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九大後的周恩來,林彪與江青 廬山會議背景研究
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開“九大”確定了“團結勝利路線”，１９７０年８月就發生了九屆二中全會的鬥爭。其激烈之程度，被毛澤東說成“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１〕突然而來的變化令人始料不及，但正如每個重大曆史事件一樣有著它的必然。以“九一三事件”為其後果的廬山會議絕不能簡單地說成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相勾結的結果”，我們隻能從事實中探求曆史的真相和發生原因。
◇ “九大”後中央工作的新格局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新選出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如何工作？５月初，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布，“決定不設書記處，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員處理中央日常事務。”〔２〕 這個改變了１９６７年反擊“二月逆流”以後中央碰頭會處理中央工作的決定，無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變化，卻由於某些人為因素被“遺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曆史、解開許多謎團的一把“鑰匙”。
人們研究“九大”之後中國政局時多注意了林彪——這位被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毛澤東的“接班人”，而忽視了周恩來。其實“九大”後周恩來的地位和權力變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從碰頭會時期處處受掣肘、左右為難的“名義主持人”變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領導者。用文革時期流行語來說，周恩來是黨和國家的“總管”、“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參謀長”，是毛澤東的“大管家”。
我們隻要看看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的處境，就能更好地了解這個變化。
吳法憲１９６７年夏參加了碰頭會，他說“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麽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３〕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來，那時在碰頭會上隻能對中央文革一夥人謙卑地恭維說“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４〕
邱會作１９６７年參加軍委辦事組，多次列席碰頭會，“九大”後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把周恩來此前與以後的狀況作了比較：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名義上是周恩來在主持，事實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議，才真正由周恩來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會，陳伯達、康生也主持過政治局會，但從來沒有讓江青主持過會議。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江青不到不能開會。‘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江青不到照樣開會。過去碰頭會開始之前，周恩來總要謙恭地問江青一句：‘江青同誌，我們開會嗎？’江青不點頭不答話，周恩來一般不會馬上宣布開會。‘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周恩來仍習慣地問一句：‘江青同誌，我們開會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樣開會。周恩來這句話僅僅是形式上的禮儀了。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最早在中南海懷仁堂開。１９６７年反對‘二月逆流’後，江青不願意在那兒開，於是周恩來遷就她，碰頭會改在了釣魚台開，會址固定在中央文革辦公處十六號樓。那樣對江青方便，對周恩來不方便，但周恩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九大’後江青幾次提出，政治局會‘仍在十六樓舉行，不能改變’。幾經周折，政治局開會很快就離開了釣魚台，並固定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了。這對周恩來方便，對江青沒有以前那麽方便。江青提了幾次回釣魚台開，周恩來不理她。周恩來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是江青這個‘霸王’逞威風的地方。凡是要經過碰頭會處理的事情，無論大小，江青不點頭不能算數。‘九大’後的中央政治局會，周恩來變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來很尊重大家的意見，特別是提出問題的人的意見，隻要多數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來就拍板決定，從來不讓江青專權。”〔５〕
“九大”後周恩來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領導者，在毛澤東確定的路線內，周恩來又是執行中的決策人，成為了集國務院總理、黨的總書記、“半個”國家主席權力於一身之人（董必武代國家主席，不問事，對國外交往用其名義）。有學者說，文化大革命“謀事在毛，成事在周。”〔６〕周恩來“成事”不能泛指文革十年，應當是他“九大”後真實情況的寫照。
為什麽周恩來有如此重大變化？除了毛澤東的信任之外，他有了組織基礎，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又稱政治局工作會議，簡稱政治局）。
同樣作為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此時的政治局工作會議和彼時的中央碰頭會有什麽不同呢？
一是名義地位不同。“九大”前的“中共中央”實際上是“碰頭會”。這個沒有組織委托、憑藉反擊“二月逆流”後由毛澤東認可的機構很難說它“合法”，由它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悖中共組織原則，既沒有法定的授權決議，也沒有在八屆十二中會會和“九大”上正式追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順”。而“九大”後的政治局工作班子，是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組成的，符合“九大”黨章第九條“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若幹必要的精幹的機構，統一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的規定。其成員均為中央政治局成員，它的合法性、權威性毋容置疑。
二是組織基礎不同。中央文革是中央碰頭會的主體，其成員占碰頭會１２名成員中的８名（陳、康、江、張、姚、王、關、戚），其他人是零散的。碰頭會成員後來有所變化，王、關、戚等人垮台，黃、吳、葉、溫進入，但是碰頭會以中央文革為其組織基礎沒有改變。軍委辦事組是“九大”後政治局工作會議的主體，其成員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員中的７名（黃、吳、葉、李、邱、李德生、謝富治）〔７〕，其他人是零散的。後來成員略有變化，但是政治局工作會議以軍委辦事組為其組織基礎沒有改變。
“九大”後的中共中央軍委辦事組絕非楊成武時期的軍委“看守小組”或“辦公機構”了。１９６８年３月黃永勝代替楊出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之際，毛澤東宣布：“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８〕中共九屆一中會會上通過了中央軍委、軍委辦事組的組成〔９〕，既是新的任命，也是此前的追認。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包括了在“二月逆流”中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而遭受批判的幾位元帥，四十九名中央軍委委員中隻有張春橋等極個別“文革派”骨幹。中央文革的力量被排斥在軍委領導機構之外，林彪對軍隊的控製力加強了。
對於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態度非常明確，多次要求軍委辦事組參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誌全力支援周恩來，說“你們要把總理（周恩來）當作軍隊的領導。總理的事就是軍隊的事，他對你們說的話就是對軍隊的指示，一定要照辦。”〔１０〕
周恩來在毛澤東的信任、林彪為首的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數成員的協助下，開始了他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全麵處理中國黨、政、軍日常事務的“執政”生涯。
◇ 中央裏“江青問題”突現
１９６６年以來江青“一鳴驚人”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不僅參與中國高層政治決策，很快又把持了中央碰頭會，權力曾不可一世。“九大”後中央改變了日常工作方式，江青就成了“重要閑人”。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她在中央裏經常惹事生非，“江青問題”突出了。
為什麽江青不能以中央領導中普通一員的身份工作？因為她心中有氣。
中央碰頭會被取消了，江青沒有了“稱王稱霸”、耍逞威風的“衙門”。
中央文革名存實亡了，江青“嘔心瀝血”搞文革的曆史功績被人忽視。
中央領導機構重建了，江青爭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敗，反到為他人做“嫁衣裳”。軍隊領導幹部各據要職，黨內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員會裏，而造反派頭麵人物卻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場。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幾位“戰友”表示了對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滿。
其一，江青等人遲到、亂鬧，讓周恩來無法領導政治局正常辦公。
據筆者向當時參加中央辦公的人了解，政治局基本上每日開會辦公，一般晚上九點開始，翌日淩晨三時結束。起初江青次次遲到，張春橋、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們一起遲到兩小時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長的時間也有。過去碰頭會江青不到不開會，現在周恩來是準時開會不等待。江青來了，周恩來頂多客氣一句“江青同誌，我們已經開始了。”江青有時凶狠地衝撞一句“我是多餘的”，然後就與周恩來糾纏、叫政治局無法開會。有時她叫人弄飯來吃，工作人員為侍候她進進出出，江青一個人坐在會場中享受著美餐，叫大家不能辦事。江青折騰了幾次後，看周恩來忍讓不理睬，有時索性就不來了，張春橋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們參與討論和表決的事辦不成。
過去江青稱身體不好而滯壓中央辦公的檔是常事，無人敢問，但有人敢對她說“不”，黃永勝很早就有過抵製，此時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說身體不好，一個月沒看檔，黃永勝則在一份檔上畫了一個圈，寫了“擬同意”。江青卻罵道：“黃永勝有什麽資格閱批我批的檔，這是奪我的權，是政治野心！”〔１１〕江青罵也罵了，鬧也鬧了，卻無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種繁瑣雜事幹擾政治局處理主要業務工作。
政治局工作會議上討論的絕大多數問題是中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方麵急需處理的大事。江青等人總是插進別的議題空談，隻要江青感興趣的事，說上半天也不嫌煩。比如“樣板戲”裏的角色、台詞、唱腔、服裝、化妝、道具等瑣事，也要在政治局會上探討細微，至少說了幾十次，每次都要有幾小時，談一個晚上的時候也有多次。周恩來有涵養從不去打斷他們，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很默契地“各自為戰”，在會場上大家分別閱讀處理自己分管的檔和事情。大家雖然是在一起集體坐著，卻是個人分別辦公，以此對江青等人進行抗議。
久而久之，一些人對江青開始抵製。比如，江青搞樣板戲常常在天橋劇場現場辦公，為了方便，要在那兒安裝一部軍用直通電話。黃永勝不同意：“不是軍營，怎麽能裝軍用電話？”〔１２〕堅決不給江青辦。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為她的“革命樣板劇團”爭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軍建製，並公開向外宣布，但事後卻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藝戰士”隻好和紅衛兵小將一樣穿著沒有帽徽領章的軍裝，顯得不倫不類。此時，江青又提出讓“革命樣板戲劇團”正式加入軍隊建製，卻遭到軍委辦事組的堅決抵製。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讓他們穿上文革中引為榮耀的配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解放軍正式軍裝。邱會作反對江青的要求說：“又不是軍人，怎麽能隨便發軍裝？”〔１３〕硬是讓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時插手軍隊工作，黃永勝屢予抵製，有時甚至在會議上發生衝撞。〔１４〕
筆者所知軍委辦事組抵製江青之事不勝枚舉，為尊重當事人對史實述的優先，這裏隻從已經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簡要摘錄一二。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義發文件，維持他們固有的“領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頭會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義上還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這張牌“唱戲”，以中央文革名義辦事。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也，陳伯達向毛澤東的一個請示讓中央文革“壽終正寢”。陳伯達回憶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開異想’。九大一結束，她即要把她個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還要用‘中央文革’名義重新發表她在上海的那個‘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檔送到我處，我寫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組檔都必須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見檔，就把‘江青同誌’四個字勾掉了。總之她在北京並不如意，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段時間裏回到上海去議論他們在九大後的各種計謀。他們為什麽不在北京呢？因為中央的會，中央的事，還是周恩來同誌主持，他們的陰謀詭計遇到了阻力。”〔１５〕
從那以後再沒用“中央文革”的名義發中央文件。幾經周折，“九大”後中央政治局呈報毛澤東的“中央和國家機關精簡方案設想”中排在黨中央機關第一位的中央文革，並未作為黨中央的一個常設機構保留下來。〔１６〕
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麽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動？為什麽江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打擊，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幹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你不占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１７〕
“九大”之後，參與中央日常工作的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受“江青問題”的影響，要麽你反對她，要麽你與她合流。
