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鬆南評《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2)

    你家就不止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報載你大姐鄧林在香港辦畫展，帶去一百二十幅畫，一搶而空。她拿了十幅畫的錢，二百萬元（港幣），贈給了內地一個藝術單位。由此可以推算她這次畫展至少可收入一千到兩千萬港幣之間。據報導，類似的畫展，在海外至少辦過三次，據此推算，收入在三五千萬人民幣不止吧？

    你家庭的其他成員，收入也許沒有鄧林這麽多，不過這也許難說，或許更多。然而單就鄧林的錢平均起來個個都是大富翁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你們兄弟姐妹，個個都有體麵的職務和很好的崗位，這雖是你們個人奮鬥的結果，恐怕也不能不說和你父親有很大的關係吧！
    不過小平同誌說過：“我銀行裏沒有一分錢”。這是真的。
    小姐：你們的家庭是幸福的，比較起來可以說是最幸福了。在對待家庭的態度問題上細細分來，毛周鄧三位偉人，有同有異，相同的是都把政治放在首位，家庭放在次位，都一致熱愛自己的家庭；所不同的是熱愛的方式方法不一樣。
    周恩來為了革命，毫不猶豫的讓夫人做了絕育手術，而今連個親生兒女也沒有，眾人都為之唏噓，真是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至於毛澤東對待家庭的態度，似乎和周恩來差不多，都有悖於儒家的常理。他一生有過四個妻子，第一個是父母包辦，自己從未承認過，實際上也和你父親一樣，有過三個。第一個死在敵人的屠刀下，她就是英烈楊開慧。第二個是位有著戰功的老革命，因個性不和，離他而去，追到西安也沒追回來，她就是令人婉惜的賀子珍。第三個妻子，我看是個那拉式的人物，當了反革命，死在牢獄裏，真是罪有應得呀。毛澤東的三個妻室，給他生了三男兩女，比你父親多一個兒子少一個女兒，也許就是少了一個像你這樣的有能力的女兒吧。三個兒子都遭不幸，兩個女兒也未成才。在革命低潮中，一個兒子丟失了，至今也未找著，一個兒子寄養在人家，被傷致殘，一個兒子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犧牲了，一個侄子被關進了監獄，真是夠慘的。兩個女兒的情況，你比我了解得清楚，她們是國內新聞媒體不屑報導的人物。還是在80年代，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新聞報道說，李訥拉著地排車去拉分給她的白菜。對於李敏，最近外電報道稍有談及。說她住在上海的公寓裏，足不出戶，沉默寡言。母親已盍然而逝，她自然沒有好心情。說起來毛澤東對待家庭以及親朋好友，似乎未免太薄情，但細細品味，卻也“道是無情卻有情”。毛澤東對同誌對親屬是很有情分的。隻是在執行黨規國法上甚是嚴厲，對誰也不留情。
    他老家有個弟弟叫毛澤榮，知道哥哥在北京當了“皇帝”便三番五次要求去逛逛北京。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才允許他的表侄文九明去北京匯報鄉間意見時，囑他把毛澤榮順便帶去。信是這樣寫的：“你有鄉間的意見告訴我，可以來京一行。自備路費，由我補發。毛澤榮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門前，他多次來信想來京一行，請你找他一路同來。他沒有出過門，請你幫忙他。他的路費亦由自備，由我補發。路上冷，每人要帶一條薄被。不要帶任何禮物，至囑。其他的人不要來”（摘自《毛澤東書信選集》下同）。
    楊開慧的哥哥要求提高烈屬待遇，他回信說“要統籌安排”，“暫時隻好忍耐一點”。要求去京工作，回信說：“不要來京，由湖南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
    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學、朋友，有的曾有助於他，紛紛寫信要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入黨、生活等問題。毛澤東在複信中，除熱情敘舊外，對他們的要求，秉公答複，毫無私意。
    “……吾兄出任工作極為讚成，其步驟宜就群眾利益方麵而有所讚助表現，為人所重，自然而然的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反而有累清名，不知以為然否”？這是他對老同學毛森品向他要求介紹工作的答複。
    “……惠書敬悉，甚感盛意，遲複為歉，組織問題未便率爾介紹，應就當地有所表現，向當地組織請求，聽候解決”。這是他對在湖南一師要好同學周容要求他幫助入黨的答複。
    “烈屬的照顧是全國範圍內的事，全國有幾百萬戶烈屬，都要照顧，自未便照顧少數地方……。”這是對時任家鄉湘潭縣區委宣傳委員毛逸民要求照顧當地烈屬的答複。
