編成航空部隊，並準備參加定海作戰”，故要求蘇方將此前定購的60架驅逐機和24架轟炸機及全部彈藥提前交付，於5月1日前運至滿州裏。[37]所謂“定海作戰”，指的是解放舟山群島的戰役。這兩個文件表明，此時中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分為兩步走，先解決沿海島嶼問題，而把攻占台灣推遲到1951年。
周恩來在4月13日給布爾加寧的兩封電報中，把事情講得更清楚了。周恩來再次強調所有軍事訂貨務必保證按時交付，所請軍事顧問亦請同時派來。為了說明事情緊急，周恩來明確告訴蘇聯政府，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預定在1950年發動兩次戰役，即6月奪取舟山群島，8月奪取金門島。除上電所說84架飛機可推遲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飛機，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飛機。周恩來還通報說，為了參加對台灣作戰，中國決定在1951年春夏組建魚雷快艇隊、掃雷艇隊、護航艦隊、水魚雷航空團和三個海岸炮團。周一再強調，“上麵所列舉的這些東西，為進行登陸作戰所十分需要”；由於中國的海軍力量薄弱，推遲了解放沿海諸島的戰役；“台灣占役要求我們需有強大和很好的海軍艦隊，方能有把握渡過海峽，保證數十萬軍隊的登陸和保障海上運輸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定貨“在我們所要求的時間內取得之”。[38]4月14日周恩來電稱，空軍訂貨還要增加。至此，中國要求蘇聯提供的空軍和海軍定貨1950年共8800萬美元，1951年4500萬美元，加上新增貨單，約為1億美元。[39]這些武器裝備，將用於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島戰役、金門戰役和1951年夏季以後的台灣戰役。
5月6日，周恩來致電駐蘇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蘇方履約。為了盡快建立空軍，中國需要大量的軍事顧問。2月15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派205名軍事顧問，其中164名為航校教官，41名為空軍陸戰師顧問。2月21日毛澤東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軍司令部所需顧問和氣象專家。然而，這批已經蘇聯軍事部審查過的顧問卻遲遲不來中國。此外，2月11日毛澤東為航校訓練定購的一批彈藥，直到射擊訓練時間臨近，仍未見到貨。周恩來“等得著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發來，否則將耽誤教育計劃完成，影響作戰”。顯然是因為蘇方對不斷增加的訂貨表示疑問，周恩來在電報中解釋說：在最近送去的新定貨單中，“第一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定海戰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金門戰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台灣戰役用的，因此並不重複。”[40]
到5月中旬，預定的定海戰役即將開始，而海空軍的定貨還未到來。5月13日周恩來再次致電布爾加寧：為奪取舟山群島，陸軍的準備工作可於6月中全部完畢，而“空軍及海軍的準備工作，則完全依據於向蘇聯定購的空、海軍器材何時到達為轉移”。考慮到8月雨季和台風將至，且武器裝備到貨後試驗和練習尚需時日，戰役的發動時間最遲不能晚於7月中旬，所以，周恩來要求所有定貨和聘請的顧問應“加速起運和派出，並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達上海地區”，“否則仍然不可能開始戰役行動”。[41]所幸的是，5月13日，駐守舟山群島的國民黨軍隊開始主動撤退，19日解放軍占領了舟山群島。[42]然而，定海不戰而勝的結局並不能使中共領導人高興和寬心，因為此時他們隱隱猜測到了莫斯科一再推遲交付海軍和空軍定貨的原因。
也是5月13日這一天，金日成秘密來到北京，聲稱斯大林已經同意了他解放朝鮮南方的軍事計劃。毛澤東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就在去年11月斯大林還來過電報，明確表示讚成中國的意見——目前在朝鮮不宜采取軍事行動，而在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也沒有提出不同看法。周恩來連夜召見蘇聯大使，請莫斯科對此事予以確認。14日斯大林回電說，“鑒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同意了朝鮮同誌的主張，並要求金日成征求毛澤東的意見。[43]無可奈何的毛澤東隻得向金日成表示，中國原計劃解決台灣問題以後再幫助朝鮮解放南方，但既然已經決定現在就采取行動，為了共同的事業，中共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幫助。[44]不過，朝鮮的事情並沒有讓中共停止解放台灣的步伐。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下達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個意見》，確定部隊轉入渡海登陸作戰準備。海軍和空軍部隊也全力進行人員培訓、部隊組建和裝備購置工作。根據華東軍區頒發的訓練大綱：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軍兵種部隊分別訓練；1951年4月至5月，進行陸海空協同登陸進攻合練，然後三軍協同解放台灣。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向中央匯報了攻台作戰的基本設想，並建議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或派劉伯承、林彪主持攻台作戰。毛澤東出於對粟裕的信任，明確指示：攻台戰役，仍由粟裕負責指揮。[45]然而，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跟著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徹底中斷了中共解放台灣的戰役，盡管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共具有攻占台灣的能力，並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動。[46]7月初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東北邊防軍，並調粟裕出任司令員兼政治。[47]這就預示著台灣戰役已經退出了中共領導人的議事日程。8月26日周恩來在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提出“推遲解放台灣”。[48]9月29日毛澤東指示胡喬木，以後不要再提何時解放台灣了。[49]於是，“解放台灣”就隻能成為鼓舞人心的口號了。
由此看來，推遲台灣戰役發動有兩方麵的因素。首先是解放軍實力不夠，特別是缺乏空軍和海軍力量，而蘇聯的援助不力和不及時助長了這方麵的因素。其次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的軍事幹預，從根本上阻礙了台灣戰役的發動。但是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早在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後不久，美國就逐步改變了對台灣的政策，不僅開始增加對台軍事援助，而且製定了種種防止台灣陷落的計劃或預案。[50]朝鮮戰爭爆發不過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公開宣布其改變台灣政策的機會和借口。
關於斯大林決定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