迄今為止中國史學界缺乏對江青的深入研究，多把她概念化成一個政治小醜。筆者認為，對任何曆史人物都不能人為地美化，也不能刻意地醜化，隻能科學地研究。對毛澤東、鄧小平如此，對林彪、江青亦如此，對蔣介石、國民黨也要如此。他們是時代的產物，隻能把他們當成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哪怕是失敗者）。他們是社會發展和矛盾衝突的關鍵人物，離開了他們的真實的活動和思想，就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審視過去，就像一部曆史“劇”中的對手戲“主角”沒了表演和台詞一樣，那不是曆史，隻是勝利者自己的聲音。
“江青問題”的實質是什麽？
一般的人認為江青是作風不好，有野心。而林彪認為她隻不過是個“老婆”而已。林彪對江青的態度，他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多有記載，無需贅述。且不說林彪對江青的蔑視出於什麽心理，但他是對江青等文革派的一種政治製約。誰要是繼續重用文革派，就得打破這種製約。
“周恩來對江青的認識與眾不同，認為‘江青問題’是關係到全黨的‘政治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否則會影響全黨全國的大局。因此，周恩來對江青處處關照，愛護，幫助，忍讓，甚至有時有些放任，隻要她不鬧事就好。”〔１８〕。
江青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將，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是衝鋒在前不回頭效死力的“過河卒”。不僅江青如此，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亦然。許多事看似張姚表演，實為江青所為，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有文革史的研究學者說，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是“夫妻店”裏他和“文革女老板”的關係〔１９〕，此言有所誇張，卻也形象生動。
周恩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善於窺視毛的內心世界。“江青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問題”。很多人對此疑惑不清（至今亦然）。周恩來那時便有如此清醒頭腦和見地，實屬不易，何況他還認真落實於實踐。對此，邱會作回憶到：
“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過程中，終於形成了一個‘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個人的關係問題。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是平等的（至少在口頭上是這樣），實行的是民主集中製，毛主席是中央常委會一班人的‘班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毛主席為主，常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隻是一票，在名義上並沒改變成員之間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來執政後，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淩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了毛主席的‘從屬’，黨的政治局領導集體要向毛主席個人請示工作，聽從他的指示……那個時候，周恩來對重大問題是向毛主席寫書麵報告（同時也報林彪）。他在參加毛主席接見外賓等活動時，有些事還當麵請示，有時還約毛主席麵談。在周恩來主持政治局處理問題時，凡他認為有必要的，討論後會請汪東興、葉群分別向毛主席、林彪口頭匯報。毛主席的批示和汪東興帶回來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內傳達學習。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隻有在毛主席批準或劃圈後才能發出。”〔２０〕
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極力“保持晚節”，遵循“順守”之道，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使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取代碰頭會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工作方式運轉了起來。
◇ 文化大革命的亂局得到扭轉
“九大”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來的碰頭會相比，議行政事務多了，議國家的實際工作多了，議經濟建設問題多了，對於那些僅僅是江青等人感興趣的事，議得少了。如果你用心地翻閱一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毛、周之間那時的來往請示和批複，再細讀《周恩來年譜》中他的工作記錄，對此肯定會有深刻體會。
盡快把國家穩定下來，抓好經濟建設，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央大多數領導成員的想法，陳伯達為“九大”準備的題目為《為把我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政治報告，不僅和林彪商議了，也和周恩來交換過意見〔２１〕。毛澤東沒有采用它，另擇張春橋等起草的報告，更多是從政治上考慮。討論政治報告稿時，陳伯達堅持“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張春橋反駁說那是“唯生產力論”。而毛澤東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２２〕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常把經濟建設當成中央的重要議題之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６９年９月中央政治局為慶祝國慶二十周年提出口號時，周恩來把“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五十年代大搞經濟建設時的“總路線”列入其中。〔２３〕幾天之後，周恩來在軍委戰備工作會議談到“九大”後國內的新形勢、新任務時說：“要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不能再搞奪權。我們還應努力實現第四個五年計劃和第五個五年計劃，在不遠的將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２４〕周恩來強調的是那個沒有被采用的政治報告裏的思想，並大膽地進行了貫徹。
“九大”後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立即得到充實，其成員都是有實際經驗的老幹部，如李先念、謝富治、李富春、餘秋裏、粟裕等〔２５〕，沒有一個文革派“空談客”。國家機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各項業務都在恢複。曾一度受到嚴重衝擊而亂了的中央領導機構得到精簡和重建。作為國家政治穩定重要象征的外交，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中國支援下，開展“抗美戰爭”的越南等國於１９７０年４月在廣州召開“三國四方會議”，中國的力量深入了東南亞。“九大”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裏有二十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訪問了中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來訪修複了中斷多時的兩國之間的傳統盟國關係。法國總統戴高樂正醞釀的訪華將是中國打開西方大國圍堵的一個缺口。中國和與之緊張軍事對恃的蘇聯坐在了談判桌上，邊境武裝衝突已經停止。中國和另一個為敵二十年的對手美國正通過秘密渠進行了聯係，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實質性接觸已經開始。
從１９６９年開始，中國扭轉了１９６６年文革發動後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工農業生產全麵開始回複和上升，鋼鐵、石油、煤炭、鐵路建設、軍工生產、科學技術多方麵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１９６９年工業總產值創建國後的新高，農業獲得了曆史最好收成。９月２３日中國第一次地下核子試驗成功，有了具有實戰意義的核武器，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幾個月後第一艘核潛艇又試驗成功，標誌著中國在高科技領域上曆史性的突破，成為僅次於美國、蘇聯之後的又一個同時掌握核威懾力和能探索外太空的大國。那時中國可以說是工業發展、農業豐收、火箭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上天……二十年後鄧小平坦誠地回顧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２６〕
我們把中國文革十年裏的經濟發展速度做一個圖表，資料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２７〕。
從圖中的曲線我們發現，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是十年文革裏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兩個階段。１９６９增長為２３。８％，１９７０年達２５。７％，雖然這種增幅含有對前兩年國民經濟的負增長進行補償和恢複的性質，但畢竟在快速增長。１９７２年中國經濟又開始向下滑，跌到了４。５％，至１９７４年鄧小平複出後主政時再次上升，達到了１４％，“批鄧”以後又下跌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文革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兩次高點與中間的低穀形成了一個“馬鞍形”（Ｍ形）。如果懷疑那時統計“虛假”不足采信的話，可以再看一下《中國統計年鑒》中記載的同時期的能源消耗變化，它的年增加情況和國民經濟走勢相同，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５年也是“馬鞍形”的“前鞍”和“後鞍”。
在這張經濟增長速度圖的背後我們能悟出什麽嗎？當然有！
凡是江青等文革派權力小、受製約時，中國經濟就發展；凡是江青等人得勢、幹擾多時，中國經濟就進入低穀。進而研究，凡是毛澤東器重文革派時，江青權勢就大，文革就搞得歡；凡是毛澤東冷落他們時，江青的權勢就小，國家就較為安定。這個人們不易看見的“政治圖”也是“馬鞍形”，隻不過是隱藏在經濟發展背後的“倒馬鞍形”罷了（Ｗ形）。如此分析，就不難理解渴求經濟發展、盼望過上美好生活的中國人民在打倒“四人幫”時歡天喜地、舉國歡騰的心情了。
中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迅速好轉使得一些重要問題急需解決。１９６７年“一月風暴”後“革命委員會”成為了中國的地方政府，其形式多少有些“違憲”；大批造反派靠“四大”走上政治舞台，連個合法的“名分”都沒有。毛澤東想到了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成對憲法的修改，國家機構的重建，新領導人的任命，以此來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於是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便擺在中央的議事日程之上了。
對於中國經濟的回升，多數人把它歸結為社會安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果。１９６７年毛澤東曾說文革“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２８〕１９７０年來臨之際，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實際是混亂結束）。或許有人認為，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廬山會議鬥爭和“九一三事件”等，文化大革命也許會以進行三年之久而畫上了它的句號。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麽看，至少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不那麽看，他就是掌握中國政治走向的毛澤東。毛澤東認為隻有“抓革命”才能“促生產”，隻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放生產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這個細微不易為人所察覺之處，邱會作有一個很好的回顧。他於１９７０年夏天陪同來訪的朝鮮軍事代表團到上海去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之後毛澤東留住邱談了一會兒，說“你（邱）到上海來了解一些社會情況吧！這樣你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會多一些、深一些。上海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社會秩序比較好，生產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工總司’起到很大的作用。對造反派不加分析的看法是不對的。”“毛主席知道我們厭惡造反派，總是把造反和動亂視為一體，他就硬是要搞個‘革命造反促生產’的典型給我們看，以此教育我們提高認識，端正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２９〕
為何此時此刻毛澤東向林彪等人發出這樣的“信號”？
重讀張春橋主筆、受到毛澤東好評的“九大”政治報告裏一段話或許會有啟發，那是對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觀點的反駁，“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３０〕沒有想到毛澤東的憂慮和告誡居然成了對“九大”後中國形勢的一次“成功預言”。
那時，中國曾有過一個經濟發展的“春天”。然而，減少江青等人幹擾而來的安定團結是脆弱的，用“革命”促成的經濟發展不能持久，因為經濟隻能按著它自己的客觀規律運行，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形勢”會帶來什麽，是光明美好的前程嗎？曆史昭示我們，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凡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好了，其後必有一場政治風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經濟上的進步帶來的是“反右鬥爭”、“大躍進”及隨後的“三年災害”。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好不容易從複蘇達到繁榮，緊跟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國七十年代初經濟上的“春天”會帶來什麽呢？一場什麽樣的政治角逐正在醞釀之中呢？讓我們從經濟再回到政治中去看一看。
◇ “文革派”的政治勢力逐漸縮小
“九大”後中央裏一度體現了“團結”。其內因是“團結勝利路線”為民心所向，黨心所求；其外因是大敵當前，蘇軍陳兵百萬於中蘇中蒙邊境，軍事壓力巨大。中央內部兩派摩擦不斷，倒也相安無事，達到某種暫時的政治平衡。
隨著全國局勢的穩定、經濟全麵好轉和國際環境的寬鬆，中央裏兩派之間矛盾鬥爭再次突顯。也許一時還談不上是“路線鬥爭”，卻可以用一句文革流行語來描述，那就是“派性”。
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發展史上派別鬥爭不斷，常寓於“路線鬥爭”、“山頭主義”之中，尤以毛澤東和“國際派”王明、和紅四方麵軍張國燾的鬥爭最為激烈。新中國成立後黨內派別依然，至少有三個特殊理由：其一，中國沒有政黨輪替，不同政見多以派別形式在唯一的執政黨裏體現；其二，中國革命是從獨立分散、各有其領袖的根據地逐漸走向統一，曆史的慣性不可低估；其三，那時的中共高級幹部多出身於落後地區的農民，封建農耕文化裏的地域、族群和宗派思想深植於他們頭腦之中。
在中國高層權力的複雜關係中，誰是幫，誰是派？誰是錯，誰是對？在缺少法理觀念的中國人心目中，常用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思想進行判定，那就是“名份”。“名份”在中國人心目中的重要遠非外人可以想像，通常是判別是非的首要標準。
如對文化大革命中參與中央工作的人以“名份”而論，文革興起之初，身居要職的元勳們參加碰頭會是“名正言順”，而初涉政壇的中央文革小夥計們是幫派。１９６７年反擊“二月逆流”後，碰頭會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當家“名正言順”，其他人若不服從便是幫派。“九大”後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執政是“名正言順”，如有人背後再搞活動應當是幫派。然而，中國那時還有個最大的“名份”，毛澤東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最終裁定者，他支持的才是“名正言順”的革命派，而另一派遲早要垮台“敗為寇”。
