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主席為農村缺醫少藥震怒：赤腳醫生40年溫暖記
“赤腳醫生”，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是個熟悉而又遙遠的名詞。從1968年首次見諸報端到1985年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這個稱謂，近20年的歲月裏，數百萬鄉村裏沒有納入國家編製的非正式醫生具體實踐著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為六億農民提供著最基礎的醫療服務。
中國這種低投入、廣覆蓋的基礎防疫和醫療救助體係，也廣受國際肯定，成為世界醫療衛生史上輝煌的一頁。
“六12539;二六”催生赤腳醫生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澤東與身邊保健醫生李誌綏談話，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
1969年10月1日，共和國20周年大慶，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活動。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紀錄片中，有這樣一組鏡頭: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身著淺灰色中山裝，微風拂起他的頭發，初秋的陽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個個訓練有素的方隊高呼著口號整齊地從城樓下的長安街走過，接受毛澤東的檢閱。當一個特殊的方隊進入他的視線時，76歲的毛澤東向前微微傾斜著身軀，頻頻向這個方隊揮手致意。這個隊列由近千名肩背藥箱、背負鬥笠、挽著褲腿、打著赤腳的年輕農村姑娘組成，隊列的前邊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5個巨大的漢字，用特製的輪車推著。
赤腳醫生
這個方隊代表的是當時分布在全國的數百萬農村醫護人員。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是欣慰的，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導的赤腳醫生運動已成磅礴之勢。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有限的醫療資源大都集中在城市，農村醫療和醫藥匱乏的狀況一直是黨和國家焦慮的問題。1965年1月，毛澤東和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00人下農村巡診。”現任衛生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專家指導組組長的李長明說。李長明曾經是衛生部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司司長。
“然而，醫療隊密度再大的穿梭巡醫，與居住過度分散的農民的求醫渴望相比，仍無異於杯水車薪。治療周期所造成的暫時性還隻是個表麵理由，使醫生無法居留鄉下的深層原因卻是致命的，”對中國赤腳醫生做過深入研究的曆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念群說，“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他知道這種流動性醫療措施隻有雨過地皮濕的效果，農民怎樣才能擁有固定的醫生？這是他的一塊心病。”
1965年6月26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當時，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當這樣一組數字被毛澤東知悉後，他發怒了。
李長明曾問過錢信忠，據他轉述，毛澤東當時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隨後，經短暫培訓的農村稍有文化的赤腳醫生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構成那個年代一幅幅既溫馨又生動的畫麵。
“赤腳醫生”稱謂首次出現在1968年
1965年，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開始實施速成培訓，王桂珍成為江鎮公社第一批28名衛生員之一。在經過短短4個月的培訓後，王桂珍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為村民們看起了病。上海浦東新區衛校退休教師黃鈺祥，1953年從蘇州醫專畢業被分配到江鎮公社衛生院，經過兩年的鄉村醫療實踐後，1965年底開始參與培養當地赤腳醫生。他成了王桂珍從醫的第一位老師。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國迅速展開，在全國各縣成立人民醫院，在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村裏設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同時衛生部著手組織對農村知識青年的醫學培訓以充實村衛生室，一個“半農半醫”的群體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實際是一篇關於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同年第三期《紅旗》雜誌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都全文轉載，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王桂珍則被看做“赤腳醫生”第一人，她的形象還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發行的糧票上。
黃鈺祥說，這是在農民中自行叫起來的，因為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種水稻的，隻能赤腳下水田，所以赤腳就是勞動的意思，赤腳醫生就是既要勞動也要行醫。
