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對孫中山先生的曲解
■ 一、前言
國父孫中山先生(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一
月十二日~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
是位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和愛國主義者。
他曾致力於中國革命達四十年之久,最後推翻了滿
清的統治,結束了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專製政體,
建立中華民國。對這樣一位曾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前
途貢獻畢生精力的偉人,大陸學界曾長期加以研究。
他們研究的重點偏重於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活動、三
民主義、建國理想以及他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本節著重分析大陸學者對中山先生的政治活
動之曲解並予以駁正。
■ 貳、大陸學界對孫中山的研究概況
大陸學界對中山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
於如何評價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關於孫中山早
期的評價;關於孫中山哲學思想的評價;關於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後所起的作用。
中共史學工作者胡繩宣稱中共對孫中山的研究成
果,在「文革」前十七年其實並不多,「文革」十
年間更是完全停頓。至於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
至七十九年(一九九○),大量發表有關孫中山研
究的論文數百多篇,還出版了一批研究專著和重要資
料,如孫中山全集等。根據中共所透露的,概述如
下﹕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間廣州中山大學成立孫中
山研究室,與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孫中
山史料專輯。另與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
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研
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年譜』、『孫中山圖片集』、『
孫中山著述和研究論文資料索引』,並開設孫中山研究課
程等。十一月中旬出版孫中山傳,十一月下旬在廣州
召開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參加者有美、
日、港及大陸學者百餘人。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加緊編纂『孫中山
全集』
第一卷,趕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前出版
。並由中華書局出版孫中山年譜,約三十萬字。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這一年中共大肆紀
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出版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孫中山
年譜、『孫中山思想研究』、『辛亥革命史』、『南京臨
時政府』、『中山陵圖集』、『辛亥革命在南京』、『辛
亥革命詩詞選』、『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辛亥
首義回憶錄』等。在影劇方麵有辛亥風雲、辛亥革命
在廣州、歷史的風暴。在崑曲方麵有「共和之建」。
在話劇方麵有「孫中山倫敦蒙難記」、「孫中山」
等。另外,分別在北平、廣州、南京、武漢、重慶及
其他各省市,邀請中外學者舉行「孫中山與辛亥革
命」學術討論會或研究活動。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甚少有關孫中山
的研究活動,但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仍加強
區域性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對革命團體也有研究,如
同盟會、光複會等。
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由中華書局出版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將三月十二日定為植樹節,
