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安事變的曲解

三節　對西安事變的曲解

■　一、前言

　　治中國現代史者，無不認為西安事變，是歷史上
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關鍵性事件。但其真相

究竟如何？則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外人有視其為一
滑稽之喜劇；（註二九）國人有將其比作明英宗土
木堡之變，（註三○）也有人以之比作後魏爾朱榮高
諸之變。（註三一）傅斯年先生認為國人以上兩項
比法似屬不倫，但也無以名之，姑且說其「不特是民
國史上空前的怪事，恐怕也是中國史上未有之奇談
」。（註三一）

　　蓋先總統　蔣公在當時即雲其「實為中國五千年
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註三三）蔣夫人亦說其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
次革命正義之鬥爭」。（註三四）觀之五十多年後
的今日，經過許多史家之研究，以及當時親歷其事者
晚年之回顧，又無不認定西安事變乃中國現代史上
之一大轉捩點﹕自好的方麵言，西安事變發生後，促
成全國上下空前之大團結，　蔣委員長之聲威加隆
，進而形成全國統一之堅強領導中心，使往後抗日力
量擴增，終而獲得最後勝利；但從壞的方麵言，由
於西安事變，安內攘外之國策到此碰壁，政府採納了
「攘外亦可導致安內」之主張，接受中共輸誠之請
求，收編其軍隊，供給其槍械餉項，使其絕處逢生。
更利用八年抗戰之機會，力量日漸坐大，馴至神州
陸沉，政府退處海嶠，由剿共而轉成反共，其盈虛勝
負之數，皆肇端於斯！

　　近年來中共大肆輸出史料，並拍攝電影，誇張其
在西安事變中的地位，突出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影
響力，為免歷史事實被曲解，本節就中共曲解西安事
變之處，加以駁正澄清。

■　貳、國內外學者對西安事變研究之重點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分別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召開
「西安事變五十周年」等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觀與
會學者之觀點，可分成右派與左派兩種論調。從右派
方麵說，有三個重點是他們十分強調的。

　　　　第一，他們認為在蔣中正先生被釋放前，沒
有作任何承諾。對於左派史家認為，蔣有八點承諾
　　，不外是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
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
　　會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
會結社自由；開放民眾愛國運動；確實遵行
　　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上述八項主
張，皆屬內政問題，無一堂堂正正的抗日主張，重心
　　顯在為中共及其外圍份子說話。因此右派學者認
為蔣從未在紙上簽過任何承諾，這是事實，所以蔣
　　自己總說他未作任何承諾。第二，右派認為蔣本
來就要對日作戰，不是因西安事變才打日本的，宋
　　美齡的日記也這樣說。第三，右派認為，沒有西
安事變，共產黨就被消滅了。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得
　　勢的開始，最終佔領整個大陸。（註三五）

　　另從左派學者及中共史家的看法，也有三個重點
﹕分別如下﹕

　　　　第一，左派至今，在所有正規刊物中，完全
不提蘇聯對中共政策的決定性之影響。第二，認為
　　張學良是因中共提出和平解決和釋蔣，才導致西
安事變的最終化解。第三，在張學良護送蔣回南京
　　時，孫銘久得到衛士的報告，趕忙去找周恩來，
這一突然的情況，使周恩來不禁吃了一驚，他們當

　　即乘車去追趕，但趕到機場時，飛機已起飛了。
（註三六）

而歷史學者司馬長風在『中國現代史綱』一書談到中
共對西安事變的立場，有三次不同的轉變﹕

　　　　在西安事變前，中共與東北軍統帥張學良，
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已經協議休戰，並締有
　　「張楊共三角聯盟」。這個聯盟的共同主張是反
蔣抗日。當時以蔣為重心的國民政府，正處於內憂
　　外患的微妙階段，弱點是不能立時公開抗日，張
學良突於十二月十一日午夜對蔣實行兵諫，並非預
　　謀，而是臨時決斷，這由九日、十日，西安連續
發生反蔣示威，張學良實暗中同情，遭蔣麵斥，激

