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歌
以後介紹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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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革”大權在握，他的風流成性更加肆無忌憚！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占；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隻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
劉慶棠曾是樣板戲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扮演的黨代表洪常青，是那麽英姿勃勃、氣宇軒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眾多少女心馳神往的“白馬王子”。但是，“四人幫”垮台後，這位樣板戲的寵兒被送上了曆史的審判台。他麵對的，是許多證人對他可惡罪行的聲淚俱下的控訴；他受到了法庭的莊嚴審判!
1、從扭秧歌到跳《天鵝湖》
劉慶棠從小長得眉清目秀，又透著聰明機靈。上世紀40年代末，遼東地區文工團到他老家———遼寧省蓋縣的一個小村子進行演出。
在觀看演出的翻身的人群中，有位農家少年一直目不轉睛盯著舞台。夜深了，節目演完了，人群慢慢散去，隻有這個少年一直跟在文工團後麵。他纏上了文工團的領導，要求加入文工團。正好團裏缺小演員，文工團爽快地收下了他。於是，他小小年紀便成了文工團的一員，隨著文工團打腰鼓、扭秧歌、唱二人轉、演活報劇，走遍了遼東地區。
50年代初，年僅17歲的劉慶棠作為文工團骨幹，到北京專門學習民族舞，並因成績優異被留在中央歌舞團擔任民族舞演員。1956年，迷上芭蕾舞的劉慶棠，不顧自己已是23歲的“高齡”，憑著當年要求加入文工團的那股軟磨硬纏的韌勁，說動了歌舞團的領導，終於半路出家、“改行”進了北京舞蹈學校的芭蕾舞講習班。
在學習芭蕾舞的男學員中，劉慶棠因年齡較大，關節柔韌性也較差，技巧掌握頗為困難，但他身上秉承著中國農民傳統的吃苦耐勞精神，異常用功。他強壯的體魄，也為他用辛勤的汗水彌補自己的不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久，他開始嶄露頭角。芭蕾雙人舞中男演員的托舉十分吃力，蘇聯專家教學時往往用他來試跳，久而久之，他成了雙人舞教學中頗受女演員歡迎的最佳搭檔，並在講習班期滿後，作為“雙人舞”教師留在舞校工作。
1958年，舞校準備排演大型芭蕾舞劇《天鵝湖》，在挑選男主角王子的演員時，其他幾位候選人因托舉女主角白淑湘力量稍差，唯有劉慶棠能夠勝任，這樣，他與白淑湘就成了最早一對舞伴。首演《天鵝湖》的成功在中國芭蕾舞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這一年，他和白淑湘、編導助理李承祥，一起作為文藝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會。當時的劉慶棠熱情、謙和、樸實，麵對有人批評他在舞台上的氣質不像王子，倒像個戰士，更使他看到了在藝術上的先天不足，除加強基本功訓練，還盡力學習，充實自己在文化方麵的修養。
2、演洪常青一鳴驚人
繼《天鵝湖》之後，劉慶棠與白淑湘又配對演出過《海俠》、《淚泉》等芭蕾舞劇。然而，他的心態漸漸不平衡了。雖然在排演中沒有少吃苦、少流汗，但人們敬慕青睞的目光，投向的大多是那位得天獨厚的搭檔。人物專訪、特寫、評論文章，全集中到白淑湘；她還當選為全國青聯委員。劉慶棠雖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員為主的藝術，但是他心頭總有一種說不明的酸澀和惱怒。於是，這個在團裏分管共青團工作的黨支部委員，開始私下裏議論“白淑湘隻專不紅”，“她跟父親劃不清界限”。之後，他主持團支部經常開會“幫助”白淑湘，並要大家同她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白淑湘的演員隊長的位置，也由他取而代之。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劇團根據毛澤東有關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組織改編創作了《紅色娘子軍》。那時劉慶棠正好年輕，相貌也不錯，結果一鳴驚人，奪得了主角的位置。為了演好“黨代表”這個角色，他苦練基本功，的確流了許多的汗水。
劉慶棠、白淑湘又成了一對舞伴。通過多次赴海南下部隊體驗生活，和劇組同誌無數個日夜的共同琢磨角色，在排練場上一輪又一輪的旋舞，劉慶棠終於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高大感人的紅軍黨代表形象！
3、“文革”中整人喪心病狂
不久，江青要“抓”這部戲了。在江青初次“駕臨”劇團時，劉慶棠成了團裏最為忙碌的人，圍著江青跑前顛後，主動給拿材料，匯報劇團創作排演情況。劉慶棠的“出色”表現贏得江青的好感。從此，他與江青建立了直線聯係，經常主動給江青寫信，匯報團裏的情況。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劉慶棠一度抑製的“革命鬥誌”燃燒得更為旺盛。他振臂一呼，許多人當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後向院、團的“牛鬼蛇神”和“走資派”展開了猛攻。大字報鋪天蓋地，批鬥會接連不斷，一時間芭蕾舞團成了陰風淒淒的人間地獄。52歲的中央歌劇舞劇院副院長、首席指揮黎國荃，就在劉慶棠主持的一次批鬥會後，因無法忍受誣陷和人格汙辱，回到家就上吊自盡了……