說明是為紀念孫中山逝世而定。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這一年集中在紀
念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周年上,發
表有關紀念「一大」的論文。出版中國國民黨一大六
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成立孫中山研究學會。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為紀念孫中山先
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孫中山研究會於十一月四日
至十一日在廣州和中山市翠亨村舉行了孫中山研究國
際學術討論會,出席的國內外學者有一百三十九人
,主要討論的問題如下﹕1如何看待孫中山的早期革
命思想及興中會的革命誓詞。2如何評價孫中山提
出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關係。3關於孫中山對帝
國主義列強和不平等條約所採取的政策。4孫中山
的思想淵源究竟是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主,還是以西
方的文化為主。(註四二)
從以上大陸學界自民國六十八年以來,對孫中山
所作的研究及有關活動中,可以獲得幾點認識﹕
現在,中共又想藉孫中山的名義,進行所謂「第三次
國共工作」。鄧小平對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從過
去的詆毀扭曲,到批判的繼承與有保留的崇敬,目的
無非是拉攏安撫知識份子。中共加緊對孫中山的
研究,利用各種宣傳機構與刊物反覆辦活動,足以說
明中共急於塑造成為它是孫中山的繼承者之假象,
一方麵防阻中華民國真正三民主義的政治反攻。
■ 參、對中共曲解中山先生政治活動之駁正
關於中山先生的政治活動範圍很廣,無法詳細地
分析,僅就大陸學界對其早期的思想轉變、與黃興
的關係、讓位等問題之曲解作一駁正如下﹕
從改良到革命﹕幾乎所有大陸歷史學者都有一
致看法,認為孫中山先生早期的思想具有改良主義
的傾向。他們用來論斷這種看法的歷史文獻有二﹕一
為孫中山先生「致鄭藻如書」(註四三),另一為
「上李鴻章書」。(註四四)其中「致鄭藻如書」總
共一千三百三十二個字,大陸學者曾廣為宣傳,並
用來說明孫中山先生早期思想的轉變。廣東省社會科
學院研究人員黃彥,除了批評孫中山先生早期的思
想還不成熟,希望在保存滿清統治的前提下實行和平
改革外,尚指出這封信具有幾個意義﹕
其一、向滿清統治者當權派或有權勢人物上
書請願,呼籲他們利用其影響在一定範圍內實行社
會改良,是當時孫中山先生出自救國動機所採取
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二、講求實效,注重實踐,是
孫中山先生的一大思想特色;其三、發展農業生
產,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
改造農業,是孫中山先生最為關注的課題;其四
、發展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是孫中山
先生極為重視的另一課題。(註四五)
其次、「上李鴻章書」是大陸學者用來肯定孫中
山先生早期思想具有改良主義傾向的另一重要文件
。孫中山先生在信中痛陳救國大計,他向李鴻章提出
了一個救國救民的理想藍圖,那就是要做到﹕「人
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事實上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與「致鄭藻如
書」的內容甚為接近,都是要求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
業機械化,發展民間工商業,根本改革教育製度的
具體建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具有進步意
義的主張。而一些大陸歷史學者卻認定這些主張是
種改良主義的思想,(註四六)甚至認為孫中山先生
尋求清朝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種幻想。(註四七)
這種全盤否定改良主義思想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一方
麵因為在任何革命之前必先有比較混合性質的改良
,等到溫和的改革失敗了才會有革命;另方麵以孫中
山先生的學養和世界觀,早已察覺清朝統治的腐敗
和不合理,尋求改革,拯救斯民於火熱,不僅合乎時
代潮流,而且亦是一種試探。因此,有些大陸歷史
學者如陳旭麓,曾為文區別革命與改良之別,進而肯
定改良主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他認為革命是用
暴力變舊質為新質,改良是以漸進的鬥爭形式推動舊
事物向新事物轉化,它們既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矛