鄧小平打破了這個法則，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把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拉下馬，胡耀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無私無畏，開展“思想解放運動”，打破“兩個凡是”束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它讓任何思想禁錮在科學和事實麵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使我們今天能夠把中國政壇風雲人物當成曆史科學研究的對像予以公開評論，各抒己見，百家爭鳴。
為了闡述觀點，請先看一下“九大”前後中國的“政治版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覽表。〔３１〕，筆者在其中略加了附注：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覽表（以成立時間為序，注軍銜者為現役軍人）〔軍銜在文革前即已經取消，所注應為當初授銜時的軍銜——編者〕
１，黑龍江潘複生 原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
２，山東王效禹 原青島市副市長
３，上海張春橋 原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４，貴州李再含 貴州省軍區副政委 大校
５，山西劉格平 原山西省副省長
６，北京謝富治 公安部部長 上將
７，青海劉賢權 青海省軍區司令員 少將
８，內蒙古滕海清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中將
９，天津解學恭 原天津市委書記
１０，江西程世清 福州軍區副政委 少將
１１，甘肅冼恒漢 蘭州軍區政委 中將
１２，河南劉建勳 原北京新市委書記處書記
１３，河北李雪峰 原華北局第一書記
１４，湖北曾思玉 武漢軍區司令員 中將
１５，廣東黃永勝 廣州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１６，吉林王淮湘 陸軍十六軍政委 少將
１７，江蘇許世友 南京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１８，浙江南萍 浙江省軍區政委 少將
１９，湖南黎原 陸軍四十七軍軍長 少將
２０，寧夏康健民 寧夏省軍區司令 少將
２１，安徽李德生 陸軍十二軍軍長 少將
２２，陝西李瑞山 原陝西省委第二書記
２３，遼寧陳錫聯 瀋陽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２４，四川張國華 成都軍區政委 中將
２５，雲南譚甫仁 昆明軍區政委 中將
２６，福建韓先楚 福州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２７，廣西韋國清 廣州軍區政委 上將
２８，西藏曾雍雅 西藏軍區司令員 少將
２９，新疆龍書金 新疆軍區司令員 少將
３０，台灣——
“一元化”領導的各省革委會主任、省委書記中現役軍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縣級革委會由軍人擔任主任的多在８０％以上，最多的雲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９７％。〔３２〕有人詬病那是軍人參政，是國家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表現。的確如此！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走“以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之路所要付出的必然代價，也是文革發起“天下大亂”後想穩定局麵的無奈之舉，更是毛澤東利用了承擔捍衛獨立主權職能的國家武裝力量幹預內政、保障文革的“創舉”。若要評論軍委辦事組在文革中發揮的作用，借１９８１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三支兩軍”的評價到也合適，“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後果”。“三支兩軍”於１９７２年後迅速收縮、收尾，用以上論述評價此前的工作正當其實。
研究這份中國的“政治版圖”會發現，“九大”之後不久有幾個省的“第一把手”換了人：山東的王效禹為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所取代，山西的劉格平為山西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所取代，貴州的李再含為昆明軍區副政委蘭亦農所取代，黑龍江的潘複生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汪家道所取代。這些重大的人事調整，除黑龍江省稍晚些外，大多在九大結束後不到一年之內就完成了。
後來有人評論，“九大”後林彪急於向文革派“奪權”，因為這四個省份是１９６７年１月與上海造反派同時發起“一月風暴”奪權而在全國成立的最早的五個“革命委員會”。何況自文革開始以來，王效禹、劉格平、李再含、潘複生都是較早領會和積極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在反對“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中有過不凡的表現並率先在當地支持造反派奪權的領導幹部。他們因而深得毛澤東的賞識，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幾顆耀眼的“政治明星”。
王效禹等人下台主要是他們自身的問題，因為那四個省到彼時仍然混亂不止，工農業發展停滯，各派力量矛盾重重，地方和軍隊的關係緊張。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多次開會，采取種種措施，仍然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就提名所在地的軍隊領導幹部取代他們，請示毛澤東得到批準。
在那些敏感地區的敏感人事變動中，清一色地由軍隊幹部主持一方政務，使那份全國“政治版圖”更為偏激，難道不會“物極必反”？與其說林彪於此失策，還不如說是毛澤東在對軍隊充分“利用”。利用過後如何限製和削弱，毛澤東心中自有謀略，從九屆二中全會後要求軍隊“反驕破滿”開始造輿論，或借有人去世更換（如譚甫仁、謝富治等），或因故進行撤職（如龍書金、程世清、蘭亦農等），最後再突然來了那個有名的“八大軍區司令調動”，那些軍隊的領導再也不擔任地方的“第一把手”職務，從而改變了原來的那個“政治版圖”。
然而在當初，要想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林彪必然要有自己的組織準備。盡管林彪以悲劇告終，但並非不能對他進行研究。筆者認為林彪至少有兩個重大失誤：一是輕視了“江青問題”，以為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事情就會當真，猶如他的前任劉少奇一樣犯了毛澤東的大“忌”。二是他不是用“團結”的方法，“韜晦”的謀略，而是極力壓製文革派，想盡快把自己的政治對手逐出政壇，太露鋒芒。曆史證明，像葉劍英、鄧小平那樣韜光養晦，把事情放到毛澤東身後去辦才是大謀略的政治家。
為什麽林彪那時會有如此表現，原因固然很多，筆者在這裏提出三個過去少為人們注意、然而卻十分關鍵的因素。
其一是周恩來的合作。
“九大”後周恩來和林彪良好關係加強了，這一點為很多史學家不願說，或不敢說。林周關係遠比現在人們所見深得多，不僅可以追溯曆史的久遠，文革中表現亦十分豐富。周恩來在“九大”全體大會上公開對林彪頌揚，把那個中國家喻戶曉的“朱德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的故事演繹成林彪是領導部隊走上井岡山的“光榮代表”，可謂是歌頌林彪的一曲“絕唱”。
周恩來是如此地說，又是如何地作呢？對於周恩來和軍委辦事組的關係（實際就是和林彪的關係），邱會作回憶道：
“周恩來與我們軍隊幾個領導同誌的關係非常融洽，對軍隊的工作非常支持。軍委辦事組向中央的報告一般有三種：１、例行報告；２、軍事報告；３、特殊問題的報告。前兩種報告直接送汪東興呈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第三種報告直送周恩來，周是能批的則批（周對此很肯擔責任，與他辦其他事大不一樣），不能批的周恩來就請示毛主席批（送批本身已有了傾向態度），批回來再在政治局傳閱，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傳閱，因此軍隊內的許多事情文革派那一邊不知道。周恩來給了軍隊最大限度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中，軍委辦事組能夠開展很多方麵的工作，能把各項任務完成好，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３３〕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到林彪的支持，反過來，也給以林彪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開展各項工作、抵製江青等人予以支持或配合。
其二是陳伯達向林彪的靠攏。
陳伯達在文革中的表現頗具戲劇性，身為中央文革組長卻成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黨”，長期掌管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權威突然變成“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 這是為何？
陳伯達１９３７年到延安開始與毛澤東合作，長達三十三年之久。文革開始之際，陳伯達緊跟毛澤東出了力，但是仍然被毛澤東感到有些“不配合”。我們略舉幾例說明。
文革醞釀之際，毛澤東對劉少奇已極為不滿，陳伯達卻想讓他們和好，說“少奇同誌是很純的共產主義者，現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對黨對國家不利。”〔３４〕文革伊始，陳伯達並不想當中央文革組長，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對他施加壓力說“如果你不幹，中央就沒法安排你的工作了”。〔３５〕 陳被迫上了任。經曆過文革的人會記得，陳伯達常說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劉盆子”。人們對此很不理解，但是知道了中央文革和碰頭會的“霸王”是江青，就能體諒陳伯達難於直言的苦衷了。然而人們又何曾想到，讓“陳老夫子”擔此要職，正是盡快給羽翼尚未豐滿的江青等文革派以極大的權力和發展空間的好辦法。偉人謀略之深，至今令人驚歎！
１９６７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陳伯達表示了反對，說它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自下而上，隻應監督，不要奪權。〔３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陳才改了口。１月２５日，為了防止軍隊混亂，林彪親自口述製定的《軍委命令》在中央文革那裏過關，江青明顯流露出不滿。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回憶道，“陳伯達把文件塞到我口袋裏，對我說：‘已經通過了，你快點走吧！’”〔３７〕防止了江青等人的阻攔。３月份，中央軍委召開了軍以上高級幹部會議，中央文革要集體到會一次，由康生傳達毛澤東對“劉少奇問題”的交底。陳伯達居然稱有其他事不想參加，惹得毛澤東發出一聲怒罵：“不願意幹的人，給我統統滾！”〔８〕
至於後來陳伯達聽從林彪的建議，不讓江青取得中央文革組長位置；準備“九大”政治報告，強調要搞好經濟建設；壓製江青，不許再用中央文革名義發檔等等，本文上麵已經論述。下麵還要談到陳伯達幾次與江青等人作對，直到廬山會議上發動“倒張”。如此種種，陳伯達已經成為林彪製約文革派的重要力量。
陳伯達為文化大革命出力時，頗受毛澤東器重；當他對文革消極時，則受到毛澤東冷遇；而陳伯達不願再和江青等人為伍時，則被毛澤東拋棄。他們三十三年合作中的如此最後三年，被毛澤東誇大說成是“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３９〕毛澤東這樣待人，難怪周恩來文革之初就對老幹部們提了醒，“晚節不忠，一筆勾銷！”〔４０〕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江青等人中間傳著毛澤東對陳伯達一句很重的話，“我這條船還沒有沉，你這頭老鼠就跑走了！”〔４１〕毛澤東的“船”即“文化大革命”之船，１９７６年毛澤東去世，人去船沉，文革結束。如果陳伯達還在那條“船”上的話，也逃脫不了政治“殉葬品”的命運。
其三是汪東興成為林彪的親信。
汪東興投向林彪成為其心腹，是透析汪東興在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中表現的關鍵，為此頗需筆墨，這裏舉邱會作回憶的一件事便可讓人信服。
“汪東興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東北地區檢查戰備工作，汪東興來往經過北京時，均邀請黃、吳、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長談，每次都在四、五個小時以上，談的核心話題就是反江青，反上海幫。汪東興向我們交了毛主席那裏的‘底’，主要是：１、主席對林彪是絕對信任的；２、主席對高級幹部厭惡中央文革一夥人很清楚，對張春橋欣賞但不信任；３、主席對江青是又厭煩又無奈，當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贅，想甩，一時又甩不掉，厭煩得連見她的麵都不肯（汪講了毛、江的不少非常秘密的隱私）。可以說，汪東興那兩次和我們的聚會，是為廬山會議上我們打擊上海幫進行思想準備的一次重要活動。”〔４２〕
林彪和周恩來、陳伯達、汪東興等人的關係，加上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政治和組織力量，毛澤東絕不會忽視。他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廬山上說的那個“軍事俱樂部”，應當早就在他的政治視野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軍事俱樂部”是被逼出來的，僅一例即可說明。１９６８年秋中央決定黃永勝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不許他去，毛澤東表態批準了，但周恩來還要帶著黃永勝去向江青“賠罪”。周恩來再三叮囑黃、吳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講什麽，你們都不能當麵頂撞，要講團結。到了好一會兒，江青才從樓上姍姍下來，站在樓梯上就指著黃、吳劈頭蓋臉地罵起來，說：你們帶著紅五星，兩麵紅旗（指帽徽、領章），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紅五星是老娘我給你們爭來的！〔４３〕在毛澤東早年井岡山起家時就追隨他的老將軍尚且經常受江青如此欺辱，眾多的軍隊老幹部怎麽能不聚在一起來抵抗她呢？
以前江青把持中央碰頭會，周恩來不得不屈從忍辱，其他人更是怕她。“九大”之後情況截然不同。那時中央裏老幹部作為一個政治群體已被中央文革打散了，隻有軍隊沒有亂，軍隊主要領導幹部是唯一可以與江青等人抗衡的整體力量。林彪等人的抵製，不論出於何種目的，即使沒有結夥，也會被毛澤東看成是和以前的彭德懷一樣，是個以軍人為主的“俱樂部”式的政治集團。
於文化大革命發起後形成、在碰頭會時期結幫的康生、江青等人在“九大”後並沒有“散夥”。有人說他們是在廬山會議上才形成四人幫〔４４〕，筆者認為要早得多，成員先後有異，幫派早已存在。隻不過“九大”後江青等人的派別活動在林彪等人的壓力下更加緊密罷了，因為他們不那樣，就無法抗衡那個“軍事俱樂部”。
中央裏兩個派別的爭鬥一開始就帶有著政治色彩或是“路線”問題。在毛澤東領導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中它一度被掩飾，此時已經開始激化並逐漸清晰，讓人一目了然。
江青等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政治前途，就不會被毛澤東器重，就不可能在中國高層保住其地位，而且一旦丟掉權勢，還要承擔“禍國”“亂黨”的罪名。他們還要發動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堅決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文化大革命”更多是他們表示擁戴毛澤東而經常要喊、不得不跟的政治口號。林彪對無休止的運動已經厭倦，而在考慮國家如何盡快轉入正常的建設。那時林彪正為他在四屆人大講話做準備，先搞調查研究，題目是怎樣抓革命促生產，〔４５〕並想促成和推動“九大”後中央的工作走入這個方向。然而，中國曆史上因為沒有政治力量而無所作為甚至死於非命的“接班人”比比皆是。毛澤東對林彪談到今後的接班人時“曾提到張春橋”〔４６〕林彪不願意文革派強大而取代他，就不能讓他們沒完沒了地搞文革而受寵。我們不應當過多地指責毛澤東、劉少奇、林彪、江青等人在那場接班人角逐中的對與錯，因為文革混亂中的中國沒有法製化的、程式化的、民主公開的國家最高權力傳遞製度，才是事情的真正根源。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彼時，中央裏的軍隊派和文革派已經失去了團結的基礎。雙方矛盾繼續加深成為必然。那時江青等人多少有些害怕林彪，尤以張春橋、姚文元為甚，無論是聽老人們說起，還是從那時的新聞電影和照片看，他們和林彪在一起的場合，很是拘束，甚至有些懼怕，有時連靠近林彪都不敢，離得遠遠的。
