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誠之道 by 王嶽川

   《中庸》二十一到二十六章著重闡釋了“誠”這一核心概念，說明“至誠之道”如神靈一般可以見微知著預知禍福。君子不僅要“自誠”，還應將這一美德推及他人。隻有不斷追求至誠才能與天道相配。《中庸》的二十七到三十章的內容前承前麵幾章而來，集中論述聖人之道、至誠之道、君子之道。

 

（一）至誠之道的實踐路徑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偉大呀，君子聖人的大道啊！洋洋灑灑，廣大無邊，養育萬物。高邁啊！優秀而宏大呀！在感慨感歎之後，開始真正進入思辨性的層次，闡釋了三方麵的重要內容：

第一，禮儀和威儀的問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短短八個字說明周禮分為兩部分。“禮儀三百”，大禮有三百條，主要有吉禮、凶禮、賓禮、軍禮等；威儀三千，曲禮指小的一些禮節，就是那些關於做人的風度、規範和言談舉止的禮節，繁瑣到有三千條之多。

第二，展現個性和修養自身的問題。“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些禮儀等待聖人出現以後才能實行，假如沒有至高的德性，他要把偉大的事業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幾句話在《中庸》中非常重要。“尊德性”，開發自己內在的光輝的德性，這是對內。對外要好好地去“道問學”，要努力請教學習探討，把自己的內德和外學結合起來。“致廣大而盡精微”，追求廣大——上天入地對整個宇宙天地萬物了然於心，但是對極其微觀的世界、極其微小的事理也要“盡精微”，用心思去窮盡它。“極高明而道中庸”，在接物待人處事方麵，要達到極其高明，就是思維、思辨、明辨極其高精澄明，但做人在言談舉止和行為措施上，要實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質彬彬。隻有溫習過去的那些經驗教訓，才能夠知道自己未來怎麽做。把自己修養成擁有敦厚的德性，才能尊崇禮儀。這樣才能從內到外從上到下都顯示出一個君子的光輝形象。

第三，國有道和國無道時君子的選擇問題。“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作為上級領導不能驕奢淫逸，作為下級不能背棄背叛。“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這句話非常重要。儒家傳統不是愚忠，不是說國有道也忠，國無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沒有自己的判斷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強調國家清明和諧、萬物興旺、百廢待興時，君子應去發表言論施政自己的綱領，使國家振興起來。當國家昏暗無道時，應以他的沉默對抗表示絕不跟隨，以他的沉默表現出自我的特立獨行，因為知識分子是作為文化載體、文化傳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當政治清明時，他們的言論足以興邦，使國家興盛富強。但是當政治黑暗時，他們全身遠禍以保持自己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啟迪感召後人。所以《詩經》上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以聰明智慧保存自己的身體，保存自己的思想學說，保存自己的教學的延續性和弟子的傳承性，並以待新政來世。

其實，這種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那裏表現非常明顯。孔子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作為自己的處世原則。以“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作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則。以“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作為教育的辯證法。在“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中，彰顯為孔子思想體係中重要的辯證法和走向仁愛的普遍和諧觀。

《中庸》第二十七章闡述了三個問題，第一是禮儀和威儀的問題，第二是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問題，第三是在國有道和國無道時君子的選擇問題。德治養身，明哲保身，這樣才能達到至誠之道。

（二）與時俱進的文化意識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開篇就說出三個負麵問題，一是“愚而好自用”，愚蠢而剛愎自用，本應好好學習，反而剛愎自用，覺得自己很對永遠正確，這樣的人無藥可救。二是“賤而好自專”。地位很低還以為自己重權在握，還要把自己的權力用盡，永遠不給人家提供任何的方便。三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生在當代，反而要返回古代治國之道，結果就是“災及其身者也”，災禍隨後而至。反古之道的意思是，反而推行古代之道，返回古代治國之道。這一命題說明孔子不是一味地尊古，相反，他整體思想上仍是與時俱進的。這一章說明了儒家的思想不是複古。過去人們有一個成見，認為孔子以及後儒都是一些複古複辟的不可理喻的怪人，這樣的看法是相當偏頗的。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思想者、知識分子，他們就應該去做自己份內之事，而不能去議定製禮，不能製定法度、考訂文字。因為議禮、製度、考文是最高領導君王去做的。今天，天下車輛已經同軌，文字已經統一，行為也已經有同倫常的關係。如果擁有天子的地位，但是沒有聖人的德性，你是天子也不敢去製定禮樂。同樣，如果有聖人的德性，但沒有擁有天子之位，也不敢去製定禮樂。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孔子說，我喜歡夏代的禮儀。“杞不足征也”，但是夏的後代已經衰亡，現在隻有一個杞國，卻是不足以證明夏禮的情況啊！這是文獻不夠。我學習殷商的禮，那個時候殷商的後世宋國還存在，還可以考辨，但是也不全了。“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夏是古代，商也是古代，孔子都不選，因為他認為夏禮殷禮的很多東西都弄不清楚，文獻不夠，即使用了不一定就好，所以孔子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說“吾從周”，用今天的禮，用天下人都用的周禮，用當代的周禮來推行，這說明孔子能夠與時俱進。其實，韓非子也說過類似的話，“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時間推移事情必不一樣；事情不一樣在策略上就要有變化。所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要對古代的東西抱殘守缺，紋絲不動。“不法常可”，要與時俱進，要有新的法則。那些認為孔子抱殘守缺恢複周禮而反對今天的說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中庸》第二十八章引用孔子的話否定了生於今世而反於古道的人，可以說，這與一般認為孔子有複古主義傾向的看法有所衝突。其實，孔子所要恢複的周禮恰好是為了滿足當今之用，而不是一味維護古之道，因此不能認為孔子是抱殘守缺的複古主義者。整體上看，孔子一生其實充滿了創新精神。就時代而言，孔子之前的“儒”，大抵為滅亡的殷商遺民的文化宗教，其現狀為亡國遺民柔順心態以取容，所以不少的古代思想家將“儒”訓為“柔懦”。而孔子卻提出了“入世”和“有為”的實踐哲學理念，汰變那種亡國遺民的柔遜取容的心理，堅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抱持“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生信念和求道態度。

