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 新聞考
● 靖 鳴 周燕琳
2008 年是“大躍進”發生 50 周年，“大躍進”這幕鬧劇給國家帶來的深重災難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曆史是為了記住慘痛教訓，避免悲劇重演。1958 年，廣西放了顆全國最大糧食“衛星”———“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從新華社、《人民日報》到廣西地方諸多媒體紛紛報道這一浮誇新聞，轟動全國，“揚名”海外。鑒於至今沒有學者對此事的報道從新聞傳播學層麵進行梳理與反思，因此，我們認為對其進行調查考證與反思，引以為戒為訓，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廣西環江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 事件始末
1957 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國農業生產要在五年內趕超中等富裕國家水平， 這是一個“大躍進”。隨後，這顆農業“衛星”便在 全國大小報上被炒紅。1958 年，廣西柳州專區和環江縣兩級黨政精心策劃的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史稱“十三萬斤事件”）“衛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當時全國各地為達到農業的躍進標準，強製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違背科學原理的措施，“瞎指揮”泛濫，“浮誇”成風，“高產衛星”在全國遍地開花。“在宣傳貫徹總路線中，廣西同全國一樣，把‘速度 ’當做總路線靈魂，把‘快 ’當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並把批判 ‘反冒進’與宣傳貫徹總路線結合起來進行。與此同時在推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采取了隻許那些說大話、假話，敢於搞高指標 的人‘鳴放’，對那些說實話不讚成高指標的人則給予‘辯證’（實際是批判）的做法。這樣，脫離實際的 ‘左 ’傾思想就在全區城鄉迅速蔓延開來。” [1]
1958 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畢的情況下，廣西就有 27 個縣報稱比上年同期增產 1—2 倍，環江縣宣稱早稻增產 4 倍。當時自治區黨委號召各地大放糧食高產 “衛星”，要奪取全國第 一。各地在這樣的鼓動和壓力下開展了放“衛星”競賽，最轟動的就是環江縣的“高產衛星”。 [2]
根據上級黨委的布置，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此前曾擔任中共廣西省委宣傳部長） 特別關照環江縣，並為放“衛星”定下具體做法和基調，他暗示縣委書記洪華：要千方百計超過湖北，爭取全國第一，湖北畝產三萬斤衛星是把六畝移到一畝地裏去的，全國衛星沒有畝產五至十萬斤恐怕 放不出去。賀還鼓勵說，“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獎給小汽車。”當時正在柳州開會的洪華，立即給縣裏打長途電話，指示由江琴堂（縣委分管農業的書記）主持；季桂明（縣委書記處書記）、韋玉昆（城關區委副書記）、李鈺金（區委委員、區婦聯主任）具體負責，在城關高級農業合作社搞並蔸高產試驗。[3]
具體做法是：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一畝一分三厘試驗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來，犁耙、深耕後堆入成千上萬擔各種肥料於田中。參加勞動的有當地社員、縣直機關幹部和在縣裏參加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等近千人。“他們從城管大隊的南門、北門、地麥、陳茶、良傘生產隊和三樂大隊的劉家、地理、歐家等生產隊的一百多畝中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連根帶泥拔出，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麵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程度 。” [4] 由於人們不分晝夜地幹，隻用了兩天便完成了。
在這個過程中，禾苗倒伏，人們便用木樁支撐，再用竹篾片攔腰穩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套上了“架子”，長在一塊一塊的“格子”裏。“他們還在田頭搭棚紮寨，成立現場指揮部，裝有電話機，由大隊幹部日夜看守，派專人護理。移植的禾苗太密，無法通風，他們便將噴霧器改成鼓風機，給禾苗插裝竹管，由十多個人負責輪流鼓風，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無須施肥，但是“人們不斷給這塊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糞便時，糞渣子粘在葉片上壓了禾苗，人們就用蚊帳將糞水過濾，再用灑水壺噴灑。” 一切準備就緒後，縣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區黨委報喜，說要放一顆全國最大的衛星，畝產超過十萬斤。於是地委、自治區黨委便向各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發出邀請，並分別組成檢查驗收團來環江縣檢查驗收。
9 月 9 日上午，各路參觀驗收的隊伍共多6000人匯集在試驗田邊，幾個自治區相關部門的領導還親自爬上稻田“試一試”這塊田的“密度”。
10 點 24 分，紅旗公社城管大隊支書羅克正一聲令下，496 人到地裏參加收割、運禾、脫粒和運輸。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級機關派人監督，每擔穀子過磅後就把重量記在“劃碼單”上，記滿一張紙後累計在掛著的黑板上。收割時，用籮筐裝滿收下的穀子，每人一擔挑起排成隊伍，在縣城主要街道遊轉一圈後，挑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街道遊行時，一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裏，挑出一擔擔穀子，遊行隊伍路過時就尾隨跟上，挑穀遊行隊伍人數一下子就增加了兩倍多。”即使如此，組織者和策劃者唯恐達不到預期產量，在亂哄哄的過秤現場，他們指示挑穀子的社員過完一次秤後不倒上穀堆，又挑到沒過秤的隊伍 中再一次過秤，即所謂 “團團轉”過秤法，如此循環往複，同時要求過秤劃碼人“稱一碼劃幾碼”，這樣黑板上累計的穀子數字越來越大。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直到晚上 9 點 30 分才收割結束，留下 0.055 畝稻穀未收，供參觀。[6] 然後，縣委書記處書記江某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這一塊地有 18.9 畝（包括 這塊田，實際上並蔸 60 多畝地），並蔸移栽的高 產試驗田的麵積共有 1.13 畝，就這樣，全自治 區、全國，乃至全世界“水稻畝產”的空前紀錄被魔術般地創造出來。 [5]
