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以革命的名義大屠殺

紅色高棉--以革命的名義大屠殺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曆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采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曆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製，主要因為紅色高棉製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係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１９７５-７８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４０萬到有所誇大的３００萬。一般認為，１００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７００萬到８００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１００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這段曆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 genocide）。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２萬越南裔全部死亡，４３萬華裔死了２１.５萬，１萬老撾裔死了４,０００，２萬泰裔死了８,０００，２５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９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麽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饑餓與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製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１９７３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３萬到２５萬人的傷亡。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１９７３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１９７５-７９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規模的強製性人口遷移。１９７５年４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裏將全部城市人口強製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饑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幸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製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１９７７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２１，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曆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嚐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５０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製還是君主製？》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１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係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隻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１９７３年５月開始，在柬共控製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製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製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製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製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製等等。

　　從曆史的演變來看，１９７３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製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製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麵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製，“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了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製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曆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１９７７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曆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當１９７５年９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製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製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麵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而且是進入□□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１９７７年９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準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布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麵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了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１９７９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拚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製；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布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７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２%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１４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麽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１９７５年４月到１９７８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製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裏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４月１７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隻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裏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複了南亞社會的種姓製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幸存的“４月１７日人”回憶說，在每周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隻好去幹？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麵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麵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裏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隻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米的指標，而過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頃隻有一噸。後來在１９７６年８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計劃”，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個幹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後一句話指的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１００萬被遣送到這裏的“４月１７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饑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報到金邊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被懷疑的“４月１７日人”的處決。同時，由中央製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幹部問罪，這就迫使紅色高棉基層幹部把“４月１７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劃”就這樣成為了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曆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製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織的目標，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當S２１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裏。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當我們的□□□□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醜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黨有著像菠蘿那麽多的眼睛”。

　　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麵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總人口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１９７８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１０萬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１/７０-１/８０。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四、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並非說這裏有甚麽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曆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種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麽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一的人口呢？這裏隻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曆史學隻能起到一個收集材料，為這個體製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後再回到形而下的範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麽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複，其暴力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布特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主義的結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體製》（The Pol Pot Regime）一書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據他所作的五百個采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製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柬埔寨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色高棉高級幹部洪森的《柬埔寨１３０年》今年４月剛剛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發行）。根據４月５日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北韓以後，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根源有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期――俄國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為止，和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裏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裏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曆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劃”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和清洗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隻是一個方麵，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製、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４７衝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遊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廣，合作社和各種強製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３２歲、女子２５歲以下不準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製。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造性的成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的結構”。在高度集權方麵，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係”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布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獨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屠夫”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製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來的體製中，血緣關係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係。“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後的將領（１９９９年４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１９７８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隻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４月１７日人”的子女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１０-１６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複使用錢。紅色高棉以為曆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跡，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