赤腳醫生的興起是與當時在全國普遍開展的農村合作醫療密不可分的，赤腳醫生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實踐者。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典型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掛牌了。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隻交5分錢的掛號費，看病吃藥就不要錢了。覃祥官首創的看病吃藥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由於毛澤東親筆批示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該製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推廣，惠及億萬農民。
發行量僅次於“毛選”的《赤腳醫生手冊》
1969年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圖文並茂，簡直就是一個“全科醫療醫藥”寶典，從常見的咳嗽、嘔吐到複雜的心腦血管疾病和癌症；從滅蚊、滅蠅的防病知識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護；從針灸、草藥到常用西藥，無所不有。
68歲的退休教授金滔告訴記者：“《赤腳醫生手冊》不僅是農村醫生的讀物，那時候，城市居民幾乎家家都有這樣一本書，很方便。當時孩子小，經常犯些小毛病，習慣從手冊裏找對策，像積食了怎樣捏脊；出水痘了怎麽辦；得了口瘡用什麽藥，都是從手冊裏學的。看，這本書都被我翻爛了。”金滔手裏這本厚厚的《赤腳醫生手冊》書頁泛黃，有些撕裂的書頁被仔細地粘合起來。
1969年，黃鈺祥所在的江鎮公社衛生院接受了一個特殊的任務，編寫一本適合南方地區使用的赤腳醫生實用教材。除了對赤腳醫生定期進行輪訓外，大量簡單通俗的醫學讀物成為提高他們醫術的有效手段，黃鈺祥當初的講義自然而然地被視為教材的藍本。半年後的1970年6月，《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萬冊，一搶而空，後來數次加印，最後印了118萬冊。
教材給赤腳醫生們提供了最淺顯的入門方法，此後，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不斷改進、再版。1969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麵的手冊，立刻成為風靡全國的暢銷書，各地的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它不按照傳統的做法，先講解剖學、生理學、生化學、藥理學，而是以問題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務求實效，成為醫學教育成功的案例。
可以想象的是，在當時每一位赤腳醫生的手裏，都有這樣的一本寶書，他們在出診回來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著邊學邊幹的特殊使命。今天，當這些發黃的書籍隔著幾十年的歲月斑駁出現時，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當年他們的主人愛不釋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個人人身邊有醫生的舊日鄉村。
在長達30年歲月裏，《赤腳醫生手冊》不僅在物質匱乏的時代為解決幾億人的醫療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全民健康指導手冊，它的發行量僅次於《毛澤東選集》。
《赤腳醫生手冊》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英國、美國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其進行了翻譯，先後被翻譯的文字達50多種，在全世界發行，時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書店裏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養得起、用得動、留得住”
1975年4月3日，16歲的薑桂玲初中畢業，經過全村社員推選，參加了房山縣周口店公社的赤腳醫生培訓三個月後，薑桂玲背著藥箱回到了良各莊村，成為村裏唯一一名赤腳醫生。
一個16歲的孩子，會看病嗎？“全仗著膽子大。”薑桂玲說。因為膽子大，第一個病人就讓她樹起了在鄉親們間的威信，“那是個老太太，愛喝酒，還有高血壓，一天中午，酒後上廁所，暈倒了，房山農村的廁所都是石頭壘的，暈倒時，她的下巴磕在了石頭上，一條4厘米長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來喊我，我去一看嚇壞了，說不敢做，光拿藥是止不住的，建議她去公社衛生院，老太太說，去衛生院還不流血流死。我趕緊翻書，看這種情況如何處置，拿出縫合工具，壯著膽子趕緊幹了起來，像縫衣服，也不管針腳大小，出了一頭汗，但縫合後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說，桂玲這丫頭是個幹醫生的料，才學了幾天就能縫傷口。
赤腳醫生首先是農民，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靠生產隊的工分生活，所以養得起；赤腳醫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間，可以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狀況，加上良好的人脈關係，因而用得動；赤腳醫生戶口在村裏，家眷在村裏，社會關係在村裏，不會像巡回醫療隊那樣來去匆匆，是留得住的醫生。
“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係’表現為治療過程的‘擬家庭化’，就是說，整個診療過程應該是在一種親情、人情網絡中完成，醫生用日常生活語言解釋病情，病家的參與和與之互動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於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據更大的比重。”楊念群這樣解釋鄉村醫生麵對的醫患關係。