環江縣放出一顆“大衛星”，成了區內外聞名的“紅旗縣”、“上遊縣”，榮譽接踵而至。縣委書記洪華成了功勞顯赫的英雄。“當他從地委抱著紅旗回縣裏那天，歡迎隊伍擠滿街頭，在一片鑼鼓和鞭炮聲中，他被人群從街頭一直抬到縣委會。” [7]
“大大小小的報道、宣傳，將環江吹捧得如花似錦，縣領導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會議上不斷地吹噓環江的糧食已堆積成山，無倉可放了”。事實上，環江縣 1958 年全年糧食上報產量 3.3 億斤，實際產量卻隻有 1.05 億斤。上級給環江下達了0.71 億斤征購糧任務，該縣采用各種手段想盡辦法湊夠數目。“到 1959 年春，農民的口糧已無法保證，斷糧的農戶越來越多，至四五月間饑荒出現，非正常死亡人數日益增多。1959 年全縣共死亡 22685 人，絕大部分屬於饑餓致死 。” “十三萬斤事件”帶來的後果不堪設想。[8]
對媒體報道“十三萬斤”的調查與考證
“十三萬斤”的報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廣西自治區黨委向中央、廣西一些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發出邀請，然後在媒體的積極參與下出籠的。被邀請參加驗收報道的新聞單位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廣西日報》、廣西人民廣播電台、《廣西婦女報》、《廣西青年報》、《群眾藝術報》、《紅水河》雜誌社、《躍進日報》、《柳州日報》、中央新聞紀錄片廠等 16 家新聞媒體。
“十三萬斤”驗收活動儀式由電影攝影師葉寧具體擔任驗收總導演。這可以看成是我國當代新聞史上較早的策劃新聞。
1、柳州地委機關報《躍進日報》對十三萬斤的報道
事後第三天，中共柳州地委機關報《躍進日報》（1958 年 9 月 11 日）在一版、二版聯版“套紅”刊載放衛星消息，標題是“通欄”的，引題是：霹靂一聲創古今中外奇跡 光芒四射看巨型“衛星”上天，主標題是：環江放出畝產十三萬多斤的巨型中稻“衛星”。
消息由該報記者張之召報道。報道除了強調畝產數字，主要介紹了參加驗收的領導班子、專家團，報道將衛星田從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極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會場的熱鬧和喜慶，並提及介紹經驗的座談會和報喜豐收大會。對衛星田出籠的過程簡約帶過。消息中隻有這樣一段文字：“這塊衛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過膝……所放肥料無法計算數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後，頭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後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擔人糞尿，用水稀釋後灑施，包胎後還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過磷酸鈣水。密植是一蔸緊接一蔸，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個僮族姑娘在上麵如站平地。在管理上還抓好防蟲防倒，每夜在田角點四盞油燈誘蛾殺蟲，派了六個人，用三個鼓風機和人力拉掛扇在禾行間鼓風，扇風，降低氣溫。因此，這塊田在收割時沒有倒伏，穗長粒多，一般穗長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這塊田的密度已無法計算，驗收的同誌十多人在驗收時坐站在禾苗上，都沒有影響。”報道的一個特點就是羅列的數字相當多 。看似精確，實則虛浮。
該報第一版配發兩幅新聞照片（張之召攝）。一幅是四名婦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風機正在為這塊試驗稻田降溫，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刊發該報的社論《祝賀專區第一顆水稻巨型“衛星”上天》。
第二版刊發了該報記者張之召寫的《平凡的人幹出不平凡的事———記紅旗社培育水稻巨型衛星的經過》，因篇幅較長轉發第三版。第二版也刊發了兩幅圖片，一幅的文字說明是“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的中稻衛星田，除了用鼓風機給根部吹風外，還用席子做好大風扇經常給它扇風。這是社員在拉風扇。”另一幅的說明是“各縣到環江來參觀的同誌，都舍不得離開這顆中稻大衛星。”該版報尾刊發了一位叫“唐雲”的作者寫的詩歌《放
出衛星震全球》。
2、《廣西日報》對十三萬斤的報道
《廣西日報》老同誌周漢暉在 1988 年 7 月《廣西新聞史料》（2 輯第 11 頁）發表的《“左”的實錄———〈廣西日報〉1958 年的農業宣傳》一文中記敘：1958 年 9 月 12 日，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把報社領導人和周找到自己的辦公室，親自安排版麵，當時還有玉林地委副書記等在座。書記將了他們一軍：“環江放衛星了，你們呢，怎麽辦？”他們聽了，隻笑一笑，沒有說什麽。當晚午夜過後，第一書記又派他的秘書來到報社夜班室，問：“有沒有重要時事稿擠占版麵？”待看了清樣，見一切按原來的安排，才放心回去。過了好幾天，《人民日報》還未刊登，自治區黨委某領導人親自打長途電話催問。後來《人民日報》發了一個豆腐塊大的新聞。
來看當年的《廣西日報》是如何報道此事的。1958 年 9 月 12 日，《廣西日報》頭版整版報道環江紅日公社中稻平均畝產一萬七千多斤和紅旗公社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壓報名的通欄照片是水稻收割現場，頭條通欄三行“套紅”標題，主標題：環江創全國水稻豐產最高紀錄，兩行副標題：紅日公社九百多畝中稻平均畝產一萬七千多斤；紅旗公社一畝一分多試驗田畝產突破十三萬斤。
在這一標題下有兩篇報道，占了半個版麵，其中一篇報道了“畝產十三萬斤”。《廣西日報》在報道時相對《躍進日報》顯得更加“詳實”和“客觀”，語氣和用詞都表現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內容上的詳實：“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一塊一畝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 田），已收的一畝零七厘五毫田實收幹穀十四萬零二百一十七斤四兩（尚有零點零五五畝未收，留待組織參觀），平均每畝實收幹穀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消息導語）；在用語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經過嚴格驗收與核實、丈量土地後，證實已收的這塊田實收幹穀十四萬零二百一十七斤四兩，達到平均每畝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的最高紀錄。”