躊躇滿誌的劉慶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更變本加厲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眾揪下了權力的寶座，對他進行了批鬥。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文藝界大會”。江青沒有忘記她的“忠實戰士”，指名讓劉慶棠上大會主席台。無奈由於群眾抵製，未能如願。會後，江青馬上派人向劉慶棠表示安慰：“不讓你上主席台，並不說明領導在政治上對你有什麽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麽壓力。”
有了江青的撐腰，劉慶棠沒有氣餒，繼續給江青寫信效忠，自然越來越受江青的賞識。
自1967年5月，江青先後6次點名逼芭蕾舞劇團領導班子要“結合”劉慶棠。
1968年3月，劉慶棠終於在江青的大力提攜下如願以償，參加了芭蕾舞劇團的領導工作。當年7月，經江青批準，他成了芭蕾舞劇團的頭麵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劉慶棠，整人更加喪心病狂。他利用當時的“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清查5·16分子”等整人運動，將所謂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文化大革命”、“攻擊江青”等罪名隨心所欲地扣到人們的頭上。當時全團包括臨時工僅240人，卻被劉慶棠一夥揪出了70多個“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設在大排練廳。團內人人自危，朝夕難保。
在1970年前後，由劉慶棠主持的這場文藝界“清查”運動中，僅中央直屬文藝團體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達400餘人。
劉慶棠在無辜者的鮮血和呻吟中飛黃騰達。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當了黨的“九大”代表、主席團成員，1970年進入國務院文化組，開始統管全國文藝創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便一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
就在劉慶棠奇跡般“大踏步”進軍高層政治領域之際，檢舉揭發他在生活上亂搞男女關係的信不斷被送到上級領導部門。這個生活極不檢點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到了“文革”大權在握，他的風流成性更加肆無忌憚！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占；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隻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員用血淚蘸寫的控訴信，到了江青、張春橋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輕描淡寫地告誡幾句，絲毫無損劉慶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劇團為慶賀節日，自己搞了個聯歡活動。因為沒有通過劉慶棠，他跑到江青那裏告狀，說舞劇團的人對樣板戲不滿，搞所謂的聯歡活動，實質是針對江青同誌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時間，舞劇團猶如白色恐怖籠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經這一折騰，舞劇團以後還真不敢輕舉妄動了，但人們心裏對劉慶棠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4、陰謀攻擊周總理、鄧小平
1972年法國總統蓬皮杜來中國訪問，觀看了《紅色娘子軍》舞劇。演出結束後，禮賓司為了增加歡迎的效果，提議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誰提了一句，唱《我們走在大路上》。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為“文革”時已被打入冷宮，猛然聽有人提議唱這支歌，見周恩來總理也在場，大家沒有什麽顧忌，就和周恩來一齊唱了起來。
晚會結束後，江青把剛上任的文化組組長吳德叫來，說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為什麽唱這支歌？去查一查。
不幾天，吳德對江青說：是《紅色娘子軍》劇組的頭頭劉慶棠同意的。
江青馬上叫來劉慶棠怪罪起來。劉慶棠一口咬定是周總理布置的，和他沒有關係。誰料，江青把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會議上，當麵問總理，大有問罪之勢。江青幾次追問總理，最後周恩來也火了：“這事我負責，有什麽了不起！”
興許是自知作惡多端，劉慶棠身居高官後，他對自己的不齒行徑偶爾流露出隱隱的不安。青年演員鄧元森受他陷害出獄歸團後，被派在製鞋間勞動。一次劉慶棠見了他，主動上前打招呼，握手遞煙，並頗為負疚地說：“怎麽樣？對我還有氣嗎？”
血氣方剛的鄧元森倔強地回答說：“反正我沒罪！你辦事就是太‘左’。”
劉慶棠深吸了口煙，矜持著半晌才說：“讓你們吃了苦頭，這我認賬，可是我必須堅持。在原則問題上寧‘左’勿右，‘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正是在這個思想軌道上，劉慶棠越走越遠，死心塌地充當“四人幫”的馬前卒。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親信秘密聚會。江青對劉慶棠說：“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現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現在叫他們大鳴大放，將來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劉慶棠隨後在芭蕾舞劇團、文化部藝術局所屬各團負責人會上大造輿論，為“四人幫”製造新的動亂進行輿論準備。
