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朗讀者
地區：美國
類型：劇情、曆史、戰爭
語言：英語
導演：史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
主演：
凱特·溫絲萊特Kate Winslet
拉爾夫·費因斯Ralph Fiennes
大衛·克勞斯David Kross
亞曆山德拉·瑪麗亞·拉那Alexandra Maria Lara
莉娜·奧琳Lena Olin
布魯諾·甘茨Bruno Ganz
上映日期：2008-12-10
劇情介紹：
二戰後的柏林，滿目瘡痍。某天，當少年米夏·伯格(大衛·克勞斯飾)從學校回家時，突然生病倒地，這時一名叫漢娜(凱特·溫絲萊特飾)的陌生女人幫助了他。當米夏由黃疸病康複，他找到了漢娜答謝她，不料兩人卻很快卷入了一段激情而秘密的關係，雖然漢娜的年齡比米夏大15歲。米夏發現漢娜很喜歡聽他讀書，而他朗讀的力量讓他們的關係更為親密。《奧德賽》、《陰謀與愛情》、《無用之人》……一本本讀過來，漢娜深深著迷。然而有一天，漢娜卻突然不辭而別，留下米夏暗自神傷。8年後，米夏雖然已經淡忘了漢娜，但是那段關係一直是他最甜蜜的回憶。已經是法律學校實習生的他在畢業之前參加了一次對納粹戰犯審判的旁聽。就在這時，米夏與漢娜又相遇了，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會與漢娜這樣見麵──她憔悴地坐在被告席上，作為一名納粹戰犯！審判開始了，原來漢娜曾做過納粹集中營的女看守，麵對事實漢娜供認不諱，所有指控全部承認。審判進行得很順利，漢娜麵臨的將是終生監禁……然而此時米夏發現自己仍然深愛著漢娜，而他也無法相信漢娜曾是那樣的人，於是他開始調查整個案件始末，直到最後他發現一個秘密，一個導致了這比懺悔更令人心碎的愛情悲劇的秘密……
延伸閱讀:
人既有尊嚴與愛，又邪惡
作者：崔衛平
2008年出品的兩部有關納粹德國的影片《朗讀者》與《浪潮》，體現了戰後德國兩代人對於納粹災難的反思，非常值得一看。在《朗讀者》中扮演女主角的演員凱特·溫斯萊特，因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剛剛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這部思想性非常強的影片，能夠問鼎商業主導的奧斯卡，實屬非常不容易，這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了它確實很棒。導演斯蒂芬·戴得利2002年執導過那部有關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影片《時時刻刻》。
《朗讀者》（又譯《生死朗讀》）改編自小說，小說作者為德國人本哈德·施林克，戰爭結束的1945年出生，本行是大學法律教授。這一代人沒有眼見納粹暴行，但是他們是在納粹留下的廢墟中長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在前納粹人員當中長大的，他們的父母無一例外地卷入了那場災難，雖然角色有別或程度不同。他們就是在這些人的嗬護下長大，繼承了他們的那份羞恥與罪責。
這份道德負擔甚至比當事人本身還要強烈。不難理解，直接卷入和參與這場災難的人們，他們所陷入道德上的混亂晦澀，並不會因為這場惡夢結束而終止，他們需要解釋自己的行為，也需要為自己辯解，某種陰影始終會停留在他們內部。而沒有做下任何事情的戰後一代，在與過去的曆史劃清界限時，當然更有理由和更加理直氣壯。這就是學者徐賁曾經提到的——在反思這段曆史時，年輕一代德國人更加嚴厲。
到了風起雲湧的1966年，聲討的浪潮達到了某個頂峰。小說與電影中均對此都有所描寫。小說是以第一人稱寫成的，已是法學院學生的主人，在麵對審判納粹殘餘時，表現了那樣一種亢奮；“我們責無旁貸”。他甚至認為即使納粹時期被貶黜的父親，因為沒有在1945年之後主動站出來檢舉那些作惡者，也“犯了知情不報的罪”。影片中的另一位法學院學生，則富有挑釁性地說出：“問題是你們怎麽讓這一切發生？在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刻，你們怎麽不自殺？”
