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資料：日本不容滿清冒充中華

轉帖資料：日本不容滿清冒充中華

國家衝突，既是刀兵之鬥、製度之抗，也是思想之戰、語言之爭，筆杆子和槍杆子一樣，都是銳利武器。

　　甲午戰爭，日本不僅在軍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輿論等全方麵進行“總體戰”、“超限戰”，尤其不遺餘力地塑造國家形象，精心裝扮，巧妙公關，咄咄逼人，與顢頇的清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滿清豈可稱中華

　　1871年，清日兩國談判《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

　　日本方麵認為：“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隻寫“大清國”。這樣的要求，被清朝代表力拒：“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隻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雙方陷入僵局。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麵，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這在表麵看是雙方各讓一步，實際上是清朝從慣例上讓步了。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導致清朝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方麵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日本軍隊所發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稱為“驅除韃虜”的解放者，公開號召漢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的 “中華”意識宣傳，在當時和此後的清朝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漢人的抗日情緒便遠低於滿人。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倫敦報告說，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對甲午戰爭前景並不樂觀，甚至認為日本能戰勝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寶士德為此擔心天津漢人暴動，要求派遣更多的軍艦以備不測。甲午戰爭後，日本不僅沒有成為清朝人心目中的仇寇，清朝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亞洲主義”在東亞成為顯學，清日民間關係一度進入蜜月期。

　　文明對野蠻的“宗教戰爭”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認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因此這場戰爭“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戰，而是一場宗教戰爭”。福澤諭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諸國威迫我東洋之勢，無異於火之蔓延。然而東洋諸國，特別是與我毗鄰的清國、朝鮮等反應遲鈍，不能抵擋其威迫之勢，猶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勢。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單是為了他國，也是為了我自己，這一點可想而知。以武力保護他們，以文明開化他們，必須使他們效仿我國，迅速輸入近代文明。”

　　與福澤諭吉相同，日本另一啟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認為“日清戰爭的真正動機，是新舊兩種精神的衝突。為了邁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揚眉吐氣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們的國策。”

　　而即使在反戰主義者內村鐧三看來，“決定這場戰爭的正是東方和西方都應該遵循的進步主義，為滿洲的清國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難道還應該指揮全體東方嗎？”

　　曾號召“以平等為堡壘、以自由為槍炮”的平民主義代表人物德富蘇峰，聲稱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在於“予世界上的頑迷主義者一大打擊，將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蠻社會”。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嶺則主張“日本人應該發揮優異的特性，以彌補白人的缺陷，承擔起引導人類進入極真、極善、極美的圓滿幸福的世界的任務”。

　　在這樣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飾下，日本給自己賦予了亞洲解放者和文明傳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對清宣戰詔書中，就有“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立論上遠比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要堂皇高遠得多。這種自我認知，已經成為日本人曆史觀的主流，即使二戰結束的一甲子間，日本思想界和政界雖然認為“昭和(特別是前半期)是悲慘汙辱的時代”，但都共同堅信“明治是榮光的時代”，1931年“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日本對外政策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