毛澤東寵愛的文革幹將們這麽害怕林彪，無疑是林彪的災難。因為這是挑戰毛澤東絕對權威的一個側影。身居政治局委員高位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尚且如此，那麽黨內眾多的高級幹部，特別是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心目中就有了另一個決定他們命運的主宰。這實為封建文化為基礎的中國曆朝曆代統治遊戲規則的大忌！
然而，“九大”後已經被過分削弱的江青等人從中得到了一個“實惠”，他們成文化大革命眾多象征人物中僅存的碩果，成了取得打倒劉少奇“偉大勝利”的光榮代表，成為毛澤東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最可信賴的中堅力量。於是，對江青等人的態度最終演繹成了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演繹成了對待毛澤東的態度。
那時江青等人曾一度被製約，有人誤以為文革派會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後來鄧小平複出１９７５年執政時情況亦然）。持這樣觀點的人忽視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毛澤東，忽視了治國者的權謀藝術——政治平衡。
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巨大革命勝利的過程中，黨的幹部隊伍中湧現出大批優秀人才。他們在革命戰爭、經濟建設、國務活動中有過非同凡響的出色表現。但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國革命“長劇”文革這“一幕”中，“謀事在毛”！讓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邊，哪些“角色”謝幕離場，哪些“角色”坐冷板凳聽候再次亮相……隻有毛澤東才有權決定。而毛澤東運用這種權力時，常為人們不易察覺，難以琢磨。若是有人敢於攪了毛澤東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惡來幹擾“角色”的進退，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迎頭痛擊。當那些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在撲朔迷離的“劇情”中發現毛澤東仍然是堅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對任何可能的複辟和翻案時，已經為時晚矣，隻能當個失敗者的“角色”聽從毛澤東的擺布了！
◇ 江青向中央工作新格局挑戰惹起爭端
１９７０年來到了，在人們沒有預料它是多事之秋時，情況有了微妙的變化。
江青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扶植起來的重要政治派別，難道就這樣淡出政治舞台？他們再和陳伯達糾纏，和軍委辦事組去爭鬥難以改變局麵，於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親自上陣，矛頭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過周恩來，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多被重筆提及，為的是把周恩來和江青劃分開來，把周恩來與文革的責任劃分開來。可是“九大”後江青對周恩來的幾次攻擊，常常被人忽略。我們看到《周恩來年譜》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有這樣的記載：“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開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幹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４７〕
筆者從幾位當事人那裏得知，江青那天對周恩來的誹謗是前所未有的惡毒，從周恩來曆史上的“罪行”說到文化大革命嚴重錯誤，不僅亂說事，還誹謗周的人格和個人品質，實在令人發指。但《周恩來年譜》隻是簡單地一筆帶過，為何如此？是江青誹謗周恩來不夠厲害嗎，是她整周恩來不夠狠毒嗎？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泄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對此深做研究，有助於了解那一段曆史真相，好在有人給我們留下了難得的史料。邱會作回憶，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攻擊周恩來，黃永勝當場於以反駁，帶頭中途退場抗議，並立即到林彪那兒作了匯報。以後的情況是這樣的：
“林彪說：‘最近以來，江青攻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是嚴重的違紀行為，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汪東興立即安排了黃永勝、吳法憲當日晚七點到毛澤東處，而我（邱）則到了周恩來那裏。江青前幾次談話都涉及到周恩來。每次講過之後，我都利用和周恩來一起工作的機會，及時地向周恩來‘透風’。他聽了以後總是表情凝重，壓抑不語。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講的詳細地說了一遍，周恩來一聽就覺得有份量，一邊聽一邊做筆記。他非常難過地說：‘唉！這個人嗬，幾十年我對她是仁至義盡，能做的都為她做了，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堅持照顧她幾十年嗬，人不能不講良心呀！……我很感謝軍委辦事組的同誌們。你及時的通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你們都是老同誌，曆史上的事，你們雖然不在中央領導崗位上，但是事情的內容，中央的結論，你們是知道的。老同誌就是老同誌呀！老同誌好哇！’”
“晚上黃永勝說，他們大膽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江青的胡說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對江青沒有太大的憤怒，僅僅有些‘小責備’，主要還是為江青‘開脫’。毛主席說：‘對總理的問題，她（江青）是隨便說說的。政治局委員之間談些問題是可以的，但不能專搞攻擊別人的活動。你們（黃、吳）到我這裏來，我不會向她講的，你們也不要說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們來我這裏，講過她的問題，那今後你們的日子就不好混了！’”〔４８〕
林彪和周恩來的關係迄今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區”之一。林彪在周恩來受到攻擊的危難之時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不怕得罪毛澤東和江青，可見林周關係之密切遠非人們現在的想像。
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黃永勝到他那兒去告江青的狀，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狀。毛澤東“批評”了江青幾句後，又告誡黃永勝（也是對林彪），不要把與江青的矛盾擴大，也不要把事情公開，否則“黃永勝”們就會“混”不下去。
周恩來是聞名世界的政治活動家、中國政府總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為何敢向周恩來叫板？對此，邱會作記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說了幾句他印象很深的話。“‘我（江青）同主席的關係，你們能見到的當然就是夫妻關係了，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麽呢？同樣，主席同總理的關係，你們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實質上並非如此，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麽呢？’多年以後我（邱）想過，江青如此膽大妄為，攻擊周恩來，整周恩來，一點沒有‘背景’是不可能的。”〔４９〕
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的攻擊沒有奏效，就把矛頭指向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衝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衝擊軍隊院校時就明顯了，其發生和發展不在本文論述之中。但是要提請人們注意是，每到文革關鍵時刻，林彪和江青的衝突就會爆發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風暴”奪權正是江青得勢之時，２月初，林彪與來訪的江青發生激烈衝突，林氣得臉色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大叫“葉群！葉群！”並對聞聲趕來的秘書張雲生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５０〕又如，八屆十二中全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而林彪在講話中卻提出人類自古以來有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即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資產階級的義大利的文藝複興、馬克思主義、中國文化大革命）。江青認為這樣講有問題，在林彪的講話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後送給林彪，說林彪如果同意，請把她對林彪講話的批語轉給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氣炸了，大罵江青算什麽東西！當著秘書的麵說：“我聽見女人的聲音就討厭！”〔５１〕為何江青挑釁林彪，而林彪又發如此大火，常人難於理解。原來林彪說“有人（江青）把文化問題當作自己的專利，別人不許解釋。且不論我講得對不對，我敢講，就是對那個‘霸王’的否定！”〔５２〕
林彪是“九大”黨章中寫入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江青親自出馬對林彪攻擊多有不便之處，於是上陣了另一個文革派人物——張春橋，他出手的頭一拳就對準了林彪的“要害”，那就是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權”。
１９７０年７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兩報一刊”的“八一”社論稿，張春橋修改了執行多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準提法，插進了“毛主席和”四個字，成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陳伯達要按過去幾年的一貫提法辦，張春橋則主張按著他的新提法寫，互不相讓。周恩來表示要請示。結果毛澤東讓汪東興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個字，〔５３〕暫時“平息”了雙方的爭論。
張春橋此次出手未成，另外打出重拳。８月份張春橋主筆憲法修改稿時，對二處已實行多日的官方“標準政治用語”進行了刪除，一是“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二是“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些都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一些文章當中。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戰勝了劉少奇，不必再為自己“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了，大家修改討論或是刪去這些用詞，本屬正常。可是張春橋卻用挑釁的口吻影射林彪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５４〕吳法憲說“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是這樣，就是要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５５〕
吳法憲和張春橋爆發了爭吵，吳拍桌子大罵了張。在場的陳伯達回憶說，他們吵得“聲震屋瓦”〔５６〕會後，吳到陳處詳談了爭吵的情況，並通過黃永勝報告了林彪。向周恩來也報告了此事。〔５７〕
四天之後的８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離開北京前往廬山開九屆二中全會前的最後一次會，對憲法修改問題可能的爭吵並沒有發生，因為“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已經寫進了憲法草案中。據憲法起草小組的具體工作人員回憶，請示康生後加的，加在序言裏。〔５８〕
毛澤東自己刪去了“天才”的副詞，為什麽林彪還要提？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文字推敲”了，林彪要對江青等人的一列活動進行批評，隻不過這是他說話的“由頭”。為什麽林彪不能與毛當麵一談？１９７０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杭州住，林彪在北戴河，他們沒有機會相見，隻能靠秘書在電話上傳話。他們久別後的麵談，是８月２１日林彪上了廬山後拜會毛澤東時。林彪說了他的想法，就是後來那篇含有不點名批評張春橋內容的開幕式講話，事先告訴了毛澤東。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林彪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們，是前不久“八一”社論和十天前吳法憲和張春橋爭吵的繼續，是林彪直接對江青等人一係列挑釁行為的回答。是對文革派在“九大”後抵製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幹擾和破壞團結的批評。事情是文革派挑起來的，對江青不便明著說，隻好指向張春橋。廬山之爭已成必然，隻是以什麽題目、用什麽方式爆發出來而已！
然而，林彪有了失誤，他沒料到中央委員會裏厭惡文革派的人居然那麽多，一點火星就燃起“烈火”，群情激起要揪張春橋。形勢使林彪多少有些盲目，忘掉了整那個“文革紅人”會導致對張某近幾年來所作所為的追問，難免要觸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敏感之處，從而會引起毛澤東的過激反應。
同樣，毛澤東也有失誤，他沒有想到林彪想批評的“那些事”會引起大家如此共鳴，同意了去講，忽視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對付江青等人過程中形成的關係。形勢使毛澤東警惕，敏銳地發現了廬山上大家群情激起“揪張”的背後是什麽？那是隱藏在人們心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情緒。
林彪盲目和毛澤東敏銳之處，正是廬山會議上鬥爭的焦點。它既不是通常所說的“設國家主席之爭”，也非批判反動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是毛澤東為了維護他視為自己一生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之一，他親手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後中央裏軍隊一派和文革一派的矛盾越演越烈，終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爆發了出來。然而，中國那時的政治走向必須在一個人的左右之下運行，那就是已經被“神化了”的毛澤東。被尊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各族人民偉大領袖”的毛澤東是那麽地自信，那樣地執著，雖然無法抗拒的自然法則給他來日已經不多，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的心中是多麽地重要呀！即使麵對著不可逆轉的曆史發展潮流，他也“要敢於反潮流”〔５９〕，傾其生命最後精力拚力一博，把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堅持到底。從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起，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批‘周公’”、１９７５年“反擊右傾翻案‘批鄧’”、１９７６年“天安門‘四五事件’”……中國現代史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又一幕，無不在毛澤東股掌之中演繹著發展著，直到這位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巨人１９７６年９月去逝。中國曆時十年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因為沒有了親自發動領導者和摯意堅持者而落下了它的幃幕。