某種情況有些像我們這裏文化大革命時的革命小將，麵對這樣那樣“曆史汙垢”的父母，表現出一種大義滅親的無情立場。從父母那裏繼承來的恥辱，也許更加令人恥辱。憤慨激烈的情緒，既體現了某種道德立場，也體現了與上一輩做切割的決心，我們叫做“劃清界限”。當然，1966年的德國青年麵臨的情況，與紅衛兵並不完全相同，前者明擺是麵對錯誤曆史。然而，一種徹底決裂的方式，一種“目中無人、妄自尊大”的方式，便是麵對曆史最為恰當形式嗎？一種居高臨下、道德優越感的立場，便是恢複重建戰後精神道德廢墟的一部分嗎？
將這個語境順出來，再來看這個故事，就變得容易一些。它是戰後第一代反省他們自己的故事，是與他們同代人之間對話，也是與這個民族曾經的一段精神曆程進行對話。凱特·溫斯萊特扮演的女主人公漢娜曾經是集中營看守，而且是一名納粹黨黨員。戰後她在公交車上當一名售票員，35歲時與年幼小男孩發生戀情，對方當時才15歲。這個故事因而擁有一個如同《洛麗塔》的外表，隻是性別顛倒了一下。他們在一起除了做愛，重要的內容是朗讀，年輕男孩不停地為年長女性大聲讀書，從《奧德賽》一直到契珂夫。這之後1966年漢娜作為納粹殘餘坐在被告席上時，年輕小夥子體驗著從未有過的複雜感情，他的天地發生旋轉。據說這個故事在德國也引起了類似我們這裏《色戒》那樣的爭議。
“請看清那些被告，你們找不出一個，會相信他們當年真的有權殺人。”法學院的教授說。與漢娜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上了歲數的婦女和男人，他們看起來與常人無異。旁聽席上有一位婦女正在織毛線，而這項活兒，應該也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女性們同樣擅長的。她們是在看起來日常生活的氛圍和規則當中，做了殺人幫凶。
漢娜與她的“同事”們看守波蘭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個小集中營，每個月她們都需要挑選一些人送往奧斯威辛，六個人每人挑選十個，加起來一共六十，這個“算法”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而漢娜有些不同的是，她將挑選出來的某個年輕、體弱、纖細的姑娘，先“保護”一段時間，給她吃好休息好，並在晚上秘密度過一段時間。開始時人們不免狐疑，後來得知，這位姑娘同樣是在為她朗讀書本。當然她最終不會逃脫魔掌，漢娜還是將她與別人一道送往無人生還的地方。漢娜並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麽為難之處。若幹年後她還這樣回答審判長的質問：“如果是您的話，該怎麽辦呢？”
最為恐怖的還是這件：漢娜等一行五人負責轉移幾百名“囚犯”，晚間歇在一個村莊，“囚犯”們住進了教堂。夜襲的飛機投下了炸彈，教堂成了一片大火，看守們手握著教堂大門的鑰匙，但是沒有人想到要將門打開，放囚犯們生還，結果絕大多數人被活生生燒死，生還者寥寥無幾。為什麽不開門，漢娜是這樣解釋的：“我們是看守，工作是押送犯人，不能讓她們逃跑。若是打開門，會出現混亂，怎樣才能恢複秩序，我們得負責。”這樣的解釋並不構成年輕的法學院學生同情或傾向漢娜的理由。他的理由在別的地方。
審判到最後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當法官要求漢娜核對一份重要報告的筆跡時，漢娜沒有在紙上寫下任何東西，而是痛痛快快地答應了這份報告是她本人寫的，全然不顧這樣做會給她帶來嚴重後果。此時，旁聽席上的法學院學生突然意識到，這個漢娜原來是一個文盲，她不會讀寫，這才是她多年聽人朗讀的真正原因。小夥子意欲幫助漢娜澄清真相，說出她是文盲這個有利事實，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突然止步不前。最終，漢娜被判終生監禁，而其餘同夥隻有區區幾年的刑期。
年輕學生沒有說出真相，沒有運用真相而改變審判結果，這個安排非常有意思。他尊重這位女性的意思，是她自己想要保守這個秘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絕望的、顏麵丟盡的女性，她不想繼續當眾丟臉，她希望能夠保護自己的那點秘密，維持一個稍稍體麵的外表，部分挽回屬於她自己的尊嚴。盡管這給她帶來更深的災難和艱難局麵，但是沒有人可以說，因為是這樣一個女性，她的這個要求便是不合理的。她的秘密應當得到尊重。認定對方是敵人，接下來便可以任意羞辱，那是另外一種做法。