盾對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現,或緩或急地促進社會的
新陳代謝。換言之,改良思想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積
極因素。尤其經過急風驟雨的革命推翻了舊政權,建
立新政權後,採取改良步驟,恢複經濟,變革舊製
,以鞏固新生的政權,為以後的發展打下基礎,這樣
的改良是革命的延續和補充。(註四八)很明顯地
,陳續麓想糾正過去大陸學者把改良看成是灰色的、
騎牆的和反動的看法,進而肯定共產革命過程中所
實施過的改良措施如減租減息政策以及十月革命後蘇
聯的新經濟政策等。無論如何,肯定了改良思想所
起的作用,無異肯定了孫中山先生早期的思想。
孫黃之關係﹕在評價孫中山先生的過程中,大
陸歷史學者反對過去立足於批的原則和一分為二的
好壞分類法。例如在四人幫時期,江青大罵孫中山是
牛鬼蛇神。在現在,他們無不承認孫中山先生確實
在政治思想上高於儕輩,而且具有很多作為革命領袖
的優秀品質,這些都是當時革命人民所公認,也是
後世向有定評的客觀事實。他們一麵肯定中山先生對
辛亥革命的貢獻,一麵反對孫中山先生在任何時候
和任何問題上都是正確的說法。例如他們認為黃興、
宋教仁,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在宣揚
組織和武裝起義方麵,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不
能把黃興、宋教仁的功勞統統記在孫中山先生的賬
上,更不能把孫中山先生的過失儘量記在黃、宋的賬
上。(註四九)
孫、黃關係一向被看成是與同盟會和辛亥革命前
途攸關的問題,後人經常把黃興的名字與孫中山的
名字聯在一起,並稱「孫黃」,還有「孫氏理想,黃
氏實行」的美談。根據大陸歷史學者的研究,孫黃
關係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清光緒三十
一年(一九○五)八月同盟會成立起到民國二年(
一九一三)三月宋教仁遇刺前止。在這段期間,孫黃
關係在生死與共的艱苦鬥爭中日趨親密,並且經過
了嚴峻的考驗。革命形成的發展促成和鞏固了孫黃的
合作;孫黃的合作又反過來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第二階段以民國二年宋教仁遇刺事件為起點,到民
國五年(一九一六)十月黃興逝世為終點。在這個
階段中,孫黃關係因革命再次失敗而發生政見分歧,
導致雙方一度分手,後來又因政見的彌合而再度合
作。(註五○)
有關孫黃之間的主要分歧,大陸歷史學者方誌欽
和旅美學人薛君度(薛氏為黃興之女婿,任美國馬
利蘭大學政治係教授)曾將它歸納為兩方麵﹕
第一是宋教仁被刺後應否馬上對袁軍事聲討的問
題。宋案發生以後,不少革命黨人從革命成功的美
夢中驚醒,開始認識到袁世凱是革命最兄惡的敵人。
孫中山先生當即從日本返回上海,與黃興等骨幹人
物開會討論對策。孫中山先生認為應借助日本的力量
進行武裝討袁,以求速戰速決。黃興和大多數與會
者則認為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逆跡尚未昭著,南方的革
命軍又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備才能作戰,因此反
對聯日,主張法律解決。黃興的主張得多數與會者的
讚成,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不能實現。方誌欽在
評估兩種不同意見時指出﹕
孫黃的分歧產生於雙方當時對中國的形勢估
計不足。孫中山先生透過宋案,看到了袁世凱帝製
自為的企圖,發現了問題的本質,表明了他的洞
察力確是高出於黃興等多數人之上。但是他對形勢
的看法卻過於樂觀,把反袁鬥爭看得太容易了。
……孫中山先生雖然認識到袁世凱是革命的主要敵
人,但他仍然看不到袁世凱的後台~~帝國主義
是更主要的敵人,所以才有聯日的錯誤主張。而黃
興要以法律解決來對付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反革
命獨裁者,當然無異於虎謀皮,但是他對敵我雙方
力量對比的分析卻是可取的。……黃興反對聯日
本來是正確的,但他因外患方殷而反對用兵討袁,
卻犯了放過了內賊的錯誤。
黃興「因外患方殷而反對用兵討袁,卻犯了放過了內賊的錯誤。」
先安內,後攘外。
先消滅內賊,統一全國步伐,再對抗外患。
先剿滅赤匪,統一全國力量,再驅逐俄羅斯帝國主義者!
孫中山先生堅持武力
討袁的主張當然是正確的,對付袁世凱這樣的反革
派,除武裝鬥爭以外別無他法。問題在於在什麼
時機,如何動員和組織革命力量進行討袁,孫中山
先生對這些重要問題卻沒有作周詳的考慮。他光
憑一時的革命義憤,企圖冒險從事,所以不可能說
服黃興和多數黨人接受他的主張。(註五一)
\
薛君度曾替黃興辯護說﹕
南北軍事實力相差懸殊,人民厭戰,倉卒出
師,說不定垮得更快,連後來兩個月也支持不了。
那時南方不但軍事沒有準備,連軍事討袁的心理
也沒有準備。如果軍事有把握,當年何必讓位?讓
位以後,如果仍有用武的心理,就不管財政如何
艱難,也不要解散南京留守府,孫黃就不應北上,