    這一切是毛澤東對待親朋好友態度的實錄。對他的身邊工作人員，秘書班子、警衛人員要求更為嚴格，簡直有點“薄情”，沒有哪一位因是他的身邊工作人員而高就或獲得什麽額外好處。有的調離其它工作多年，周圍還不知道他曾是毛澤東的警衛員。對他的秘書在政治上則要求極其苛刻，有的不能理解，心懷不滿，以致後來成了“反毛名星”。也有的身懷二心，扮演著二花臉的角色。毛澤東吃香了，他是頌毛高手，毛澤東受批判了，他就踹上一腳，時而在這一方麵“濃濃的抹上一筆”——紅色的一筆，時而又在又那一方麵“濃濃的抹上一筆”——黑色的一筆，雖有點投機取巧朝蒼暮黃的的嫌疑，人家可是賺大了，爬上了高高的職位。
    小姐！我想你會和我一樣承認毛澤東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個大智大勇的人。但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在某些方麵，他又渾渾噩噩，麻木不仁，晚年連他身邊聚攏了那麽多反革命，包括他的妻子侄兒在內，他都不知道。這些你和你父親看得很清楚，我就不必去說。
    其實他還有許多的不足。在生活上，可以說他是個大外行。既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生活技巧，連吃飯穿衣也糊裏糊塗。一件內褲，褲腳上打著補釘，去接見外賓時，警衛員李銀橋不得不驚告他：“可別蹺二郎腿，那樣內褲腳就露餡了”。讀書雖多，卻不懂養生之道，甚至不相信醫生的勸告和藥物的療效。他不同意周總理癌症開刀，知道後還嘟嚷“他就知道開刀”。他對飲食很不講究，最大的奢侈是吃紅燒肉。而這又恰恰對老年人不利。這些方麵，周恩來也不比毛澤東高明稍許，隻知拉車不止，不知保養休息。這兩個人，都是工作中的狂人，生活上的笨伯。倘若他們稍加注意，至少兩人中的一個也許能多活個十年八年。不過人生有死，自古亦然，人既已死，侈談養生，對死者何用？徒令人悲傷耳！
    小姐！你父親在養生方麵，在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方麵都似乎與毛、周有些不同。工作上，憑著他的智慧和經驗，舉重若輕；又是一個樂天派，使他發愁的事不多。晚年他曾在答外國記者問時說：“我每天工作兩小時”。我雖然感到有點吃驚，細細想來，工作兩小時也就夠了。但其餘的時間如何打發呢？十小時或十二小時用於吃飯、睡眠足夠有餘，剩餘的十二個小時讀報看書外，大概就是含飴弄孫和擺方陣、打橋牌、摔撲克了。後幾種嗜好是盡人皆知的。
    從你的書中，也可看出，他最後一次被打倒，你父母親被送往東交民巷十七號“禁錮”時，走前你二姐還沒忘把一副撲克裝進父親的口袋，真是知父莫如女呀！你把小平的被罷官，稱作“禁錮”是正確的，辭典上就是用罷官解釋這兩個字的。今人大都把禁錮理解為囚禁，這不正確。無論是去江西還是在東交民巷，都是一種保護措施，你書中也是這樣說的。特別是在江西軍事幹校那一段，說成暫時停職也未嚐不可。薪金基本上是照發，還配了警衛員和生活秘書“黃幹事”。
    香港一位作家在書中說，你家把黃幹事看成是監視你們的，因此對他很不友好。小平複出後，這位幹事被長期審查，最後作複員處理。這位作家的記述不可盡信，就作參考吧！黨內鬥爭雖然慘烈也很殘酷，但在和平時期，懷著私憤私恨把對立麵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置於死地，時人後人都不會認可的。
    即使不懷私憤私恨，並懷著神聖的目的，但其結果卻導致不疾而終或延醫而終，使少奇同誌過早的離開人間，後人同樣也是不認可的。這也是文革“左”的錯誤的重要一環。但毛澤東懷著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願望，費盡心機想把小平拉到他的路線上來，卻沒想到你父親使他徹底失望。即使如此，毛澤東也沒有把你父親看作反革命，一直留在黨內。
    現在，自然在你和你的寫作助手們，尤其是文獻室的某些先生們看來，鄧小平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對了，真理都在你父親一邊，並以改革開放以來的美好偉大成就為證，但在我看來並不盡然，甚至還有些擔心。那個印尼的蘇哈托上台的時候，全國人均生產值不過四十多美元，下台時人均生產值二千多美元，翻二十多倍，故蘇哈托有“改革之父”的美名。今天又怎樣？外電報導，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吃飯成了問題，經濟一厥不振。至今國內亂哄哄的，蘇哈托則被告上了法庭。他畏罪潛逃的兒子，正在追捕中。
    當然我們的改革不會有這樣的危機，我們有六千三百萬黨員，有很好的人民，有毛澤東思想根底，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能力，然而這一切並不會因此而改變市場經濟的規律，若資本主義複辟，經濟搭上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列車，那就不由得你了，會不會人家打噴嚏我們就感冒也是難說的。