這個起點還蘊涵了其他一些能量，或者至少與這些東西相平行，互相提供支持。第一，說到底，在教堂燒死幾百人這件事情，雖然已經過去許多年，但是必須有人對此負責，這是肯定的。電影中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德國罪過問題》，相關的知識分子討論中，有人提出“行政責任”，也就是說，即便當事人強調當時的做法是服從命令或者當時國家的法律，屬於行政範圍，也並不能改變做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質，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擔的罪責。那份致命的報告雖然不是漢娜寫的，但是在整個事情當中漢娜仍然有著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責，她不是無辜的，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後果。
第二，原來急於與上一代人劃清界限的法學院學生，在保守這位女性秘密的同時，他與這個女性之間建立起了某個秘密通道，如同一個“攻守同盟”。這個“攻守同盟”並不是增添和隱藏罪惡（它恰恰通往承擔責任），而是通過這個小小平台，年輕一代分擔了上一代人的罪責、恥辱和曆史負擔，將這份特殊的遺產繼承下來。不難設想，如果年輕人說出真相，那麽他們之間便不再有任何聯係，即使漢娜幾年後出獄，他們也很難重敘舊情。而他幫助漢娜保守了這件秘密，他便與漢娜之間不可斬斷，不管以何種方式。他後來多年如一日往監獄郵寄朗讀磁帶，保持與漢娜精神上的密切聯係，包括對漢娜不識字這件事情負起責任。在曆史負擔麵前，他不認為自己可以當甩手大爺。這樣的立場，比起他的同學質問別人“你們為什麽不自殺”所包含的咄咄逼人和道德優越感，要沉靜、深刻得多。小說作者在接受訪談時說：“是愛將米夏卷入了漢娜的罪責之中；是愛，孩子對他們的父母、親人、老師和神父的愛，將戰後一代卷入了上一代人的罪責之中”。所謂“卷入”，是繼續承擔的意思，是覺得自己也有某種責任，而不是輕易地指責他人。這一點最為重要。
第三，漢娜的這份尊嚴感，一個罪人身上的這份要求，是否可以看作這個民族在滔滔惡名之下，試圖重新找回自己的尊嚴與體麵？試圖建立和恢複自己的那份不可侵犯的感覺以及榮譽感？正是這個東西，才成了戰後德國人重建自身和家園的動力？漢娜珍視和維護自己的形象，年輕人幫她一道努力，也就是說，年輕人在參與承擔漢娜的罪責、繼承曆史負擔的同時，也在試圖保護那上一代人身上需要保護的那些東西？這些東西將戰前與戰後的德國聯係了起來，將它們視為一個整體？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包含了一種撲朔迷離的氣氛，不管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都麵臨一些危險，但是故事顯然觸及了它們。這或許是這個故事引起爭議的原因，也是這個故事在前人基礎之上往前邁出的一小步。不能說是辯護——漢娜必須服刑，而是將問題在更加複雜的層麵上展開，得到更加複雜深邃的表述。
在其他一些方麵，這個故事直接繼承了戰後德國思想文化界對於納粹現象反思的結果，比如漢娜·阿倫特的“平庸無奇的惡”。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並不是一望即知的惡魔，而毋寧說是一些看起來平庸無奇的人，當他們卷進了那個殺人機器，就像一枚螺絲釘在其中兢兢業業，嚴格服從上級下達的每一項指令，不管它多麽違反幾千年以來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常識，比如不殺人。在上級命令和“規則”麵前，他們表現得越平庸，越無所作為，其工作成越大、越光滑，破壞性也越大，從而他們自己身上的人性，也被沒有人性的製度所吸收和取消，最終他們變得與這個製度一樣喪失了人性。