最近幾年，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蘇美兩國空軍曾在朝鮮戰爭中對陣廝殺的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51]在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曆史中，這是美蘇之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麵對麵的戰爭行為，盡管雙方都心照不宣地把這一事實隱瞞了40多年。[52]在十幾年前人們已經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但那時檔案文獻的缺乏給人造成了一種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就連接曆史過程的鏈條來看，斷裂的地方頗多。最近幾年，中俄兩國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進一步披露出來，特別是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檔案的大量出現，使得研究者可以對這段曆史過程進行比較完整的描述了。筆者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是對蘇聯空軍參戰問題的重新考察。現在已經清楚的情況是，7月5日斯大林許諾，一旦中國軍隊入朝作戰，蘇聯將派遣空軍協同作戰。8月中旬戰爭進入僵持階段，特別是9月15日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毛澤東急於派兵援助朝鮮，金日成請示莫斯科，而斯大林對此不置可否。直到10月1日三八線已被敵軍突破，北朝鮮危在旦夕，斯大林才要求中國立即出兵。經過幾番討論，中國領導人於10月5日決定組成誌願軍部隊趕赴朝鮮作戰，同時派周恩來去蘇聯與斯大林協商出動空軍和提供軍援的問題。在10月11日的會談中，斯大林答應給予中國軍隊所需的一切武器裝備，但聲稱蘇聯空軍尚未做好準備，要求中國陸軍先行出動。周恩來沒有接受斯大林的意見，最後雙方商定放棄朝鮮。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和周恩來，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是同意中國先行出兵，但要求2個月到2個半月後蘇聯空軍務必出動。10月15日斯大林明確答複，蘇聯空軍即使出動也隻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誌願軍入朝作戰。10月18日毛澤東決定中國誌願軍仍照原計劃出動，寧願孤軍奮戰。10月25日中國軍隊與美韓軍隊遭遇，第一次戰役打響。11月1日，早已做好戰鬥準備的蘇聯空軍米格戰鬥機出現在安東-新義州上空，並投入作戰，擊落了2架美國F-82飛機。[53]
由於俄羅斯國防部大量的檔案解密，這一過程基本上是完整的，但還是有一處斷裂的環節，即斯大林是何時決定改變主意，同意蘇聯空軍參戰的。是10月18日中國決定單獨出兵之後，還是10月25日中美之戰開始之後？這有助於研究者判斷斯大林10月中旬拒絕出動空軍的內心考慮。《周文稿》刊登的一條史料填補了這一環節。10月29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一封信中報告，駐華蘇聯顧問沙哈諾夫當日通報，斯大林已同意派蘇聯空軍的噴氣式飛機“至安東擔任防空，並可超過中國邊境數裏”，還說，蘇聯飛行員“須學會幾句中國話的口令聯絡”，如此，11月10日左右蘇聯的空軍基地便“可由沈陽移安東”。[54]這就意味著蘇聯空軍不僅可以越過中朝邊境作戰，而且有可能向南深入數十公裏。後來的情況果真如此，眾所周知的“米格走廊”就是明證。不過，這個決定是在中國軍隊已經與美韓軍隊真槍實彈地交火以後才做出的。
以上所舉各例，僅為筆者在研究中比較關注的問題，其實這次《周文稿》刊印的檔案還有很多值得研究者去深入分析和解讀。譬如關於美國間諜案的處理，關於英國“紫石英號”軍艦問題的處理，關於周恩來對誌願軍第三次戰役發動時間的意見，關於中方接受停戰談判的原則和條件，關於中朝聯軍的指揮問題等等，《周文稿》中都有許多新的材料。其中有些文件和函電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前編寫的《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中雖有披露，但都是摘引的隻言片語，而這一次則是全文刊載。此外，《周文稿》的注釋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其中不僅有解釋性條文，還大量引用原始文檔，且多為首次發表。[55]這些都是應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總之，隻有經過曆史研究者細致地對他們所得到的檔案文獻進行考證和分析，並耐心地等待和發掘尚未被發現的檔案資料，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越來越接近於真實的曆史畫麵。恰如愛德華·卡爾所說：“曆史是曆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56]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二、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以下簡稱《周文稿》。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The Far East：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июн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3，c.133-138；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曆程》，張文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5] 《周文稿》第一冊，第21頁。
[6] 《周文稿》第一冊，第21-22、19頁
[7] 《周文稿》第一冊，第22-23、19-20頁。
[8] 斯大林的克裏姆林宮工作日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с.68；斯大林與劉少奇的會談記錄（1949年6月27日），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5-6，с.56。
[9] 美國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拒絕去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的電報是7月1日發出的，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04頁。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論人民主專政》一文。所以，毛澤東的表態並不是對美國立場的反應，同樣，白宮的決定也不是看到毛澤東的表態才做出的。
[10] 見NSC 6，關於美國對華短期援助的立場（1948年3月24日），FRUS，1948，Vol.8，The Far East: China，Washington D.C.：GPO，1978，pp.44-50；NSC 34/1，美國對華政策（1949年2月4日），FRUS，1949，Vol.8，pp.474-475。
[11] NSC 48/2，美國對亞洲的立場（1949年 12月 30日），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PD00138。
haracter: footnote>[1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 Truman，1950，Washington D.C.：GPO，1965，pp.11-12.