   小姐：你的這本書，主題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這個話題是很大，它涉及到對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某些重大問題的結論。對不起，我對決議的結論，部分地並不和中央一致。認為它有正確的一麵也有錯誤的一麵，黨章規定，黨員對中央的決定，有不同意見也是可以提的，隻是必須按照組織手續辦，因此我無法向你闡述我的意見，況且我的意見恰恰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的。現在我隻能作為一個你書的讀者，談我與你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截然不同的看法。

    小姐：關於文化大革命，已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被徹底否定了，我可是否定的很不徹底，甚至連“徹底否定”這四個字也不同意。一切事物都是在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中發展著。肯定和否定是對立的統一的關係，少了一方對方也就不存在了。對你來說，文革是被徹底否定了。我也有否定，隻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否定的。在你的感受中，文革是一次浩劫，我隻承認是一次失敗。但它的理論並沒有失敗，正如巴黎公社失敗了，而原則永存，並且不斷地表現出來（先表現了蘇聯，又表現了個新中國）一樣，還會在曆史長河中不斷地表現出來，有頭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深信不疑。隻有那些政治侏儒和有奶便是娘的宣傳家才看不到這一點。

    令我遺憾和痛心的是，如今文化大革命成了罪惡的代名詞。如果有誰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作一點辯解，便遭到某些先生小姐太太和新生的資本家特別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惡恨恨的咒罵、嘲笑和打擊：“怎麽？難道你小子還想再來一次那種傷天害理的文化大革命嗎”？他（她）們恨文化大革命比恨日本鬼子和帝國主義嚴重的多。

    我的半個熟人、現已跑到美國去的王若望，就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這樣的看法。德高望重、文學大家、現任作協主席的巴金先生，別說提文化大革命了，一聽樣板戲就起雞皮疙瘩。就在八一五那天，一位老同事，還在信中指責說：“難道還有人想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時代嗎”？你看他不僅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連建國後的三十年都否定了，他還是一位“鄧小平理論研究會”的會長呢！難道這就是他研究的結果？

    在此我要對這些畏文革如狼虎的先生們說：“一個人不能在同一條河上過兩次，事物每時每刻都在變化，但曆史是不會重複的，隻會有驚人的相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種文化大革命不會再有了，先生們大可以放心，隻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理論指導下的大革命——反對修正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大革命，肯定還會發生”。

    你父親曾經說過：“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目的是反修防修”。

    對極了！

    如果你父親的話沒有被否定的話，反修防修定還會搞的。不搞就可能象前蘇聯那樣，導致資本主義複辟，使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血白流，這是中國和世界共產主義者絕不允許的。

    小姐！你是小平的愛女，第一家庭的成員，又是當代的知名人士和作家，如果向你談一點理論性的問題，不是犯傻就是孔聖人門前賣書筆，真是太不量力了。可是，為說明我對文革理論的看法，我還是得犯點傻，在孔府宅邊，擺個小小的文具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