從此，中國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邁出了“改革開放”的堅定步伐，翻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新篇章
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開“九大”確定了“團結勝利路線”，１９７０年８月就發生了九屆二中全會的鬥爭。其激烈之程度，被毛澤東說成“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１〕突然而來的變化令人始料不及，但正如每個重大曆史事件一樣有著它的必然。以“九一三事件”為其後果的廬山會議絕不能簡單地說成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相勾結的結果”，我們隻能從事實中探求曆史的真相和發生原因。
◇ “九大”後中央工作的新格局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新選出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如何工作？５月初，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布，“決定不設書記處，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員處理中央日常事務。”〔２〕 這個改變了１９６７年反擊“二月逆流”以後中央碰頭會處理中央工作的決定，無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變化，卻由於某些人為因素被“遺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曆史、解開許多謎團的一把“鑰匙”。
人們研究“九大”之後中國政局時多注意了林彪——這位被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毛澤東的“接班人”，而忽視了周恩來。其實“九大”後周恩來的地位和權力變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從碰頭會時期處處受掣肘、左右為難的“名義主持人”變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領導者。用文革時期流行語來說，周恩來是黨和國家的“總管”、“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參謀長”，是毛澤東的“大管家”。
我們隻要看看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的處境，就能更好地了解這個變化。
吳法憲１９６７年夏參加了碰頭會，他說“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麽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３〕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兼辦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來，那時在碰頭會上隻能對中央文革一夥人謙卑地恭維說“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４〕
邱會作１９６７年參加軍委辦事組，多次列席碰頭會，“九大”後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把周恩來此前與以後的狀況作了比較：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名義上是周恩來在主持，事實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議，才真正由周恩來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會，陳伯達、康生也主持過政治局會，但從來沒有讓江青主持過會議。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江青不到不能開會。‘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江青不到照樣開會。過去碰頭會開始之前，周恩來總要謙恭地問江青一句：‘江青同誌，我們開會嗎？’江青不點頭不答話，周恩來一般不會馬上宣布開會。‘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周恩來仍習慣地問一句：‘江青同誌，我們開會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樣開會。周恩來這句話僅僅是形式上的禮儀了。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最早在中南海懷仁堂開。１９６７年反對‘二月逆流’後，江青不願意在那兒開，於是周恩來遷就她，碰頭會改在了釣魚台開，會址固定在中央文革辦公處十六號樓。那樣對江青方便，對周恩來不方便，但周恩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九大’後江青幾次提出，政治局會‘仍在十六樓舉行，不能改變’。幾經周折，政治局開會很快就離開了釣魚台，並固定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了。這對周恩來方便，對江青沒有以前那麽方便。江青提了幾次回釣魚台開，周恩來不理她。周恩來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是江青這個‘霸王’逞威風的地方。凡是要經過碰頭會處理的事情，無論大小，江青不點頭不能算數。‘九大’後的中央政治局會，周恩來變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來很尊重大家的意見，特別是提出問題的人的意見，隻要多數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來就拍板決定，從來不讓江青專權。”〔５〕
“九大”後周恩來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領導者，在毛澤東確定的路線內，周恩來又是執行中的決策人，成為了集國務院總理、黨的總書記、“半個”國家主席權力於一身之人（董必武代國家主席，不問事，對國外交往用其名義）。有學者說，文化大革命“謀事在毛，成事在周。”〔６〕周恩來“成事”不能泛指文革十年，應當是他“九大”後真實情況的寫照。
為什麽周恩來有如此重大變化？除了毛澤東的信任之外，他有了組織基礎，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又稱政治局工作會議，簡稱政治局）。
同樣作為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此時的政治局工作會議和彼時的中央碰頭會有什麽不同呢？
一是名義地位不同。“九大”前的“中共中央”實際上是“碰頭會”。這個沒有組織委托、憑藉反擊“二月逆流”後由毛澤東認可的機構很難說它“合法”，由它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悖中共組織原則，既沒有法定的授權決議，也沒有在八屆十二中會會和“九大”上正式追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順”。而“九大”後的政治局工作班子，是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組成的，符合“九大”黨章第九條“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若幹必要的精幹的機構，統一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的規定。其成員均為中央政治局成員，它的合法性、權威性毋容置疑。
二是組織基礎不同。中央文革是中央碰頭會的主體，其成員占碰頭會１２名成員中的８名（陳、康、江、張、姚、王、關、戚），其他人是零散的。碰頭會成員後來有所變化，王、關、戚等人垮台，黃、吳、葉、溫進入，但是碰頭會以中央文革為其組織基礎沒有改變。軍委辦事組是“九大”後政治局工作會議的主體，其成員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員中的７名（黃、吳、葉、李、邱、李德生、謝富治）〔７〕，其他人是零散的。後來成員略有變化，但是政治局工作會議以軍委辦事組為其組織基礎沒有改變。
“九大”後的中共中央軍委辦事組絕非楊成武時期的軍委“看守小組”或“辦公機構”了。１９６８年３月黃永勝代替楊出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之際，毛澤東宣布：“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８〕中共九屆一中會會上通過了中央軍委、軍委辦事組的組成〔９〕，既是新的任命，也是此前的追認。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包括了在“二月逆流”中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而遭受批判的幾位元帥，四十九名中央軍委委員中隻有張春橋等極個別“文革派”骨幹。中央文革的力量被排斥在軍委領導機構之外，林彪對軍隊的控製力加強了。
對於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態度非常明確，多次要求軍委辦事組參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誌全力支援周恩來，說“你們要把總理（周恩來）當作軍隊的領導。總理的事就是軍隊的事，他對你們說的話就是對軍隊的指示，一定要照辦。”〔１０〕
周恩來在毛澤東的信任、林彪為首的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數成員的協助下，開始了他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全麵處理中國黨、政、軍日常事務的“執政”生涯。
◇ 中央裏“江青問題”突現
１９６６年以來江青“一鳴驚人”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不僅參與中國高層政治決策，很快又把持了中央碰頭會，權力曾不可一世。“九大”後中央改變了日常工作方式，江青就成了“重要閑人”。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她在中央裏經常惹事生非，“江青問題”突出了。
為什麽江青不能以中央領導中普通一員的身份工作？因為她心中有氣。
中央碰頭會被取消了，江青沒有了“稱王稱霸”、耍逞威風的“衙門”。
中央文革名存實亡了，江青“嘔心瀝血”搞文革的曆史功績被人忽視。
中央領導機構重建了，江青爭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敗，反到為他人做“嫁衣裳”。軍隊領導幹部各據要職，黨內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員會裏，而造反派頭麵人物卻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場。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幾位“戰友”表示了對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滿。
其一，江青等人遲到、亂鬧，讓周恩來無法領導政治局正常辦公。
據筆者向當時參加中央辦公的人了解，政治局基本上每日開會辦公，一般晚上九點開始，翌日淩晨三時結束。起初江青次次遲到，張春橋、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們一起遲到兩小時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長的時間也有。過去碰頭會江青不到不開會，現在周恩來是準時開會不等待。江青來了，周恩來頂多客氣一句“江青同誌，我們已經開始了。”江青有時凶狠地衝撞一句“我是多餘的”，然後就與周恩來糾纏、叫政治局無法開會。有時她叫人弄飯來吃，工作人員為侍候她進進出出，江青一個人坐在會場中享受著美餐，叫大家不能辦事。江青折騰了幾次後，看周恩來忍讓不理睬，有時索性就不來了，張春橋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們參與討論和表決的事辦不成。
過去江青稱身體不好而滯壓中央辦公的檔是常事，無人敢問，但有人敢對她說“不”，黃永勝很早就有過抵製，此時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說身體不好，一個月沒看檔，黃永勝則在一份檔上畫了一個圈，寫了“擬同意”。江青卻罵道：“黃永勝有什麽資格閱批我批的檔，這是奪我的權，是政治野心！”〔１１〕江青罵也罵了，鬧也鬧了，卻無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種繁瑣雜事幹擾政治局處理主要業務工作。
政治局工作會議上討論的絕大多數問題是中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方麵急需處理的大事。江青等人總是插進別的議題空談，隻要江青感興趣的事，說上半天也不嫌煩。比如“樣板戲”裏的角色、台詞、唱腔、服裝、化妝、道具等瑣事，也要在政治局會上探討細微，至少說了幾十次，每次都要有幾小時，談一個晚上的時候也有多次。周恩來有涵養從不去打斷他們，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很默契地“各自為戰”，在會場上大家分別閱讀處理自己分管的檔和事情。大家雖然是在一起集體坐著，卻是個人分別辦公，以此對江青等人進行抗議。
久而久之，一些人對江青開始抵製。比如，江青搞樣板戲常常在天橋劇場現場辦公，為了方便，要在那兒安裝一部軍用直通電話。黃永勝不同意：“不是軍營，怎麽能裝軍用電話？”〔１２〕堅決不給江青辦。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為她的“革命樣板劇團”爭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軍建製，並公開向外宣布，但事後卻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藝戰士”隻好和紅衛兵小將一樣穿著沒有帽徽領章的軍裝，顯得不倫不類。此時，江青又提出讓“革命樣板戲劇團”正式加入軍隊建製，卻遭到軍委辦事組的堅決抵製。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讓他們穿上文革中引為榮耀的配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解放軍正式軍裝。邱會作反對江青的要求說：“又不是軍人，怎麽能隨便發軍裝？”〔１３〕硬是讓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時插手軍隊工作，黃永勝屢予抵製，有時甚至在會議上發生衝撞。〔１４〕
筆者所知軍委辦事組抵製江青之事不勝枚舉，為尊重當事人對史實述的優先，這裏隻從已經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簡要摘錄一二。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義發文件，維持他們固有的“領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頭會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義上還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這張牌“唱戲”，以中央文革名義辦事。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也，陳伯達向毛澤東的一個請示讓中央文革“壽終正寢”。陳伯達回憶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開異想’。九大一結束，她即要把她個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還要用‘中央文革’名義重新發表她在上海的那個‘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檔送到我處，我寫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組檔都必須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見檔，就把‘江青同誌’四個字勾掉了。總之她在北京並不如意，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段時間裏回到上海去議論他們在九大後的各種計謀。他們為什麽不在北京呢？因為中央的會，中央的事，還是周恩來同誌主持，他們的陰謀詭計遇到了阻力。”〔１５〕
從那以後再沒用“中央文革”的名義發中央文件。幾經周折，“九大”後中央政治局呈報毛澤東的“中央和國家機關精簡方案設想”中排在黨中央機關第一位的中央文革，並未作為黨中央的一個常設機構保留下來。〔１６〕
陳伯達一直擔任中央文革組長，為什麽倒是他主動“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動？為什麽江青等人對陳伯達有著近乎“刻骨”的恨？這些費解的事一經點破內幕，頓時令人恍然大悟。陳伯達即便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不能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擠打擊，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幹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九大”前很早的時候，林彪對想辭去中央文革組長一職的陳伯達說，“你不占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１７〕