[13] 詳見沈誌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頁。
[14] 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曆程》，第511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19頁；維辛斯基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0年1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5；T6332，с.257-259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35-236頁。
style=mso-special-character: footnote>[17] 《周文稿》第二冊，第38-40頁。
[18] 毛澤東的態度大概與1月12日艾奇遜的演說以及莫斯科的敏感反應有關。在17日與莫洛托夫談話時，毛澤東主動報告了上述情況，並明確表態：“對美國人的這種試探，我們是不會理睬的。”莫洛托夫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1-7，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263-266。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史料價值拾粹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 沈誌華
【摘要】曆史研究者必須遵守“言必有據”的準則，因此他們講述的曆史過程往往是不連貫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提供了許多足以把原來斷裂的曆史鏈條連接起來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例如1949年中共與美國接觸的方針和策略、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態度、《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以及斯大林決定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等等。
【關鍵詞】周恩來，中蘇關係，中美關係，朝鮮戰爭
在筆者看來，曆史研究就像做拚圖遊戲，那些零散的構件就是史料，而曆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這些豐富多彩、混雜重疊、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及不斷增加的構件反複進行鑒別、篩選，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認知、經驗和邏輯把它們拚裝在一起，形成一幅圖像——也就是曆史學家眼中的曆史故事。但是，曆史研究者必須遵守一個準則，即言必有據，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所以，曆史學家講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們那裏，曆史的鏈條總是斷裂的。而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當代人的意識、觀念、認知和感受，在不斷發現和發掘出來的史料的基礎上，逐步再現曆史的本來麵貌。同一段曆史進程，同一個曆史人物，同一起曆史事件，為什麽會成為不同時代甚至同一時期曆史學家反複研究的對象？就是因為人們的意識和觀念轉變了，認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為出現了許多新的檔案、文獻以及當事人的口述史料。於是，人們就不得不對過去的事情進行重新審視。
曆史研究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由於某些核心檔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無法拚裝完整的圖像，無法講述完整的故事，而隻能等待新的檔案文獻的問世。在筆者涉獵的中蘇關係史研究中，這樣的經曆就有很多。2003年筆者的專著《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檔案館對外開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關蘇聯專家的檔案，使筆者立即萌生了修訂該書的念頭。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們期盼已久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終於問世了。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的這三冊文獻集中，盡管隻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這說明《周文稿》在數量上將大大超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但是卻為曆史研究者提供了許多足以把原來斷裂的曆史鏈條連接起來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筆者僅從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發現了很多這樣的案例。
關於中共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接觸的方針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中共秘密接觸的曆史過程，曾經引起冷戰史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人們在討論中共與美國關係的起源時，幾乎都要提到這段曆史。雙方接觸的最後結果是：美國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而毛澤東發表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宣言。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麽？中共和美國政府在接觸過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對方，采取何種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種看法，美國國內甚至曾掀起了一場“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討論。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即美國公開的檔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憶錄。[2]人們可以看到的唯一來自中國的材料，隻有幾頁紙的當事人黃華的回憶。[3]總體說來，因為美國的檔案比較完整，對於中美雙方每次接觸的過程，司徒雷登均有詳細報告，國務院也有回複，所以研究者對事情大體過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對於中美各自的立場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雙方都保持一種既留有餘地又謹慎小心的姿態。[4]不過，美國國務院與司徒雷登的往來電報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美國的立場和態度，而對中共的策略考慮，則隻能依靠美國人的轉述和當事人的回憶進行推斷，缺乏直接的文獻證據。《周文稿》的出版，彌補了這一缺憾，其中反映當時中共對策及思考的比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將黃華與美國大使接觸的情況及司徒雷登有意麵見周恩來的情況電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複電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書傅涇波如再要求來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學一行”。至於是否與周恩來見麵，“待其到北平後再定”。[5]