以示合作。中山先生也不必去日本,為袁遊說。
論私交,「宋教仁素親黃興」(章炳麟語)。宋之
被殺,為公為私,黃實不甘,然亦不願輕動幹戈
者,實為南方武力不可恃,稍一不慎,大局靡爛。
後來發展,果然不幸言中,與袁世凱談法律,固
然有點迂闊,但在那時候的政治理想和情況下,亦
事屬當然。如要評述對袁失敗的原因和責任,應
該從讓位開始全盤檢討,到了宋案發生,似乎是已
經回天乏力了。
第二是關於中華革命黨改組問題。根據方誌欽的
看法,在總結反袁的教訓時,孫黃不是平心靜氣地
分析失敗的主客觀原因,各自作自我批評。相反,他
們諉過於人,堅持己見,互不相讓。孫中山先生認
為失敗的原因是「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
散」。中山先生還認為,宋案發生後,他當時也主
開戰,但克強不允,卒遷延時日,以至於開戰即敗。
強調黃興應負戰敗的責任,造成黃興內心不服。
薛君度也對此提出其看法如下﹕
孫中山先生以為自己在二次革命中是完全正
確的,革命的失敗在於他的正確主張得不到貫徹。
他認為,今後要進行革命,必須撇開不聽從他的
主張的革命黨人,另外建立一個秘密結黨,非政黨
性質的黨來代替國民黨。這個政黨首以服從命令
為唯一之要件,這就是中華革命黨。中山先生要求
入黨的人都要宣誓服從他本人,並要在誓約上蓋
上手印。黨員還要分成首義黨員(即元勳公民)、
協助黨員(即有功公民)、普通黨員(即先進公
民)三種等級,享有不同等的權利。黃興對另組中
華革命黨持反對態度,他認為全體黨員要服首領
一人是不夠平等,蓋手印是幾近侮辱,不肯加入。
其他部分國民黨人也與黃興的意見相同,拒不加
入。孫中山先生堅持己見,還要求黃興讓他單獨負
責,不要妨礙,表示「限以二年為期,過此而猶
不成,兄可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黃興斷然
拒絕了孫中山先生的要求,他說革命乃個人之天
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如
有機會,當盡我之責任為之。但他保證對孫中山
先生決無妨礙。此後,孫黃各行其是,第一是在組
織上分手,直到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黃興由日
本返抵上海。孫中山先生為了表明與黃興重新合作
的誠意,決定整頓黨務,重訂黨綱及章程,把中
華革命黨改稱國民黨。孫黃之間多年的重大分歧,
從此基本消除。(註五三)
事實上孫、黃之間的歧見涉及黨員服從黨的紀律
問題。宋教仁案發生時,中山先生主張討袁,而黃
興反對;南京獨立時,中山先生決親往主持,黃興又
反對;黃興親往主持,而中途卻離軍出走。這一連
串的不服從,導致討袁的失敗,黃興應負大部分的責
任。孫中山先生要求黨員必須宣誓服從命令,始可
入黨,乃是針對時弊,光明磊落的做法,絕不含侮辱
之意。黨國元老陳英士曾讚同黃興,反對中山先生
,但革命失敗後,他痛定思痛,認為過去之失敗,皆
係不服從中山先生之過,足見紀律的重要性超乎一
切。
讓位問題﹕在過去,大陸歷史學者評價孫中山
先生讓位給袁世凱的問題時,都採取否定的態度。
有的說這是孫中山先生光輝一生中的最大汙點;有的
批評為可恥的退卻、對革命的背叛投降;有的認為
是項歷史性的錯誤。(註五四)直到近年來,才有一
些較持平的看法。
大陸歷史學者評價讓位問題時,經常引用的兩種
史料,第一個文件為中山先生「自巴黎致民國軍政
府盼速定總統電」(民國前一年)。電文說﹕
「民立報」轉民國軍政府鑒﹕文已循途東歸
,自美徂歐,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約甚固。惟彼
邦人士,半未深悉內情,各省次第獨立,略致疑
怪。今聞已有上海會議之組織,欣悉總統自當選定
黎君。聞黎有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
推定,但求早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
,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
,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麵。致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
為要領。(註五五)
第二個文件為孫中山先生「致袁世凱告暫時承乏臨時
大總統職電」。電文說﹕
北京袁總鑒﹕文前日抵滬,諸同誌皆以組織
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欠
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
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祇
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
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
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以慰
