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中組部部長郭玉峰《我的聲明》：駁斥戴煌的造謠誣陷
南方周末報社負責同誌：
我叫郭玉峰，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看到貴報1996年2月2日15版登載一位叫戴煌的，所寫的題目為《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的文章。此文中有些涉及到我的事，與事實不符，聲明如下：
一、 戴煌文章說（以下簡稱文章）：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名軍政委，曾被康生讚為解放軍幾十名軍委中“最優秀的”。文革風氣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組織部“支左”，接著就肩負起全權掌管中組部的重任。九大時有人誣蔑朱總司令反對毛主席，這位“最優秀”的政委竟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朱老總瞪了他一眼：“那純屬胡說，我有什麽錯？！”以上係摘自戴煌文章的原文，純屬戴煌造謠誣陷。請問戴煌你不在場怎麽看見朱老總瞪了他一眼的？
1、 我在部隊工作幾十年，我優秀、不優秀，當時沈陽軍區政治部、幹部部和軍區首長及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和總政首長最了解我。他們給黨中央選送幹部，首先要送幹部的履曆和情況等資料。總政治部主任親自向中央首長匯報幹部的德、才兼備情況，再由中央決定是否調來中央工作。我在師級工作都是周恩來的任命。
我是1967年10月25日奉中央的命令調來中組部工作的。來中組部工作前，我不認識康生，康生也不認識我。文章的作者特意把康生點出來，還把最優秀的加上引號，以示蔑視和貶低。從字麵上看是貶郭玉峰。實際是蔑視和貶低部隊軍區和總政的幹部部門和軍區首長及總政首長、周總理。
2、 關於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純屬造謠、誣陷。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從來沒有動員過朱總司令做檢查。更談不上‘九大’時自高奮勇去動員了。朱總司令雖已過世，但參加‘九大’至今已過去多年了離“文革”也已10多年了。還再用造謠、誣陷、誹謗，攻擊別人則令人可笑、可悲！
二、 文章說：“粉碎了‘四人幫’，‘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到北京中組部大院上訪，要求落實政策給他一份工作。不料郭玉峰，這位‘最優秀的’，竟叫人把舒同擋在大門外”。以上不是事實。事實是：
1、 舒同當時來上訪，他不是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也不是“文革”時在山東省委被打倒的。而是任陝西省委書記。“文革”時在陝西任省委書記時打到的。
文章的作者：連舒同在哪個省裏工作？任什麽職務，在哪裏被打到，都不知道。可見文章的作者，捕風捉影、隨心所欲到何種程度。
2、 舒同來到中組部上訪，我沒有叫人把他擋在大門外。而是，把他請到中組部辦公樓上辦公室，由部裏的幾位領導、我和王常柏、鄭屏年等集體、聽他來訪問的目的和意見。
3、 舒同來中組部的目的，並不是文章的作者所說的要求落實政策，給他一份工作。而是，來看陝西省委對他的審查處分的報告和中央的批示的。當時省委的報告和中央的批示，已退回陝西省委。我們告訴他後，他大發脾氣。我們部裏的幾個人和他交談，也批評了他的錯誤態度。對舒同的曆史問題的處理上，省委報告提出：給警告處分。我們不同意給他處分。我們向中央建議：一點曆史問題，講清楚了就行了，就不要給處分了。中組部同意了我們的建議：批示：可不給處分。我們為舒同說了好話，做了好事，但不好和他本人說。他非要看報告和批示，當時文件確實不在中組部，已退回陝西省委。我們隻有勸他回省委去。至於他到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工作人員對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沒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門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帶沒帶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這些事。