6月18日南京市委報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國國務院指令，讚成其與中共聯絡，並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國兩個月後，暫時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職務）回北平，將來承認中國新政權時，重新任命其為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開中國期間，以美國大使館參事周維陸與中共方麵繼續保持聯係。”由於司徒雷登沒有提到返回美國前要去北平之事，電報特別請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動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告南京市委並華東局：清華大學校長陸誌韋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請求來平，可能得到中共許可。他如不再提，我們暫時不必表示，以觀其變”。毛澤東又特意在電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約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獲允許並可望與當局晤談。”[6]
6月28日南京市委電告：6月27日傅涇波見黃華稱，司徒雷登因“亟須回國”，“加以國會內部意見龐雜”，“恐不能去燕京大學”。黃華當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訪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獲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願去電問明情況。傅表示同意，但試圖要中共方麵主動邀請司徒雷登北上，並允許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機去北平。6月28日黃華拜訪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準許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與當局晤麵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時不便北上，但決定將此事報告國務卿艾奇遜，由艾奇遜決定他有無必要去北平。黃華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慮決定。6月30日，周恩來電告南京市委並華東局：責成黃華嚴格按照28日中央的說法答複司徒雷登，並特別叮囑說，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與中共當局會麵兩事“均為司徒所提出，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借口”。電報還說，司徒雷登北上隻能乘火車，不許乘美機，如他“借口不乘美機即無法趕回華盛頓，可置之不理”。電報最後表明，“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7]
從以上文件可以明顯地看出：第一，中國對於美國大使留在南京頗感興趣，雖然很謹慎，但在6月28日之前顯然對於司徒雷登北上以及與中共領導人會麵表現出積極姿態。6月14日和18日周恩來電，特別是毛澤東所加一句，說明了這一點；第二，6月30日電報表明，中共中央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雖然還沒有完全拒絕接納司徒雷登，但特別強調此舉是美國方麵主動為之，且對是否成行已表示無所謂，甚至明說對美決無幻想。這一變化的原因，就在於劉少奇秘密訪蘇與斯大林會談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滿意的結果。6月27日的會談記錄顯示，斯大林極其熱情地接待了劉少奇，並且幾乎答應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還主動建議中共提前進軍新疆。[8]為了表明中共與蘇聯結盟的決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慮，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於6月30日決定公開發表“一邊倒”的聲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護，毛澤東就不再那麽關心和顧忌美國的態度了，相反，他開始擔心與美國的接觸會引來斯大林的猜忌。[9]
關於1950年1月5日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態度
早在1948年，即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敗象已露的時候，美國就開始調整對華政策，限製對國民黨的援助，並聚焦於“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
[10]特別是毛澤東訪問蘇聯以後，美國當局擔心中蘇結成同盟，便加緊實施離間策略，認為“美國應該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的手段，擴大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之間、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與中國其他力量之間出現的任何分歧，同時應謹慎地避免進行直接幹預。在適當的場合，應利用一切公開的和隱蔽的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11]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讓中共占領台灣，以換取中國對蘇聯采取疏遠政策。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演說：“美國對福摩薩和其他任何中國領土沒有掠奪性意向。美國目前無意在福摩薩獲取特別權利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力幹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國內爭的方針。同樣，美國政府將不向福摩薩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12]
就在此前3天，中蘇之間因是爭論否廢除舊約、簽訂新約而形成的僵局剛剛打破，莫斯科做出了讓步。[13]對於美國人的詭計，敏感的斯大林心知肚明，立即采取了對策。為了贏得毛澤東的好感，《真理報》自1月5日起連續5天把第一版報道兄弟國家的欄目留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4天被列為頭條。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3個月裏，《真理報》總共才發表了5條有關中國的消息。[14]1月6日晚（莫斯科時間），維辛斯基拜會毛澤東，通報可以滿足中共關於購買航空汽油和請蘇聯幫助修複小豐滿水電站的要求，同時建議中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繼續為安理會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如果聯合國不接受中國的意見，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15]對於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表現出來的友好姿態，中共自然接受無疑，但對於杜魯門有意說給中國人聽的聲明，毛澤東采取了什麽態度呢？在已經披露出來的檔案中，人們看到的隻有1月13日毛澤東回複劉少奇的一封電報：同意下令征用外國兵營，同意由上海軍管會接收或征用美國經濟合作署留滬物資。[16]這一行動當然主要是衝著美國人去的，但似乎隻能證明毛澤東批準了在京領導人所采取的措施，至少從字麵上看不出他本人的主觀意圖。這次出版的《周文稿》提供了一個足以說明問題的重要史實。
