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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阿環出生在與香港同樣的社會。那時她年歲小,對於這個社會一無所知,直到認識到萬惡的舊社會時,她已經參軍了。
她是紮著羊尾巴小辮,從小學裏選到部隊文工團學跳舞的。小小的年紀就離開了家。那陣子,說老實話,我本來要一同招進這個部隊,就因為第一次去見團長,要在門外喊:“報告!”首長說:“進來!”這才可以走了進去,繼而,又要立正、敬禮,首長不喊“稍息”,就得象樹樁子一樣老站著。這些,與我的認識:“革命就是自由,平等”的觀念不相符,因而,我就到了地方了。
阿環的感覺就不一樣,她對於“報告”、“立正”、“敬禮”很新鮮,我想,這是她小學生的習慣。
以後,我們隻是通信,她已經到了南方最大的城市,在部隊藝術學院的革命熔爐裏。一九五七年夏天,她突然給我寫了封信,說她們團裏有個叫趙寰的“右派分子”,在向黨猖狂進攻,鼓勵我站穩立場,向我們單位的“右派”開火。我看到來信,痛哭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向她寫信懺悔說:“我不能向人家開火了,因為,我也一樣,墮落成為……”
以後,音信也斷了。我開始了流放生涯,先是在鐵路邊上的小鎮扛包;接著,大兵團作戰,到遙遠的山裏去砍木頭。有一天,我正在山溝裏放木排,突然接到了阿環寄來的包裹,那是一冊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這套書我讀了又讀,伴著我,渡過了最苦的那些歲月。
六二年我脫了帽,調回到地方劇團,當時,我感到象祥林嫂捐了門檻似的高興,興奮地向阿環拍了個電報。可是阿環正在廬山,陪敬愛的領袖跳舞,她回信問我:“陳圓圓是誰?”原來,跳舞的時候,領袖問她:“姓什麽,叫什麽?”
她說:“姓陳,叫陳環。”
領袖笑著說:“那你是不是陳圓圓的妹妹。”
可憐,小學程度的阿環,她那知道吳三桂引清兵進關和陳圓圓的曆史,她驚得睜大了眼睛,不知所雲。
到了“史無前例”的年代,我這個“死老虎”象癩蛤蟆躲不過端陽那樣關進了牛棚。有一天我正在“請罪”,突然,幾個穿軍裝的女兵來串聯了,我一眼看到了阿環正在她們中間,但我不敢抬頭看她。隔了一陣,我被“提審”去了,原來是阿環向我打聽我們的奶媽的地址,我跟她是同一個奶媽,是韶山的一個貧農,她虔誠地說:“我們吸的是貧農的血,要去找她請罪。”
她的“提審”,把我感動得哭了,我想,阿環畢竟是革命熔爐裏長大的,她有多麽了不起的覺悟。我是那麽崇敬她!
有一天,我正在掃地,突然拾到了一張紅色小報,那上麵醒目地登載著阿環的名字,她將所有的存款全部買了一千套毛主席著作,獻給“鋼鐵長城”。
然而,人世間的事,象走馬燈似的變化,陳環反對了黃永勝,變成了最凶惡的“反革命分子”。據說,她的反動的根子,在她的拉提琴的丈夫的父親身上,丈夫歐華的父親的一家,都在香港。
後來,她又平反了,恢複了名譽,我去信向她祝賀。可是,她回信說:“我太天真,太幼稚,也太愚昧。”這時,她和歐華申請到香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