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裏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幹部，那時候，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會覺得是很榮耀的。這樣的尊敬並非敬畏，是一種值得托付的信賴。
“千家萬戶留腳印，藥箱伴著泥土香。”就是這些一邊荷鋤扶犁一邊治病救人的赤腳醫生，承載著中國農村最基礎的醫療工作。
赤腳醫生兩件寶：一根銀針、一把草藥
“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裏尋。”於元堂說的這個順口溜是廣大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那時候，銀針和草藥是我們的兩件寶。離我們村27裏遠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強的人，患了麵癱，他有個親戚是我們村的，就住到親戚家，我用針灸配合草藥，一個療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銀針，對著書，就往自己身上紮，有些是要害穴位，這樣才能找到感覺。”薑桂玲16歲參加培訓就是從往自己身上紮銀針開始的。最經濟的針灸技術成了學員最為追捧的醫療手段，幾乎沒有一個赤腳醫生不會這種技術，也沒有一個學員沒在自己身上實驗過。
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另一個更繁重的任務，就是挖草藥、製土藥。
為什麽？因為當時赤腳醫生藥箱裏的藥品實在是匱乏，“紅汞碘酒阿司匹林”是當時赤腳醫生的別名，在他們的藥箱裏，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針劑，剩下的就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這樣的現狀逼得赤腳醫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尋藥。
全民動員式的采藥運動，使得普通群眾也知道了草藥能治什麽毛病。
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在當時傳染病肆虐的情況下，為村民免費注射麻疹疫苗、小兒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擔負全村公共衛生防疫工作，成為赤腳醫生最主要的工作。
楊念群在總結赤腳醫生廣受農民歡迎的原因時說，首先，以中醫、草藥為主要治療手段的赤腳醫生更適合農村的實際，西醫是城市模式，是靜態的，且遠離鄉村，越是專業化、製度化離百姓就越遠；其次是一個成本問題，西醫成本太高，包括陳誌潛的“定縣模式”仍是西醫，他排斥中醫，因而無法推廣，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甚至民間土法土方，幾乎沒有什麽成本；最後，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係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係，這就維係了一種良好的人脈，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
國際視野中的赤腳醫生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做了15分鍾的發言，她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黃鈺祥和覃祥官一起參加了會議，他們分別就怎樣培養赤腳醫生和怎樣開展合作醫療問題進行了大會發言，別人隻發言10分鍾，10分鍾之內，執行主席錘子一敲，就必須停止發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緊接著，又以兩小時的時間，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讚歎不已。他們伸出拇指對覃祥官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麽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啊！”
那是個封閉的時代，但是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世衛組織專家張開寧說，病人最需要服務的時候，赤腳醫生會及時出現，即使這個服務不是最佳的，甚至還有錯誤，但它是溫情的，赤腳醫生是全球醫療衛生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曆史，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覃祥官大會發言的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國際講壇上展現中國赤腳醫生風采的時候，倡導赤腳醫生運動的毛澤東在北京逝世。遠在馬尼拉的覃祥官、黃鈺祥參加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追悼會。
赤腳醫生的黃昏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裏淡出，盡管這種淡出是漸漸發生的。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施，中國農村土地的再分配終於使得赤腳醫生成為夕陽職業，屬於集體的土地分給了各家各戶。公社時期，生產隊長統一安排全村農民的勞動。勞動安排是村裏一件敏感、極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須製定種植計劃，選擇作物，配置勞力，購買生產資料，考慮產品出路，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