人們身處邪惡而不知，阿倫特推薦的方案是“思考”，思考帶有一種陌生的氣味，意味著對於手頭工作的一種“中斷”，一種回望自己的開始。思考將自身一分為二，從而也得以與環境保持距離。通過思考獲得道德生活，這是在極端情況下人們自救的第一步。從這個角度看來，影片中那個著名細節——漢娜原來是一個文盲，她請別人為自己朗讀是因為自己不認字，除了劇情的意義之外，同時還有某種形而上的象征意義：在現代社會裏，一個不會讀寫的人，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自卑，非常有可能被別人的那些花言巧語牽著走，她無從思考，思考的基本前提（閱讀）她不具備，她同時也是一個道德文盲。
將這樣一些罪責、倫理、政治、曆史負擔等問題，放進一個看起來是愛情故事的框架之中，能夠揉合得那麽好，那麽自然，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從中也可以見出諸如此類的深刻話題，並不是有人認為的是電影或者小說所不能承擔的。相反，在處理這些話題上的每一步小小進展，才恰恰體現了藝術家的想象力創造力。順便地說，中國的創作者包括電影人在這方麵則顯得不夠自覺，在相關問題上知識界的討論進展到什麽程度，如何運用這些進展作為精神背景，做出自己的從容應對，幾乎看不到什麽動靜。我手上的這個中文譯本《朗讀者》，前麵有一位著名大學教授的“序言”，如果不是為了“立此存照”，我會隨手將它撕掉。那樣一種自娛自樂的小感覺，實在不配放在這本書的前麵。
2008年3月份在德國上映的《浪潮》（又譯《惡魔教室》），導演丹尼斯·甘塞爾（Dennis Gansel）是一位34歲的年輕人，2004年拍過一部影片《英雄教育》，關於1942年一所納粹軍官預備學校的故事，獲巴伐利亞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和德國電影節最佳劇本獎，人們驚訝時下沉湎於享樂與電子遊戲的年輕人怎麽會持續關注上個世紀的納粹現象。當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便以一種毫不猶豫的口吻說道：曆史會在當下重複。當人們遭受貧窮、不幸或者其他原因，便需要一個看上去能夠使他解脫的團體。幾年之後他用影片進一步回作出回答。
正如影片開頭所表明的，這個故事來自真人真事。1967年4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高中裏，教師羅恩·瓊斯為了讓學生們理解法西斯主義，大膽地進行了一場試驗，在五天的時間之內向他的班級灌輸整齊劃一的集體主義和紀律性，最後導致的卻是不可收拾的混亂結果。1981年這樁事情被寫成小說《浪潮》，繼而美國廣播公司又製作了電視係列短片《浪潮》。由來自德國的年輕導演再次激活這個話題，則更加具有意義。電影劇本也由導演本人撰寫，細節極為飽滿、富有層次和有說服力，為極權政權如何誕生這種看似複雜的理論問題，提供了一部形象版的簡易教科書，紀錄片的拍攝風格也使得影片虎虎有生氣。2008年美國聖丹斯電影節（獨立電影節）上放映年輕導演的這部影片時，當年實驗的發明人羅恩·瓊斯出席了首映式。這樣一部影片，也居然在德國獲得了年度票房冠軍。
這門叫做“獨裁政府”的選修課與另一門課“無政府主義”一樣，原意都是為了培育年輕人的民主觀念。課堂上的高中學生對於“第三帝國”這類話題聽得厭煩了：“又來了”。“這種事情反正不會再發生了。”“又不是我們做的，我們為什麽要沒完沒了地背負著罪感？” 實際上學生們所厭倦的不僅是這類話題，而是還有更多。酒吧裏兩個男孩這樣的對話，多麽像發生在上海或者北京的同樣一幕：“我們這一代人想要反叛卻找不到方向，因為所有價值觀都不存在了。我們所缺少的，是一個能夠團結在一起的目標。”因此在年輕人party上喝過量的酒、作出猥褻的動作、有人吸大麻，尋求不同刺激，這也並不奇怪。
對於賴納老師的針對性措施，我們就不應該感到陌生了，而是熟悉得不得了，因此，開頭看這部影片是帶著微笑的。第一步，將原來分散的圓桌式的課桌，集中為全部麵朝黑板，取消任何其他的“課堂中心”；第二步，確立老師的最高權威，發言之前先舉手，得到老師同意之後起立發言，原先直呼其名“賴納”要改為“文格爾先生”；第三步，“一起跟我做雙腿運動”：“左、右、左、右、左、右”，教室裏立刻發出雷人的咚咚聲響。這種做法還有一個順便的作用，就是向別人示威，文格爾先生進一步啟發道：“維蘭德先生的無政府主義課就在下麵，我想讓我們的敵人吃吃天花板上落下來的灰塵。”在體驗與他人的界限和區別中，教室裏的腳步聲更歡了。為了使得“我們班作為一個整體”而更加突出，重新安排的課桌根據這樣的原則：一個“好同學”搭上一個“壞同學”。