10月，劉慶棠到上海，參與江青親信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密談。王洪文對他們說：“鄧小平這麽大膽子是有總理、葉副主席、李副總理支持。”
劉慶棠從上海回京後，立即和於會泳、浩亮在北海公園秘密聚會，傳達了從上海帶回的“指示”，並分析了當前的政治形勢，他說：“謠言有個特點，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幾個人，同時吹捧周總理、鄧小平和老帥們。這事和北大、清華有關係。”
隨後，他們馬上同北大軍代表遲群串連，用“梁效”的筆名搞誣陷鄧小平的材料。
劉慶棠又夥同於會泳等人秘密翻印了從上海徐景賢那裏拿來的《鄧小平同誌在南方十二省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四份材料，準備批判。劉慶棠在自己把持部門的幾次會議上公開誣蔑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的總代表”，“鄧小平準備十二月份奪權”等。
1976年1月，劉慶棠在文化部連續召開會議，拚湊鄧小平“攻擊文化部的八條罪狀、攻擊文藝革命的七條罪狀”，並編入文化部1976年1號文件。從2月起，劉慶棠遵照江青、張春橋的旨意，召開全國電影製片廠負責人會議，煽動“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拿出戲來當炮彈用”，並威脅說：“敢不敢寫與走資派鬥爭的戲，是路線問題、立場問題。”
3月，他親自指揮芭蕾舞劇團炮製了“層層揪鄧小平代理人”的舞劇《青春戰歌》。此後，他一麵派專人去各電影廠督促，一麵親自到現場催促。他親自抓了《反擊》、《盛大的節日》、《搏鬥》三部轟動一時的影片，旨在煽動打倒鄧小平和一大批黨政領導人。
5、罪惡累累遭審判
1976年金秋10月，“四人幫”被粉碎，劉慶棠被隔離審查。但是他執迷不悟，拒絕承認自己犯了罪。他還異想天開地給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寫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主觀上是想幹革命，替自己評功擺好。
中央組織部和文化部專案組經過反複調查，查清了劉慶棠的全部罪行，鑒於他在多年的隔離審查期間，毫無認罪悔改的惡劣態度，決定將他交付檢察機關予以起訴。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對劉慶棠進行公審，在京文藝界人士無不拍手稱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對劉慶棠案件審理期間，文藝界凡遭受過他迫害的人都發了旁聽證，“重災區”芭蕾舞團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輛大客車，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聽。
在公審期間，劉慶棠對起訴書所列的他的罪狀供認不諱，隻是在做自我辯護時，他仍一如既往固執己見，強調其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忠實執行上級指示的結果，竭力為自己開脫。
經過3天的公開審理，最後法庭莊嚴宣判：判處劉慶棠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接踵而來的是他的妻子毅然決定與他離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脫離了關係。
後來患了肝硬化的劉慶棠獲準保外就醫。由於他在北京已沒有家，隻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遼寧蓋縣寄居。已經病入膏肓的劉慶棠在大連遇見了原來文工團的一個戰友——沙音，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一個刑期和重病同時在身的人。
劉慶棠在沙音家幾次發病，幾乎喪命，是這位愛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劉慶棠刑滿釋放，成為自由公民時，劉慶棠或許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業就這樣一去不複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門路的女性。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將危難之中伸出的愛心之手一刀斬斷，斷然離開大連，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劉慶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確有許多方麵值得人們深思。
來源: 新聞午報
到了“文革”大權在握，他的風流成性更加肆無忌憚！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占；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隻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
劉慶棠曾是樣板戲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扮演的黨代表洪常青，是那麽英姿勃勃、氣宇軒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眾多少女心馳神往的“白馬王子”。但是，“四人幫”垮台後，這位樣板戲的寵兒被送上了曆史的審判台。他麵對的，是許多證人對他可惡罪行的聲淚俱下的控訴；他受到了法庭的莊嚴審判!
