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最早的電台和通信鼻祖王諍都出自國民黨

紅軍最早的電台和通信鼻祖王諍都出自國民黨

作者:童邊

萬木霜天紅爛漫， 天兵怒氣衝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 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這是毛澤東寫的一首詞的上半闋。描述的是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麵軍)粉碎國民黨第一次“圍剿”中的一次關鍵性戰鬥。從1930年12月16日開始，蔣介石糾集10萬人馬“圍剿”中央根據地。毛澤東總政委和朱德總司令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指揮一方麵軍約4萬人，於12月30日在龍岡一戰活捉了國民黨軍的前敵總指揮張輝瓚，全殲所部9千兵力。毛澤東的詞句勾畫了當時的勝利情景。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戰役不但活捉了張輝瓚，還繳獲了半部電台，以此為標誌，我軍開始了在前線創建無線電通信的時期。 早在1930年7月，紅三軍團攻打長沙時就繳獲了9部無線電台。8月，紅一軍團在文市全殲戴鬥垣旅時又繳獲了一部電台。由於戰士們不知道電台的用途，都給砸壞了。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知道後下達命令:今後凡繳獲電台，“不得擅自破壞，違者嚴究”。龍岡戰鬥之前，又簽發命令，重申“無線電亦不準破壞”。這些命令在龍岡戰鬥中收到了成效，在繳獲張輝瓚的電台中，雖然發信機被砸壞了，但終於保住了半部電台———一部收信機。電台的報務員王諍、劉寅等人參加了紅軍。 1931年元旦，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在發布進攻譚道源師的命令中進一步強調:“勝利後須注意收繳敵之軍旗及無線電機，無線電機不準破壞，並須收集整部機器及無線電機務員、報務員。”第3天，在東韶戰鬥中果然繳獲了一部完好的15瓦電台。紅一方麵軍從此有了一部半電台。 就在王諍、劉寅等人參加紅軍的第4天，即1931年1月3日下午，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親切地接見了他們。毛總政委和藹地對他們說:“歡迎你們當紅軍。無線電是個新技術，你們參加了紅軍，希望你們為建立紅軍的無線電通信而努力工作。”並在生活上也對他們給予了優待。當時紅軍戰士一天隻有3個銅板的夥食費，總部對電台人員規定了技術津貼製度，一個月發給30至50塊銀元。這些關懷和信任使王諍、劉寅等人深受感動。隨著覺悟的提高，他們聯名給總部寫信請求免發技術津貼。 1月中旬，我軍第一個無線電隊正式成立，王諍被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親自任命為紅軍第一個無線電隊隊長，並迅速組織開辦了無線電培訓班。 1931年4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二次“圍剿”。反“圍剿”作戰開始後，因為隻有一部半電台，不能溝通聯絡。就由王諍、伍雲甫、曹丹輝等人帶一部電台隨朱總司令和毛總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劉寅等帶收信機在後方實行24小時守聽。前方有事隨時架台發報，可使後方及時了解前方情況。 為了弄清敵人的行蹤，王諍在前方堅持晝夜監聽、捕捉敵台的信號。5月15日黃昏，王諍突然聽到敵公秉藩28師的電台正在與該師設在吉安的留守處電台用明語交談。吉安電台問:“你台在哪裏？”師部電台答:“現駐富田，明晨出發。”吉安電台又問:“到哪裏去？”師部電台答:“東固。”東固當時正是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率領的一方麵軍總部駐地。王諍感到這一動向很重要，馬上和政委馮文彬一道向總部首長作了報告。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依據這一情報立即下達命令:“夜12時起床，1時吃飯完畢，2時半集合，3時出發，於拂曉前占領東固有利地形，堅決消滅來犯之28師。”第二天早晨，敵人果然如期來犯，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紅軍早已設下了埋伏。在紅軍的突然伏擊下，敵軍很快瓦解。不但殲滅了28師全部人馬，還消滅了同來的敵40師一個旅的大部兵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初戰勝利。從這天開始，紅軍一鼓作氣，5戰5勝，初出茅廬的無線電通信為這一勝利建立了特殊的功勞。為此，朱總司令專門到電台對王諍等同誌進行了表揚。 尤其令無線電隊高興的是，東固一戰，公秉藩師部的100瓦大功率電台也被紅軍完整地繳獲了。王諍立即調整電台人員:由伍雲甫、曹丹輝等帶15瓦電台跟隨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到前方，王諍和曾三、劉寅等帶100瓦電台隨葉劍英留在後方辦事處。6月2日，兩台溝通聯絡，實現了我軍無線電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報。 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一方麵軍主力一、三軍團乘勝進攻，挺進到贛東、閩西地區。蔣介石乘我中央蘇區兵力空虛，從7月1日開始調集30萬人馬，自任總司令，以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采取“長驅直入”的戰略方針，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圍剿”。這個動向很快被我無線電隊偵察到了。6月30日，毛澤東同誌以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名義在《致12軍軍委並轉周以栗及邊界工作委員會35軍軍委會信》中寫道:“今日無線電消息，何應欽由南昌進到撫州，稱其為前敵總司令。蔣介石有密電對何應欽，電首機急，何總司令官速譯轉第三軍團及追擊第一、二兩路所屬各部隊。又據郝夢麟電台通報稱，本軍奉令仍隨34師，由永豐向上行，由沙溪推進等話。根據各方麵情況判斷，敵軍要很迅速地向我們進攻已毫無疑義。” 針對敵情，一方麵軍總前委仍然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決定調一、三軍團迅速回師贛南，以便集中力量戰勝敵人。這時，無線電通信第一次發揮了調兵遣將的作用。一、三軍團接到電報後，於7月10日從閩西出發，繞道千裏，晝夜兼程地趕回興國地區，搶在敵軍到達之前做好了應戰準備。 7月23日下午4時，配屬紅三軍行動的紅軍第一期培訓班報務員曹丹輝偵收到一份何應欽發給各路部隊的“萬萬火急”電報。這是一份“限10天撲滅共匪”的命令，全文324個字，是蔣介石關於分進合擊紅軍的兵力配置與戰鬥部署。曹丹輝用第二次反“圍剿”中繳獲的敵軍密碼全部破譯出來。電報經紅三軍黃公略軍長和蔡會文政委閱後迅速送到一方麵軍總部。毛總政委和朱總司令依據電報提供的敵軍部署，在敵我力量為10∶1的懸殊對比和東南北三麵受敵的情況下，乘虛蹈隙，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蓮塘、良村、黃陂方向突擊，一連打了3仗，3戰皆勝，繳槍萬餘。 8月11日，紅三軍在黃陂附近與總部會合時，毛總政委親切地接見了曹丹輝，並高興地對他說:“你收的那份何應欽的電報對這次戰役很有價值。”毛總政委還當場吩咐胡參謀告訴副官處，發給曹丹輝3塊銀元以資獎勵。 鑒於王諍在反“圍剿”中所建的功勳，在1933年中央蘇區慶祝“八一”建軍節的時候，中央軍委決定授予他二級紅星獎章，同時授予此等獎章的還有陳毅、張雲逸、蕭克、何長工、羅炳輝、羅瑞卿、滕代遠、彭紹輝、彭雪楓、朱良才、程子華等34人。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危害，中央根據地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史無前例的長征。
1935年7月，紅二、六軍團與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電台的聯絡突然中斷了。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央不知道二、六軍團的下落，無法實施戰略指揮。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開會通過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把“完成與二、六軍團的通信聯絡”列為一項戰略性任務，交給了時任中革軍委通信聯絡局局長的王諍。為了完成這一任務，王諍帶領三局的同誌們堅持不間斷地守聽，精心尋找和捕捉二、六軍團電台的信號。

