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的廣大與隱微 by 王嶽川

    一  儒家對君子的多重規定性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是中庸之道。“費”就是廣大，“隱”就是微小隱微。君子之道既廣大又隱微。換言之，中庸之道有“費”和“隱”兩個方麵，或者說是“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這兩個綱領構成了君子的極限。行中庸之道者，君子也。做一個君子很難，因為孔子或者儒家對君子有很多的規定和要求。

       

君子“群而不黨”，“不黨”不是說不參加黨派，這個地方的“不黨”指的是不偏私，處以公心，合群而不爭奪，不拉幫派；“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不因為他說好聽的話就提拔他，不因為這個人有了問題，他曾經說過的有真理性的話都廢除掉了；“君子不器”，一個器皿隻有一個用途，君子具有廣博的、寬闊的眼光和學識，能夠處理天下的大道大事，而不僅僅做一個小方麵事情；君子“不憂不懼”，因為君子心中無鬼，故坦坦蕩蕩，無所憂也無所懼；“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以話說得很滿很多卻是行動矮子甚至根本沒有結果為恥；“君子固窮”，君子雖然遭遇窮困，但是能夠堅持自己的操守；“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求差異性的和諧相處，而不尋求臭味相投者，始終保持個體精神的獨立性差異性；“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堅守的是道，而不是為了自己的衣食而去操心；“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嚴格要求自己，而小人卻苛刻地要求別人。換句話說，要求別人做到的，君子自己先要做到，自己都沒達到而要求別人達到，這不是君子所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於天達於道達於仁義，下達於“利”達於“勾心鬥角”達於“蝸角功名”。君子上達於仁義，小人上達於財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心中無鬼，做的是大事情。小人長戚戚，總是為了自己的得失而操心；“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與小人的精神之高低一目了然；“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不為貧窮擔憂，而是為了大道之行而思慮。

由此可知，在孔子的思想譜係當中，要成為君子何其難哉。在行動、言辭、名利關係上，在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上都高、大、遠，這就叫做廣大。但如果一個真理高得神龍見首不見尾，那麽庶民百姓都聽不懂而無法感受，雖廣大又有什麽用呢？所以，在哲學上，如果是一個空想主義者，人們就會一笑置之轉身就走。僅僅談大還不夠，還要強調隱微具體之“隱”，“費而隱”，相反相成。

二  實踐君子之道的張力結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這裏的夫婦不是今天所說的夫妻，而是指匹夫匹婦或個體大眾。不太智慧的普通百姓，他們也是可以知道中庸之道的。中庸之道並不是玄乎其玄不知所終。達到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使那些了不起的堯舜禹等等聖人，也是不能完全把握。“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那些不太賢良的百姓，也是可以去感受道，去行中庸之道。在這裏，孔子堅持了中庸之道的原則性，就是在最低層次上，人人皆可為之，而在最高境界上，聖人也不能完全達到和把握。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天地之大，大到人所不能及，但是人類還是覺得天地不是完滿的，還是有所遺憾的。聖人君子說它大，大到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可以把天和地載起來。這比喻的是中庸之道，君子說這個中庸之道大，天下沒有能夠突破這個規律的，沒有什麽不在這個道之內的；要說它小，天下沒有人能夠分割它。中庸之道雖然小，但是天下沒有一個人可以去忽略它。

“《詩》雲：‘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鳶飛戾天”，大鳥飛到九天之上。鳶和魚在天和地之間那高邁、深不可測的空間中遨遊，它們對上上下下的空間都很明白。君子的道，在老百姓的日常用度當中，這是君子之道的起源和基礎，是其運用的廣大區域。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昭明著天地萬物的根本道德。從這一點上看，孔子的中庸之道確實是君子應該堅守的至高至大之道。

《中庸》第十二章提出了“君子之道費而隱”的觀點，定下廣大而精微的尺度。這表明宇宙之大都不能出於中庸之道外。在中庸之道上，孔子列出了最高和最低綱領。對於一個人來說，最低綱領是他成為一個君子的最起碼的入門渠道。設想一下，如果君子都是高不可攀，聖人都是全世界沒有幾個，那很多人就會說我們成不了君子，我們也不想成為君子了；我們成不了聖人，我們也不想成為聖人了，那這個天下就是芸芸小人的天下。所以孔子列出最低綱領，就是像匹夫匹婦一樣的普通人通過努力也可以達到中庸之道。但並不因此而小看中庸之道，因為中庸之道是大道，它小到無極，大到無涯，它永遠在我們的人、宇宙的生成的過程當中，這就是最高綱領。