這則消息交代了這畝中稻田高度密植 的過程以及護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風和不能充分吸收陽光而發黃，社員除了每天用竹竿撥開穀穗讓太陽曬一二次外，還用四個鼓風機巡回四周日夜不斷打風；太陽落山後，又用人拉掛風風扇扇風，以通風降溫；為了防止倒伏，社員們又用竹子在四周攔起，因而禾苗沒有倒伏，顆粒肥壯飽滿。”看似客觀報道，卻是為一個中心主題服務，認為這樣的賣力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表現：“環江縣位於本區北部，山高水冷，過去產量很低，平均畝產隻有三百斤左右。而現在這塊試驗田能夠獲得人們過去連想也不敢想的高額豐產，主要是紅旗公社黨委委員李鈺金 、紅旗公社城管大隊黨支部書記羅克正等人樹立了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在八月二日領導全社八百多人，苦戰兩天兩夜，把另外的十八畝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穀良種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辦法，移到這塊田來，據估計約有一百三十一萬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沒有株行距。那十八畝田的禾苗移走以後，有一部分田隨即用水直播的辦法種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種上了紅薯。移植時，為了實現高產計劃，這塊試驗田又進行三犁四耙深耕達一尺五寸……”經過後來史實的核實，這段敘述基本上是客觀的
《廣西日報》頭版下半版發表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委於 9 月 11 日給“環江縣委、縣人大常委並柳州專署祝賀環江創造水稻高產新紀錄”的祝賀信，登載了由新華社和廣西日報記者黃義傑、張辛、駱正元、楊素珍署名的特寫《高產頌》和社論《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歡呼環江中稻大麵積高額豐產》，以及兩幅照片，一幅為一小孩爬在稻叢上掉不下來，一幅為試驗田的培育者之一吳彩繁，攝影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極度誇張的漫畫及配畫詩：“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稈腰際繞白雲；收割要用大鋸鋸，收下要靠火車運。”
二版刊發新華社記者黃義傑、《廣西日報》記者駱正元的《畝產十三萬斤的來曆》和楊素珍的《高產二三事》等文章。《畝產十三萬斤的來曆》是記者自己采寫的，但采寫的僅是報道前期的一些設想和爭論，沒有告訴讀者“十三萬斤”的驗收過程及信源單一的可信度，隻反映了記者對局部情況的理解。
3、《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
9 月 18 日，《人民日報》第 7 版也報道了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全文 300 多字，用詞更加“客觀”、“審慎”，不像前二者這樣“顯山露水”，但同樣忽視了常識和科學規律。對比這三家不同級別的報紙，可以看到它們的共同之處，即三家都違背了客觀規律，脫離實際地報道這一造假浮誇事件。實際上，對“十三萬斤”進行報道的媒體不止這三家。當時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媒體的報道是“唬人”的。為什麽媒體不但沒有發揮其基本職能，卻心甘情願地報道造假浮誇事件？幾家黨報，從《躍進日報》、《廣西日報》到《人民日報》，無一不肯定畝產十三萬斤的“事實”。一些報道還特別強調有領導、記者和專家的“現場觀摩”、“現場把關”，是可信的。這裏可以提出一個質疑，所謂把關，是怎樣“把”的，有何科學根據？關於驗收團“證實”的情況，隻有《躍進日報》提及一點：“這塊衛星田經過區黨委、地委、縣委驗收的同誌兩次精密測量，證實為一畝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僅僅隻有這樣的“證實”，確實經不起推敲。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浮誇報道的反思
從新聞傳播學角度對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 浮誇報道進行反思，有許多教訓值得我們深刻記取。
1、1958 年“浮誇新聞”初現端倪以及反右鬥爭的負麵影響
早在 50 年代初，“喜鵲”媒體不斷湧現，工作中往往隻報喜不報憂，教條地按方針、計劃去報道，卻不管實際情況，甚至寧可削足適履，以至於歪曲客觀事實，選擇適合於上級口味的一部分或一個方麵寫出來。到了 1958 年“大躍進”時期，建國以來的這種片麵、浮誇的失實新聞更是得到了惡性發展。
“浮誇新聞”也與 1957 年反右派鬥爭有關，當時新聞工作者講真話遭遇打擊造成負麵影響，導致記者不敢、不願講真話。據新華社記者馮東書介紹，“大躍進”開始階段，記者們深入實際發現問題，但是卻沒有人把下麵實際情況和群眾的意見反映到黨中央，或在報紙上刊登。記者所在公社的書記就是《山西日報》農村記者的“頭頭”，他什麽情況都知道，但是隻能憋在心裏，不能寫在紙上。實際上，記者就是寫了，報紙廣播和內部刊物也不會采用，因為大家都怕“犯錯誤”。“這首先是 1957 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 ‘偉大成果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大家都靈的不敢說真話了”。“大躍進”時，國內一些報社電台自己就在機關院子裏壘起了爐子煉鋼鐵，最終在實踐當中一些記者明白了事理，認為應該發表一些“講真話的稿子”，但不敢貿然行動。主要是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以後，“‘輿論一律 ’成為新聞界鐵的紀律”，“違反它便是 ‘犯錯誤 ’，會受到處分”。[9]
當時新聞界敢於直言的人還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嚴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殺，徐鑄成、彭子岡、範長江等都是明證。新華社記者戴煌曾向毛澤東上“萬言書”，在反右時被定性為“反黨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團”頭頭，全家受到極不公道的對待。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新聞記者，戴煌反思了造成這種不正常現象的原因：“新聞戰線上的這種不良表現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沒有一定的獨立性，而是處處事事 ‘惟命是聽 ’。有些人即便對此表示不滿，但也不敢大膽地、理直氣壯地提出自己的主見。他們怕在黨籍、飯碗和提拔方麵遭到打擊，隻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10]