三、 文章說：“此刻的北京，在中央各機關有6,000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這樣的老同誌，竟被人統稱為社會糟粕，而沒有人敢用，隻有在家待著”。以上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說過。和中組部沒有任何關係。關於外事幹部的使用等問題，康生管中組部時早有指示：凡是外事幹部任免，都請示周總理，按總理的指示辦。文亮還說：“原來就在中組部和中監委的陳野萍、袁任遠、張榮、楊士傑、張誌傑等一批老同誌，粉碎‘四人幫’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在掃院子，連辦公樓都不敢邁進一步。”關於安排幹部工作問題：凡是安排幹部，都得接受單位協調。如果接收單位不同意接收，就安排不下去。有的單位同意接受了，但本人不同意去也不好辦。楊士傑在文革前就再中組部已休息多年了，從來也沒有聽說他要求工作。張誌傑是個造反派頭目。給他安排工作，有的單位不接受他。他怎能和一些老同誌相提並論呢？關於張榮的工作安排問題，我是給他說了好話的，原在中組部工作的張榮同誌的秘書是了解情況的。他們誰天天掃院子，我不知道。我沒有叫他們掃院子。他們每周要到機關看文件、看大字報、貼大字報。如果不準邁進一步，他們是怎樣做這些事的？
四、 文章說：“紛紛用大字報，向忠實執行康生、林彪路線的郭玉峰展開鬥爭。但是似乎上麵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麽康生、林彪路線。我也從未執行過什麽康生、林彪路線，就更談不上“忠實”執行了。這是文章的作者製造出來的，無中生有的路線。1967年10月25日，我奉命到中組部工作。那時中央分管中組部工作的康生，給我交代了幾條任務：1管中組部機關的學習毛澤東著作；2管好檔案；3完成中央交辦的工作：管中組部機關的運動。當時的中組部處於癱瘓狀態，沒有開展業務工作。69年九大後，康生把中央分管的中組部的工作移交給了紀登奎同誌，交辦任務要完成中央交辦的工作。70年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後，開始批陳（伯達）整風，接著批林批孔；整黨、建黨，恢複黨的各級組織。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麽康生、林彪路線。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懂得曆史，隻會胡亂編造，誣陷人。關於文章說：“似乎上麵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文章的作者歪曲事實：把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講真理、講政策、講客觀事實，顛倒為 “庇護”，這是非常錯誤的。當時黨中央華國鋒主席親自指示：中央黨校副校長馬文瑞同誌（現全國政協副主席）說：“郭玉峰在中組部的事，你們不要追他，叫他安心學習。他辦的事主要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這是我的班主任親自給我傳達的。1978年我因病住院，出院後插班進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第二期開學，班主任給我傳達說：“有人不同意你第二期繼續學習，但葉劍英主張叫你繼續學習，他說犯錯誤就不能學習嗎？學校是個大熔爐，通過學習可以改造嘛。”我黨校畢業後，中組部陳野萍卻以集中精力、集中時間，交待和揭發問題為由，宋任窮點名叫我揭發康生九大問題。以離開家換個地方，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將我送進了秦城監獄關押，搞逼供信。直到審判“四人幫”結束，還不肯放我出監獄。當時中央領導陳雲同誌、鄧穎超大姐、黃克誠同誌等不同意中組部的做法和意見。後來由胡耀邦同誌給中組部領導做工作批示，中組部才派張誌傑將我從秦城監獄送回家。回來後沒有再找出新問題，還是在中央交辦的那些老問題的情況下，中組部仍抓住不放直至把我開除黨籍，發150元生活費“一棍子打死”，下放到河北省的小城市。胡耀邦同誌過世前有位熟人去看他，說起了我的處理，耀邦同誌說：“看來對郭玉峰的處理太過分了，那時我也沒有辦法呀！我也曾批過兩句過頭的話。”這以上都是文章作者所說的上邊對郭玉峰的庇護？