1、從扭秧歌到跳《天鵝湖》
劉慶棠從小長得眉清目秀，又透著聰明機靈。上世紀40年代末，遼東地區文工團到他老家———遼寧省蓋縣的一個小村子進行演出。
在觀看演出的翻身的人群中，有位農家少年一直目不轉睛盯著舞台。夜深了，節目演完了，人群慢慢散去，隻有這個少年一直跟在文工團後麵。他纏上了文工團的領導，要求加入文工團。正好團裏缺小演員，文工團爽快地收下了他。於是，他小小年紀便成了文工團的一員，隨著文工團打腰鼓、扭秧歌、唱二人轉、演活報劇，走遍了遼東地區。
50年代初，年僅17歲的劉慶棠作為文工團骨幹，到北京專門學習民族舞，並因成績優異被留在中央歌舞團擔任民族舞演員。1956年，迷上芭蕾舞的劉慶棠，不顧自己已是23歲的“高齡”，憑著當年要求加入文工團的那股軟磨硬纏的韌勁，說動了歌舞團的領導，終於半路出家、“改行”進了北京舞蹈學校的芭蕾舞講習班。
在學習芭蕾舞的男學員中，劉慶棠因年齡較大，關節柔韌性也較差，技巧掌握頗為困難，但他身上秉承著中國農民傳統的吃苦耐勞精神，異常用功。他強壯的體魄，也為他用辛勤的汗水彌補自己的不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不久，他開始嶄露頭角。芭蕾雙人舞中男演員的托舉十分吃力，蘇聯專家教學時往往用他來試跳，久而久之，他成了雙人舞教學中頗受女演員歡迎的最佳搭檔，並在講習班期滿後，作為“雙人舞”教師留在舞校工作。
1958年，舞校準備排演大型芭蕾舞劇《天鵝湖》，在挑選男主角王子的演員時，其他幾位候選人因托舉女主角白淑湘力量稍差，唯有劉慶棠能夠勝任，這樣，他與白淑湘就成了最早一對舞伴。首演《天鵝湖》的成功在中國芭蕾舞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這一年，他和白淑湘、編導助理李承祥，一起作為文藝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的群英會。當時的劉慶棠熱情、謙和、樸實，麵對有人批評他在舞台上的氣質不像王子，倒像個戰士，更使他看到了在藝術上的先天不足，除加強基本功訓練，還盡力學習，充實自己在文化方麵的修養。
2、演洪常青一鳴驚人
繼《天鵝湖》之後，劉慶棠與白淑湘又配對演出過《海俠》、《淚泉》等芭蕾舞劇。然而，他的心態漸漸不平衡了。雖然在排演中沒有少吃苦、少流汗，但人們敬慕青睞的目光，投向的大多是那位得天獨厚的搭檔。人物專訪、特寫、評論文章，全集中到白淑湘；她還當選為全國青聯委員。劉慶棠雖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員為主的藝術，但是他心頭總有一種說不明的酸澀和惱怒。於是，這個在團裏分管共青團工作的黨支部委員，開始私下裏議論“白淑湘隻專不紅”，“她跟父親劃不清界限”。之後，他主持團支部經常開會“幫助”白淑湘，並要大家同她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白淑湘的演員隊長的位置，也由他取而代之。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劇團根據毛澤東有關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組織改編創作了《紅色娘子軍》。那時劉慶棠正好年輕，相貌也不錯，結果一鳴驚人，奪得了主角的位置。為了演好“黨代表”這個角色，他苦練基本功，的確流了許多的汗水。
劉慶棠、白淑湘又成了一對舞伴。通過多次赴海南下部隊體驗生活，和劇組同誌無數個日夜的共同琢磨角色，在排練場上一輪又一輪的旋舞，劉慶棠終於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高大感人的紅軍黨代表形象！
3、“文革”中整人喪心病狂
不久，江青要“抓”這部戲了。在江青初次“駕臨”劇團時，劉慶棠成了團裏最為忙碌的人，圍著江青跑前顛後，主動給拿材料，匯報劇團創作排演情況。劉慶棠的“出色”表現贏得江青的好感。從此，他與江青建立了直線聯係，經常主動給江青寫信，匯報團裏的情況。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劉慶棠一度抑製的“革命鬥誌”燃燒得更為旺盛。他振臂一呼，許多人當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後向院、團的“牛鬼蛇神”和“走資派”展開了猛攻。大字報鋪天蓋地，批鬥會接連不斷，一時間芭蕾舞團成了陰風淒淒的人間地獄。52歲的中央歌劇舞劇院副院長、首席指揮黎國荃，就在劉慶棠主持的一次批鬥會後，因無法忍受誣陷和人格汙辱，回到家就上吊自盡了……
躊躇滿誌的劉慶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更變本加厲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眾揪下了權力的寶座，對他進行了批鬥。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文藝界大會”。江青沒有忘記她的“忠實戰士”，指名讓劉慶棠上大會主席台。無奈由於群眾抵製，未能如願。會後，江青馬上派人向劉慶棠表示安慰：“不讓你上主席台，並不說明領導在政治上對你有什麽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麽壓力。”
有了江青的撐腰，劉慶棠沒有氣餒，繼續給江青寫信效忠，自然越來越受江青的賞識。
自1967年5月，江青先後6次點名逼芭蕾舞劇團領導班子要“結合”劉慶棠。