就“十三萬斤事件”的報道而言，據參與報道的老同誌回憶，有的記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於當時的政治需要，最終還是做出了這種浮誇報道。
2、特殊的新聞與政治的關係、新聞管理體製以及新聞事業功能的異化容易出現浮誇新聞
（1）從黨、政治與新聞工作的關係看問題。我國黨與新聞工作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媒體是黨的宣傳工具、喉舌，必須絕對服從黨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員會的領導，必須與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對附屬於它的新聞形成強製力，新聞媒介自主活動的空間窄小。在當時的年代，黨犯錯誤，新聞身不由己也會犯錯誤，明曉得許多政治指令是違背客觀規律的，是錯誤的，新聞媒體還要照樣執行，這必然產生體製性新聞浮誇和失實。
要保證新聞媒體保持清醒的頭腦，就必須允許新聞媒體有一定的新聞報道權，獨立自主的分析判斷報道新聞事件，尤其對於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經濟領域中現象的報道，應該允許新聞媒體與其保持一定距離，做出客觀的分析和判斷，不應片麵強調輿論一律，要讓不同的媒體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報》發生“大躍進”的宣傳偏差以後，劉少奇再次感覺到報紙與黨委關係不協調的問題，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難處，說：“聽話，也不是，不聽話，也不是，是難辦。作一個共產主義的新聞記者是難辦。你們就要從這中間想出辦法。……不服從，是錯誤的，要犯錯誤；服從，也要犯錯誤，是不容易。” [11] 他回顧以往的經驗，提醒報紙在與黨委的關係上防止兩種傾向，指出：“過去你們要求新聞自由，認為服從黨委就妨害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幾年你們比較注意服從黨委領導，強調依靠黨委辦報，但又完全依賴地方黨委，自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問題，不敢提出意見。要講兩種偏向：一種偏向，脫離地方黨委的領導，認為受黨委領導就不能寫批評稿，因而就鬧獨立性；一種偏向是完全聽黨委的話，因而就出現浮誇這類事，什麽公共食堂好，放衛星。” [12] 所以，不科學定位黨、政治與新聞工作的關係，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浮誇虛假新聞的問題。
（2）不按新聞規律辦事的新聞宣傳機製難免產生負麵效應。1958 年諸如廣西“十三萬斤”浮誇虛假新聞的產生，與當時的新聞宣傳機製和領導方法有關。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方針政策的領導，而不是具體要求新聞單位發什麽稿件，發多少字，發什麽位置，否則容易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東西以“黨的領導”的名義危及新聞的真實性，削弱黨的主流媒體的指導性和權威性。[13]
無庸諱言，由於我們的報紙多是由上級主辦的，大多是黨委機關報，而且具有與生俱來的表揚報喜特性，所以下級就有著強烈的通過報紙爭相“報喜”的欲望。這樣就使一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誇拔高的手段。這方麵的教訓我們應該深刻記取。
（3）應正確認識新聞事業的功能。1958 年 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期間就辦好《廣西日報》問題給當時的廣西省委領導寫了一封信，指出：“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毛澤東提出的新聞事業的五個功能，第一次經受實踐的檢驗就是 1958 年“大躍進”。毛澤東這封信對廣西省委主要領導人劉建勳依據《廣西日報》和廣西其他媒體認識和看待新聞的功能起了誤導作用，將新聞事業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適當的發揮。劉少奇曾經說過：“你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今天說那裏生產如何好，昨天說那裏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們是想用這些典型事例來指導實際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樣能指導實際工作呢？你們報喜不報憂，隻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人民日報》搞了這樣多錯誤的東西，影響很壞，可以說，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壞處還要大。” [14]
筆者認為，在我國特殊的新聞管理體製之下，對於黨的大政方針、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思想政治方麵的宣傳，可以要求新聞媒體及時跟進，不折不扣地加 以宣傳報道，而對於經濟工作、社會發展等具體問題，不應該指令新聞媒體不加分析進行大麵積大範圍大規模的報道。單純把新聞媒體當成宣傳機器，勢必使其喪失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難免要犯大錯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新聞事業的功能，否則曆史還會以不同的方式反複重演。
注釋
[1]鍾家佐：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簡史叢書《當代廣西簡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年版 120 頁。
[2]同上，123-124 頁。
[3]環江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338 頁。
[4] 王定：《狂熱及其災難》，《南方周末》，1998 年 10月 9 日 18 版。
[5]、[6]同上。
[7]《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誌》，339 頁。
[8]《狂熱及其災難》。
[9]馮東書：《如果 1958 年有輿論監督》，《炎黃春秋》， 2002 年第 3 期 28 頁。
[1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 25 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 518 頁。
[12]同上，26 頁
[13]同上，124 頁
[14] 同上，27 頁。