“‘工分計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腳醫生體製遭受了沉重打擊。赤腳醫生服務村民的動力，固然有鄰裏鄉情這些樸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腳醫生的服務精神和回報心理更多的是因為其醫療行為被有意區別於一般的勞動形態，無形中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評價。這種評價隱含著自古以來對郎中的尊重，這種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藝視為高於田間勞作的職業，因此在鄉間，赤腳醫生可以拿到壯勞力的工分，這是個不小的優勢，但是隨著人民公社體製的瓦解，這種優勢蕩然無存，反而在田野裏勞作的個體勞動者的身影成了赤腳醫生羨慕的對象，務農的誘惑開始難以抵擋。”楊念群說。
“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這些土地的產出維持生活，沒有工分，赤腳醫生首先考慮的是生計問題，他必須放下藥箱，拿起鋤頭。”李長明說。
赤腳醫生報酬的急劇下降，也使得這些曾比大隊幹部更體麵的群體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對赤腳醫生的鄉土感情和道德評價並沒因此降低，但報酬上的不平等仍難維持赤腳醫生的尊嚴。
“赤腳醫生隊伍的解體除了本來就是農民的他們重操舊業、回家種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長明說，“赤腳醫生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知識青年下鄉，這些有文化有見識的青年有許多成為了赤腳醫生，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知青返城現象，1977年恢複高考，他們又成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流失，加速了整個隊伍解體的步伐。”
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後可以繼續行醫。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至此“赤腳醫生”的曆史也就結束了。
但是，赤腳醫生製度這個涵蓋數億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務體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從1965年到1980年，中國約有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在這個網絡下，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和63萬農村接生員。
即使現在，許多昔日的赤腳醫生經過再培訓，“穿上了鞋”，在新農村合作醫療框架下，又成為鄉村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
“赤腳醫生”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但是，田間地頭那個深棕色的藥箱，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已成為對於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
“赤腳醫生”，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是個熟悉而又遙遠的名詞。從1968年首次見諸報端到1985年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這個稱謂，近20年的歲月裏，數百萬鄉村裏沒有納入國家編製的非正式醫生具體實踐著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為六億農民提供著最基礎的醫療服務。
中國這種低投入、廣覆蓋的基礎防疫和醫療救助體係，也廣受國際肯定，成為世界醫療衛生史上輝煌的一頁。
“六12539;二六”催生赤腳醫生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澤東與身邊保健醫生李誌綏談話，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
1969年10月1日，共和國20周年大慶，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活動。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紀錄片中，有這樣一組鏡頭: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身著淺灰色中山裝，微風拂起他的頭發，初秋的陽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個個訓練有素的方隊高呼著口號整齊地從城樓下的長安街走過，接受毛澤東的檢閱。當一個特殊的方隊進入他的視線時，76歲的毛澤東向前微微傾斜著身軀，頻頻向這個方隊揮手致意。這個隊列由近千名肩背藥箱、背負鬥笠、挽著褲腿、打著赤腳的年輕農村姑娘組成，隊列的前邊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5個巨大的漢字，用特製的輪車推著。
赤腳醫生
這個方隊代表的是當時分布在全國的數百萬農村醫護人員。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是欣慰的，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導的赤腳醫生運動已成磅礴之勢。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有限的醫療資源大都集中在城市，農村醫療和醫藥匱乏的狀況一直是黨和國家焦慮的問題。1965年1月，毛澤東和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2800人下農村巡診。”現任衛生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專家指導組組長的李長明說。李長明曾經是衛生部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司司長。