1968年3月，劉慶棠終於在江青的大力提攜下如願以償，參加了芭蕾舞劇團的領導工作。當年7月，經江青批準，他成了芭蕾舞劇團的頭麵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劉慶棠，整人更加喪心病狂。他利用當時的“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清查5·16分子”等整人運動，將所謂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文化大革命”、“攻擊江青”等罪名隨心所欲地扣到人們的頭上。當時全團包括臨時工僅240人，卻被劉慶棠一夥揪出了70多個“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設在大排練廳。團內人人自危，朝夕難保。
在1970年前後，由劉慶棠主持的這場文藝界“清查”運動中，僅中央直屬文藝團體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達400餘人。
劉慶棠在無辜者的鮮血和呻吟中飛黃騰達。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當了黨的“九大”代表、主席團成員，1970年進入國務院文化組，開始統管全國文藝創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便一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
就在劉慶棠奇跡般“大踏步”進軍高層政治領域之際，檢舉揭發他在生活上亂搞男女關係的信不斷被送到上級領導部門。這個生活極不檢點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到了“文革”大權在握，他的風流成性更加肆無忌憚！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占；與此同時，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隻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員用血淚蘸寫的控訴信，到了江青、張春橋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輕描淡寫地告誡幾句，絲毫無損劉慶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劇團為慶賀節日，自己搞了個聯歡活動。因為沒有通過劉慶棠，他跑到江青那裏告狀，說舞劇團的人對樣板戲不滿，搞所謂的聯歡活動，實質是針對江青同誌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時間，舞劇團猶如白色恐怖籠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經這一折騰，舞劇團以後還真不敢輕舉妄動了，但人們心裏對劉慶棠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4、陰謀攻擊周總理、鄧小平
1972年法國總統蓬皮杜來中國訪問，觀看了《紅色娘子軍》舞劇。演出結束後，禮賓司為了增加歡迎的效果，提議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誰提了一句，唱《我們走在大路上》。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為“文革”時已被打入冷宮，猛然聽有人提議唱這支歌，見周恩來總理也在場，大家沒有什麽顧忌，就和周恩來一齊唱了起來。
晚會結束後，江青把剛上任的文化組組長吳德叫來，說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為什麽唱這支歌？去查一查。
不幾天，吳德對江青說：是《紅色娘子軍》劇組的頭頭劉慶棠同意的。
江青馬上叫來劉慶棠怪罪起來。劉慶棠一口咬定是周總理布置的，和他沒有關係。誰料，江青把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會議上，當麵問總理，大有問罪之勢。江青幾次追問總理，最後周恩來也火了：“這事我負責，有什麽了不起！”
興許是自知作惡多端，劉慶棠身居高官後，他對自己的不齒行徑偶爾流露出隱隱的不安。青年演員鄧元森受他陷害出獄歸團後，被派在製鞋間勞動。一次劉慶棠見了他，主動上前打招呼，握手遞煙，並頗為負疚地說：“怎麽樣？對我還有氣嗎？”
血氣方剛的鄧元森倔強地回答說：“反正我沒罪！你辦事就是太‘左’。”
劉慶棠深吸了口煙，矜持著半晌才說：“讓你們吃了苦頭，這我認賬，可是我必須堅持。在原則問題上寧‘左’勿右，‘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
正是在這個思想軌道上，劉慶棠越走越遠，死心塌地充當“四人幫”的馬前卒。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親信秘密聚會。江青對劉慶棠說：“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現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現在叫他們大鳴大放，將來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劉慶棠隨後在芭蕾舞劇團、文化部藝術局所屬各團負責人會上大造輿論，為“四人幫”製造新的動亂進行輿論準備。