1月11日，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上月，美國駐上海副領事蔡斯（Chasd）通過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陸殿棟（現任中國外交部專門委員）傳話，表示美國國務院遠東政策研究室主任傑塞普（Jessup，電報中譯為耶塞普）“願與新中國政府作非正式接觸，地點在香港，如新中國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願與見麵”。蔡斯還介紹陸“至北京往見美領事”，又說，美國“在華已經失敗，遲早總要承認新中國。中美關係望不超過，但不次於中蘇關係。首先望新華社不要天天罵美帝，可以送走美領，但不要拘留美領，以影響美國人民”。陸殿棟將此事直接報告了周恩來，並認為“美帝中心在反蘇”，“故伸出觸角以離間中蘇關係”。周恩來當即表示，“離間企圖是有的，加強和擴張世界侵略才是中心，而對華仍是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企圖迫我向美帝低頭”。後經請示劉少奇，周恩來認為“原則上以不理為好，如有接觸容易暴露我攻台灣的弱點”，並擬采取兩個措施：一是“完全不理”，“告陸不要去見美領，斷絕此項關係”。一是“另行偵察”，即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外資企業局局長冀朝鼎去香港處理國民黨政府在港機構資財和人員時，如傑塞普到香港並試圖見麵，可以與其接觸，以便偵察和麻痹他。如何辦理，周恩來請毛定奪。1月14日毛澤東明確答複：“在目前的時期對於美國伸出的觸角應當置之不理”，“冀朝鼎及在港的我方任何人均不應和耶塞普或其代理人見麵”。同時，毛澤東還談到已經采取的“征用北京美國兵營及在上海接收美經合署物資的辦法”，其目的是“刺他一下，或可推遲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間”。毛確定的方針是，“除非美國學英國辦法自動宣布無條件承認”——毛認為“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我們不應當和他過早建立外交關係”。
[17]這兩個文件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對美態度，即決不能讓美國有任何機會破壞正在形成的中蘇同盟關係，更不能刺激斯大林那敏感的神經。[18]
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如何起草的問題
幾年前，針對中國一些論著和回憶錄認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最初是由中方起草的說法，筆者根據大量的俄國檔案，特別是該條約的俄文文本，詳細考察了中蘇條約起草的過程：1月2日晚中蘇達成簽訂新約的一致意見後，斯大林便組織了一個起草委員會，並立即投入了條約及各項協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言，蘇方在1月5日起草了第一稿，以後陸續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蘇共中央批準，並於1月23日雙方會談時交給中方；中方研究後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於24日退還蘇方，蘇方基本沒有再改動；此後雙方又交換過一次文本（均未改動），並加以確認。同時，對於1月25日毛澤東電和2月8日周恩來電所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由中方起草的說法提出質疑。[19]筆者的邏輯是，對於新的中蘇條約，蘇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後，那麽最初文本應當是蘇聯起草的；至於中方提交的文本，究竟是對蘇方文本的修改，還是自行起草的，關鍵是要看到中文的文本才能確定——在俄國檔案中看到的中方草案是已經譯成俄文的打印文本。
這次《周文稿》的出版，解開了這個疑團。首先應該說明，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195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形式上有一個重要區別：前者是含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等實際問題在內的一個整體條約，而後者隻有一些政治性、原則性的條款，至於涉及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內容，則另外單獨形成了一個協定。有關新條約文本的起草，《周文稿》提供了一係列重要文獻，其中包括1月4日周恩來起草的致毛澤東電，按周恩來手稿刊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以及2月8日周恩來致劉少奇並中共中央電。
根據周恩來1月4日的電報，同蘇方一樣，中方對於即將舉行的中蘇談判也進行了認真準備，甚至討論了進出口貨物的詳細清單。但是，有關新的同盟條約，中方研究的隻是“同盟年限、旅順租借期限及軍港雙方指揮權、大連自由港、中長路合作期限等問題”。[20]這說明，在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概念中，這次新條約在形式上同1945年的條約一樣，即主要是關於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的內容，還沒有考慮到單獨搞一個政治性和原則性的條約。因此，周恩來不可能在出發前就起草一個新的條約文本。此外，周恩來2月8日電也說，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開始研究條約及各項協定的。[21]
由周恩來親自起草的條約文本沒有標明具體日期。據編者告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留著兩個周恩來手寫的條約文本，一個是工作草稿，一個是報給毛澤東的定稿，上麵還有毛澤東修改的筆跡。這兩個文本均沒有標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後者，並根據判斷把文稿寫作時間標為“1950年1月”。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確定周恩來手稿的起草過程和日期。筆者把中國檔案中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的俄文諸本仔細進行對照後發現：首先，周文本與1月16日——這時周恩來還在趕赴莫斯科的路上——蘇聯外交部提交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條約定稿（第六稿）的內容大體相同：標題完全一樣——“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方文本第一條與蘇方文本第一、二條內容相同，文字略有改動；中方文本第二條隻是把蘇方文本第四條“不經雙方互相協商不得締結對日和約”一句改為“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締結對日和約”；中方文本第三條、第四條與蘇方文本第三條、第五條完全相同，用詞都一樣；中方文本第五條、第六條與蘇方文本第六條內容一致。比較重要的是，原蘇方文本第七條有關蘇軍從旅順港撤退的日期及對1945年條約中有關旅順、大連協定的處理辦法等內容，在中方文本中完全不見了。[22]
其次，周文本與俄檔中1月24日23時蘇聯收到的中方文本（蘇外交部譯成俄文後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完全相同。[23]