　　起了張的衝動。中共事前並未預聞。十二日毛澤
東在保安接獲張的電報，初猶驚疑不定，繼而大喜
　　過望，據張國燾『我的回憶』說，毛在覆電中曾
主張殺蔣﹕「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
　　應付之國法，弟極力讚成應由人民公審。」中共
對蔣氏的立場，乃由反蔣抗日，轉變為殺蔣抗日了
　　。因十三日深夜接獲上海宋慶齡轉來的史達林電
報，痛斥西安事變乃「日本間諜所為」，要求中共
　　釋蔣，並還要獲得蔣的諒解。史達林所以這樣要
求，因蘇俄當時正處於德義及日本腹背受敵的困境
　　，極需中國有人領導抗日。而當時除蔣以外，再
無統攝全局的人物。促成釋放蔣氏不難，要獲得蔣
　　的諒解，便難如登天了。可是精於外交藝術的周
恩來，竟舉重若輕，完滿達成了。二十三日周蔣晤
　　談，二十五日蔣即離西安回到洛陽。蔣氏獲釋之
後，國共兩黨即開始進行談判，中共紅軍靜候收編
　　，擁護蔣氏領導全國抗日。這裏所說「擁蔣」當
然屬於策略性。綜計西安事變前後，中共立場三變
　　﹕即由反蔣、殺蔣、釋蔣轉為擁蔣。（註三七）

總上所述，無論是右派或左派史家對西安事變皆有各
種不同的說法，而各種不同的說法，都離不開一個

複雜的因素，而這個複雜的因素則包括有間接性的與
直接性的原因。（註三八）誠如前立法院院長劉健
群雲﹕

　　　　真要全盤了解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不是容
易的事。身經其事的當事人，未必便是無所不知。
　　從旁觀察，更當然免不了見其偏而不見其全。誰
也知道張學良不是一個無知識的粗人，其決心劫持
　　國家領袖，也不是憑空忽然的衝動。其後翻然改
圖，護送領袖回京，束身自敗，甘願受罰認罪而無
　　悔，更絕對不是輕率而未經深思的行動。單從表
麵上看，實在是有點滑稽而且近乎戲劇化。稍加思
　　考，此中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當然不很單純。
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辛酸苦辣，兼而有之。（註三
　　九）

職是，西安事變其所產生之結果，是否即如現代史家
所言那般直接與明析，有必要再作深入研究，茲先
自探求中共如何曲解西安事變並加以駁正其謬論，以
為研究之始。

■　參、對中共曲解西安事變之駁正

　　中共史家曲解西安事變主要有釋放蔣委員長是
有條件的，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得之於中共之
力，西安事變完全為中共所為，與張學良楊虎城無
關。（註四○）

　　事實上，中共史家的敘述是與史實相違背的，首
先從西安事變的經過看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
六）十二月，正當共軍準備分散遊擊，亦即四散逃竄
期間，突然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關於這一
[
事變的經過，蔣中正先生的『蘇俄在中國』曾作如下
的記述﹕

～～　　～～《蘇俄在中國》「西安事變」全段節錄始～～　　～～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麵著手對蘇交涉，一麵亦
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
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纔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
治任務。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
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
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
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
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麵，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
且他們隻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
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
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衝會商。當時我得到這
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
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
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
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
大抵都達到協議，隻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
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
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
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分子及其外衛
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
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
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
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
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
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
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
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
家安危，隻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會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
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
八項條件，隻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

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
三日，他纔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
說隻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註）我乃對他說
，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
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
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
件，即必製我的死命。我在此時，隻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
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
，立即下命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麵第一句話告訴他說﹕「
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隻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
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
以任何條件，託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
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
，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誌的行為，他隻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
了聖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纔得完全明瞭。此事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為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
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

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
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程度，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
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
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誌張季
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
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
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
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這些無稽之
談。其他就吞吐其辭，欲說複止，他隻說這些謊言，不要說他，自然
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
與共產黨在延安麵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現驚駭之
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著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
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是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
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
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
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
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
注意的。就是西安社會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