“九大”之後，參與中央日常工作的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受“江青問題”的影響，要麽你反對她，要麽你與她合流。
迄今為止中國史學界缺乏對江青的深入研究，多把她概念化成一個政治小醜。筆者認為，對任何曆史人物都不能人為地美化，也不能刻意地醜化，隻能科學地研究。對毛澤東、鄧小平如此，對林彪、江青亦如此，對蔣介石、國民黨也要如此。他們是時代的產物，隻能把他們當成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哪怕是失敗者）。他們是社會發展和矛盾衝突的關鍵人物，離開了他們的真實的活動和思想，就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審視過去，就像一部曆史“劇”中的對手戲“主角”沒了表演和台詞一樣，那不是曆史，隻是勝利者自己的聲音。
“江青問題”的實質是什麽？
一般的人認為江青是作風不好，有野心。而林彪認為她隻不過是個“老婆”而已。林彪對江青的態度，他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多有記載，無需贅述。且不說林彪對江青的蔑視出於什麽心理，但他是對江青等文革派的一種政治製約。誰要是繼續重用文革派，就得打破這種製約。
“周恩來對江青的認識與眾不同，認為‘江青問題’是關係到全黨的‘政治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否則會影響全黨全國的大局。因此，周恩來對江青處處關照，愛護，幫助，忍讓，甚至有時有些放任，隻要她不鬧事就好。”〔１８〕。
江青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將，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是衝鋒在前不回頭效死力的“過河卒”。不僅江青如此，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亦然。許多事看似張姚表演，實為江青所為，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有文革史的研究學者說，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是“夫妻店”裏他和“文革女老板”的關係〔１９〕，此言有所誇張，卻也形象生動。
周恩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善於窺視毛的內心世界。“江青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問題”。很多人對此疑惑不清（至今亦然）。周恩來那時便有如此清醒頭腦和見地，實屬不易，何況他還認真落實於實踐。對此，邱會作回憶到：
“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過程中，終於形成了一個‘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個人的關係問題。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是平等的（至少在口頭上是這樣），實行的是民主集中製，毛主席是中央常委會一班人的‘班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毛主席為主，常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隻是一票，在名義上並沒改變成員之間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來執政後，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淩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了毛主席的‘從屬’，黨的政治局領導集體要向毛主席個人請示工作，聽從他的指示……那個時候，周恩來對重大問題是向毛主席寫書麵報告（同時也報林彪）。他在參加毛主席接見外賓等活動時，有些事還當麵請示，有時還約毛主席麵談。在周恩來主持政治局處理問題時，凡他認為有必要的，討論後會請汪東興、葉群分別向毛主席、林彪口頭匯報。毛主席的批示和汪東興帶回來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內傳達學習。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隻有在毛主席批準或劃圈後才能發出。”〔２０〕
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極力“保持晚節”，遵循“順守”之道，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使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取代碰頭會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工作方式運轉了起來。
◇ 文化大革命的亂局得到扭轉
“九大”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來的碰頭會相比，議行政事務多了，議國家的實際工作多了，議經濟建設問題多了，對於那些僅僅是江青等人感興趣的事，議得少了。如果你用心地翻閱一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毛、周之間那時的來往請示和批複，再細讀《周恩來年譜》中他的工作記錄，對此肯定會有深刻體會。
盡快把國家穩定下來，抓好經濟建設，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央大多數領導成員的想法，陳伯達為“九大”準備的題目為《為把我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政治報告，不僅和林彪商議了，也和周恩來交換過意見〔２１〕。毛澤東沒有采用它，另擇張春橋等起草的報告，更多是從政治上考慮。討論政治報告稿時，陳伯達堅持“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張春橋反駁說那是“唯生產力論”。而毛澤東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２２〕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常把經濟建設當成中央的重要議題之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６９年９月中央政治局為慶祝國慶二十周年提出口號時，周恩來把“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五十年代大搞經濟建設時的“總路線”列入其中。〔２３〕幾天之後，周恩來在軍委戰備工作會議談到“九大”後國內的新形勢、新任務時說：“要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不能再搞奪權。我們還應努力實現第四個五年計劃和第五個五年計劃，在不遠的將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２４〕周恩來強調的是那個沒有被采用的政治報告裏的思想，並大膽地進行了貫徹。
“九大”後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立即得到充實，其成員都是有實際經驗的老幹部，如李先念、謝富治、李富春、餘秋裏、粟裕等〔２５〕，沒有一個文革派“空談客”。國家機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各項業務都在恢複。曾一度受到嚴重衝擊而亂了的中央領導機構得到精簡和重建。作為國家政治穩定重要象征的外交，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中國支援下，開展“抗美戰爭”的越南等國於１９７０年４月在廣州召開“三國四方會議”，中國的力量深入了東南亞。“九大”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裏有二十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訪問了中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來訪修複了中斷多時的兩國之間的傳統盟國關係。法國總統戴高樂正醞釀的訪華將是中國打開西方大國圍堵的一個缺口。中國和與之緊張軍事對恃的蘇聯坐在了談判桌上，邊境武裝衝突已經停止。中國和另一個為敵二十年的對手美國正通過秘密渠進行了聯係，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實質性接觸已經開始。
從１９６９年開始，中國扭轉了１９６６年文革發動後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工農業生產全麵開始回複和上升，鋼鐵、石油、煤炭、鐵路建設、軍工生產、科學技術多方麵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１９６９年工業總產值創建國後的新高，農業獲得了曆史最好收成。９月２３日中國第一次地下核子試驗成功，有了具有實戰意義的核武器，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幾個月後第一艘核潛艇又試驗成功，標誌著中國在高科技領域上曆史性的突破，成為僅次於美國、蘇聯之後的又一個同時掌握核威懾力和能探索外太空的大國。那時中國可以說是工業發展、農業豐收、火箭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上天……二十年後鄧小平坦誠地回顧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２６〕
我們把中國文革十年裏的經濟發展速度做一個圖表，資料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２７〕。
從圖中的曲線我們發現，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是十年文革裏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兩個階段。１９６９增長為２３。８％，１９７０年達２５。７％，雖然這種增幅含有對前兩年國民經濟的負增長進行補償和恢複的性質，但畢竟在快速增長。１９７２年中國經濟又開始向下滑，跌到了４。５％，至１９７４年鄧小平複出後主政時再次上升，達到了１４％，“批鄧”以後又下跌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文革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兩次高點與中間的低穀形成了一個“馬鞍形”（Ｍ形）。如果懷疑那時統計“虛假”不足采信的話，可以再看一下《中國統計年鑒》中記載的同時期的能源消耗變化，它的年增加情況和國民經濟走勢相同，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５年也是“馬鞍形”的“前鞍”和“後鞍”。
在這張經濟增長速度圖的背後我們能悟出什麽嗎？當然有！
凡是江青等文革派權力小、受製約時，中國經濟就發展；凡是江青等人得勢、幹擾多時，中國經濟就進入低穀。進而研究，凡是毛澤東器重文革派時，江青權勢就大，文革就搞得歡；凡是毛澤東冷落他們時，江青的權勢就小，國家就較為安定。這個人們不易看見的“政治圖”也是“馬鞍形”，隻不過是隱藏在經濟發展背後的“倒馬鞍形”罷了（Ｗ形）。如此分析，就不難理解渴求經濟發展、盼望過上美好生活的中國人民在打倒“四人幫”時歡天喜地、舉國歡騰的心情了。
中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迅速好轉使得一些重要問題急需解決。１９６７年“一月風暴”後“革命委員會”成為了中國的地方政府，其形式多少有些“違憲”；大批造反派靠“四大”走上政治舞台，連個合法的“名分”都沒有。毛澤東想到了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成對憲法的修改，國家機構的重建，新領導人的任命，以此來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於是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便擺在中央的議事日程之上了。
對於中國經濟的回升，多數人把它歸結為社會安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果。１９６７年毛澤東曾說文革“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２８〕１９７０年來臨之際，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實際是混亂結束）。或許有人認為，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廬山會議鬥爭和“九一三事件”等，文化大革命也許會以進行三年之久而畫上了它的句號。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麽看，至少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不那麽看，他就是掌握中國政治走向的毛澤東。毛澤東認為隻有“抓革命”才能“促生產”，隻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解放生產力、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這個細微不易為人所察覺之處，邱會作有一個很好的回顧。他於１９７０年夏天陪同來訪的朝鮮軍事代表團到上海去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之後毛澤東留住邱談了一會兒，說“你（邱）到上海來了解一些社會情況吧！這樣你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會多一些、深一些。上海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社會秩序比較好，生產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工總司’起到很大的作用。對造反派不加分析的看法是不對的。”“毛主席知道我們厭惡造反派，總是把造反和動亂視為一體，他就硬是要搞個‘革命造反促生產’的典型給我們看，以此教育我們提高認識，端正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２９〕
為何此時此刻毛澤東向林彪等人發出這樣的“信號”？
重讀張春橋主筆、受到毛澤東好評的“九大”政治報告裏一段話或許會有啟發，那是對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觀點的反駁，“毛主席總是教育我們：‘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３０〕沒有想到毛澤東的憂慮和告誡居然成了對“九大”後中國形勢的一次“成功預言”。
那時，中國曾有過一個經濟發展的“春天”。然而，減少江青等人幹擾而來的安定團結是脆弱的，用“革命”促成的經濟發展不能持久，因為經濟隻能按著它自己的客觀規律運行，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好形勢”會帶來什麽，是光明美好的前程嗎？曆史昭示我們，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凡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好了，其後必有一場政治風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經濟上的進步帶來的是“反右鬥爭”、“大躍進”及隨後的“三年災害”。六十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好不容易從複蘇達到繁榮，緊跟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國七十年代初經濟上的“春天”會帶來什麽呢？一場什麽樣的政治角逐正在醞釀之中呢？讓我們從經濟再回到政治中去看一看。
◇ “文革派”的政治勢力逐漸縮小
“九大”後中央裏一度體現了“團結”。其內因是“團結勝利路線”為民心所向，黨心所求；其外因是大敵當前，蘇軍陳兵百萬於中蘇中蒙邊境，軍事壓力巨大。中央內部兩派摩擦不斷，倒也相安無事，達到某種暫時的政治平衡。
隨著全國局勢的穩定、經濟全麵好轉和國際環境的寬鬆，中央裏兩派之間矛盾鬥爭再次突顯。也許一時還談不上是“路線鬥爭”，卻可以用一句文革流行語來描述，那就是“派性”。
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發展史上派別鬥爭不斷，常寓於“路線鬥爭”、“山頭主義”之中，尤以毛澤東和“國際派”王明、和紅四方麵軍張國燾的鬥爭最為激烈。新中國成立後黨內派別依然，至少有三個特殊理由：其一，中國沒有政黨輪替，不同政見多以派別形式在唯一的執政黨裏體現；其二，中國革命是從獨立分散、各有其領袖的根據地逐漸走向統一，曆史的慣性不可低估；其三，那時的中共高級幹部多出身於落後地區的農民，封建農耕文化裏的地域、族群和宗派思想深植於他們頭腦之中。
在中國高層權力的複雜關係中，誰是幫，誰是派？誰是錯，誰是對？在缺少法理觀念的中國人心目中，常用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思想進行判定，那就是“名份”。“名份”在中國人心目中的重要遠非外人可以想像，通常是判別是非的首要標準。