如此，情況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產生的過程應該是這樣：23日收到蘇方送來的文本後，周恩來參照中譯本重新起草了條約文本，24日夜中方將這個文本交給蘇方。所以才會出現周恩來起草的文本與俄國檔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體相同，而與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譯稿）完全相同的情況。至於對俄文本第七條的刪除，則與中方決定對蘇聯分別起草的旅順、大連及中長路協定和議定書全部推倒重來有關。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1月25日電和周恩來在2月8日電中所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我們起草的”，情況雖然屬實，但電報隻告訴了事情的後半部分，而沒有提及或有意回避了蘇聯已經交來最初文本的內情。
關於中蘇條約還有一個重要文件，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補充協定》。關於這個曾引起研究者關注和爭論的曆史文件，因為當時中蘇商定不對外公開，故始終未曾麵世，直到蘇聯解體後才披露出來。不過人們看到的隻有俄國檔案中的文本，而且是維辛斯基給斯大林報告的附件。[24]這次《周文稿》借刊登2月14日致胡喬木電，在注釋中第一次全文發表了這個《補充協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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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
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關於中共對解放台灣戰役的設想和具體安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曆了1949年10月解放軍登陸金門作戰失利、1950年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簽訂、1950年5月14日得知金日成將要發動解放南方的戰役後，這些設想和安排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理解、評估中蘇同盟和朝鮮戰爭都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在以往的檔案文獻——無論是中國的還是俄國的——中，對這個問題沒有提供一個比較清楚的、連貫的說明。新出版的《周文稿》刊登了一些重要文獻，把這些文獻與研究者已經掌握的中俄史料結合起來，就可以對1949年下半年至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共關於台灣戰役的設想及其變化描述出一個大體的輪廓。
1949年8月2日，中央軍委在給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的電報中稱，關於進攻台灣的戰役，如有國民黨海陸空三軍大量可靠的內應，便可早日進行，“否則必須推遲到我們空海兩軍（特別是空軍）條件充分具備之時，故具體時間問題目前不能確定”。[26]8月18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從莫斯科致電中央軍委，提出“為準備攻打台灣，傘兵登陸對從海上登陸作戰可能發生大的作用”，並建議準備組織傘兵和向蘇聯求援。周恩來第二天回電表示同意，並要求王稼祥和劉亞樓與蘇方具體協商。[27]8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剛剛組建的華東軍區海軍將領張愛萍等人時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也一定可以解放台灣。[28]可以看出，此時中共領導人已經開始考慮並有決心解放台灣，但具體計劃尚未規劃。
1949年10月，三野駐福建部隊在未經認真準備的情況下，輕率地發動了金門登陸戰役，結果徹底失敗。[29]此後不久，周恩來在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提到，“在那次不大的登陸戰中，我們喪失了三個半團（7000士兵）”，考慮到這個“慘痛教訓”，中共決定1950年3月開始海南島登陸作戰（那裏有大量遊擊隊活動），而解放台灣的計劃是，經過認真周密的準備後，於1950年春季發動海空聯合打擊，夏季進行登陸作戰。[30]12月5日，周恩來又向羅申通報說，解放西藏和海南島不費力氣，這完全取決於解放軍部隊的推進速度，但台灣戰役將會是比較艱巨的。[31]這就是說，金門戰役失利後，中共計劃在1950年春夏發動台灣戰役。這樣考慮的條件之一是希望蘇聯提供海空軍援助。
然而，毛澤東的請求在莫斯科遭到拒絕。在12月16日與毛澤東的談話中，斯大林答應為中國培養海軍。毛則提出，由於“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攻占台灣。鑒於這一點，我們的一些將領主張請求蘇聯援助，希望蘇聯派遣誌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盡快解放台灣”。斯大林回答說：蘇聯“不會拒絕給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周密考慮。這裏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提供幹預的借口。至於參謀人員和教官，我們隨時都可以提供。其他問題我們要仔細考慮”。斯大林還建議在台灣戰役中可以利用空降部隊。[32]談話表明，蘇聯不能提供直接的海空軍援助，但答應提供裝備和訓練，以便盡快建立中國自己的海軍和空軍。1950年初，在杜魯門和艾奇遜關於美國將不對台灣提供軍援和保護的公開聲明發表後，關於解放軍將很快進攻台灣的傳言在台灣、香港和韓國不脛而走。人們普遍的猜測是共產黨可能在3月份，至遲也不會超過當年夏天，就將對台灣發動進攻。[33]美國的態度對於中共擬議中的台灣戰役何時發動是否有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與美國的公開表態和社會傳聞相比，對中共進攻台灣計劃影響更大、更直接的是莫斯科的態度，特別是蘇聯對於中國的軍事援助力度。
1月11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說：“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幹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參謀部近日正在研究這些問題，研究完畢後，即將材料帶來莫斯科。大概這些作戰都不能性急，都還要有相當長時間的準備”。[34]第二天，毛澤東便向蘇聯通報說，幾天後劉亞樓將攜帶有關進攻台灣的計劃來莫斯科，並要求斯大林批準在華在4位蘇聯軍事顧問與劉同行。[35]後來，中蘇領導人是否討論過台灣戰役的計劃，討論的結果如何，目前都沒有任何史料——這裏的曆史鏈條又是斷裂的。至此，對於中共來說，台灣戰役的發動時間就主要依據蘇聯提供海空軍裝備和培訓中國海空軍的速度而定了。
3月2日，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的一封電報稱：關於海軍和空軍在蘇聯的裝備定貨，均分兩年交付，空軍新增加的兩隊轟炸機和一隊驅逐機的定貨則推遲至1951年1月交貨。[36]3月22日周恩來致電布爾加寧，感謝蘇聯政府準備按照軍事定貨單向中國提供空軍和海軍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周告知，中方打算在1950年內購入絕大部分的海軍和空軍器材，“因為隻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達中國，才能使台灣戰役的準備來得及”。周還談到，中方決定將各航校預定於4月畢業的84名飛行員“立即編成航空部隊，並準備參加定海作戰”，故要求蘇方將此前定購的60架驅逐機和24架轟炸機及全部彈藥提前交付，於5月1日前運至滿州裏。[37]所謂“定海作戰”，指的是解放舟山群島的戰役。這兩個文件表明，此時中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分為兩步走，先解決沿海島嶼問題，而把攻占台灣推遲到1951年。