五、 文章說：“中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特色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常常把來訪的黨員、老幹部拒之千裏之外。”
1、 什麽叫“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這是對黨中央機關的誣蔑！
2、 關於“門難進”實際是門口有傳達室，部裏設有來信來訪接待室。以上舒同的例子已經說明文章的作者造謠和誣陷。中組部有一位老副部長李步新同誌專門分管這項工作。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辦不了的事，由部裏領導集體研究解決。
六、 文章說：“這些老同誌為了黨的命運、為了個人的尊嚴紛紛奮起抗爭，被迫使用了那時通常使用，他們此刻不得不使用的大字報……”
文革時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字報，不知文章的作者在這個問題拐彎抹角是何用意。
七、 文章說：“郭玉峰聽說院子裏貼了為數眾多的大字報，立刻叫一些還能接受他旨意的人‘趕快撕大字報’。楊士傑把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
事實相反，我根本不必叫人撕大字報，部黨核心組都把每次大字報出現的內容印好呈報給黨中央。而楊士傑卻背離黨的組織，偷著將大字報撕下來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外送，居然還說我叫人撕大字報。
八、 文章說：“‘這股12級強風’究竟起於何處？……最明顯的風源就是當時由郭玉峰把持下的中央組織部。”
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和中組部其他領導同誌對老幹部安排沒有任何阻力，而且積極同一些單位協商甚至反複協商安排老幹部。有的單位不是不同意接收就是被接收人不願意去。我們中組部不是阻力，更不是風源。
粉碎“四人幫”前後，我們中組部都有老幹部分配方案，並呈報給黨中央分管中組部的領導。當時配備領導班子的要求是：老中青三結合、一碗水端平（當時各單位都有派性鬥爭）。各省市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配備班子的程序是各單位先提出人選名單，走群眾路線，交給群眾討論。同意後報中央。再由中組部派人到單位了解情況後，報中央審批。我個人沒有任何決定權，一切按中央批示辦事。往下麵派幹部，要和接收單位協商，征求意見。如果接收單位不同意接收，也安排不了。我們部裏幾位領導，都是盡心盡力給單位安排協商老幹部。所以說，安排老幹部的阻力，不是中組部。說12級台風、風源在中組部是不對的。事實是：
１、 關於配備班子安排老幹部問題：確實收到了派性阻力和“四人幫”的幹擾。如國家體委的班子配備時，他們提出的方案沒有老幹部。我們建議老幹部李夢華和對立麵徐寅生二位同誌進班子，當時國家體委的負責人堅決不同意。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指責我說：你們舉逸民，搞複辟。
２、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向政治局匯報老幹部分配方案時，張春橋當即質問：你為什麽安排這些老的？我說：（1）這些老同誌對黨、對人民有貢獻，好久沒有工作了，他們有能力、有經驗，應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有的可安排在人大、政協工作。（3）這些老同誌長期休息對黨的事業有損失，沒有好處。能安排個容易職務也好嘛。當我說到給王照華同誌安排工作時，張春橋提高了嗓門說：你們為什麽不給他處分？還要安排工作？我說：一點小事講清楚就行了。不該給處分。但張春橋仍不同意我的意見。在這是葉劍英元帥站起身來賦詩一首：“一匹又一匹，過河真費力，感謝拉騾人，驅馱赴前敵。”散會後，和我一塊參加會的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同誌說：“你講了老幹部分配方案，張春橋一個勁兒的對你追問，我真為你捏把汗。”
３、 康生病危時，紀登奎同誌、我和醫療組的吳階平、劉湘蘋、黃宗漢等都集中在釣魚台7號樓。王洪文來了後，就給張春橋打電話說：“康老快不行了，你們快來吧！”張春橋來了，進門後並沒有問康生的病情如何。一見到我，就氣勢洶洶地說：“郭玉峰，我要和你算賬。你把年輕幹部都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留下幾個人嗎？你把李昌等這些老幹部都整上來了。他不就是參加過一8226;二九運動嗎？還有以工代幹問題……這是路線問題。這筆賬是要算的……”