三 道不遠人的人文立場

《中庸》第十二章是作者子思的言論，闡明了中庸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時時處處無所不在，充分印證了《中庸》開篇第一章所提出的“道不可須臾離也”的觀點。第十二章以後的八章廣征博引孔子言論進一步對這一觀點加以說明。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之道不遠離人世，真正的道與人緊密相關，真正的大道與人的生存、人的價值、人的發展相生相契，大道就在人世間。所以，“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人們講求的大道，如果遠遠離開了人世間，是不可以為道的。離開人的“道”，不是“大道”和“正道”。

“《詩》雲：‘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伐柯就是砍一個斧柄，拿著斧頭去砍木柴要做成柄的樣子。“則”就是樣板，並不遠，就在手上。抓著斧柄去砍一個斧柄，斜眼看它的樣子，很多人還是覺得遠。這是一個常識，人們去砍一個東西的時候，如果不精確地去劃線和衡量，要做到跟手上這個柄一模一樣是很困難的。“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自己的榜樣和道理去說服別人，不可能要求別人跟那個原來的樣板一模一樣，他隻要改正了他的缺點就行。因為，既然拿了一個樣板斧柄去砍，都不能做到一模一樣，那你在去教訓人的時候，怎麽能要求別人跟你做得完全一樣呢？在這個引申過程當中儒家思想的意義就出現了，即在很多問題上，不能夠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確和一致。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隻要是忠誠寬恕，中庸之道已經不太遠了。隻要做到了忠心耿耿，又寬容地對待別人，就已經走在中庸之道上了，隻是還需要更加精進而已。“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件事情放在自己身上而不願意接受，那麽千萬不要放在別人身上讓別人接受。孔子認為做到忠誠寬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

四  日用規範中的中庸實踐要求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的中庸之道有四條，我自己一條都沒有做好。這四條是父子、君臣、兄弟和朋友。要求子女以事父母的孝道，我沒有做好；要求臣以事君的忠誠，我也沒有做好；要求弟以事兄的悌道，我也沒有做好；要求結交朋友應先施之，我也沒有做好。這是不是說孔子的人生很失敗呢？不是。其實讀過《孔子傳》、《論語》就會明白，孔子在這些方麵做得很好。他確實是做到了這四條，但是他從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這個地方“未能也”，並不是說沒有完全做到，而是說沒做到至善至美。止於至善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日常生活的那種德性道德實踐，日常語言的那種謹慎，還做得不夠，不敢不勉力去做。做得很好的地方，也不敢大力渲染，而要謹慎謙虛。庸德和庸言不是平庸之德和平庸之言，而是日常用度當中的保持一致的言和行，有所不足就需完善，並精益求精長期堅持。“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所言的要顧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顧及所言的，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說得好聽，做得很差不行；或者言論像一個君子，而行動卻像個小人。孔子認為這些都是不合適的。“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為什麽不老老實實地做人和做事呢？為什麽要說得好聽而做得很差呢？為什麽要言過其實呢？君子應該言行一致表裏如一。

《中庸》第十三章引用了孔子的言論，論述了中庸之道不可離的觀點，孔子提出用孝、悌、忠、信四種道德治己治人，鼓勵人們言行一致，這樣才能成為德才兼備的君子，這是實踐中庸的標準與規範。中庸之道處在人們的行為規範當中，處在人和人的關係當中，處在啟蒙自己和啟蒙他人的關係當中。真正的啟蒙者應該是先要求自己，達到君子的德行才可以去要求他人。

中庸之道既是本體論又是方法論。中庸之道不僅成為儒家的思想準則，而且在中國思想史上成為很多哲學流派的思想方法論，因而具有中國思想經典和世界觀綱領的重要地位。中庸之道貫穿在宇宙萬事萬物規律之中，影響了中國文化思維和人們處世行為，具有曆久彌新的重要價值。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調和的中間路線，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尋求恒常之道。君子參透了運行於人世間的天地宇宙的規律，故而強調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緩、不過不及、不驕不餒的人生至境，不僅影響東方文化，而且正在影響西方文化。

全球化時代，人們已經意識到西方過分攫取自然資源的害處，注意到過分張揚人類的競爭去肆意改造自然的弊端。西方人將目光投向東方，吸收整合了東方《中庸》思想，提出並正在完善生態文化理論。強調人應順應自然讓自然“如其所是”，而不是違反自然規律去征服自然。隻要人類反自然，那麽大自然的報複會很快到來。所以，東方思想中講求的“上下察也”強調要順應自然，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在人文精神領域同樣要貫穿中庸之道。中庸強調不偏不倚，不過分競爭開發，保持自然生態的和諧，保持精神生態的健康和諧。因此，中庸思想在新世紀仍然有其不可忽略全球性意義和世界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