（靖鳴，廣西師範學院新聞傳播係主任、教授；周燕琳，廣西財經學院宣傳部）
● 靖 鳴 周燕琳
2008 年是“大躍進”發生 50 周年，“大躍進”這幕鬧劇給國家帶來的深重災難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曆史是為了記住慘痛教訓，避免悲劇重演。1958 年，廣西放了顆全國最大糧食“衛星”———“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從新華社、《人民日報》到廣西地方諸多媒體紛紛報道這一浮誇新聞，轟動全國，“揚名”海外。鑒於至今沒有學者對此事的報道從新聞傳播學層麵進行梳理與反思，因此，我們認為對其進行調查考證與反思，引以為戒為訓，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廣西環江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 事件始末
1957 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國農業生產要在五年內趕超中等富裕國家水平， 這是一個“大躍進”。隨後，這顆農業“衛星”便在 全國大小報上被炒紅。1958 年，廣西柳州專區和環江縣兩級黨政精心策劃的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史稱“十三萬斤事件”）“衛星”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當時全國各地為達到農業的躍進標準，強製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違背科學原理的措施，“瞎指揮”泛濫，“浮誇”成風，“高產衛星”在全國遍地開花。“在宣傳貫徹總路線中，廣西同全國一樣，把‘速度 ’當做總路線靈魂，把‘快 ’當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並把批判 ‘反冒進’與宣傳貫徹總路線結合起來進行。與此同時在推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采取了隻許那些說大話、假話，敢於搞高指標 的人‘鳴放’，對那些說實話不讚成高指標的人則給予‘辯證’（實際是批判）的做法。這樣，脫離實際的 ‘左 ’傾思想就在全區城鄉迅速蔓延開來。” [1]
1958 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畢的情況下，廣西就有 27 個縣報稱比上年同期增產 1—2 倍，環江縣宣稱早稻增產 4 倍。當時自治區黨委號召各地大放糧食高產 “衛星”，要奪取全國第 一。各地在這樣的鼓動和壓力下開展了放“衛星”競賽，最轟動的就是環江縣的“高產衛星”。 [2]
根據上級黨委的布置，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此前曾擔任中共廣西省委宣傳部長） 特別關照環江縣，並為放“衛星”定下具體做法和基調，他暗示縣委書記洪華：要千方百計超過湖北，爭取全國第一，湖北畝產三萬斤衛星是把六畝移到一畝地裏去的，全國衛星沒有畝產五至十萬斤恐怕 放不出去。賀還鼓勵說，“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獎給小汽車。”當時正在柳州開會的洪華，立即給縣裏打長途電話，指示由江琴堂（縣委分管農業的書記）主持；季桂明（縣委書記處書記）、韋玉昆（城關區委副書記）、李鈺金（區委委員、區婦聯主任）具體負責，在城關高級農業合作社搞並蔸高產試驗。[3]
具體做法是：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一畝一分三厘試驗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來，犁耙、深耕後堆入成千上萬擔各種肥料於田中。參加勞動的有當地社員、縣直機關幹部和在縣裏參加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等近千人。“他們從城管大隊的南門、北門、地麥、陳茶、良傘生產隊和三樂大隊的劉家、地理、歐家等生產隊的一百多畝中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連根帶泥拔出，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麵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程度 。” [4] 由於人們不分晝夜地幹，隻用了兩天便完成了。
在這個過程中，禾苗倒伏，人們便用木樁支撐，再用竹篾片攔腰穩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套上了“架子”，長在一塊一塊的“格子”裏。“他們還在田頭搭棚紮寨，成立現場指揮部，裝有電話機，由大隊幹部日夜看守，派專人護理。移植的禾苗太密，無法通風，他們便將噴霧器改成鼓風機，給禾苗插裝竹管，由十多個人負責輪流鼓風，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無須施肥，但是“人們不斷給這塊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糞便時，糞渣子粘在葉片上壓了禾苗，人們就用蚊帳將糞水過濾，再用灑水壺噴灑。” 一切準備就緒後，縣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區黨委報喜，說要放一顆全國最大的衛星，畝產超過十萬斤。於是地委、自治區黨委便向各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發出邀請，並分別組成檢查驗收團來環江縣檢查驗收。
9 月 9 日上午，各路參觀驗收的隊伍共多6000人匯集在試驗田邊，幾個自治區相關部門的領導還親自爬上稻田“試一試”這塊田的“密度”。
10 點 24 分，紅旗公社城管大隊支書羅克正一聲令下，496 人到地裏參加收割、運禾、脫粒和運輸。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級機關派人監督，每擔穀子過磅後就把重量記在“劃碼單”上，記滿一張紙後累計在掛著的黑板上。收割時，用籮筐裝滿收下的穀子，每人一擔挑起排成隊伍，在縣城主要街道遊轉一圈後，挑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街道遊行時，一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裏，挑出一擔擔穀子，遊行隊伍路過時就尾隨跟上，挑穀遊行隊伍人數一下子就增加了兩倍多。”即使如此，組織者和策劃者唯恐達不到預期產量，在亂哄哄的過秤現場，他們指示挑穀子的社員過完一次秤後不倒上穀堆，又挑到沒過秤的隊伍 中再一次過秤，即所謂 “團團轉”過秤法，如此循環往複，同時要求過秤劃碼人“稱一碼劃幾碼”，這樣黑板上累計的穀子數字越來越大。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直到晚上 9 點 30 分才收割結束，留下 0.055 畝稻穀未收，供參觀。[6] 然後，縣委書記處書記江某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這一塊地有 18.9 畝（包括 這塊田，實際上並蔸 60 多畝地），並蔸移栽的高 產試驗田的麵積共有 1.13 畝，就這樣，全自治 區、全國，乃至全世界“水稻畝產”的空前紀錄被魔術般地創造出來。 [5]