“然而，醫療隊密度再大的穿梭巡醫，與居住過度分散的農民的求醫渴望相比，仍無異於杯水車薪。治療周期所造成的暫時性還隻是個表麵理由，使醫生無法居留鄉下的深層原因卻是致命的，”對中國赤腳醫生做過深入研究的曆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念群說，“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他知道這種流動性醫療措施隻有雨過地皮濕的效果，農民怎樣才能擁有固定的醫生？這是他的一塊心病。”
1965年6月26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當時，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當這樣一組數字被毛澤東知悉後，他發怒了。
李長明曾問過錢信忠，據他轉述，毛澤東當時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隨後，經短暫培訓的農村稍有文化的赤腳醫生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構成那個年代一幅幅既溫馨又生動的畫麵。
“赤腳醫生”稱謂首次出現在1968年
1965年，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開始實施速成培訓，王桂珍成為江鎮公社第一批28名衛生員之一。在經過短短4個月的培訓後，王桂珍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為村民們看起了病。上海浦東新區衛校退休教師黃鈺祥，1953年從蘇州醫專畢業被分配到江鎮公社衛生院，經過兩年的鄉村醫療實踐後，1965年底開始參與培養當地赤腳醫生。他成了王桂珍從醫的第一位老師。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國迅速展開，在全國各縣成立人民醫院，在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村裏設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同時衛生部著手組織對農村知識青年的醫學培訓以充實村衛生室，一個“半農半醫”的群體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實際是一篇關於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同年第三期《紅旗》雜誌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都全文轉載，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王桂珍則被看做“赤腳醫生”第一人，她的形象還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發行的糧票上。
黃鈺祥說，這是在農民中自行叫起來的，因為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種水稻的，隻能赤腳下水田，所以赤腳就是勞動的意思，赤腳醫生就是既要勞動也要行醫。
赤腳醫生的興起是與當時在全國普遍開展的農村合作醫療密不可分的，赤腳醫生是合作醫療的忠實實踐者。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典型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掛牌了。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除個別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藥的以外，群眾每次看病隻交5分錢的掛號費，看病吃藥就不要錢了。覃祥官首創的看病吃藥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由於毛澤東親筆批示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該製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推廣，惠及億萬農民。
發行量僅次於“毛選”的《赤腳醫生手冊》
1969年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圖文並茂，簡直就是一個“全科醫療醫藥”寶典，從常見的咳嗽、嘔吐到複雜的心腦血管疾病和癌症；從滅蚊、滅蠅的防病知識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護；從針灸、草藥到常用西藥，無所不有。
68歲的退休教授金滔告訴記者：“《赤腳醫生手冊》不僅是農村醫生的讀物，那時候，城市居民幾乎家家都有這樣一本書，很方便。當時孩子小，經常犯些小毛病，習慣從手冊裏找對策，像積食了怎樣捏脊；出水痘了怎麽辦；得了口瘡用什麽藥，都是從手冊裏學的。看，這本書都被我翻爛了。”金滔手裏這本厚厚的《赤腳醫生手冊》書頁泛黃，有些撕裂的書頁被仔細地粘合起來。
1969年，黃鈺祥所在的江鎮公社衛生院接受了一個特殊的任務，編寫一本適合南方地區使用的赤腳醫生實用教材。除了對赤腳醫生定期進行輪訓外，大量簡單通俗的醫學讀物成為提高他們醫術的有效手段，黃鈺祥當初的講義自然而然地被視為教材的藍本。半年後的1970年6月，《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萬冊，一搶而空，後來數次加印，最後印了118萬冊。
教材給赤腳醫生們提供了最淺顯的入門方法，此後，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不斷改進、再版。1969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出版，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麵的手冊，立刻成為風靡全國的暢銷書，各地的赤腳醫生幾乎人手一冊。它不按照傳統的做法，先講解剖學、生理學、生化學、藥理學，而是以問題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務求實效，成為醫學教育成功的案例。
