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1位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陸的達60人 (圖)

1949年81位中研院院士留在大陸的達60人

[史海鉤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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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這些學術精英大多留在了大陸。資料圖片

　　1949年初，在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劍指長江之際，剛過而立之年的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五廳上尉黃仁宇，隨國防部從南京撤往廣州。這位多年以後以美籍身份寫出《萬曆十五年》的著名曆史學家，在那個農曆己醜年的人生選擇，和很多在南京供職的人士一樣，麵對變幻的時局，走，還是不走？


　　不獨黃仁宇這樣的政府公職人員，事實上，隨著戰局的演變，對首都南京而言，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對整個社會的心理影響都是巨大的。很多有條件的家庭，都在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選擇南遷的路徑，上海，廣州，桂林，香港，台北，甚至國外，都是他們的目的地，中國現代史上一股人口流動狂潮就此掀起。


　　和黃仁宇南遷差不多相同的時間，21歲的金陵大學外文係二年級學生餘光中，跟隨母親離開南京遷居上海，再去廈門大學入讀，當年7月又遷香港。一年之中，這位未來的鄉愁詩人流離四城，雖然靠著家底沒有失所之虞，但離鄉背井的倉皇，恰是1949年很多南京外遷人士的寫照。


　　國共和談在4月20日最後破裂，仍然在京的“中央各機關”開始緊急疏散。查閱1949年4月21日的《申報》報道，政府職員凡是不願南遷廣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發疏散費金圓券500萬元；自動向指定地點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發疏散費300萬元；願意隨政府南遷的，交通工具統籌辦理，發給疏散費30萬元。


　　在有權的政府高官和有錢的地主富商各顯神通往南跑的時候，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個知識分子群體的是走是留，頗為引人注目。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隸屬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的最高學術研究機關，首任院長蔡元培。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經民主推選產生，其中數理組院士28人，生物組院士25人，人文組院士28人。李四光、竺可禎、陳省身、華羅庚、茅以升、童第周、蘇步青、陳寅恪、馮友蘭、趙元任、梁思成、郭沫若、胡適、傅斯年……隨便哪一個名字，都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最出色的人才。有人曾這樣評價當時的中研院：“生物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數理組與世界頂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組幾乎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這樣一批頂尖的學術精英，國民黨政府是相當重視其去留的標誌性意義的。在他們眼裏，黃金要搶運，故宮文物要搶運，學術精英同樣要搶運。


　　如今，南京市民在綠意盎然的雞鳴寺旁，北京東路39號，可以看到掛著江蘇省科技廳牌子的一組民國建築，那兒正是昔日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以及地質研究所、曆史語言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在地(當時是雞鳴寺一號)。這座由建築大師楊廷寶設計的仿明清宮殿式建築，建於1947年，完工還不到兩年，身居其中的學者們剛剛結束幾年前因抗戰而顛沛流離的生活，此刻，又將麵臨新的選擇：去台灣，還是不去。


　　中研院向台灣搬遷，從1948年12月起就開始了，幾乎與故宮文物從南京遷台同一時間。但是不同的是，故宮文物是死東西，想搬就可以搬，而中研院最大的財富——院士，都是活生生有思想的人。


　　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專機從北京南苑機場起飛，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機上有兩位中研院院士：北大校長胡適和清華教授陳寅恪。頗具意味的是，這兩人此行都沒有將台灣作為外遷的目的地，陳寅恪隻在南京住了一晚即去上海，然後南下廣州受聘於嶺南大學。而胡適，在南京呆到1949年初後去了上海，最後離滬赴美，永遠離開了中國大陸。


　　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同機到達南京的有24位教授。


　　1949年1月19日，中研院曆史語言所所長傅斯年隻攜帶部分親人和主要生活用品，從南京明故宮機場乘飛機去了台灣，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行前並非認為是與大陸永別，他將很多圖書、家產以及親戚都留了下來，希望赴台隻是“暫時去看看”，因為他覺得共產黨絕無可能突破長江天險。傅斯年這一去，再也無緣回到雞鳴寺一號的中研院大院。


　　對於這些精英知識分子，國民黨固然是全力搶運，但相當一部分的中研院院士，由於對國民黨統治的極度失望，不想隨院所一起遷往台灣。社會學所所長陶孟和向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的搬遷決定率先發起了挑戰，他提出，搬不搬要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數人的意見為重。結果，社會學所以“全所人員多一票”的結果決定不遷。朱家驊強令陶孟和同意遷桂林，但陶置之不理。中研院地質所代所長俞建章，雖然以國民黨部區部書記之身，服從了朱家驊關於地質所遷廣州的決定，但此時在英國講學的李四光所長對此表示反對。1949年1月末，李四光給俞建章發來專電，他認為“隻好任有誌者前往；若為地質所同人避亂似無多大意義，我個人絕不讚成。”


　　翻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能讀到《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樣一篇文章，寫於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文中說，“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此時，胡在美國，傅在台灣，錢在香港，在毛澤東眼中，他們成為跟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走的代表。另一方麵，毛澤東則在文中接著強調“其他都不能控製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麵。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


　　就中研院而言，院裏14個單位，成建製遷台的隻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曆史語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其餘11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以及社會學所，全部留在了內地。至於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灣者9人，占院士總數的11．9％；去美國工作的12人，占院士總數的15％；留在內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總數的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