不同意見之間的爭執，開始於是否需要穿上統一的“製服”。白色襯衫與牛仔褲，這不難辦到，讚同的女生還給出了充足的理由：原來每天上學，需要考慮今天穿什麽衣服，現在統一服裝，便不需要操心了。同為女同學的卡羅則不同意，她從鏡子裏看出白襯衫不適合自己，內心深處也反感這種統一著裝：“製服排出了差異，也排除了個性。”一個外號叫做“軟腳蝦” 的男同學膽小懦弱，給別人弄來大麻卻不敢收錢，在這項驅趕孤獨的集體主義活動中（文格爾先生命名為“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他感到興奮莫名，甚至將自己的其他衣服點上汽油，燒得精光。
穿上了統一服裝的年輕人開始為自己的團體命名：“恐怖小分隊”、“夢想俱樂部”、“覺醒者”、“海嘯”、“基石”、“核心”，人人都有一種自己正在幹一件大事的感覺，最後決定取名“浪潮”，本片片名來源於此。統一服裝、名稱之後，接下來還要有統一的標誌，男孩子們在夜晚將這標誌貼編了大街小巷，有一條還出現在正在建設的高層市政府大樓建築工地上，並上了當地報紙的頭條。最後一項是統一問候手勢，右手在胸前先俯下然後抬起，令穿上白襯衫的男孩女孩覺得很好玩，也很自豪。
學校有其他老師對於文格爾實驗感到反感，包括他的妻子。但是，恰恰有家長來信支持，說自己的孩子這幾天精神百倍，麵貌煥然一新。學校的教務長對這樣的來信表示滿意。後來有一位同學寫下的有關體驗，令人想起了文革時期我們這裏年輕人的同樣的感受：“這幾天的經曆很有趣，誰最漂亮、誰成績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我們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環境都不再重要，我們都是一場運動的一份子。‘浪潮’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有了意義，給了我們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和目標。”
然而，事情並不能夠以個人一時一地的主觀感受作為判斷尺度。需要問的是，這個理想和目標要將這些年輕人帶往哪裏？隻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這種團體，需要不停地製造異己和敵人，不讓組織之外的人加入他們的活動，哪怕是玩滑道這樣的遊戲。很可能，賴納·文格爾先生一度也有些不能自持了。從未有過地被他人抬到這麽一個權威高度，他多少有些順水推舟，有些飄飄然，這才爆發了妻子與他之間一場爭吵：“這段時間你變成一個混蛋。”“你通過崇拜而利用他們。”緊接著戰場在班上一對男女同學之間展開。始終冷眼旁觀、保持批判性的卡羅，被男友打得麵部出血。男友開始反思卡羅所說的，這一切都失控了。
五天的實驗結束，本來應該劃上一個句號，但是成員們對於這樣罷休感到不甘心。他們覺得需要開一個大會，討論‘浪潮’的前途。當被稱之為“叛徒”的學生被“五花大綁”地押送到主席台上，身為教師的賴納開始發話，承認自己做得過火了：“誰讓你們這麽幹的？如果我說殺了他，你們就殺了他嗎？”“回到我們原先的討論——這樣的獨裁專製在今天是否能夠再現，而這不正是我們現在所做的嗎？“我們以為高人一等，將所有反對我們都排除出去，……還不知道要做出什麽來。”他繼而宣布“浪潮結束”。沒有想到的是，當年的“軟腳蝦”最不能接受解散“浪潮”的事實，在開槍打傷同學之後，他飲彈自盡。
在“惡魔教室“中呼喚出來的人性中的魔鬼，並不能夠適時回到原處；沒有人挑戰的至高權力，最後變得不能控製自己所釋放的局麵。這場試驗的其運作原則，其實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樹立權威、整齊劃一和排除異己。在網上看到年輕人將這部影片又稱之為《納粹速成》，這裏沒有見過納粹的另一代人，但這並不表明他們徹底遠離了這種病毒。
