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之子憶50年代中南海不為人知的生活

陳伯達之子憶50年代中南海不為人知的生活

北平和平解放以後，中共中央起初暫駐西郊香山，對於進京後選擇何處為辦公地點，一時猶豫不決，據說周恩來經過考察，建議以中南海為辦公地點，但也有一些人士建議中南海以保持皇家園林的舊貌，作為公園為好，中共中央可另擇辦公地點。

最後，毛澤東還是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確定中南海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地點。筆者1951年隨父親陳伯達進入中南海居住，到1966年底陳家搬出中南海，前後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之久。
　　

最初，中南海內的各區是這樣劃分的：甲區為中共中央辦公廳所在地：乙區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所在地：丙區為國務院所在地。1954至1956年，中南海內進行了大調整，中央宣傳部陸續遷出中南海，搬到景山東麵的沙灘去了。乙區劃歸中央辦公廳管轄，但甲乙區的劃分仍維持不變。
　　中 宣 部搬走以後，原來屬於中 宣 部的一批院落進行了大翻修，成為一些新搬到中南海居住的領導人的住宅。這些新搬來的領導人有鄧小平、陳毅、董必武、王稼祥等。他們與此地的老住戶李富春、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等，都屬於乙區的居民。
　　住在甲區的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此外，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衛士長李銀橋也住在甲區。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住在中南海東岸西苑門內劃歸乙區的飛地“東八所”。住在丙區的有周恩來、李先念、林伯渠等。
　　還有一些領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並未在中南海，他們當中有陳雲、彭真、康生、薄一波等。此外，十大元帥中除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住在中南海外，其他幾們，包括林彪、劉伯承在內，都不住在中南海。
　　在甲乙兩區統歸中央辦公廳管轄後，仍維持甲乙區的劃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了照顧毛澤東夜間工作白天休息的工作習慣，確保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種安全措施。


　　中南海的娛樂生活
　　中南海主要的景致大多都在甲區，這對住在乙區的人們不免是件憾事。不過，每逢周末晚飯後7點多鍾，位於甲區的兩個娛樂場所允許乙區的人們光顧。這兩個場所，一個是春藕齋，一個是西樓餐廳。
　　春藕齋位於頤年堂旁邊，也是古老的建築，殿堂前後有種蓮藕的水池。頤年堂是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開小型會議的地方，普通人是進不去的。春藕齋則是周末舞會的場地，偶爾也放電影。
　　這個地方我記得自己隻去過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們跳舞，一次是看20世紀30年代的老電影《桃李劫》，還有幾次是看當時亞洲電影節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兩畝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這一次，劉少奇也去了。記得當時觀眾不少，到了放映的時間，卻遲遲不開映，說是要等領導人，等到劉少奇來了，電影才開映。上世紀60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中央下文禁止舉行舞會，春藕齋也就不再舉辦娛樂活動了。
　　兩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起來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廚房很寬大，可容四五個大師傅同時做菜。餐廳寬敞明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地麵大約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著平滑的原色木地板。
　　西樓餐廳存中南海的實際生活中並不隻是餐廳。它有時被用來召開小型會議，成為會議廳。現代史中有名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裏開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或節假日的晚上，西樓餐廳經常放映電影，又成了兼職的電影廳。
　　西樓餐廳放電影是賣票的，一般的電影2角錢一張票，上下集的電影3角錢一張票，與當時外麵電影院的票價差不多，或者還稍貴些。放映的電影以國產片為主，也有蘇聯和友好國家的，偶爾也有香港片。這些影片大多數都早於外麵的電影院在這裏上映。
　　中南海裏的另一公眾娛樂場所，同時也是健身場所的地方，是遊泳池。遊泳池位於中海西岸偏北一些。它有兩個部分，北麵是露天遊泳池，南麵是室內遊泳池，均設計得很典雅，在裝飾上，並不華麗，但也是不同部位鋪設不同的瓷磚，非當時的普通遊泳池可比。對中南海的居民開放的，隻有露天遊泳池。室內遊泳池一般隻供毛澤東、劉少奇等少數領導人使用，池水可加溫，冬天也可以遊泳。
　　露天遊泳池隻在夏季每天下午1點至3點開放，與西樓餐廳一樣，它也對居民公開賣票，票價是每張1角錢，這與當時外麵對市民開放的遊泳池的票價相似。
　　在20世紀50年代，每逢冬季結冰期，中南海還有另一處季節性的健身場地，那就是中海西岸邊的滑冰場。滑冰場很小，也很簡陋，隻是一塊用長木棍圍起來的冰凍湖麵而已。似乎沒有人專門管理，隻是偶爾有人在夜裏掃去冰碴，給冰上的裂紋澆水補縫。滑冰的人隨時可以去，也沒有人收錢。那時，中南海裏會滑冰的人極少，滑冰場上往往隻有五六個人的身影。劉叔宴是少數幾個會滑冰的成年人之一，我們兄妹都是靠她教會的。我學會滑冰以後，有別的小孩請我教，記得我教過楊尚昆的女兒妞妞，她學得很吃力，究竟學會沒有，已無印象了。


　　困難時期的夥食
　　在整個經濟困難時期，中南海裏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數居民一樣，都經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飯要糧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人沒有什麽不同，但在副食品供應方麵，他們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東牆外北長街的一個院落內，有個被稱為供應站的單位，專門負責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供應。
　　那時，這裏的設備並不先進，隻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塊進行冷凍儲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貨架，儲存著從生產部門和市場上選購來的各類食品，包括糧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贈送中央領導人的食品，也都由這裏管理分配。中南海裏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單獨起灶做飯的一些領導人的廚師，都是來這裏購買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著到市麵上的菜市場去購買。有一些在市麵上難以買到的名牌煙、酒，也可以在這裏買到，但購買的數量受到限製，這類東西是憑特供證定量供應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的夥食情況也是不盡相同的。
　　管理領導入夥食的部門是西樓餐廳，又稱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樓餐廳就餐的人有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在這裏打飯回家吃的有陳伯達一家。表麵上看西樓餐廳直接服務的人家並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裏單獨起灶做飯的領導人的廚師，也大多是從西樓餐廳派出的，所以這裏的廚師最了解各個領導人的夥食情況。


　　寂寞感不可名狀
　　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南海裏的生活氛圍基本是祥和、清靜的，但有時清靜到了過於肅穆的程度，使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一種無可名狀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裏居住的少年兒童本來就很少，可大人還常常告誡孩子們：“不要隨便串門！”因為每個領導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家即是辦公室，小孩子串門即有妨礙大人辦公之嫌。中南海裏雖說不上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但是崗哨也是夠多的。除了甲乙丙區分界路口有崗哨外，重要領導人的家門口還增設了崗哨。這些都使小孩子們望而卻步，自動地縮小了自己的活動範圍。
　　在我的少年時期，除因與劉丁丁是同班同學，時有來往外，與其他小朋友的接觸極少。偶爾，丁丁帶他姐姐劉濤和幾個弟弟妹妹來我家，目的是翻閱小人書（連環畫）。
　　那時，我家的各種圖書都很多，除陳伯達自己常跑書店購買學術類書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將新出版的部分書贈閱於他。這些贈閱的書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書。劉少奇家藏書不太多，更沒有這些小人書，可能是劉家的孩子有時來我家看書的緣故，有一次，王光美專門送了一大瓶葡萄幹給我妹妹嶺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們之間來往少，還源於大人們之間來往少，串門少。大人們除了中央召集會議時聚在一起外，私下裏的來往稀少到幾乎屈指可數，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們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