周恩來在4月13日給布爾加寧的兩封電報中，把事情講得更清楚了。周恩來再次強調所有軍事訂貨務必保證按時交付，所請軍事顧問亦請同時派來。為了說明事情緊急，周恩來明確告訴蘇聯政府，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預定在1950年發動兩次戰役，即6月奪取舟山群島，8月奪取金門島。除上電所說84架飛機可推遲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飛機，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飛機。周恩來還通報說，為了參加對台灣作戰，中國決定在1951年春夏組建魚雷快艇隊、掃雷艇隊、護航艦隊、水魚雷航空團和三個海岸炮團。周一再強調，“上麵所列舉的這些東西，為進行登陸作戰所十分需要”；由於中國的海軍力量薄弱，推遲了解放沿海諸島的戰役；“台灣占役要求我們需有強大和很好的海軍艦隊，方能有把握渡過海峽，保證數十萬軍隊的登陸和保障海上運輸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定貨“在我們所要求的時間內取得之”。[38]4月14日周恩來電稱，空軍訂貨還要增加。至此，中國要求蘇聯提供的空軍和海軍定貨1950年共8800萬美元，1951年4500萬美元，加上新增貨單，約為1億美元。[39]這些武器裝備，將用於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島戰役、金門戰役和1951年夏季以後的台灣戰役。
5月6日，周恩來致電駐蘇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蘇方履約。為了盡快建立空軍，中國需要大量的軍事顧問。2月15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派205名軍事顧問，其中164名為航校教官，41名為空軍陸戰師顧問。2月21日毛澤東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軍司令部所需顧問和氣象專家。然而，這批已經蘇聯軍事部審查過的顧問卻遲遲不來中國。此外，2月11日毛澤東為航校訓練定購的一批彈藥，直到射擊訓練時間臨近，仍未見到貨。周恩來“等得著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發來，否則將耽誤教育計劃完成，影響作戰”。顯然是因為蘇方對不斷增加的訂貨表示疑問，周恩來在電報中解釋說：在最近送去的新定貨單中，“第一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定海戰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金門戰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彈藥是準備台灣戰役用的，因此並不重複。”[40]
到5月中旬，預定的定海戰役即將開始，而海空軍的定貨還未到來。5月13日周恩來再次致電布爾加寧：為奪取舟山群島，陸軍的準備工作可於6月中全部完畢，而“空軍及海軍的準備工作，則完全依據於向蘇聯定購的空、海軍器材何時到達為轉移”。考慮到8月雨季和台風將至，且武器裝備到貨後試驗和練習尚需時日，戰役的發動時間最遲不能晚於7月中旬，所以，周恩來要求所有定貨和聘請的顧問應“加速起運和派出，並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達上海地區”，“否則仍然不可能開始戰役行動”。[41]所幸的是，5月13日，駐守舟山群島的國民黨軍隊開始主動撤退，19日解放軍占領了舟山群島。[42]然而，定海不戰而勝的結局並不能使中共領導人高興和寬心，因為此時他們隱隱猜測到了莫斯科一再推遲交付海軍和空軍定貨的原因。
也是5月13日這一天，金日成秘密來到北京，聲稱斯大林已經同意了他解放朝鮮南方的軍事計劃。毛澤東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就在去年11月斯大林還來過電報，明確表示讚成中國的意見——目前在朝鮮不宜采取軍事行動，而在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也沒有提出不同看法。周恩來連夜召見蘇聯大使，請莫斯科對此事予以確認。14日斯大林回電說，“鑒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同意了朝鮮同誌的主張，並要求金日成征求毛澤東的意見。[43]無可奈何的毛澤東隻得向金日成表示，中國原計劃解決台灣問題以後再幫助朝鮮解放南方，但既然已經決定現在就采取行動，為了共同的事業，中共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幫助。[44]不過，朝鮮的事情並沒有讓中共停止解放台灣的步伐。5月17日，第三野戰軍前敵委員會下達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個意見》，確定部隊轉入渡海登陸作戰準備。海軍和空軍部隊也全力進行人員培訓、部隊組建和裝備購置工作。根據華東軍區頒發的訓練大綱：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軍兵種部隊分別訓練；1951年4月至5月，進行陸海空協同登陸進攻合練，然後三軍協同解放台灣。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向中央匯報了攻台作戰的基本設想，並建議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或派劉伯承、林彪主持攻台作戰。毛澤東出於對粟裕的信任，明確指示：攻台戰役，仍由粟裕負責指揮。[45]然而，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跟著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徹底中斷了中共解放台灣的戰役，盡管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共具有攻占台灣的能力，並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動。[46]7月初中共中央決定組成東北邊防軍，並調粟裕出任司令員兼政治。[47]這就預示著台灣戰役已經退出了中共領導人的議事日程。8月26日周恩來在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提出“推遲解放台灣”。[48]9月29日毛澤東指示胡喬木，以後不要再提何時解放台灣了。[49]於是，“解放台灣”就隻能成為鼓舞人心的口號了。
由此看來，推遲台灣戰役發動有兩方麵的因素。首先是解放軍實力不夠，特別是缺乏空軍和海軍力量，而蘇聯的援助不力和不及時助長了這方麵的因素。其次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的軍事幹預，從根本上阻礙了台灣戰役的發動。但是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早在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後不久，美國就逐步改變了對台灣的政策，不僅開始增加對台軍事援助，而且製定了種種防止台灣陷落的計劃或預案。[50]朝鮮戰爭爆發不過是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公開宣布其改變台灣政策的機會和借口。
關於斯大林決定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