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他一切問題更為
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
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
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
，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
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日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
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了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
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
旬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
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
我在華清池與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
。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作反動宣傳，進行策反工作的，亦並
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圍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第三
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
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
黨籍，隻要他們採取中立態度，或以第三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

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膽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
，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的伎倆，發動其攻心戰
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
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承認他被
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複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
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
的原因，並不是共黨有什麼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
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
盾與弱點，來盡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單

當方麵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
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於學忠原係與他敵對作戰的，但
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
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
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
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
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
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儘可為良友。他
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隻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領，犯了這個
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

，隻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裏知道對共
黨根本上認識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他一切推斷，亦就大
錯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
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
自知其預定的計畫已無實現希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
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
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纔決
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
（楊虎成）與共產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
變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圍組織的中立主義活
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麵聯合，一麵鬥爭」的作戰方式，
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的。

（註）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七）確實遵行　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
　　　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圍團
　　　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
　　　政府為聯合政府。

～～　　～～《蘇俄在中國》「西安事變」全段節錄止～～　　～～

（～～以上是第二○六頁、二○七頁、二○八頁前半，
　　　以下是第二○八頁後半　　～～）

（註四一）

　　其次從西安事變中共之關係觀之，誠然，西安事
變的主動者為張學良、楊虎城，事前並未與共黨有
任何商量，即共黨在事前毫無所悉。但張楊之反抗中
央與發動事變，則係受中共統戰的流毒與影響，這
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上，中共自執行統戰策略開始
，即處心積慮的進行瓦解國軍的工作，在陝北，以
東北軍為主要對象；中共認為東北軍入關後，背井離
鄉，家仇國恨，滿懷抗日複土情緒，最易挑撥煽動
，接受抗日統戰政策；因而中共中央通過十二月決議
之後，即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成立白
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張浩（林毓英）分任正副
書記，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共軍竄擾晉西失敗後，
複成立北線白軍工作委員會，派蔡乾任書記，全力對
東北軍進行策反工作，其所採步驟，主要為開辦俘
虜訓練班，將被俘之東北軍軍官加以訓練說服，然後
再派返東北軍，替共黨擔負統戰策反工作。

　　郭華倫先生在『中共史論』一書，引述陳然轉據
蔡乾先生告稱﹕

　　　　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共軍在陝北甘泉之勞山
及榆林橋擊潰東北軍一一○師與一○七師，擊斃一
　　一○師師長何立中，俘虜東北軍官兵三千餘人，
其中有一○七師團長高福源，他曾任張學良的警衛
　　營營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共軍在直羅鎮
擊潰東北軍一○九師，師長牛元峰被俘。這兩仗所
　　俘東北軍軍官，成為中共俘虜訓練班的主要成員
；中共對這些被俘軍官做了許多宣傳說服工作，當
　　這些被俘軍官訓練成熟準備釋放時，毛澤東曾先
後和高福元、牛元峰談話，要他們返回東北軍後，
　　向張學良轉達中共抗日統戰政策，希望東北軍與
共軍並肩作戰，共同抗日。（註四二）