這部影片有力地說明，所有這些導致災難的因素，導致極權政府產生的因素，並不在別的地方，人們用不著到別處去尋找它們的起源，而就是埋藏在人們自己的人性深處，與人們自己人性中的黑暗一一相對，在人們自身人性中擁有肥沃的土壤。當然，它們也需要某些現實的澆灌，比如感受無聊、失落、孤獨、空虛，這一切很容易被這樣那樣的名目收編，經常是它們單等一聲號令，馬上傾巢而出。順便需要指出的，並不是所有人與人的聯合，都隻能導致類似災難。人們總是在求互相支持與聯合，分而治之是專製統治慣用的手段。區別在於，是一個允許個性與差異、包容五光十色的共同體，還是隻允許一種顏色、一個權威的那種團體。
假如納粹的現象也有可能重來，那麽，其他還有多少曆史可以再度上演呢？我們對於自身人性的估計，需要多麽悲觀才能夠與之相適應？想到這個問題，不免令人倒吸一口涼氣。無論如何，感謝這部影片，在今天給人們提供了諸如此類的思考。
《經濟觀察報》2009年3月7日
zerone 發布於：2009-02-16 08:16
《朗讀者》：“平庸的惡”、失落的正義和寬恕
寬恕不可寬恕的
——德裏達
1
漢娜·施密芝在獲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監獄裏自殺了。麥克·伯格忍著巨大的悲痛和內疚走進了她的獄室，書架上整齊地放著他寄給她的錄音磁帶，還有一些她學會讀寫後借來閱讀的書籍。
在這些施密芝閱讀過的書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課的課長，曾通過自己在鐵路運輸方麵的專長把百萬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戰爭快結束時，火車車皮不夠用，艾希曼便讓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營地。
阿倫特（猶太人）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在耶路撒冷旁聽了對艾希曼的審判。讓阿倫特震驚的是，這個“殺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什麽區別，表現得畢恭畢敬，甚至像一位紳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倫特看到了：“恐怖的、難以表述的、難以想象的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確實是一個盡忠職守、嚴謹勤奮的官員，每天埋頭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頭的統計數字，極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國的“國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這樣的 “平庸”官僚的行為。他反複強調，自己隻是龐大係統中的一個小齒輪。
阿倫特認為，使得納粹的罪行得以實現的絕大部分人都具有這種“平庸” 特征，他們輕易地放棄了個人判斷的權利。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這就是應當從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訓。
《朗讀者》的小說作者、柏林洪堡大學法學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無疑受到了阿倫特的影響，他對納粹罪行及其影響的思考始終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層麵展開。
那麽，漢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惡”的又一個例證嗎？
2
漢娜確實是“平庸”的，因為她是一個文盲，還用謊言極力掩飾這一點。換句話說，漢娜由於無法讀寫（文盲）因而不能從文化及其社會秩序中獲得正常尊嚴，進而把掩蓋這種失敗作為其一生拚死維護的尊嚴本身。
漢娜熱衷於傾聽朗讀，她對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強烈，她對自己文盲身份的厭惡和恐懼也就越強烈，這是同一種感情的兩麵。這讓她近乎瘋狂地走上了一條維護、追求尊嚴的道路，為此不惜撒謊，拋棄工作和愛她的人。