（三）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

儒家強調隻有推行中庸之道才能做一個合格的君主，稱王天下有其實行的方法。“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治理天下有三重境界，可以減少過失。第一重境界：“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上古時雖然很好，但無從證明，無從證明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百姓就不會順從。也就是說，再好的理論，沒有實踐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都是行不通的。第二重境界：“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後世時雖然很好，但是沒有崇高的尊位。沒有德高望重，高山仰止的德性，就沒有尊位，沒有尊位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信任，老百姓也不順從。這個時候，聖人大道出現了，就是第三重境界。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這裏《中庸》把君子之道一分為六，也可以說是六個基本原則。第一，“本諸身”，從自己本身做起，即以自己的品德修養為根本。第二，從老百姓反饋中驗證自己的思想、觀念和綱領是否正確。第三，上推去考禹、湯、文王三王，比較他們做的事和我做的事，看自己有沒有犯錯誤。第四，借助天地之間，看是否合乎自然的規律。第五，問天地鬼神看有沒有疑義，看有沒有愧對自我本心。最後，等到百世之後，聖哲之人來臨也不感到疑惑，沒有異議。把天、地、人、神，當代、未來、自我本心、老百姓，從實踐層麵到觀念層麵都觸及到了，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之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人也”，也就是說，讓鬼神來考辨，都覺得無愧於天，無愧於鬼神。百世之後的聖人來看待這個問題，看待我們的綱領，也都不會有疑惑。這就叫知天知人，經得住曆史的檢驗。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聖人舉動要代天下之人去立言而且被人稱道，行為要被天下之人所效仿，語言要被天下之人所遵從，這樣就會產生高山仰止的感覺，親近他的人再也不會厭煩而拋棄他。《詩經》說，那裏沒有厭惡，那裏沒有嫉妒，白天黑夜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名譽。而關鍵在於，君子從來都是這樣的，隻要推行這種法則，君子的名聲就可以遍被寰宇，四海之內都知道他。

《中庸》認為君子隻有修中庸之德行至誠之道才能登臨絕頂，並將自己的思想德行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去，這樣才是胸懷天下的真正君子，而不應該敝帚自珍、言大於行。

（四）天人相喻的文化意義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祖述”即傳述傳承相述，“堯舜”即唐堯虞舜聖人。孔子把堯舜的思想、觀念、德行以及製度都傳承下來。“憲章文武”，“憲章”即取法彰顯的意思，“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孔子把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做的偉大事情和綱領繼承下來。孔子不是反古，也不是完全遵循古代，更不是將古代思想一成不變地照搬。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表明了他對待古代的態度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絕非抱殘守缺。今古人在精神氣質上一脈相承，但是在具體措施上要從當下的實際情況出發，才能把事情做好。“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往上遵循自然規律而不能違背這些規律，往下沿襲本土的地理和地緣政治的法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就像那高天與厚地，沒有什麽是不可以承載覆蓋的。“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譬如一年四季的交錯運行，好像是太陽月亮的輪流照耀周遭。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天地萬物都可以欣欣向榮地生存，但互相不構成一種利害關係。“並育不相害”是說，天地不是厚此薄彼隻生長一種東西而讓其它都死掉，天地之間不是說一定要爭個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和諧並存。當今西方世界過度強調競爭、鬥爭、戰爭的結果就是非並育而互害，背離了儒家的並育共生思想。在這個意義上說，儒家思想更具有生態文化精神。“道並行而不相悖”，大道周遍適用，道不是隻有一個方麵，而是能夠貫徹到萬事萬物當中，具有周遍性和普世性，不是互相背離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小的德性就像川流不息的江河，潤物細無聲，養育萬事萬物。盡管它很微小，但是它深入到方方麵麵，深入到廣袤的土地中。而“大德敦化”，大德是和造化、大自然同生同息一脈相承的，此天地之所謂大也。微小的道德就猶如江河流水，宏大的道德就猶如敦化造化，這就是天地自然之所以為大的道理。一句話，不藐視和拒絕小，就必定成其為大。反之，凡是不注意小處，就必定要走向失敗。

在現代性話語中，人作為主體對自然客體加以盤剝挖掘，自然成為人的征服對象。在中國思想譜係中，人是天地化育中的一維而又促進天地化育，人要按照天地化育之道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而反對將人類淩駕於自然之上，對自然加以征服盤剝。先秦經典談論人在天地之間的論述很多，可以文本互釋：“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子夏曰：‘三王之！，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配天地，兼利萬物。”“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曰：“功參天地，澤被生民。”這說明，“天人之際”的問題始終是人類所麵對的基本問題，中國哲學解決的方案大抵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學解決的方法是“天人對立”。《中庸》既重視處在天地之間的人的能動性，又重視人與自然的相生相合的和諧性，在維護天地自然的多樣性與整體性中，實現人與天地的和諧性和統一性。

這裏《中庸》以孔子為典範，盛讚他上宗堯舜、下法文武，與天地並立，並可以化育萬物，為後世學者塑造了一個崇高不朽的聖人形象。從《中庸》本身的結構來看，這也由對中庸之道的理論方麵的闡述，落實到具體人格榜樣的確立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