　　在共黨的統戰攻勢下，張學良終於跌進了共黨的
陷阱。中共對蔣氏的立場。乃由反蔣抗日，轉變為
殺蔣抗日了（註四三）

　　郭華倫先生引述共產國際影響中共最後以和平方
式解決西安事變之例證說﹕

　　　　第三天（十二月十四日）深夜，莫斯科共產
國際的電令到了，電文中批評中共對西安事變所持
　　的報複主義與內戰方針的錯誤，指斥這一方針正
符合日本軍閥和中國親日派的願望，對中共與蘇聯
　　都是不利的，且違背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與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要求中共中央即刻
　　改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據當時任中共中
　　請中共向俄羅斯發出一條國際命令！！ 9606011310
央秘書長的塗振農說，中共中央各負責人，對於共　　日本人會接受俄羅斯的「國際指示」嗎？
　　產國際指示電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以張聞天、秦　中國人會認為執行「國際指示」是國恥嗎？
邦憲為首的國際派，力主完全接受國際的指示，即　　美國人會接受俄羅斯的「國際指示」嗎？
　　刻改變方針，發表和平通電，派出和談代表；以　中國人會認為執行「國際指示」是國恥嗎？
毛澤東為首的一派則認為南京政府在軍事上已積極　　英國人會接受俄羅斯的「國際指示」嗎？
　　部署，準備進攻張、楊，和平解決恐不可能，必　中國人會認為執行「國際指示」是國恥嗎？
須採取兩套辦法，一麵執行國際指示，一麵在軍事　　法國人會接受俄羅斯的「國際指示」嗎？
　　上積極行動支援張、楊。因此，除原定派赴西安　中國人會認為執行「國際指示」是國恥嗎？
之代表團以國際指示為依據，執行和平解決西安事　　德國人會接受俄羅斯的「國際指示」嗎？
[210]　　請中共向俄羅斯發出一條國際命令！！
　　變之方針外，並在軍事上把紅軍主力即刻開赴三
原、鹹陽、西安一線，配合張、楊部隊向潼關進發
　　，另派紅十五軍團經鹹陽出商縣，作翼側防禦。
（註四四）

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之飛離西安，以及張
學良之隨行，完全出乎中共代表團的預料。據周恩
來、葉劍英、李克農說﹕

　　　　中共原定步驟是召開和平會議，討論國策與
蔣委員長之處置問題，殊不知張學良因受感召悔悟
　　，竟突然釋放蔣委員長，並親自隨行護送；當周
恩來、葉劍英聞訊趕至飛機場時，已經無法製止亦
　　無法挽救了。（註四五）

　　另王建民先生在其『中國共產黨史稿』一書對西
安事變之說法，也可導正中共史家的論調，首先對於
蔣委員長脫險，有無條件交換之說法，王建民先生認
為﹕

　　　　根據『西安半月記』及『西安事變回憶錄』
所載，此次蔣委員長脫險原為無條件的。而解放日報
　　二十七日記載竟謂委員長接受其條件，並謂起飛
之前，委員長示楊虎城以六項允諾。另據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冀中日報所載申伯純「回憶
雙十二」一文，謂委員長所示者為四條，前後兩歧
　　，各條內容，除將西北交張、楊負責一條外，亦
全不相同，不足採信。申伯純者，據冀中日報載，
　　原任楊虎城十七路軍政治處長，抗戰後任中共之
八路軍總部秘書及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議長，顯為
　　共黨份子，於西安事變時已潛伏虎城軍中矣。（
註四六）

　　其次王建民也舉了『蘇俄在中國』一書之記載，
說﹕「西安事變發生，舉國幾無不以為中共參與其事
，事後證明，此事完全為張、楊所為，與中共無關。
」（註四七）中共史家往往宣稱西安事變之和平解
[211]
決，實中共之力，而對史達林之指示，往往隻字不提
，讓人覺得中共有邀功之嫌。王建民先生對當時史
大林對西安事變之態度也引述『消息報』及『真理報
』社論，來證明共產國際對中共之影響力。當事變消息
傳至莫斯科時，當日消息報社論稱﹕

　　　　西安叛亂，不論以任何口號方案為藉口，這
一行動……代表一項危機，不僅危害南京政府，而
　　且危害整個中國。張學良雖高舉抗日旗幟，其行
動顯然隻與日本帝國主義有利。隻要南京政府推行
　　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抗日的統一人民陣線便
不應反對南京，而應與南京合作。（註四八）

　　當日真理報社論稱﹕

　　　　日本軍部正確計算到；中國以蔣介石政府為
中心的團結進展，實為其論中國為殖民地計劃的致
　　命危機。這便是他們慫恿中國將領反對南京政府
的理由，在必要時並且不惜使用抗日的口號。（註
　　四九）