1976年批鄧也批我，說我緊跟鄧小平的組織路線，興滅國舉逸民，三條指示為綱。王洪文批文件叫我做檢查。又派他秘書陶新誠，來中組部煽動某些人，貼大字報，批我緊跟鄧小平的組織路線，興滅國舉逸民；批我不該在各省市的組織部長、統戰部長座談會上講：落實幹部政策和解放幹部的意見，並說：你無權講這個問題。然而，王洪文並不滿足他的秘書在中組部的煽動。又親自打電話，批簡報：要我聯係組織工作實際進行檢查。在王洪文親自煽動下，中組部批我，一直批到粉碎了四人幫才算停下來。這是中組部人人皆知的事情。
九、 文章說：“中央各機關有6,000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
其實何止中央機關有6,000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而在全國各省、市還有幾十萬幹部在五七幹校待分配。對這樣大批待分配的幹部，我們中組部提出了分配安排意見。呈報當時主管中組部工作的中央領導紀登奎同誌。經批準：由我和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同誌在國務院西直門招待所，召開了這次會議。組織到會的同誌們深入討論，研究提出幹部分配方案。雖有的省、市提出安排幹部工作有困難的意見，但還是接受了分配方案。隨後，我們將會議紀要及幹部分配方案和今後辦幹校的方向和意見，呈報給紀登奎同誌。由他呈報黨中央，待批準後執行。但遲遲沒有被批下來。經再次請示仍沒有結果。當時中央指示：要精簡機關，國務院不超過 1萬人，中組部隻準留下200人（原中組部有600多名幹部）；中監委機構被撤銷了，也有300多名幹部待分配。各省、市機關也在精簡，隻準留下少數幹部。幹部分配問題，不能脫離當時的精簡機構，下方科室人員的方針和政策。不講客觀實際是錯誤的。責怪一個部門幹部也是錯誤的。
以上都是我本人親身經曆的。希望在法製社會的今天，應當講客觀真理，講實事求是，不要亂扣帽子、打棍子、誣蔑、誣陷、誹謗他人。應當按法律辦事。是我的錯誤我擔當。我希望予公平公正。請問落井下石的人的正義何在、公平何在、人格何在？
郭玉峰
1997年3月5日
南方周末報社負責同誌：
我叫郭玉峰，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看到貴報1996年2月2日15版登載一位叫戴煌的，所寫的題目為《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的文章。此文中有些涉及到我的事，與事實不符，聲明如下：
一、 戴煌文章說（以下簡稱文章）：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名軍政委，曾被康生讚為解放軍幾十名軍委中“最優秀的”。文革風氣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組織部“支左”，接著就肩負起全權掌管中組部的重任。九大時有人誣蔑朱總司令反對毛主席，這位“最優秀”的政委竟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朱老總瞪了他一眼：“那純屬胡說，我有什麽錯？！”以上係摘自戴煌文章的原文，純屬戴煌造謠誣陷。請問戴煌你不在場怎麽看見朱老總瞪了他一眼的？
1、 我在部隊工作幾十年，我優秀、不優秀，當時沈陽軍區政治部、幹部部和軍區首長及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和總政首長最了解我。他們給黨中央選送幹部，首先要送幹部的履曆和情況等資料。總政治部主任親自向中央首長匯報幹部的德、才兼備情況，再由中央決定是否調來中央工作。我在師級工作都是周恩來的任命。
我是1967年10月25日奉中央的命令調來中組部工作的。來中組部工作前，我不認識康生，康生也不認識我。文章的作者特意把康生點出來，還把最優秀的加上引號，以示蔑視和貶低。從字麵上看是貶郭玉峰。實際是蔑視和貶低部隊軍區和總政的幹部部門和軍區首長及總政首長、周總理。
2、 關於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純屬造謠、誣陷。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從來沒有動員過朱總司令做檢查。更談不上‘九大’時自高奮勇去動員了。朱總司令雖已過世，但參加‘九大’至今已過去多年了離“文革”也已10多年了。還再用造謠、誣陷、誹謗，攻擊別人則令人可笑、可悲！