環江縣放出一顆“大衛星”，成了區內外聞名的“紅旗縣”、“上遊縣”，榮譽接踵而至。縣委書記洪華成了功勞顯赫的英雄。“當他從地委抱著紅旗回縣裏那天，歡迎隊伍擠滿街頭，在一片鑼鼓和鞭炮聲中，他被人群從街頭一直抬到縣委會。” [7]
“大大小小的報道、宣傳，將環江吹捧得如花似錦，縣領導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會議上不斷地吹噓環江的糧食已堆積成山，無倉可放了”。事實上，環江縣 1958 年全年糧食上報產量 3.3 億斤，實際產量卻隻有 1.05 億斤。上級給環江下達了0.71 億斤征購糧任務，該縣采用各種手段想盡辦法湊夠數目。“到 1959 年春，農民的口糧已無法保證，斷糧的農戶越來越多，至四五月間饑荒出現，非正常死亡人數日益增多。1959 年全縣共死亡 22685 人，絕大部分屬於饑餓致死 。” “十三萬斤事件”帶來的後果不堪設想。[8]
對媒體報道“十三萬斤”的調查與考證
“十三萬斤”的報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廣西自治區黨委向中央、廣西一些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發出邀請，然後在媒體的積極參與下出籠的。被邀請參加驗收報道的新聞單位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廣西日報》、廣西人民廣播電台、《廣西婦女報》、《廣西青年報》、《群眾藝術報》、《紅水河》雜誌社、《躍進日報》、《柳州日報》、中央新聞紀錄片廠等 16 家新聞媒體。
“十三萬斤”驗收活動儀式由電影攝影師葉寧具體擔任驗收總導演。這可以看成是我國當代新聞史上較早的策劃新聞。
1、柳州地委機關報《躍進日報》對十三萬斤的報道
事後第三天，中共柳州地委機關報《躍進日報》（1958 年 9 月 11 日）在一版、二版聯版“套紅”刊載放衛星消息，標題是“通欄”的，引題是：霹靂一聲創古今中外奇跡 光芒四射看巨型“衛星”上天，主標題是：環江放出畝產十三萬多斤的巨型中稻“衛星”。
消息由該報記者張之召報道。報道除了強調畝產數字，主要介紹了參加驗收的領導班子、專家團，報道將衛星田從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極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會場的熱鬧和喜慶，並提及介紹經驗的座談會和報喜豐收大會。對衛星田出籠的過程簡約帶過。消息中隻有這樣一段文字：“這塊衛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過膝……所放肥料無法計算數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後，頭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後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擔人糞尿，用水稀釋後灑施，包胎後還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過磷酸鈣水。密植是一蔸緊接一蔸，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個僮族姑娘在上麵如站平地。在管理上還抓好防蟲防倒，每夜在田角點四盞油燈誘蛾殺蟲，派了六個人，用三個鼓風機和人力拉掛扇在禾行間鼓風，扇風，降低氣溫。因此，這塊田在收割時沒有倒伏，穗長粒多，一般穗長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這塊田的密度已無法計算，驗收的同誌十多人在驗收時坐站在禾苗上，都沒有影響。”報道的一個特點就是羅列的數字相當多 。看似精確，實則虛浮。
該報第一版配發兩幅新聞照片（張之召攝）。一幅是四名婦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風機正在為這塊試驗稻田降溫，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刊發該報的社論《祝賀專區第一顆水稻巨型“衛星”上天》。
第二版刊發了該報記者張之召寫的《平凡的人幹出不平凡的事———記紅旗社培育水稻巨型衛星的經過》，因篇幅較長轉發第三版。第二版也刊發了兩幅圖片，一幅的文字說明是“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的中稻衛星田，除了用鼓風機給根部吹風外，還用席子做好大風扇經常給它扇風。這是社員在拉風扇。”另一幅的說明是“各縣到環江來參觀的同誌，都舍不得離開這顆中稻大衛星。”該版報尾刊發了一位叫“唐雲”的作者寫的詩歌《放
出衛星震全球》。
2、《廣西日報》對十三萬斤的報道
《廣西日報》老同誌周漢暉在 1988 年 7 月《廣西新聞史料》（2 輯第 11 頁）發表的《“左”的實錄———〈廣西日報〉1958 年的農業宣傳》一文中記敘：1958 年 9 月 12 日，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把報社領導人和周找到自己的辦公室，親自安排版麵，當時還有玉林地委副書記等在座。書記將了他們一軍：“環江放衛星了，你們呢，怎麽辦？”他們聽了，隻笑一笑，沒有說什麽。當晚午夜過後，第一書記又派他的秘書來到報社夜班室，問：“有沒有重要時事稿擠占版麵？”待看了清樣，見一切按原來的安排，才放心回去。過了好幾天，《人民日報》還未刊登，自治區黨委某領導人親自打長途電話催問。後來《人民日報》發了一個豆腐塊大的新聞。
來看當年的《廣西日報》是如何報道此事的。1958 年 9 月 12 日，《廣西日報》頭版整版報道環江紅日公社中稻平均畝產一萬七千多斤和紅旗公社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壓報名的通欄照片是水稻收割現場，頭條通欄三行“套紅”標題，主標題：環江創全國水稻豐產最高紀錄，兩行副標題：紅日公社九百多畝中稻平均畝產一萬七千多斤；紅旗公社一畝一分多試驗田畝產突破十三萬斤。
在這一標題下有兩篇報道，占了半個版麵，其中一篇報道了“畝產十三萬斤”。《廣西日報》在報道時相對《躍進日報》顯得更加“詳實”和“客觀”，語氣和用詞都表現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內容上的詳實：“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一塊一畝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 田），已收的一畝零七厘五毫田實收幹穀十四萬零二百一十七斤四兩（尚有零點零五五畝未收，留待組織參觀），平均每畝實收幹穀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消息導語）；在用語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經過嚴格驗收與核實、丈量土地後，證實已收的這塊田實收幹穀十四萬零二百一十七斤四兩，達到平均每畝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的最高紀錄。”