四萬萬人之渴望。(諸五六)
這兩個文件經常被大陸歷史學者用來說明,孫中山先
生「對清朝的漢族大官僚存在著幻想,對革命黨人
要搞革命建設,必須掌握政權,缺乏應有的認識」。
(註五七)事實上,這種說法與孫中山先生的鬥爭
精神不相符合。孫中山先生具有堅強的性格,他「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是真正革命家的品質
和風氣。一個革命領袖,在革命的過程中,應該採取
怎樣的策略,並不取決於其個人的性格,而主要取
決於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對比。孫中山先生拱手把大
總統的位置讓予袁世凱,實際上乃是因為袁世凱的
力量大過革命派的力量,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
局,是不以孫中山先生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而讓
位給袁世凱是革命黨人的策略,其目的是從速推翻滿
清,避免長期作戰以引起外國幹涉。這個策略,同
盟會所有領袖,都要負責,並無例外。所以前述一些
大陸歷史學者把讓位歸罪於孫中山先生,是不對的
。為了糾正一些不正確的看法,大陸歷史學者徐梁伯
曾撰文重評中山先生的讓位問題。他的觀點可歸納
為幾點如下﹕
第一、「讓位」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
不可避免的,歸咎於孫中山先生個人的責任是不公
允的。當時中山先生即使想否定這一決議也是否
定不了的。在讓位之前,並沒有爭議。孫中山先生
也曾一度提出「袁世凱是一個巨奸大憨,把建立
民國的重任托付給他是靠不住的」。但馬上遭到無
情的反對和攻擊。當時擁袁的輿論像瘟疫一樣傳
染了差不多所有的要人,各省都督,以及各省的統
兵大將大都是支持袁世凱、反對中山先生的。中
央政府的首腦以及同盟會的領袖都同樣如此。孫中
山先生處在極其孤立的境地中,如果孫中山先生
堅持不肯讓位,就很難得到人們的支持。以黎元洪
為首的各省都督和各統兵大將都擁戴與其氣味相
投的袁世凱。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少數人想要頂住
強大的壓力把臨時政府撐下去,保住革命的勝利
果實,在當時顯然是根本不可能的。讓位以後,孫
中山先生重新領導二次革命、護法鬥爭的實踐,
充分證明這種歷史的判決是無情的。這說明,「讓
位」確實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的
悲劇,非個人所能挽回。因此,這不是孫中山先生
個人的責任。第二、孫中山先生在讓位過程中堅
持了革命的原則並為保衛這些原則進行了積極的鬥
爭,辛亥革命的失敗不是由於讓位造成的。中山
先生始終堅持了「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的最高原則
。他在接任大總統的宣言書中說﹕「文以不德,
膺臨時大總統之任……是用黽勉從民國之後,能掃
專製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宗旨」。在跟
袁談判的過程中,一再聲明「文但求共和之目的,
無所私執」、「非立使清帝退位,宣佈共和」不
可。……清帝退位後,孫中山先生堅持袁世凱公開
向全國「宣佈政見,讚同共和」之後,才放心讓
位。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的讓位不是喪失立場無
原則的投降,而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在萬不
得已的情況下所作的革命的妥協,他仍然堅持了革
命的最高原則。為了防範袁世凱擔任大總統後實
行專製獨裁,孫中山先生親自領導製訂了「臨時約
法」,把原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的總統
製改為責任內閣製……還提出了「臨時政府地點設
於南京、不能更改」和袁世凱必須「親到南京受
任」,並向全國宣誓遵守此約的要求。第三、應該
恰當評價(讓位)在當時條件下的作用、意義和
影響。首先,通過「議和」以「讓位」為條件,促
使袁世凱脅迫清帝退位,從而順利達到「推翻帝
製」的目的,取得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偉大勝利。(
註五八)
■ 四、小結
綜上所述,盡管大陸曆史學者對孫中山先生的早
期思想,孫黃之關係及讓位等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與曲解,但這些歧見與曲解,卻無法否定孫中山先生
對中華民國所做的貢獻。近年來,海峽兩岸對孫中
山的研究,成果豐碩,相繼召開孫中山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出版論文集,正說明了孫中山思想對中國與世
界的影響是深遠的,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滅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