二、 文章說：“粉碎了‘四人幫’，‘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到北京中組部大院上訪，要求落實政策給他一份工作。不料郭玉峰，這位‘最優秀的’，竟叫人把舒同擋在大門外”。以上不是事實。事實是：
1、 舒同當時來上訪，他不是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也不是“文革”時在山東省委被打倒的。而是任陝西省委書記。“文革”時在陝西任省委書記時打到的。
文章的作者：連舒同在哪個省裏工作？任什麽職務，在哪裏被打到，都不知道。可見文章的作者，捕風捉影、隨心所欲到何種程度。
2、 舒同來到中組部上訪，我沒有叫人把他擋在大門外。而是，把他請到中組部辦公樓上辦公室，由部裏的幾位領導、我和王常柏、鄭屏年等集體、聽他來訪問的目的和意見。
3、 舒同來中組部的目的，並不是文章的作者所說的要求落實政策，給他一份工作。而是，來看陝西省委對他的審查處分的報告和中央的批示的。當時省委的報告和中央的批示，已退回陝西省委。我們告訴他後，他大發脾氣。我們部裏的幾個人和他交談，也批評了他的錯誤態度。對舒同的曆史問題的處理上，省委報告提出：給警告處分。我們不同意給他處分。我們向中央建議：一點曆史問題，講清楚了就行了，就不要給處分了。中組部同意了我們的建議：批示：可不給處分。我們為舒同說了好話，做了好事，但不好和他本人說。他非要看報告和批示，當時文件確實不在中組部，已退回陝西省委。我們隻有勸他回省委去。至於他到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工作人員對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沒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門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帶沒帶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這些事。
三、 文章說：“此刻的北京，在中央各機關有6,000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國內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圖南、原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對外文委副主任陳忠經這樣的老同誌，竟被人統稱為社會糟粕，而沒有人敢用，隻有在家待著”。以上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說過。和中組部沒有任何關係。關於外事幹部的使用等問題，康生管中組部時早有指示：凡是外事幹部任免，都請示周總理，按總理的指示辦。文亮還說：“原來就在中組部和中監委的陳野萍、袁任遠、張榮、楊士傑、張誌傑等一批老同誌，粉碎‘四人幫’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還在掃院子，連辦公樓都不敢邁進一步。”關於安排幹部工作問題：凡是安排幹部，都得接受單位協調。如果接收單位不同意接收，就安排不下去。有的單位同意接受了，但本人不同意去也不好辦。楊士傑在文革前就再中組部已休息多年了，從來也沒有聽說他要求工作。張誌傑是個造反派頭目。給他安排工作，有的單位不接受他。他怎能和一些老同誌相提並論呢？關於張榮的工作安排問題，我是給他說了好話的，原在中組部工作的張榮同誌的秘書是了解情況的。他們誰天天掃院子，我不知道。我沒有叫他們掃院子。他們每周要到機關看文件、看大字報、貼大字報。如果不準邁進一步，他們是怎樣做這些事的？
四、 文章說：“紛紛用大字報，向忠實執行康生、林彪路線的郭玉峰展開鬥爭。但是似乎上麵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麽康生、林彪路線。我也從未執行過什麽康生、林彪路線，就更談不上“忠實”執行了。這是文章的作者製造出來的，無中生有的路線。1967年10月25日，我奉命到中組部工作。那時中央分管中組部工作的康生，給我交代了幾條任務：1管中組部機關的學習毛澤東著作；2管好檔案；3完成中央交辦的工作：管中組部機關的運動。當時的中組部處於癱瘓狀態，沒有開展業務工作。69年九大後，康生把中央分管的中組部的工作移交給了紀登奎同誌，交辦任務要完成中央交辦的工作。