與中央聯絡中斷後二、六軍團也十分著急，他們仍用原波長和呼號不間斷地守聽和呼叫中央台。9月29日，他們和在四方麵軍工作的紅軍總部電台取得了聯絡，便誤以為和中央恢複了聯係。他們不了解，這時的張國燾正在公開分裂黨，準備另立中央，並把到四方麵軍工作的朱總司令及其所率領的紅軍總部用武力控製起來，還冒用中央與軍委的名義對二、六軍團下達指示，後來又讓二、六軍團北來與四方麵軍會合，增大了中央恢複同二、六軍團聯絡的難度。 1936年1月27日夜12時左右，二、六軍團電台與四方麵軍電台收發一份長達800餘字的電報時，軍委台終於捕捉到了二、六軍團電台的信號。王諍局長親自上機，將收發信頻率對正後，伺機插叫。當這份長電報發到400字時，四方麵軍電台要求暫等10分鍾。乘此間隙，王諍局長立即開機用明語呼叫二、六軍團電台。因信號音調和發報手法特點不同於四方麵軍電台，引起了二、六軍團電台值班員龍振彪的懷疑，當即問道:“你是何台？”王諍局長用明語回答說:“我是總隊長王諍，奉命與你們聯絡。請閻知非隊長上機，有重要事要談。”閻隊長上機後，雙方終於溝通了聯絡，二、六軍團終於找到了。 但是，由於原來同二、六軍團聯絡的“豪”字密碼本由朱總司令帶到四方麵軍後被張國燾控製，中央台不能對二、六軍團發指示性電報。不得已，周恩來副主席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義，讓電台發了一份明碼電報給任弼時:“弼兄:我們已到陝西保安，密碼(豪)留老四處。……弟豪。”這時，賀龍、任弼時才明白真相，知道黨中央已經北上。由於沒有密碼本，雙方仍不能進行實質性聯絡。 7月2日，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四方麵軍會師。在朱總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時很快從張國燾處要來了密碼本，立即同中央溝通聯絡，很快收到了中央發來的3份重要電報:第一份電報是授予二、六軍團為二方麵軍的番號，任命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總政委，除二、六軍團外還轄原紅九軍團；第二份電報是讓任弼時親譯的，主要指示二方麵軍黨委如何開展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和團結四方麵軍共同北上；第三份電報是關於紅二方麵軍的行動方針。這3封電報像指路明燈一樣使二、六軍團明確了前進方向。由於二方麵軍堅決執行中央和軍委的指示，由於原在四方麵軍工作的朱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等人堅持不懈的鬥爭，終於迫使張國燾停止了反對黨中央的分裂活動，同意與二方麵軍一道北上。 從此，軍委電台和二、四方麵軍電台之間保證了電波日夜不斷，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聯絡。在王諍他們良好的通信聯絡保障下，黨中央指揮二、四方麵軍迅速北上。10月中下旬，三路紅軍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結束了“鐵流兩萬五千裏”的長征，開始了迎接抗日戰爭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