可以想象的是，在當時每一位赤腳醫生的手裏，都有這樣的一本寶書，他們在出診回來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著邊學邊幹的特殊使命。今天，當這些發黃的書籍隔著幾十年的歲月斑駁出現時，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當年他們的主人愛不釋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個人人身邊有醫生的舊日鄉村。
在長達30年歲月裏，《赤腳醫生手冊》不僅在物質匱乏的時代為解決幾億人的醫療問題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一直是中國人的全民健康指導手冊，它的發行量僅次於《毛澤東選集》。
《赤腳醫生手冊》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英國、美國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其進行了翻譯，先後被翻譯的文字達50多種，在全世界發行，時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書店裏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腳醫生手冊》。
“養得起、用得動、留得住”
1975年4月3日，16歲的薑桂玲初中畢業，經過全村社員推選，參加了房山縣周口店公社的赤腳醫生培訓三個月後，薑桂玲背著藥箱回到了良各莊村，成為村裏唯一一名赤腳醫生。
一個16歲的孩子，會看病嗎？“全仗著膽子大。”薑桂玲說。因為膽子大，第一個病人就讓她樹起了在鄉親們間的威信，“那是個老太太，愛喝酒，還有高血壓，一天中午，酒後上廁所，暈倒了，房山農村的廁所都是石頭壘的，暈倒時，她的下巴磕在了石頭上，一條4厘米長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來喊我，我去一看嚇壞了，說不敢做，光拿藥是止不住的，建議她去公社衛生院，老太太說，去衛生院還不流血流死。我趕緊翻書，看這種情況如何處置，拿出縫合工具，壯著膽子趕緊幹了起來，像縫衣服，也不管針腳大小，出了一頭汗，但縫合後血就止住了。”
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說，桂玲這丫頭是個幹醫生的料，才學了幾天就能縫傷口。
赤腳醫生首先是農民，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靠生產隊的工分生活，所以養得起；赤腳醫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間，可以隨叫隨到，不分時間地點天氣狀況，加上良好的人脈關係，因而用得動；赤腳醫生戶口在村裏，家眷在村裏，社會關係在村裏，不會像巡回醫療隊那樣來去匆匆，是留得住的醫生。
“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係’表現為治療過程的‘擬家庭化’，就是說，整個診療過程應該是在一種親情、人情網絡中完成，醫生用日常生活語言解釋病情，病家的參與和與之互動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於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據更大的比重。”楊念群這樣解釋鄉村醫生麵對的醫患關係。
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裏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幹部，那時候，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會覺得是很榮耀的。這樣的尊敬並非敬畏，是一種值得托付的信賴。
“千家萬戶留腳印，藥箱伴著泥土香。”就是這些一邊荷鋤扶犁一邊治病救人的赤腳醫生，承載著中國農村最基礎的醫療工作。
赤腳醫生兩件寶：一根銀針、一把草藥
“治療靠銀針，藥物山裏尋。”於元堂說的這個順口溜是廣大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那時候，銀針和草藥是我們的兩件寶。離我們村27裏遠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強的人，患了麵癱，他有個親戚是我們村的，就住到親戚家，我用針灸配合草藥，一個療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銀針，對著書，就往自己身上紮，有些是要害穴位，這樣才能找到感覺。”薑桂玲16歲參加培訓就是從往自己身上紮銀針開始的。最經濟的針灸技術成了學員最為追捧的醫療手段，幾乎沒有一個赤腳醫生不會這種技術，也沒有一個學員沒在自己身上實驗過。
除此之外，赤腳醫生另一個更繁重的任務，就是挖草藥、製土藥。
為什麽？因為當時赤腳醫生藥箱裏的藥品實在是匱乏，“紅汞碘酒阿司匹林”是當時赤腳醫生的別名，在他們的藥箱裏，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針劑，剩下的就是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這樣的現狀逼得赤腳醫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尋藥。
全民動員式的采藥運動，使得普通群眾也知道了草藥能治什麽毛病。
除了這些，赤腳醫生還肩負著當地農民的衛生防疫保健工作。在當時傳染病肆虐的情況下，為村民免費注射麻疹疫苗、小兒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擔負全村公共衛生防疫工作，成為赤腳醫生最主要的工作。
楊念群在總結赤腳醫生廣受農民歡迎的原因時說，首先，以中醫、草藥為主要治療手段的赤腳醫生更適合農村的實際，西醫是城市模式，是靜態的，且遠離鄉村，越是專業化、製度化離百姓就越遠；其次是一個成本問題，西醫成本太高，包括陳誌潛的“定縣模式”仍是西醫，他排斥中醫，因而無法推廣，一根銀針，一把草藥，甚至民間土法土方，幾乎沒有什麽成本；最後，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係更像是鄉間淳樸的親戚宗族關係，這就維係了一種良好的人脈，人情的回報比利益的回報更重要。
國際視野中的赤腳醫生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大會上做了15分鍾的發言，她親身感受到了人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的關注和喜愛。