這種創傷性的尊嚴貫穿了漢娜的一生，構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這種基本特征已經從根本上決定了她首先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為有文化的“專家”卻放棄個人思考判斷和尊嚴相比，漢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輕易放棄的這一切，雖然這種追求的起點很低而且困難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那個時代在德國普遍彌漫的那種麻木，漢娜顯然無法超越這一點。
這種麻木既彌漫在集中營的施害者身上，也彌漫在受害者身上；彌漫在法庭上的審判者身上，也彌漫在被告身上；彌漫在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說比電影更清楚地展示了這一關鍵內容，電影中隻出現了一個在法庭上織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營裏，無論囚犯還是看守，他們要繼續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氣室和焚屍爐——殺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們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輕，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藥或喝醉了酒一樣讓麻木狀態占據自己。
在這種共享的麻木之上，他們形成了一種使惡得以日常化的合作關係。在這種環境中，是非、善惡、生死等基本倫理問題都消失了，隻剩下各種本職工作的日常計較。
漢娜的不幸之處在於，在她那條偏執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為有文化和尊嚴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類的尊嚴之前，她已經不得不麵對了關於人類尊嚴的大是大非的殘酷考驗——她沒有能解救教堂裏的那些猶太人，這是殘酷的、有罪的，但這符合她當時的思考和行動能力，符合那個環境輕易強加給一個文盲的一切。
3
審判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納粹”“凶手”“集中營的女看守”的這樣標簽對漢娜這樣一個卑微的文盲來說是實在是太大、太沉重了，漢娜或許從未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字眼的含義。然而，這些標簽已經足以讓多數人在理解她之前已經對她下了判決。
在法庭上，漢娜實話實說，她顯然對遊戲規則毫無概念，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表達方式也沒有概念，更不會知道有罪或無罪、判刑或釋放在一個平庸的法庭上往往取決於這些表麵的東西。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各種身份的人之間充滿推托、謊言、策略、計算，唯獨缺乏對人性的深思、對正義的虔誠。漢娜最終因為要堅持隱瞞文盲的身份而被定為罪首，處以重判。一個偶然的因素就皆大歡喜地了結了這場審判。
審判始終沒有觸及漢娜身上真正重要的內容（漢娜的拒絕隻是一方麵的原因）。麥克在研討課上說出的“理解”這個詞是微弱的。很多人都會義正詞嚴地反問，我們真的需要理解一個“納粹集中營的冷酷女看守”嗎？
漢娜的確有罪，但這並不意味著審判者就可以簡單地根據抽象的罪名、簡單地運用法律懲罰她。如果審判不是基於對“這一個”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實理解，而是基於博弈（各種計算之間的平衡），這種審判不可能是正義的。
