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人情味---你所不知道康生的另一麵

康生的人情味---你所不知道康生的另一麵

死前是權傾一時，死時是哀榮備至，死後卻被鞭屍的中共高級領導人本來應該有四個。康生，謝富治和肖華。無奈，肖華最後一刻投到了老鄧的懷裏，得以逃過此劫，柯慶施是最後一刻被原諒。謝富治是老鄧欽點的，而康生則是是陳雲定的調子。 陳雲熟知康生，不僅共同發跡於中共的情報係統，而且是和王明一起從蘇聯回來的。

陳雲在1978年說過流傳很廣的三句話：毛澤東不是神，劉少奇不是狗，康生不是人。當然，後來傳來傳去就成了劉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了。從早期的“搶救運動”中，四萬人的延安被康生挖出了上萬名特務，後官拜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文革中直接誣陷和迫害的幹部約達八百三十九人之多，其中查明被康生點名迫害致死的有彭德懷、賀龍、陶鑄、張聞天、王稼祥、林楓等黨政要員和知名人士八十二人。可見，康生確實是惡跡累累。

但就是這麽一個人，師哲在《師哲回憶錄》中提出疑問，“康生幹了一輩子壞事，在黨內數十年，一直幹著危害黨的勾當，然而幾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這是為什麽？當然這同我們黨的製度有關係。但人都是有兩麵性。我們就來繼續看看康生的人情味。

在毛新宇的《我的伯父毛岸英》（長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中就透露了很多康生與毛澤東和毛岸英也就是與毛家的關係，直接點出來了毛岸英從小即是由康生帶大的。毛新宇在書中寫到，康生當年從法國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駐地的生活與交往，我伯父對康生的印象不錯。他自小缺少別人的關心和照顧，康生對他噓寒問暖，出於人的自然本能，一種親和力便從心底油然升起。這可是1937年初的事情。老毛還不是整風之後的老毛，王明等一幹大員俱還在。

後來在1947年，康生到臨縣後，與晉綏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組成了一個土改小組，包括晉綏分局的副書記張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軼歐[錢伯城 關於康生]。毛岸英也來到這個山西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這個組，化名為小曹，對外稱是曹軼歐的侄子以此表明了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

師哲(老毛的俄文秘書)在岸英參加郝家坡的土改時，出差路過那裏，見到毛岸英。師哲回憶說：我離開時，岸英送我，我們邊走邊談。岸英興致勃勃地對我說，他跟著康生學到了很多知識，真好，真有趣。我問他同父親有無聯係？他說，康生要他每周給爸爸寫一封信，主要談他參加農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這個組的工作。到後來，毛岸英更是隨康生到山東渤海整黨。

康生的政治功力自不待說，始終處於得寵不敗之地。除此之外，更是才藝雙絕。 １９６１年，《人民日報》創學術版，報頭學術二字即由康生題寫。 康生說過用腳趾頭夾木棍都比郭沫若寫得強，更是流傳於一時。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寶晉齋法帖》，亦請康生題署書名，頗見別功。被李銳稱之為是黨內高層秀才中最有才氣、最具正義感的一人---田家英，平生少所許可，但對康生獨致敬佩之意（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更是尊之為“東海聖人” 。更見康生的書畫之功力的是李敏曾經學過畫，而她的輔導老師就是康生。

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在1962年春廣東省政協開會時認識了康生。 是周揚介紹的。 後來康生把親筆署名的幾十封介紹信給了容庚，為父親北上搜集古銅器資料提供方便。兩個人一度成了密友。 當然後來兩個人終因陳寅恪一事反目，這就是後話了。

康生自己曾經說過，田家英是黨內少有的好筆杆子，說田編輯毛澤東的文章有如小學生描紅模子一樣準確。而且，兩個人確實有很多共同的愛好，例如在收藏方麵。 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樂事於藏書，便將自己校補的一套明代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恒言》贈給了他。康生在這部書中共補寫七十餘處，約三千六百餘字。

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斷地把自己的“傑作”送給田家英，有其親書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鐫的座右銘刻，有時還做些“割愛”，將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跡轉贈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臥床不起，告凡有來訪者一律拒之門外。田家英購得一幅金農的字，打電話給康生，他一聽馬上坐了起來[陳烈 田家英同陳伯達康生的交往《商品評介》1999年第11期]。

在高層中，除了田家英同康生關係密切之外，康同陳毅的交往也很深。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最令我感慨難忘的是父親和康生的關係。解放後，康生一直‘不得誌’，經常住院，據說神經也不太正常。父親素來為人寬厚，認為他是個相識多年的老同誌，雖然有錯識，但不應過於冷落他。在他‘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時候，父親常去看望他。那時康生對父親真是感激涕零。”　陳毅不避嫌，還與康生談史、談詩，還對兒子曉魯說：“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學識淵博，你要好好向他們學習。”又對康生說：“我這個兒子比較遲鈍，拜你為師如何？” 康生當然滿口答應[陳曉魯 回憶父親陳毅] 。

當然，康生在周恩來生命垂危的時刻還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上最能體現康生的另一麵。當然在文革中康生也多次幫過周恩來。

天津的一些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忽地在舊報紙上查到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誰？有人告訴他們驚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來！ 於是，天津紅衛兵趕緊把那啟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給江青。江青一看，如獲至寶，本來就對周不滿的江青有了至寶。 江青在收到天津紅衛兵送來的啟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寫了一封信，附上了啟事。 周恩來當即作出堅決回擊，於五月十九日連夜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了事情的真相。 老毛看了周恩來的信、材料後，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誌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誌閱，存。” [一九八○年一期《黨史研究》] 值得提及一句就是送文革小組存含義深遠。

康生得到江青寫的關於伍豪啟事的信後，積極為周恩來提供線索，尋找資料，並且親自說明此事是假的[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修正版] 。固然，因為此時老毛還不想整老周，所以親自作了此事的說明。特別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康生作為唯一的在京知情人，口授一份記錄： “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誣蔑我們黨和周總理的。” ( 重要的另當事人之一陳雲，在“文革”中“靠邊”。自一九六九年起，陳雲被“下放”到南昌)

當然，厚道的周也沒有忘記對康表示感謝，在康臨去世的日子裏，多次看望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