1976年9月上旬，“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黃鈺祥和覃祥官一起參加了會議，他們分別就怎樣培養赤腳醫生和怎樣開展合作醫療問題進行了大會發言，別人隻發言10分鍾，10分鍾之內，執行主席錘子一敲，就必須停止發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時間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緊接著，又以兩小時的時間，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長和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那些金發碧眼的洋人讚歎不已。他們伸出拇指對覃祥官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麽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啊！”
那是個封閉的時代，但是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世衛組織專家張開寧說，病人最需要服務的時候，赤腳醫生會及時出現，即使這個服務不是最佳的，甚至還有錯誤，但它是溫情的，赤腳醫生是全球醫療衛生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曆史，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覃祥官大會發言的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國際講壇上展現中國赤腳醫生風采的時候，倡導赤腳醫生運動的毛澤東在北京逝世。遠在馬尼拉的覃祥官、黃鈺祥參加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追悼會。
赤腳醫生的黃昏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裏淡出，盡管這種淡出是漸漸發生的。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施，中國農村土地的再分配終於使得赤腳醫生成為夕陽職業，屬於集體的土地分給了各家各戶。公社時期，生產隊長統一安排全村農民的勞動。勞動安排是村裏一件敏感、極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須製定種植計劃，選擇作物，配置勞力，購買生產資料，考慮產品出路，農業經營單位縮小到了家庭的規模。
“‘工分計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腳醫生體製遭受了沉重打擊。赤腳醫生服務村民的動力，固然有鄰裏鄉情這些樸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腳醫生的服務精神和回報心理更多的是因為其醫療行為被有意區別於一般的勞動形態，無形中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評價。這種評價隱含著自古以來對郎中的尊重，這種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藝視為高於田間勞作的職業，因此在鄉間，赤腳醫生可以拿到壯勞力的工分，這是個不小的優勢，但是隨著人民公社體製的瓦解，這種優勢蕩然無存，反而在田野裏勞作的個體勞動者的身影成了赤腳醫生羨慕的對象，務農的誘惑開始難以抵擋。”楊念群說。
“道理很簡單，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這些土地的產出維持生活，沒有工分，赤腳醫生首先考慮的是生計問題，他必須放下藥箱，拿起鋤頭。”李長明說。
赤腳醫生報酬的急劇下降，也使得這些曾比大隊幹部更體麵的群體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對赤腳醫生的鄉土感情和道德評價並沒因此降低，但報酬上的不平等仍難維持赤腳醫生的尊嚴。
“赤腳醫生隊伍的解體除了本來就是農民的他們重操舊業、回家種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長明說，“赤腳醫生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知識青年下鄉，這些有文化有見識的青年有許多成為了赤腳醫生，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知青返城現象，1977年恢複高考，他們又成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流失，加速了整個隊伍解體的步伐。”
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後可以繼續行醫。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至此“赤腳醫生”的曆史也就結束了。
但是，赤腳醫生製度這個涵蓋數億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務體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從1965年到1980年，中國約有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在這個網絡下，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和63萬農村接生員。
即使現在，許多昔日的赤腳醫生經過再培訓，“穿上了鞋”，在新農村合作醫療框架下，又成為鄉村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
“赤腳醫生”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但是，田間地頭那個深棕色的藥箱，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已成為對於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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