10月，劉慶棠到上海，參與江青親信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密談。王洪文對他們說：“鄧小平這麽大膽子是有總理、葉副主席、李副總理支持。”
劉慶棠從上海回京後，立即和於會泳、浩亮在北海公園秘密聚會，傳達了從上海帶回的“指示”，並分析了當前的政治形勢，他說：“謠言有個特點，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幾個人，同時吹捧周總理、鄧小平和老帥們。這事和北大、清華有關係。”
隨後，他們馬上同北大軍代表遲群串連，用“梁效”的筆名搞誣陷鄧小平的材料。
劉慶棠又夥同於會泳等人秘密翻印了從上海徐景賢那裏拿來的《鄧小平同誌在南方十二省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四份材料，準備批判。劉慶棠在自己把持部門的幾次會議上公開誣蔑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的總代表”，“鄧小平準備十二月份奪權”等。
1976年1月，劉慶棠在文化部連續召開會議，拚湊鄧小平“攻擊文化部的八條罪狀、攻擊文藝革命的七條罪狀”，並編入文化部1976年1號文件。從2月起，劉慶棠遵照江青、張春橋的旨意，召開全國電影製片廠負責人會議，煽動“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作品”，“拿出戲來當炮彈用”，並威脅說：“敢不敢寫與走資派鬥爭的戲，是路線問題、立場問題。”
3月，他親自指揮芭蕾舞劇團炮製了“層層揪鄧小平代理人”的舞劇《青春戰歌》。此後，他一麵派專人去各電影廠督促，一麵親自到現場催促。他親自抓了《反擊》、《盛大的節日》、《搏鬥》三部轟動一時的影片，旨在煽動打倒鄧小平和一大批黨政領導人。
5、罪惡累累遭審判
1976年金秋10月，“四人幫”被粉碎，劉慶棠被隔離審查。但是他執迷不悟，拒絕承認自己犯了罪。他還異想天開地給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寫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主觀上是想幹革命，替自己評功擺好。
中央組織部和文化部專案組經過反複調查，查清了劉慶棠的全部罪行，鑒於他在多年的隔離審查期間，毫無認罪悔改的惡劣態度，決定將他交付檢察機關予以起訴。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對劉慶棠進行公審，在京文藝界人士無不拍手稱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對劉慶棠案件審理期間，文藝界凡遭受過他迫害的人都發了旁聽證，“重災區”芭蕾舞團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輛大客車，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聽。
在公審期間，劉慶棠對起訴書所列的他的罪狀供認不諱，隻是在做自我辯護時，他仍一如既往固執己見，強調其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忠實執行上級指示的結果，竭力為自己開脫。
經過3天的公開審理，最後法庭莊嚴宣判：判處劉慶棠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接踵而來的是他的妻子毅然決定與他離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脫離了關係。
後來患了肝硬化的劉慶棠獲準保外就醫。由於他在北京已沒有家，隻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遼寧蓋縣寄居。已經病入膏肓的劉慶棠在大連遇見了原來文工團的一個戰友——沙音，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一個刑期和重病同時在身的人。
劉慶棠在沙音家幾次發病，幾乎喪命，是這位愛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劉慶棠刑滿釋放，成為自由公民時，劉慶棠或許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業就這樣一去不複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門路的女性。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將危難之中伸出的愛心之手一刀斬斷，斷然離開大連，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劉慶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確有許多方麵值得人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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