如對文化大革命中參與中央工作的人以“名份”而論，文革興起之初，身居要職的元勳們參加碰頭會是“名正言順”，而初涉政壇的中央文革小夥計們是幫派。１９６７年反擊“二月逆流”後，碰頭會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當家“名正言順”，其他人若不服從便是幫派。“九大”後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執政是“名正言順”，如有人背後再搞活動應當是幫派。然而，中國那時還有個最大的“名份”，毛澤東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最終裁定者，他支持的才是“名正言順”的革命派，而另一派遲早要垮台“敗為寇”。
鄧小平打破了這個法則，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把毛澤東生前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拉下馬，胡耀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無私無畏，開展“思想解放運動”，打破“兩個凡是”束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它讓任何思想禁錮在科學和事實麵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使我們今天能夠把中國政壇風雲人物當成曆史科學研究的對像予以公開評論，各抒己見，百家爭鳴。
為了闡述觀點，請先看一下“九大”前後中國的“政治版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覽表。〔３１〕，筆者在其中略加了附注：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覽表（以成立時間為序，注軍銜者為現役軍人）〔軍銜在文革前即已經取消，所注應為當初授銜時的軍銜——編者〕
１，黑龍江潘複生 原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
２，山東王效禹 原青島市副市長
３，上海張春橋 原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４，貴州李再含 貴州省軍區副政委 大校
５，山西劉格平 原山西省副省長
６，北京謝富治 公安部部長 上將
７，青海劉賢權 青海省軍區司令員 少將
８，內蒙古滕海清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中將
９，天津解學恭 原天津市委書記
１０，江西程世清 福州軍區副政委 少將
１１，甘肅冼恒漢 蘭州軍區政委 中將
１２，河南劉建勳 原北京新市委書記處書記
１３，河北李雪峰 原華北局第一書記
１４，湖北曾思玉 武漢軍區司令員 中將
１５，廣東黃永勝 廣州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１６，吉林王淮湘 陸軍十六軍政委 少將
１７，江蘇許世友 南京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１８，浙江南萍 浙江省軍區政委 少將
１９，湖南黎原 陸軍四十七軍軍長 少將
２０，寧夏康健民 寧夏省軍區司令 少將
２１，安徽李德生 陸軍十二軍軍長 少將
２２，陝西李瑞山 原陝西省委第二書記
２３，遼寧陳錫聯 瀋陽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２４，四川張國華 成都軍區政委 中將
２５，雲南譚甫仁 昆明軍區政委 中將
２６，福建韓先楚 福州軍區司令員 上將
２７，廣西韋國清 廣州軍區政委 上將
２８，西藏曾雍雅 西藏軍區司令員 少將
２９，新疆龍書金 新疆軍區司令員 少將
３０，台灣——
“一元化”領導的各省革委會主任、省委書記中現役軍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縣級革委會由軍人擔任主任的多在８０％以上，最多的雲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９７％。〔３２〕有人詬病那是軍人參政，是國家政治生活極不正常的表現。的確如此！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走“以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之路所要付出的必然代價，也是文革發起“天下大亂”後想穩定局麵的無奈之舉，更是毛澤東利用了承擔捍衛獨立主權職能的國家武裝力量幹預內政、保障文革的“創舉”。若要評論軍委辦事組在文革中發揮的作用，借１９８１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三支兩軍”的評價到也合適，“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後果”。“三支兩軍”於１９７２年後迅速收縮、收尾，用以上論述評價此前的工作正當其實。
研究這份中國的“政治版圖”會發現，“九大”之後不久有幾個省的“第一把手”換了人：山東的王效禹為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所取代，山西的劉格平為山西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所取代，貴州的李再含為昆明軍區副政委蘭亦農所取代，黑龍江的潘複生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汪家道所取代。這些重大的人事調整，除黑龍江省稍晚些外，大多在九大結束後不到一年之內就完成了。
後來有人評論，“九大”後林彪急於向文革派“奪權”，因為這四個省份是１９６７年１月與上海造反派同時發起“一月風暴”奪權而在全國成立的最早的五個“革命委員會”。何況自文革開始以來，王效禹、劉格平、李再含、潘複生都是較早領會和積極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在反對“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中有過不凡的表現並率先在當地支持造反派奪權的領導幹部。他們因而深得毛澤東的賞識，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幾顆耀眼的“政治明星”。
王效禹等人下台主要是他們自身的問題，因為那四個省到彼時仍然混亂不止，工農業發展停滯，各派力量矛盾重重，地方和軍隊的關係緊張。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多次開會，采取種種措施，仍然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就提名所在地的軍隊領導幹部取代他們，請示毛澤東得到批準。
在那些敏感地區的敏感人事變動中，清一色地由軍隊幹部主持一方政務，使那份全國“政治版圖”更為偏激，難道不會“物極必反”？與其說林彪於此失策，還不如說是毛澤東在對軍隊充分“利用”。利用過後如何限製和削弱，毛澤東心中自有謀略，從九屆二中全會後要求軍隊“反驕破滿”開始造輿論，或借有人去世更換（如譚甫仁、謝富治等），或因故進行撤職（如龍書金、程世清、蘭亦農等），最後再突然來了那個有名的“八大軍區司令調動”，那些軍隊的領導再也不擔任地方的“第一把手”職務，從而改變了原來的那個“政治版圖”。
然而在當初，要想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林彪必然要有自己的組織準備。盡管林彪以悲劇告終，但並非不能對他進行研究。筆者認為林彪至少有兩個重大失誤：一是輕視了“江青問題”，以為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事情就會當真，猶如他的前任劉少奇一樣犯了毛澤東的大“忌”。二是他不是用“團結”的方法，“韜晦”的謀略，而是極力壓製文革派，想盡快把自己的政治對手逐出政壇，太露鋒芒。曆史證明，像葉劍英、鄧小平那樣韜光養晦，把事情放到毛澤東身後去辦才是大謀略的政治家。
為什麽林彪那時會有如此表現，原因固然很多，筆者在這裏提出三個過去少為人們注意、然而卻十分關鍵的因素。
其一是周恩來的合作。
“九大”後周恩來和林彪良好關係加強了，這一點為很多史學家不願說，或不敢說。林周關係遠比現在人們所見深得多，不僅可以追溯曆史的久遠，文革中表現亦十分豐富。周恩來在“九大”全體大會上公開對林彪頌揚，把那個中國家喻戶曉的“朱德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的故事演繹成林彪是領導部隊走上井岡山的“光榮代表”，可謂是歌頌林彪的一曲“絕唱”。
周恩來是如此地說，又是如何地作呢？對於周恩來和軍委辦事組的關係（實際就是和林彪的關係），邱會作回憶道：
“周恩來與我們軍隊幾個領導同誌的關係非常融洽，對軍隊的工作非常支持。軍委辦事組向中央的報告一般有三種：１、例行報告；２、軍事報告；３、特殊問題的報告。前兩種報告直接送汪東興呈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第三種報告直送周恩來，周是能批的則批（周對此很肯擔責任，與他辦其他事大不一樣），不能批的周恩來就請示毛主席批（送批本身已有了傾向態度），批回來再在政治局傳閱，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傳閱，因此軍隊內的許多事情文革派那一邊不知道。周恩來給了軍隊最大限度的支持。文化大革命中，軍委辦事組能夠開展很多方麵的工作，能把各項任務完成好，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３３〕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受到林彪的支持，反過來，也給以林彪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開展各項工作、抵製江青等人予以支持或配合。
其二是陳伯達向林彪的靠攏。
陳伯達在文革中的表現頗具戲劇性，身為中央文革組長卻成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黨”，長期掌管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權威突然變成“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 這是為何？
陳伯達１９３７年到延安開始與毛澤東合作，長達三十三年之久。文革開始之際，陳伯達緊跟毛澤東出了力，但是仍然被毛澤東感到有些“不配合”。我們略舉幾例說明。
文革醞釀之際，毛澤東對劉少奇已極為不滿，陳伯達卻想讓他們和好，說“少奇同誌是很純的共產主義者，現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對黨對國家不利。”〔３４〕文革伊始，陳伯達並不想當中央文革組長，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對他施加壓力說“如果你不幹，中央就沒法安排你的工作了”。〔３５〕 陳被迫上了任。經曆過文革的人會記得，陳伯達常說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劉盆子”。人們對此很不理解，但是知道了中央文革和碰頭會的“霸王”是江青，就能體諒陳伯達難於直言的苦衷了。然而人們又何曾想到，讓“陳老夫子”擔此要職，正是盡快給羽翼尚未豐滿的江青等文革派以極大的權力和發展空間的好辦法。偉人謀略之深，至今令人驚歎！
１９６７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陳伯達表示了反對，說它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自下而上，隻應監督，不要奪權。〔３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陳才改了口。１月２５日，為了防止軍隊混亂，林彪親自口述製定的《軍委命令》在中央文革那裏過關，江青明顯流露出不滿。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回憶道，“陳伯達把文件塞到我口袋裏，對我說：‘已經通過了，你快點走吧！’”〔３７〕防止了江青等人的阻攔。３月份，中央軍委召開了軍以上高級幹部會議，中央文革要集體到會一次，由康生傳達毛澤東對“劉少奇問題”的交底。陳伯達居然稱有其他事不想參加，惹得毛澤東發出一聲怒罵：“不願意幹的人，給我統統滾！”〔８〕
至於後來陳伯達聽從林彪的建議，不讓江青取得中央文革組長位置；準備“九大”政治報告，強調要搞好經濟建設；壓製江青，不許再用中央文革名義發檔等等，本文上麵已經論述。下麵還要談到陳伯達幾次與江青等人作對，直到廬山會議上發動“倒張”。如此種種，陳伯達已經成為林彪製約文革派的重要力量。
陳伯達為文化大革命出力時，頗受毛澤東器重；當他對文革消極時，則受到毛澤東冷遇；而陳伯達不願再和江青等人為伍時，則被毛澤東拋棄。他們三十三年合作中的如此最後三年，被毛澤東誇大說成是“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３９〕毛澤東這樣待人，難怪周恩來文革之初就對老幹部們提了醒，“晚節不忠，一筆勾銷！”〔４０〕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江青等人中間傳著毛澤東對陳伯達一句很重的話，“我這條船還沒有沉，你這頭老鼠就跑走了！”〔４１〕毛澤東的“船”即“文化大革命”之船，１９７６年毛澤東去世，人去船沉，文革結束。如果陳伯達還在那條“船”上的話，也逃脫不了政治“殉葬品”的命運。
其三是汪東興成為林彪的親信。
汪東興投向林彪成為其心腹，是透析汪東興在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中表現的關鍵，為此頗需筆墨，這裏舉邱會作回憶的一件事便可讓人信服。
“汪東興１９６９年底１９７０年初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東北地區檢查戰備工作，汪東興來往經過北京時，均邀請黃、吳、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長談，每次都在四、五個小時以上，談的核心話題就是反江青，反上海幫。汪東興向我們交了毛主席那裏的‘底’，主要是：１、主席對林彪是絕對信任的；２、主席對高級幹部厭惡中央文革一夥人很清楚，對張春橋欣賞但不信任；３、主席對江青是又厭煩又無奈，當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贅，想甩，一時又甩不掉，厭煩得連見她的麵都不肯（汪講了毛、江的不少非常秘密的隱私）。可以說，汪東興那兩次和我們的聚會，是為廬山會議上我們打擊上海幫進行思想準備的一次重要活動。”〔４２〕
林彪和周恩來、陳伯達、汪東興等人的關係，加上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政治和組織力量，毛澤東絕不會忽視。他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廬山上說的那個“軍事俱樂部”，應當早就在他的政治視野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軍事俱樂部”是被逼出來的，僅一例即可說明。１９６８年秋中央決定黃永勝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不許他去，毛澤東表態批準了，但周恩來還要帶著黃永勝去向江青“賠罪”。周恩來再三叮囑黃、吳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講什麽，你們都不能當麵頂撞，要講團結。到了好一會兒，江青才從樓上姍姍下來，站在樓梯上就指著黃、吳劈頭蓋臉地罵起來，說：你們帶著紅五星，兩麵紅旗（指帽徽、領章），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紅五星是老娘我給你們爭來的！〔４３〕在毛澤東早年井岡山起家時就追隨他的老將軍尚且經常受江青如此欺辱，眾多的軍隊老幹部怎麽能不聚在一起來抵抗她呢？
以前江青把持中央碰頭會，周恩來不得不屈從忍辱，其他人更是怕她。“九大”之後情況截然不同。那時中央裏老幹部作為一個政治群體已被中央文革打散了，隻有軍隊沒有亂，軍隊主要領導幹部是唯一可以與江青等人抗衡的整體力量。林彪等人的抵製，不論出於何種目的，即使沒有結夥，也會被毛澤東看成是和以前的彭德懷一樣，是個以軍人為主的“俱樂部”式的政治集團。
於文化大革命發起後形成、在碰頭會時期結幫的康生、江青等人在“九大”後並沒有“散夥”。有人說他們是在廬山會議上才形成四人幫〔４４〕，筆者認為要早得多，成員先後有異，幫派早已存在。隻不過“九大”後江青等人的派別活動在林彪等人的壓力下更加緊密罷了，因為他們不那樣，就無法抗衡那個“軍事俱樂部”。
中央裏兩個派別的爭鬥一開始就帶有著政治色彩或是“路線”問題。在毛澤東領導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中它一度被掩飾，此時已經開始激化並逐漸清晰，讓人一目了然。
江青等人不搞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政治前途，就不會被毛澤東器重，就不可能在中國高層保住其地位，而且一旦丟掉權勢，還要承擔“禍國”“亂黨”的罪名。他們還要發動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堅決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文化大革命”更多是他們表示擁戴毛澤東而經常要喊、不得不跟的政治口號。林彪對無休止的運動已經厭倦，而在考慮國家如何盡快轉入正常的建設。那時林彪正為他在四屆人大講話做準備，先搞調查研究，題目是怎樣抓革命促生產，〔４５〕並想促成和推動“九大”後中央的工作走入這個方向。然而，中國曆史上因為沒有政治力量而無所作為甚至死於非命的“接班人”比比皆是。毛澤東對林彪談到今後的接班人時“曾提到張春橋”〔４６〕林彪不願意文革派強大而取代他，就不能讓他們沒完沒了地搞文革而受寵。我們不應當過多地指責毛澤東、劉少奇、林彪、江青等人在那場接班人角逐中的對與錯，因為文革混亂中的中國沒有法製化的、程式化的、民主公開的國家最高權力傳遞製度，才是事情的真正根源。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彼時，中央裏的軍隊派和文革派已經失去了團結的基礎。雙方矛盾繼續加深成為必然。那時江青等人多少有些害怕林彪，尤以張春橋、姚文元為甚，無論是聽老人們說起，還是從那時的新聞電影和照片看，他們和林彪在一起的場合，很是拘束，甚至有些懼怕，有時連靠近林彪都不敢，離得遠遠的。