　　在張學良為中共之統一戰線效勞，在中共領袖階
層感情衝動之際，而史大林之言論機關居然指之為
受日人慫恿，此對於西安事變真有釜底抽薪作用。史
大林所以要求中共釋蔣，是因蘇聯當時正處於德義
及日本腹背受敵的困境，極需中國有人領導抗日。而
當時除蔣以外，再無統攝全局的人物。

■　肆、小結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天翻地覆的巨變。
是時國家正處多難之秋，內亂頻繁，學潮迭起，尤
[212]
其是日本軍閥，欲圖在我國力未茁壯之前先征服之，
自九一八潘陽事變以來，強佔我東三省，複向關內
華北進攻不已，凡有血性之炎黃世胄，無不悲憤填膺
，充滿「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激動情緒。加以
麵臨殄滅之共產黨，為了轉移被追剿的困境，解除其
覆滅之命運，於是要求全麵抗日，在全國各地，以
「抗日救國」、「停止內戰」等口號，盡力鼓動風潮
，並以「打回老家去」，動搖了東北軍之剿共信念
。

●　　民國以來，頻年內亂，幹戈日滋，國庫為虛，
●　先總統　蔣公深知對日戰爭一旦全麵爆發，
●　必將抗戰到底，龐大之師旅戰費難籌，
●　且對日寇之圖謀，與敵我雙方之實力，
●　至為了解。為免一時感情衝動，
●　陷國家前途於危境，故一再宣示
●　
●●「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
●●　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　
●　（註五○）之決心，
●●其目的即在爭取時間，充實抗日戰力。
●　所不幸者，蔣公這種忍辱負重，
●　深思熟慮之苦心，既不便於口說，
●　亦顯然未得一般熱血沸騰之群眾、
●　慷慨激昂之輿情所諒解。

　　張學良朝夕麵對著一群思家情切，滿腔救國熱忱
，而對國策全然不解之東北少壯軍人（事實上張本
人在未閱讀　蔣委員長日記前，亦未明瞭中央抗日之
決心），在共產黨聯合抗日，打回老家去的美言蠱
惑下，情感上實在很難控製。而一些或為個人出路，
或被共產黨所利用的知識份子，不斷對國策發表其
似是而非的危言深論，張又遭逢各種錯綜複雜之惡緣
，與一些人謀不臧之誤會，遂終致激盪成此一不幸
事件。茲引傅斯年先生在「西安事變之教訓」一文中
的一段話，作為結語，傅先生說﹕

　　　　近些年來（指西安事變時）地方上的政治遠
趕不上中央政治之改進，也是西安事變中痛切暴露
　　在外的事情。秦始皇以來，封建是早該絕除的東
西，偏在亂世一次一次的重現。在革命的軍政時代

　　，每每才下一省，便是某一軍的地盤，若幹大糾
紛即由此起。總而言之，這樣變形的封建製不除，
　　中國政治永遠不能上軌道的。以西北局麵之重要
而託之於張、楊，究竟是因為他們人格忠良或才力
　　弘大？人謂此輩之用或亦有其不得已，我們為國
家的福利，決不能這樣「不得已」。這將如何收拾
　　西北局麵，我不知曉，但我以為在這樣的外患迫
切之下，軍隊必須是國家的軍隊，才有用處，否則
　　隻是我們對外作戰的障礙。至於他們抗敵的口號
，參看一下他們過去及現在的行為，尤其不值一笑
　　了。誠然，政治要寬大，但是紀律決無所謂寬大
。紀律愈嚴峻，政治愈寬大，因為可少所防備。紀
　　律一有鬆，政治必寬大不成的，因為不能不有所
顧忌。所以還是趁這次大變，一改若幹年來政治緊
　　而紀律鬆的習慣，務必以後再不「封建」了，使
得我國的政治正軌化、近代化吧！（註五一）

五十多年後的今日，張學良歡度九十大壽的生日，麵
對國人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有生之年盼能
為人民、為國家，貢獻心力」。（註五二）相信西安
事變的真相，將隨著史家的繼續研究及張氏本人提
供的第一手史料，有撥雲見日的一天，而不是隔靴搔
癢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