70年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後，開始批陳（伯達）整風，接著批林批孔；整黨、建黨，恢複黨的各級組織。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麽康生、林彪路線。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懂得曆史，隻會胡亂編造，誣陷人。關於文章說：“似乎上麵還有人庇護著郭玉峰……”文章的作者歪曲事實：把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講真理、講政策、講客觀事實，顛倒為 “庇護”，這是非常錯誤的。當時黨中央華國鋒主席親自指示：中央黨校副校長馬文瑞同誌（現全國政協副主席）說：“郭玉峰在中組部的事，你們不要追他，叫他安心學習。他辦的事主要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這是我的班主任親自給我傳達的。1978年我因病住院，出院後插班進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第二期開學，班主任給我傳達說：“有人不同意你第二期繼續學習，但葉劍英主張叫你繼續學習，他說犯錯誤就不能學習嗎？學校是個大熔爐，通過學習可以改造嘛。”我黨校畢業後，中組部陳野萍卻以集中精力、集中時間，交待和揭發問題為由，宋任窮點名叫我揭發康生九大問題。以離開家換個地方，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將我送進了秦城監獄關押，搞逼供信。直到審判“四人幫”結束，還不肯放我出監獄。當時中央領導陳雲同誌、鄧穎超大姐、黃克誠同誌等不同意中組部的做法和意見。後來由胡耀邦同誌給中組部領導做工作批示，中組部才派張誌傑將我從秦城監獄送回家。回來後沒有再找出新問題，還是在中央交辦的那些老問題的情況下，中組部仍抓住不放直至把我開除黨籍，發150元生活費“一棍子打死”，下放到河北省的小城市。胡耀邦同誌過世前有位熟人去看他，說起了我的處理，耀邦同誌說：“看來對郭玉峰的處理太過分了，那時我也沒有辦法呀！我也曾批過兩句過頭的話。”這以上都是文章作者所說的上邊對郭玉峰的庇護？
五、 文章說：“中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特色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常常把來訪的黨員、老幹部拒之千裏之外。”
1、 什麽叫“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這是對黨中央機關的誣蔑！
2、 關於“門難進”實際是門口有傳達室，部裏設有來信來訪接待室。以上舒同的例子已經說明文章的作者造謠和誣陷。中組部有一位老副部長李步新同誌專門分管這項工作。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辦不了的事，由部裏領導集體研究解決。
六、 文章說：“這些老同誌為了黨的命運、為了個人的尊嚴紛紛奮起抗爭，被迫使用了那時通常使用，他們此刻不得不使用的大字報……”
文革時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字報，不知文章的作者在這個問題拐彎抹角是何用意。
七、 文章說：“郭玉峰聽說院子裏貼了為數眾多的大字報，立刻叫一些還能接受他旨意的人‘趕快撕大字報’。楊士傑把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
事實相反，我根本不必叫人撕大字報，部黨核心組都把每次大字報出現的內容印好呈報給黨中央。而楊士傑卻背離黨的組織，偷著將大字報撕下來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外送，居然還說我叫人撕大字報。
八、 文章說：“‘這股12級強風’究竟起於何處？……最明顯的風源就是當時由郭玉峰把持下的中央組織部。”
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和中組部其他領導同誌對老幹部安排沒有任何阻力，而且積極同一些單位協商甚至反複協商安排老幹部。有的單位不是不同意接收就是被接收人不願意去。我們中組部不是阻力，更不是風源。