法國哲學家、猶太人德裏達（Derrida）在思考法（Law）和正義（Justice）時指出：“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義的判決，他（或她）便不能自滿於隻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都必須重新發明法律。”也就是說，“在一獨特的情況中重新發明一種正義的關係，這意味著正義不能被降格為約束、處罰或獎賞的計算。正確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義的。”
對漢娜的判決是“正確的或合法的”同時也是“不正義的”。
理解漢娜不是為了免除她的罪和罰，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發生切身的、正義的關係，否則審判就會淪為暴力，甚至隻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暴力。阿倫特就認為，為了能正義地審判納粹的罪行，一般的國內法是無效的，我們必須創造出基於對人類尊嚴深思的新的法律。
漢娜這個形象從根本上召喚著正義，而不隻是同情。
4
那麽，麥克對漢娜是足夠正義的嗎？
麥克和漢娜的關係準確地表現了：經曆了二戰、在納粹的罪行麵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老一代德國人和年輕一代之間的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
“當我努力去理解時，我就會有一種感覺，即我覺得本來屬於該譴責的罪行變得不再那麽該譴責了。當我像該譴責的那樣去譴責時，就沒有理解的餘地了。兩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譴責。但是，兩者都行不通。”小說這樣表達這種複雜的感情。
其中最關鍵的是麥克的兩次沉默：第一次，麥克知道了漢娜是文盲，卻沒有告知法庭這一事實，而選擇了沉默；第二次，漢娜在監獄裏學會了讀寫，並給麥克寫來了字體蹩腳但飽含希望的書信，但麥克卻選擇了沉默，沒有給出漢娜最需要的回應。
在第一次沉默中，最壞的可能原因是，麥克內心不希望漢娜因為自己的介入而得以減罪，並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好的可能是，麥克覺得揭穿她的文盲身份等於毀了她，沉默是尊重她的決定；或兩者兼有或更複雜。而在第二次沉默中，麥克需要計較的現實因素就更多了。
在麥克的沉默中，我們甚至能看到前麵描述的那種麻木。這種麻木是讓日常生活繼續下去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樣才有可能讓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並在這種生活中繼續生活下去。”
麥克唯一做的是，給漢娜不斷地寄自己的朗讀錄音。這是麥克在重重矛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合適的接觸漢娜的位置。此時，朗讀從原來的肉體之間的、麵對麵的，變成了抽象的語音。朗讀延續了，但愛已經消失。漢娜終於通過磁帶學會了讀寫，但最終沒有獲得真正的理解（正義）和寬恕。
漢娜沒有拯救猶太人，麥克也沒有拯救漢娜。在罪麵前，在生活的各種牽絆中，麥克沒有勇氣再去麵對自己曾經的愛，更沒有勇氣把他的愛變成真正的寬恕。
德裏達說，寬恕“不可能寬恕的”才是寬恕。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寬恕，它的每一次具體實踐（實現）都會打破原來關於什麽是能寬恕什麽是不能寬恕的經驗和界限（解構寬恕原來的可能性），就像正義的每一次具體實現都會要求法的重新運用甚至發明（解構法之運用的原本可能性），就像真正的愛是愛那些超越你並更新你的事物（解構自我的同一性），否則就隻是變相的愛自己（自戀）而已。
無論是寬恕，還是愛與正義，都需要一個超越性的維度，否則就會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吞沒，或者被罪所壓垮，或者被計算所腐蝕。
影片的結尾處，麥克把他原本疏遠的女兒帶到了漢娜的墓地前。的確，他有責任把漢娜的故事向下一代（未來）重新講述一遍，而這個重新講述的故事應該不隻是關於罪與罰，更是關於愛、正義和寬恕。
200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