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9：從天安門到柏林牆
李12539;達菲爾德
我可以說是幸運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同一天我在歐洲卻記錄了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
當時，我剛剛為澳大利亞廣播電台報道了波蘭大選的新聞，漫步在華沙的維多利亞廣場，我思索著這個選舉是否真的意味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末日。
出乎人們的意料，波蘭共產黨在大選中被擊敗，和其他記者一樣，我也在報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測。
我也很想知道這個新聞會受到多大的關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驚。
在維多利亞廣場的國際媒體中心，電視正在轉播地球那端另一個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士兵屠殺年輕學生、坦克在人群中橫衝直撞。
最後證明，波蘭選舉的確是歐洲共產主義陣營走向末日的開始，雖然過了一段日子人們才意識到這個事實。
天安門模式
五個月之後，我目睹了柏林圍牆的倒塌。但事實上，天安門的陰影此前一直籠罩在東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幾百位外國記者獲準前往東德出席德意誌民主共和國40周年慶典。而中國副總理姚依林的到訪則預示著幾分不詳的征兆。
西方媒體開始猜測東德和其它後斯大林政權會試圖以天安門廣場模式解決問題，共產主義政權內部也出現了這種聲音。
在東歐的外國記者更有同感，他們當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親曆了那個難忘之夜。
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在接見姚依林的時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東柏林的政治異議領袖告訴記者，政府高層官員提醒了他們：別忘了中國剛發生了什麽，是威脅還是勸解，隻有聽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東德40周年慶祝活動演變成了街頭示威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而這一幕幕卻是在貴賓戈爾巴喬夫眼皮子底下發生的。
這位蘇聯領導人幾個月前在北京剛剛遇到過類似的場麵，這次他又成為抗議人士的焦點。他聽到東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們！
千鈞一發
那個周末的抗議活動後來發展成每個周一晚在萊比錫的示威。
在柏林，人們可以在曾經被柏林牆隔斷的波蘭登堡門前自由地、經常甚至是誇張地昂首邁步。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拍照留念的人們，會不會也思索20年前的那裏發生的一切？
李12539;達菲爾德
有充分證據顯示，昂納克下令要以殺雞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鎮壓下去。士兵和警察配發了實彈，情況千鈞一發。
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後來回憶說，他接到了昂納克的書麵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沃爾夫說：後果可能比北京更嚴重。
然而，東德政治局內很多成員決定讓昂納克下台，一些基層幹部也公開要求避免發生衝突。
因此，警方並沒有幹預萊比錫當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向媒體透露，萊比錫示威沒有釀成流血事件也因為蘇聯勸說東德讓部隊留在了營區。
萊比錫事件後沒多久，昂納克便被撤職。這象征著東德一黨專政的末日。
人們的恐懼煙消雲散：歐洲不會發生天安門事件。
柏林牆事件10年後，我還訪問了幾十名參與報道1989年事件的舊同事。幾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門的野蠻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中。因此，他們每次報道示威或中國和東德政府的關係時，都會提到天安門事件。
曆史軌跡
為什麽北京的暴行沒有在東德重演？
東德遠遠沒有中國那麽孤立，前者擁有先進的通訊設備，使當局很難封鎖消息。
東德大部分地區都可以看到西方電視新聞，與西方的電話通訊也十分方便，家用攝像機拍攝的畫麵經常被偷運到西方電視台播放。
大規模社會運動得以利用大眾媒體宣傳他們的主張：趕走共產黨、自由選舉、開放經濟以及後來的德國統一。
同時，大批人還通過鄰國匈牙利逃到西方，他們到西德可以自動獲得公民權。
德國統一後，前東德地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波蘭也朝著健康方向轉型。
歐盟在東歐努力推廣清廉的政府。東歐百姓可以享受遷徙、言論等方麵的自由。
與此同時，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在經濟上也取得驚人的增長，不過這也付出了代價：經濟受到牛仔資本主義的驅使；貧富差距擴大；環境破壞等等。
外界不僅關注中國的經濟擴張，隨著中國軍力的增強，外界也擔心北京日益傾向用武力解決問題。
中國的百姓無法像歐洲人那樣自由地討論問題。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國記者仍有著我們1989年在東歐一樣的牢騷--所有信息受到限製，尤其是民眾無法公開表達意見。
在這種環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製必然妨礙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經濟活動。
在柏林，人們可以在曾經被柏林牆隔斷的波蘭登堡門前自由地、經常甚至是誇張地昂首邁步。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拍照留念的人們，會不會也思索20年前的那裏發生的一切？
記憶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樣，我們對於哪怕即將發生的事情，也總是那麽知之甚少。
主動權掌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手中，但誰都無法知道曆史會是怎樣發展：是像當年東歐那樣，人民從厭惡、不滿，發展到對專製政權的極度蔑視？還是會發生完全出乎意料的變化？
李12539;達菲爾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時擔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駐歐洲記者，目前任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新聞學講師。剛剛出版了專著：《新聞中的柏林牆--大眾傳媒與1989年東歐集團的崩潰》（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李12539;達菲爾德