粉碎“四人幫”前後，我們中組部都有老幹部分配方案，並呈報給黨中央分管中組部的領導。當時配備領導班子的要求是：老中青三結合、一碗水端平（當時各單位都有派性鬥爭）。各省市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配備班子的程序是各單位先提出人選名單，走群眾路線，交給群眾討論。同意後報中央。再由中組部派人到單位了解情況後，報中央審批。我個人沒有任何決定權，一切按中央批示辦事。往下麵派幹部，要和接收單位協商，征求意見。如果接收單位不同意接收，也安排不了。我們部裏幾位領導，都是盡心盡力給單位安排協商老幹部。所以說，安排老幹部的阻力，不是中組部。說12級台風、風源在中組部是不對的。事實是：
１、 關於配備班子安排老幹部問題：確實收到了派性阻力和“四人幫”的幹擾。如國家體委的班子配備時，他們提出的方案沒有老幹部。我們建議老幹部李夢華和對立麵徐寅生二位同誌進班子，當時國家體委的負責人堅決不同意。到中組部大發脾氣，指責我說：你們舉逸民，搞複辟。
２、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向政治局匯報老幹部分配方案時，張春橋當即質問：你為什麽安排這些老的？我說：（1）這些老同誌對黨、對人民有貢獻，好久沒有工作了，他們有能力、有經驗，應當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有的可安排在人大、政協工作。（3）這些老同誌長期休息對黨的事業有損失，沒有好處。能安排個容易職務也好嘛。當我說到給王照華同誌安排工作時，張春橋提高了嗓門說：你們為什麽不給他處分？還要安排工作？我說：一點小事講清楚就行了。不該給處分。但張春橋仍不同意我的意見。在這是葉劍英元帥站起身來賦詩一首：“一匹又一匹，過河真費力，感謝拉騾人，驅馱赴前敵。”散會後，和我一塊參加會的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同誌說：“你講了老幹部分配方案，張春橋一個勁兒的對你追問，我真為你捏把汗。”
３、 康生病危時，紀登奎同誌、我和醫療組的吳階平、劉湘蘋、黃宗漢等都集中在釣魚台7號樓。王洪文來了後，就給張春橋打電話說：“康老快不行了，你們快來吧！”張春橋來了，進門後並沒有問康生的病情如何。一見到我，就氣勢洶洶地說：“郭玉峰，我要和你算賬。你把年輕幹部都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留下幾個人嗎？你把李昌等這些老幹部都整上來了。他不就是參加過一8226;二九運動嗎？還有以工代幹問題……這是路線問題。這筆賬是要算的……”
1976年批鄧也批我，說我緊跟鄧小平的組織路線，興滅國舉逸民，三條指示為綱。王洪文批文件叫我做檢查。又派他秘書陶新誠，來中組部煽動某些人，貼大字報，批我緊跟鄧小平的組織路線，興滅國舉逸民；批我不該在各省市的組織部長、統戰部長座談會上講：落實幹部政策和解放幹部的意見，並說：你無權講這個問題。然而，王洪文並不滿足他的秘書在中組部的煽動。又親自打電話，批簡報：要我聯係組織工作實際進行檢查。在王洪文親自煽動下，中組部批我，一直批到粉碎了四人幫才算停下來。這是中組部人人皆知的事情。
九、 文章說：“中央各機關有6,000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
其實何止中央機關有6,000多名幹部被繼續“掛”著。而在全國各省、市還有幾十萬幹部在五七幹校待分配。對這樣大批待分配的幹部，我們中組部提出了分配安排意見。呈報當時主管中組部工作的中央領導紀登奎同誌。經批準：由我和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同誌在國務院西直門招待所，召開了這次會議。組織到會的同誌們深入討論，研究提出幹部分配方案。雖有的省、市提出安排幹部工作有困難的意見，但還是接受了分配方案。隨後，我們將會議紀要及幹部分配方案和今後辦幹校的方向和意見，呈報給紀登奎同誌。由他呈報黨中央，待批準後執行。但遲遲沒有被批下來。經再次請示仍沒有結果。當時中央指示：要精簡機關，國務院不超過 1萬人，中組部隻準留下200人（原中組部有600多名幹部）；中監委機構被撤銷了，也有300多名幹部待分配。各省、市機關也在精簡，隻準留下少數幹部。幹部分配問題，不能脫離當時的精簡機構，下方科室人員的方針和政策。不講客觀實際是錯誤的。責怪一個部門幹部也是錯誤的。
以上都是我本人親身經曆的。希望在法製社會的今天，應當講客觀真理，講實事求是，不要亂扣帽子、打棍子、誣蔑、誣陷、誹謗他人。應當按法律辦事。是我的錯誤我擔當。我希望予公平公正。請問落井下石的人的正義何在、公平何在、人格何在？
郭玉峰
199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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