這則消息交代了這畝中稻田高度密植 的過程以及護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風和不能充分吸收陽光而發黃，社員除了每天用竹竿撥開穀穗讓太陽曬一二次外，還用四個鼓風機巡回四周日夜不斷打風；太陽落山後，又用人拉掛風風扇扇風，以通風降溫；為了防止倒伏，社員們又用竹子在四周攔起，因而禾苗沒有倒伏，顆粒肥壯飽滿。”看似客觀報道，卻是為一個中心主題服務，認為這樣的賣力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表現：“環江縣位於本區北部，山高水冷，過去產量很低，平均畝產隻有三百斤左右。而現在這塊試驗田能夠獲得人們過去連想也不敢想的高額豐產，主要是紅旗公社黨委委員李鈺金 、紅旗公社城管大隊黨支部書記羅克正等人樹立了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在八月二日領導全社八百多人，苦戰兩天兩夜，把另外的十八畝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穀良種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辦法，移到這塊田來，據估計約有一百三十一萬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沒有株行距。那十八畝田的禾苗移走以後，有一部分田隨即用水直播的辦法種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種上了紅薯。移植時，為了實現高產計劃，這塊試驗田又進行三犁四耙深耕達一尺五寸……”經過後來史實的核實，這段敘述基本上是客觀的
《廣西日報》頭版下半版發表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委於 9 月 11 日給“環江縣委、縣人大常委並柳州專署祝賀環江創造水稻高產新紀錄”的祝賀信，登載了由新華社和廣西日報記者黃義傑、張辛、駱正元、楊素珍署名的特寫《高產頌》和社論《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歡呼環江中稻大麵積高額豐產》，以及兩幅照片，一幅為一小孩爬在稻叢上掉不下來，一幅為試驗田的培育者之一吳彩繁，攝影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極度誇張的漫畫及配畫詩：“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稈腰際繞白雲；收割要用大鋸鋸，收下要靠火車運。”
二版刊發新華社記者黃義傑、《廣西日報》記者駱正元的《畝產十三萬斤的來曆》和楊素珍的《高產二三事》等文章。《畝產十三萬斤的來曆》是記者自己采寫的，但采寫的僅是報道前期的一些設想和爭論，沒有告訴讀者“十三萬斤”的驗收過程及信源單一的可信度，隻反映了記者對局部情況的理解。
3、《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
9 月 18 日，《人民日報》第 7 版也報道了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全文 300 多字，用詞更加“客觀”、“審慎”，不像前二者這樣“顯山露水”，但同樣忽視了常識和科學規律。對比這三家不同級別的報紙，可以看到它們的共同之處，即三家都違背了客觀規律，脫離實際地報道這一造假浮誇事件。實際上，對“十三萬斤”進行報道的媒體不止這三家。當時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媒體的報道是“唬人”的。為什麽媒體不但沒有發揮其基本職能，卻心甘情願地報道造假浮誇事件？幾家黨報，從《躍進日報》、《廣西日報》到《人民日報》，無一不肯定畝產十三萬斤的“事實”。一些報道還特別強調有領導、記者和專家的“現場觀摩”、“現場把關”，是可信的。這裏可以提出一個質疑，所謂把關，是怎樣“把”的，有何科學根據？關於驗收團“證實”的情況，隻有《躍進日報》提及一點：“這塊衛星田經過區黨委、地委、縣委驗收的同誌兩次精密測量，證實為一畝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僅僅隻有這樣的“證實”，確實經不起推敲。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浮誇報道的反思
從新聞傳播學角度對 “水稻畝產十三萬斤” 浮誇報道進行反思，有許多教訓值得我們深刻記取。
1、1958 年“浮誇新聞”初現端倪以及反右鬥爭的負麵影響
早在 50 年代初，“喜鵲”媒體不斷湧現，工作中往往隻報喜不報憂，教條地按方針、計劃去報道，卻不管實際情況，甚至寧可削足適履，以至於歪曲客觀事實，選擇適合於上級口味的一部分或一個方麵寫出來。到了 1958 年“大躍進”時期，建國以來的這種片麵、浮誇的失實新聞更是得到了惡性發展。
“浮誇新聞”也與 1957 年反右派鬥爭有關，當時新聞工作者講真話遭遇打擊造成負麵影響，導致記者不敢、不願講真話。據新華社記者馮東書介紹，“大躍進”開始階段，記者們深入實際發現問題，但是卻沒有人把下麵實際情況和群眾的意見反映到黨中央，或在報紙上刊登。記者所在公社的書記就是《山西日報》農村記者的“頭頭”，他什麽情況都知道，但是隻能憋在心裏，不能寫在紙上。實際上，記者就是寫了，報紙廣播和內部刊物也不會采用，因為大家都怕“犯錯誤”。“這首先是 1957 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 ‘偉大成果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大家都靈的不敢說真話了”。“大躍進”時，國內一些報社電台自己就在機關院子裏壘起了爐子煉鋼鐵，最終在實踐當中一些記者明白了事理，認為應該發表一些“講真話的稿子”，但不敢貿然行動。主要是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以後，“‘輿論一律 ’成為新聞界鐵的紀律”，“違反它便是 ‘犯錯誤 ’，會受到處分”。[9]
當時新聞界敢於直言的人還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嚴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殺，徐鑄成、彭子岡、範長江等都是明證。新華社記者戴煌曾向毛澤東上“萬言書”，在反右時被定性為“反黨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團”頭頭，全家受到極不公道的對待。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新聞記者，戴煌反思了造成這種不正常現象的原因：“新聞戰線上的這種不良表現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沒有一定的獨立性，而是處處事事 ‘惟命是聽 ’。有些人即便對此表示不滿，但也不敢大膽地、理直氣壯地提出自己的主見。他們怕在黨籍、飯碗和提拔方麵遭到打擊，隻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10]