毛澤東寵愛的文革幹將們這麽害怕林彪，無疑是林彪的災難。因為這是挑戰毛澤東絕對權威的一個側影。身居政治局委員高位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尚且如此，那麽黨內眾多的高級幹部，特別是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人心目中就有了另一個決定他們命運的主宰。這實為封建文化為基礎的中國曆朝曆代統治遊戲規則的大忌！
然而，“九大”後已經被過分削弱的江青等人從中得到了一個“實惠”，他們成文化大革命眾多象征人物中僅存的碩果，成了取得打倒劉少奇“偉大勝利”的光榮代表，成為毛澤東繼續堅持文化大革命最可信賴的中堅力量。於是，對江青等人的態度最終演繹成了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演繹成了對待毛澤東的態度。
那時江青等人曾一度被製約，有人誤以為文革派會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後來鄧小平複出１９７５年執政時情況亦然）。持這樣觀點的人忽視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毛澤東，忽視了治國者的權謀藝術——政治平衡。
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巨大革命勝利的過程中，黨的幹部隊伍中湧現出大批優秀人才。他們在革命戰爭、經濟建設、國務活動中有過非同凡響的出色表現。但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政治大舞台”上，在中國革命“長劇”文革這“一幕”中，“謀事在毛”！讓哪些“角色”上台表演，哪些“角色”下台靠邊，哪些“角色”謝幕離場，哪些“角色”坐冷板凳聽候再次亮相……隻有毛澤東才有權決定。而毛澤東運用這種權力時，常為人們不易察覺，難以琢磨。若是有人敢於攪了毛澤東的局，想以自己的好惡來幹擾“角色”的進退，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迎頭痛擊。當那些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在撲朔迷離的“劇情”中發現毛澤東仍然是堅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文革派，反對任何可能的複辟和翻案時，已經為時晚矣，隻能當個失敗者的“角色”聽從毛澤東的擺布了！
◇ 江青向中央工作新格局挑戰惹起爭端
１９７０年來到了，在人們沒有預料它是多事之秋時，情況有了微妙的變化。
江青等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扶植起來的重要政治派別，難道就這樣淡出政治舞台？他們再和陳伯達糾纏，和軍委辦事組去爭鬥難以改變局麵，於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親自上陣，矛頭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整過周恩來，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多被重筆提及，為的是把周恩來和江青劃分開來，把周恩來與文革的責任劃分開來。可是“九大”後江青對周恩來的幾次攻擊，常常被人忽略。我們看到《周恩來年譜》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有這樣的記載：“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開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吹噓自己是很成熟的領導幹部，可以掌握國家的全盤領導。”〔４７〕
筆者從幾位當事人那裏得知，江青那天對周恩來的誹謗是前所未有的惡毒，從周恩來曆史上的“罪行”說到文化大革命嚴重錯誤，不僅亂說事，還誹謗周的人格和個人品質，實在令人發指。但《周恩來年譜》隻是簡單地一筆帶過，為何如此？是江青誹謗周恩來不夠厲害嗎，是她整周恩來不夠狠毒嗎？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背著周恩來曾經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發泄對“九大”後中央工作的不滿，後兩次是專門誹謗周恩來的。對此深做研究，有助於了解那一段曆史真相，好在有人給我們留下了難得的史料。邱會作回憶，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攻擊周恩來，黃永勝當場於以反駁，帶頭中途退場抗議，並立即到林彪那兒作了匯報。以後的情況是這樣的：
“林彪說：‘最近以來，江青攻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是嚴重的違紀行為，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汪東興立即安排了黃永勝、吳法憲當日晚七點到毛澤東處，而我（邱）則到了周恩來那裏。江青前幾次談話都涉及到周恩來。每次講過之後，我都利用和周恩來一起工作的機會，及時地向周恩來‘透風’。他聽了以後總是表情凝重，壓抑不語。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講的詳細地說了一遍，周恩來一聽就覺得有份量，一邊聽一邊做筆記。他非常難過地說：‘唉！這個人嗬，幾十年我對她是仁至義盡，能做的都為她做了，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堅持照顧她幾十年嗬，人不能不講良心呀！……我很感謝軍委辦事組的同誌們。你及時的通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你們都是老同誌，曆史上的事，你們雖然不在中央領導崗位上，但是事情的內容，中央的結論，你們是知道的。老同誌就是老同誌呀！老同誌好哇！’”
“晚上黃永勝說，他們大膽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江青的胡說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對江青沒有太大的憤怒，僅僅有些‘小責備’，主要還是為江青‘開脫’。毛主席說：‘對總理的問題，她（江青）是隨便說說的。政治局委員之間談些問題是可以的，但不能專搞攻擊別人的活動。你們（黃、吳）到我這裏來，我不會向她講的，你們也不要說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們來我這裏，講過她的問題，那今後你們的日子就不好混了！’”〔４８〕
林彪和周恩來的關係迄今為止仍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禁區”之一。林彪在周恩來受到攻擊的危難之時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不怕得罪毛澤東和江青，可見林周關係之密切遠非人們現在的想像。
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黃永勝到他那兒去告江青的狀，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狀。毛澤東“批評”了江青幾句後，又告誡黃永勝（也是對林彪），不要把與江青的矛盾擴大，也不要把事情公開，否則“黃永勝”們就會“混”不下去。
周恩來是聞名世界的政治活動家、中國政府總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為何敢向周恩來叫板？對此，邱會作記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說了幾句他印象很深的話。“‘我（江青）同主席的關係，你們能見到的當然就是夫妻關係了，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麽呢？同樣，主席同總理的關係，你們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實質上並非如此，你們看不到的又是什麽呢？’多年以後我（邱）想過，江青如此膽大妄為，攻擊周恩來，整周恩來，一點沒有‘背景’是不可能的。”〔４９〕
江青等人對周恩來的攻擊沒有奏效，就把矛頭指向了林彪。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衝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衝擊軍隊院校時就明顯了，其發生和發展不在本文論述之中。但是要提請人們注意是，每到文革關鍵時刻，林彪和江青的衝突就會爆發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風暴”奪權正是江青得勢之時，２月初，林彪與來訪的江青發生激烈衝突，林氣得臉色紫青，身上一陣陣發抖，大叫“葉群！葉群！”並對聞聲趕來的秘書張雲生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５０〕又如，八屆十二中全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而林彪在講話中卻提出人類自古以來有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即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資產階級的義大利的文藝複興、馬克思主義、中國文化大革命）。江青認為這樣講有問題，在林彪的講話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後送給林彪，說林彪如果同意，請把她對林彪講話的批語轉給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氣炸了，大罵江青算什麽東西！當著秘書的麵說：“我聽見女人的聲音就討厭！”〔５１〕為何江青挑釁林彪，而林彪又發如此大火，常人難於理解。原來林彪說“有人（江青）把文化問題當作自己的專利，別人不許解釋。且不論我講得對不對，我敢講，就是對那個‘霸王’的否定！”〔５２〕
林彪是“九大”黨章中寫入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江青親自出馬對林彪攻擊多有不便之處，於是上陣了另一個文革派人物——張春橋，他出手的頭一拳就對準了林彪的“要害”，那就是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權”。
１９７０年７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兩報一刊”的“八一”社論稿，張春橋修改了執行多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準提法，插進了“毛主席和”四個字，成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陳伯達要按過去幾年的一貫提法辦，張春橋則主張按著他的新提法寫，互不相讓。周恩來表示要請示。結果毛澤東讓汪東興代其圈掉了“毛主席和”四個字，〔５３〕暫時“平息”了雙方的爭論。
張春橋此次出手未成，另外打出重拳。８月份張春橋主筆憲法修改稿時，對二處已實行多日的官方“標準政治用語”進行了刪除，一是“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二是“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些都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一些文章當中。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戰勝了劉少奇，不必再為自己“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了，大家修改討論或是刪去這些用詞，本屬正常。可是張春橋卻用挑釁的口吻影射林彪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５４〕吳法憲說“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是這樣，就是要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５５〕
吳法憲和張春橋爆發了爭吵，吳拍桌子大罵了張。在場的陳伯達回憶說，他們吵得“聲震屋瓦”〔５６〕會後，吳到陳處詳談了爭吵的情況，並通過黃永勝報告了林彪。向周恩來也報告了此事。〔５７〕
四天之後的８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離開北京前往廬山開九屆二中全會前的最後一次會，對憲法修改問題可能的爭吵並沒有發生，因為“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已經寫進了憲法草案中。據憲法起草小組的具體工作人員回憶，請示康生後加的，加在序言裏。〔５８〕
毛澤東自己刪去了“天才”的副詞，為什麽林彪還要提？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文字推敲”了，林彪要對江青等人的一列活動進行批評，隻不過這是他說話的“由頭”。為什麽林彪不能與毛當麵一談？１９７０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杭州住，林彪在北戴河，他們沒有機會相見，隻能靠秘書在電話上傳話。他們久別後的麵談，是８月２１日林彪上了廬山後拜會毛澤東時。林彪說了他的想法，就是後來那篇含有不點名批評張春橋內容的開幕式講話，事先告訴了毛澤東。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林彪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們，是前不久“八一”社論和十天前吳法憲和張春橋爭吵的繼續，是林彪直接對江青等人一係列挑釁行為的回答。是對文革派在“九大”後抵製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幹擾和破壞團結的批評。事情是文革派挑起來的，對江青不便明著說，隻好指向張春橋。廬山之爭已成必然，隻是以什麽題目、用什麽方式爆發出來而已！
然而，林彪有了失誤，他沒料到中央委員會裏厭惡文革派的人居然那麽多，一點火星就燃起“烈火”，群情激起要揪張春橋。形勢使林彪多少有些盲目，忘掉了整那個“文革紅人”會導致對張某近幾年來所作所為的追問，難免要觸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敏感之處，從而會引起毛澤東的過激反應。
同樣，毛澤東也有失誤，他沒有想到林彪想批評的“那些事”會引起大家如此共鳴，同意了去講，忽視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對付江青等人過程中形成的關係。形勢使毛澤東警惕，敏銳地發現了廬山上大家群情激起“揪張”的背後是什麽？那是隱藏在人們心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情緒。
林彪盲目和毛澤東敏銳之處，正是廬山會議上鬥爭的焦點。它既不是通常所說的“設國家主席之爭”，也非批判反動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是毛澤東為了維護他視為自己一生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之一，他親手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後中央裏軍隊一派和文革一派的矛盾越演越烈，終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爆發了出來。然而，中國那時的政治走向必須在一個人的左右之下運行，那就是已經被“神化了”的毛澤東。被尊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各族人民偉大領袖”的毛澤東是那麽地自信，那樣地執著，雖然無法抗拒的自然法則給他來日已經不多，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的心中是多麽地重要呀！即使麵對著不可逆轉的曆史發展潮流，他也“要敢於反潮流”〔５９〕，傾其生命最後精力拚力一博，把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堅持到底。從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起，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批‘周公’”、１９７５年“反擊右傾翻案‘批鄧’”、１９７６年“天安門‘四五事件’”……中國現代史上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又一幕，無不在毛澤東股掌之中演繹著發展著，直到這位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巨人１９７６年９月去逝。中國曆時十年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因為沒有了親自發動領導者和摯意堅持者而落下了它的幃幕。
從此，中國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邁出了“改革開放”的堅定步伐，翻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新篇章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