我可以說是幸運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同一天我在歐洲卻記錄了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
當時，我剛剛為澳大利亞廣播電台報道了波蘭大選的新聞，漫步在華沙的維多利亞廣場，我思索著這個選舉是否真的意味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末日。
出乎人們的意料，波蘭共產黨在大選中被擊敗，和其他記者一樣，我也在報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測。
我也很想知道這個新聞會受到多大的關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驚。
在維多利亞廣場的國際媒體中心，電視正在轉播地球那端另一個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士兵屠殺年輕學生、坦克在人群中橫衝直撞。
最後證明，波蘭選舉的確是歐洲共產主義陣營走向末日的開始，雖然過了一段日子人們才意識到這個事實。
天安門模式
五個月之後，我目睹了柏林圍牆的倒塌。但事實上，天安門的陰影此前一直籠罩在東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幾百位外國記者獲準前往東德出席德意誌民主共和國40周年慶典。而中國副總理姚依林的到訪則預示著幾分不詳的征兆。
西方媒體開始猜測東德和其它後斯大林政權會試圖以天安門廣場模式解決問題，共產主義政權內部也出現了這種聲音。
在東歐的外國記者更有同感，他們當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親曆了那個難忘之夜。
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在接見姚依林的時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東柏林的政治異議領袖告訴記者，政府高層官員提醒了他們：別忘了中國剛發生了什麽，是威脅還是勸解，隻有聽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東德40周年慶祝活動演變成了街頭示威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而這一幕幕卻是在貴賓戈爾巴喬夫眼皮子底下發生的。
這位蘇聯領導人幾個月前在北京剛剛遇到過類似的場麵，這次他又成為抗議人士的焦點。他聽到東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們！
千鈞一發
那個周末的抗議活動後來發展成每個周一晚在萊比錫的示威。
在柏林，人們可以在曾經被柏林牆隔斷的波蘭登堡門前自由地、經常甚至是誇張地昂首邁步。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拍照留念的人們，會不會也思索20年前的那裏發生的一切？
李12539;達菲爾德
有充分證據顯示，昂納克下令要以殺雞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鎮壓下去。士兵和警察配發了實彈，情況千鈞一發。
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後來回憶說，他接到了昂納克的書麵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沃爾夫說：後果可能比北京更嚴重。
然而，東德政治局內很多成員決定讓昂納克下台，一些基層幹部也公開要求避免發生衝突。
因此，警方並沒有幹預萊比錫當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向媒體透露，萊比錫示威沒有釀成流血事件也因為蘇聯勸說東德讓部隊留在了營區。
萊比錫事件後沒多久，昂納克便被撤職。這象征著東德一黨專政的末日。
人們的恐懼煙消雲散：歐洲不會發生天安門事件。
柏林牆事件10年後，我還訪問了幾十名參與報道1989年事件的舊同事。幾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門的野蠻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中。因此，他們每次報道示威或中國和東德政府的關係時，都會提到天安門事件。
曆史軌跡
為什麽北京的暴行沒有在東德重演？
東德遠遠沒有中國那麽孤立，前者擁有先進的通訊設備，使當局很難封鎖消息。
東德大部分地區都可以看到西方電視新聞，與西方的電話通訊也十分方便，家用攝像機拍攝的畫麵經常被偷運到西方電視台播放。
大規模社會運動得以利用大眾媒體宣傳他們的主張：趕走共產黨、自由選舉、開放經濟以及後來的德國統一。
同時，大批人還通過鄰國匈牙利逃到西方，他們到西德可以自動獲得公民權。
德國統一後，前東德地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波蘭也朝著健康方向轉型。
歐盟在東歐努力推廣清廉的政府。東歐百姓可以享受遷徙、言論等方麵的自由。
與此同時，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在經濟上也取得驚人的增長，不過這也付出了代價：經濟受到牛仔資本主義的驅使；貧富差距擴大；環境破壞等等。
外界不僅關注中國的經濟擴張，隨著中國軍力的增強，外界也擔心北京日益傾向用武力解決問題。
中國的百姓無法像歐洲人那樣自由地討論問題。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國記者仍有著我們1989年在東歐一樣的牢騷--所有信息受到限製，尤其是民眾無法公開表達意見。
在這種環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製必然妨礙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經濟活動。
在柏林，人們可以在曾經被柏林牆隔斷的波蘭登堡門前自由地、經常甚至是誇張地昂首邁步。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拍照留念的人們，會不會也思索20年前的那裏發生的一切？
記憶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樣，我們對於哪怕即將發生的事情，也總是那麽知之甚少。
主動權掌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手中，但誰都無法知道曆史會是怎樣發展：是像當年東歐那樣，人民從厭惡、不滿，發展到對專製政權的極度蔑視？還是會發生完全出乎意料的變化？
李12539;達菲爾德（Lee Richard Duffield）1989年時擔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駐歐洲記者，目前任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新聞學講師。剛剛出版了專著：《新聞中的柏林牆--大眾傳媒與1989年東歐集團的崩潰》（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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