最近幾年，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蘇美兩國空軍曾在朝鮮戰爭中對陣廝殺的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51]在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曆史中，這是美蘇之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麵對麵的戰爭行為，盡管雙方都心照不宣地把這一事實隱瞞了40多年。[52]在十幾年前人們已經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但那時檔案文獻的缺乏給人造成了一種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就連接曆史過程的鏈條來看，斷裂的地方頗多。最近幾年，中俄兩國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進一步披露出來，特別是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檔案的大量出現，使得研究者可以對這段曆史過程進行比較完整的描述了。筆者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是對蘇聯空軍參戰問題的重新考察。現在已經清楚的情況是，7月5日斯大林許諾，一旦中國軍隊入朝作戰，蘇聯將派遣空軍協同作戰。8月中旬戰爭進入僵持階段，特別是9月15日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後，毛澤東急於派兵援助朝鮮，金日成請示莫斯科，而斯大林對此不置可否。直到10月1日三八線已被敵軍突破，北朝鮮危在旦夕，斯大林才要求中國立即出兵。經過幾番討論，中國領導人於10月5日決定組成誌願軍部隊趕赴朝鮮作戰，同時派周恩來去蘇聯與斯大林協商出動空軍和提供軍援的問題。在10月11日的會談中，斯大林答應給予中國軍隊所需的一切武器裝備，但聲稱蘇聯空軍尚未做好準備，要求中國陸軍先行出動。周恩來沒有接受斯大林的意見，最後雙方商定放棄朝鮮。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和周恩來，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是同意中國先行出兵，但要求2個月到2個半月後蘇聯空軍務必出動。10月15日斯大林明確答複，蘇聯空軍即使出動也隻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誌願軍入朝作戰。10月18日毛澤東決定中國誌願軍仍照原計劃出動，寧願孤軍奮戰。10月25日中國軍隊與美韓軍隊遭遇，第一次戰役打響。11月1日，早已做好戰鬥準備的蘇聯空軍米格戰鬥機出現在安東-新義州上空，並投入作戰，擊落了2架美國F-82飛機。[53]
由於俄羅斯國防部大量的檔案解密，這一過程基本上是完整的，但還是有一處斷裂的環節，即斯大林是何時決定改變主意，同意蘇聯空軍參戰的。是10月18日中國決定單獨出兵之後，還是10月25日中美之戰開始之後？這有助於研究者判斷斯大林10月中旬拒絕出動空軍的內心考慮。《周文稿》刊登的一條史料填補了這一環節。10月29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一封信中報告，駐華蘇聯顧問沙哈諾夫當日通報，斯大林已同意派蘇聯空軍的噴氣式飛機“至安東擔任防空，並可超過中國邊境數裏”，還說，蘇聯飛行員“須學會幾句中國話的口令聯絡”，如此，11月10日左右蘇聯的空軍基地便“可由沈陽移安東”。[54]這就意味著蘇聯空軍不僅可以越過中朝邊境作戰，而且有可能向南深入數十公裏。後來的情況果真如此，眾所周知的“米格走廊”就是明證。不過，這個決定是在中國軍隊已經與美韓軍隊真槍實彈地交火以後才做出的。
以上所舉各例，僅為筆者在研究中比較關注的問題，其實這次《周文稿》刊印的檔案還有很多值得研究者去深入分析和解讀。譬如關於美國間諜案的處理，關於英國“紫石英號”軍艦問題的處理，關於周恩來對誌願軍第三次戰役發動時間的意見，關於中方接受停戰談判的原則和條件，關於中朝聯軍的指揮問題等等，《周文稿》中都有許多新的材料。其中有些文件和函電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前編寫的《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中雖有披露，但都是摘引的隻言片語，而這一次則是全文刊載。此外，《周文稿》的注釋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其中不僅有解釋性條文，還大量引用原始文檔，且多為首次發表。[55]這些都是應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總之，隻有經過曆史研究者細致地對他們所得到的檔案文獻進行考證和分析，並耐心地等待和發掘尚未被發現的檔案資料，人們才有可能獲得一幅越來越接近於真實的曆史畫麵。恰如愛德華·卡爾所說：“曆史是曆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56]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二、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以下簡稱《周文稿》。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The Far East：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июн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3，c.133-138；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曆程》，張文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5] 《周文稿》第一冊，第21頁。
[6] 《周文稿》第一冊，第21-22、19頁
[7] 《周文稿》第一冊，第22-23、19-20頁。
[8] 斯大林的克裏姆林宮工作日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с.68；斯大林與劉少奇的會談記錄（1949年6月27日），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5-6，с.56。
[9] 美國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拒絕去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的電報是7月1日發出的，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04頁。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論人民主專政》一文。所以，毛澤東的表態並不是對美國立場的反應，同樣，白宮的決定也不是看到毛澤東的表態才做出的。
[10] 見NSC 6，關於美國對華短期援助的立場（1948年3月24日），FRUS，1948，Vol.8，The Far East: China，Washington D.C.：GPO，1978，pp.44-50；NSC 34/1，美國對華政策（1949年2月4日），FRUS，1949，Vol.8，pp.474-475。
[11] NSC 48/2，美國對亞洲的立場（1949年 12月 30日），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PD00138。
haracter: footnote>[1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 Truman，1950，Washington D.C.：GPO，1965，pp.11-12.
[13] 詳見沈誌華：《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頁。
[14] 迪特·海因茨希：《中蘇走向同盟的艱難曆程》，第511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19頁；維辛斯基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0年1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5；T6332，с.257-259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35-236頁。
style=mso-special-character: footnote>[17] 《周文稿》第二冊，第38-40頁。
[18] 毛澤東的態度大概與1月12日艾奇遜的演說以及莫斯科的敏感反應有關。在17日與莫洛托夫談話時，毛澤東主動報告了上述情況，並明確表態：“對美國人的這種試探，我們是不會理睬的。”莫洛托夫與毛澤東談話備忘錄（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1-7，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26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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