就“十三萬斤事件”的報道而言，據參與報道的老同誌回憶，有的記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於當時的政治需要，最終還是做出了這種浮誇報道。
2、特殊的新聞與政治的關係、新聞管理體製以及新聞事業功能的異化容易出現浮誇新聞
（1）從黨、政治與新聞工作的關係看問題。我國黨與新聞工作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媒體是黨的宣傳工具、喉舌，必須絕對服從黨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員會的領導，必須與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對附屬於它的新聞形成強製力，新聞媒介自主活動的空間窄小。在當時的年代，黨犯錯誤，新聞身不由己也會犯錯誤，明曉得許多政治指令是違背客觀規律的，是錯誤的，新聞媒體還要照樣執行，這必然產生體製性新聞浮誇和失實。
要保證新聞媒體保持清醒的頭腦，就必須允許新聞媒體有一定的新聞報道權，獨立自主的分析判斷報道新聞事件，尤其對於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經濟領域中現象的報道，應該允許新聞媒體與其保持一定距離，做出客觀的分析和判斷，不應片麵強調輿論一律，要讓不同的媒體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報》發生“大躍進”的宣傳偏差以後，劉少奇再次感覺到報紙與黨委關係不協調的問題，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難處，說：“聽話，也不是，不聽話，也不是，是難辦。作一個共產主義的新聞記者是難辦。你們就要從這中間想出辦法。……不服從，是錯誤的，要犯錯誤；服從，也要犯錯誤，是不容易。” [11] 他回顧以往的經驗，提醒報紙在與黨委的關係上防止兩種傾向，指出：“過去你們要求新聞自由，認為服從黨委就妨害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幾年你們比較注意服從黨委領導，強調依靠黨委辦報，但又完全依賴地方黨委，自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問題，不敢提出意見。要講兩種偏向：一種偏向，脫離地方黨委的領導，認為受黨委領導就不能寫批評稿，因而就鬧獨立性；一種偏向是完全聽黨委的話，因而就出現浮誇這類事，什麽公共食堂好，放衛星。” [12] 所以，不科學定位黨、政治與新聞工作的關係，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浮誇虛假新聞的問題。
（2）不按新聞規律辦事的新聞宣傳機製難免產生負麵效應。1958 年諸如廣西“十三萬斤”浮誇虛假新聞的產生，與當時的新聞宣傳機製和領導方法有關。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方針政策的領導，而不是具體要求新聞單位發什麽稿件，發多少字，發什麽位置，否則容易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東西以“黨的領導”的名義危及新聞的真實性，削弱黨的主流媒體的指導性和權威性。[13]
無庸諱言，由於我們的報紙多是由上級主辦的，大多是黨委機關報，而且具有與生俱來的表揚報喜特性，所以下級就有著強烈的通過報紙爭相“報喜”的欲望。這樣就使一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誇拔高的手段。這方麵的教訓我們應該深刻記取。
（3）應正確認識新聞事業的功能。1958 年 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期間就辦好《廣西日報》問題給當時的廣西省委領導寫了一封信，指出：“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毛澤東提出的新聞事業的五個功能，第一次經受實踐的檢驗就是 1958 年“大躍進”。毛澤東這封信對廣西省委主要領導人劉建勳依據《廣西日報》和廣西其他媒體認識和看待新聞的功能起了誤導作用，將新聞事業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適當的發揮。劉少奇曾經說過：“你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今天說那裏生產如何好，昨天說那裏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們是想用這些典型事例來指導實際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樣能指導實際工作呢？你們報喜不報憂，隻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人民日報》搞了這樣多錯誤的東西，影響很壞，可以說，有報紙的害處，比沒有報紙的壞處還要大。” [14]
筆者認為，在我國特殊的新聞管理體製之下，對於黨的大政方針、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思想政治方麵的宣傳，可以要求新聞媒體及時跟進，不折不扣地加 以宣傳報道，而對於經濟工作、社會發展等具體問題，不應該指令新聞媒體不加分析進行大麵積大範圍大規模的報道。單純把新聞媒體當成宣傳機器，勢必使其喪失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難免要犯大錯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新聞事業的功能，否則曆史還會以不同的方式反複重演。
注釋
[1]鍾家佐：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簡史叢書《當代廣西簡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年版 120 頁。
[2]同上，123-124 頁。
[3]環江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338 頁。
[4] 王定：《狂熱及其災難》，《南方周末》，1998 年 10月 9 日 18 版。
[5]、[6]同上。
[7]《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誌》，339 頁。
[8]《狂熱及其災難》。
[9]馮東書：《如果 1958 年有輿論監督》，《炎黃春秋》， 2002 年第 3 期 28 頁。
[1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 25 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 518 頁。
[12]同上，26 頁
[13]同上，124 頁
[14] 同上，27 頁。
（靖鳴，廣西師範學院新聞傳播係主任、教授；周燕琳，廣西財經學院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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