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難行嗎？ by 王嶽川

（一）中庸境界的高度與踐行難度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之道是極高的，中庸確實很難，之所以難就在於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失去了自己的常態。人們寧做大事不做小事，寧做光明鮮亮的事不做那種素樸艱苦的事。這都是不以中庸精神做事。如果這種不以中庸規律做事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原則導向，那麽，那些真正紮紮實實、為民請命的民族脊梁就失重。人們就學會走捷徑，總是想著用最小的投入甚至不投入獲得最大的利潤。既然“民鮮能久矣”，那麽孔子是否做到了中庸？

孔子3歲喪父，17歲喪母，家境十分貧寒。在《論語》中記錄了孔子這樣一句話：“吾少且賤，故多能鄙事。”據文獻記載，他先在魯國貴族家裏做過管理倉庫的人員，後來又做過管理牲口的小官。由於小時候給富人家放過羊，很了解牲畜的習性。上任之後，孔子製定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措施。不到一年，飼養場裏便牛羊成群，於是，這年的祭祀都用了最上乘的牲畜，朝野上下無不讚譽孔子，魯昭公對此也十分讚賞。

孔子的所作所為證明這樣一個道理，人類有一個劣根性：違反平淡恒常。在孔子看來，具有平常心是對人最高的評價。但是，由於今天我們引進了西方的競爭觀，人總是想要超越自我和別人，總是不願意成為真正的自己，帶有狹隘目的去做事就缺乏平常之心。一切紛爭都基於不安於寂寞，一切的戰爭和鬥爭都源自以鄰為壑的偏狹觀念，一切罪惡來自想最大限度地置別人於一種貧窮落後的境地，而使自己達到一種輝煌無比的狀態。這種偏狹觀念導致層出不窮社會問題，甚至導致社會內部的斷裂和長久的動蕩不安。

而孔子則與此相反，他不怕人們說他平常。他總是去做一些低下平常之事。這個低不是一味求低，能把低做好，就能做高的；能把平常事情做好，就能做不平常的；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就能把社會和國家的事情做好。這一思想受到後世的推崇。三國劉備就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儒家思想強調從小處入手，“莫顯乎微，莫見乎隱”，“隱”和“微”就是這個含義。在中國儒道釋文化中，儒家強調“複性”，就是把自我本真美好的“性”重新展現出來，就是在麵對自己本心時，猶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醍醐灌頂，把被遮蔽的那些美好展示出來，去發現自我本心；而道家是要“歸真”，回歸到一種真人的狀態，不做假人；佛家則強調“見性”，或者說是“萬法唯心”，強調本性無蔽慈悲為懷。所以，東方思想都強調本性、本真、本心，這是東方思想的精神魅力之所在。這一點，我們不要妄自菲薄——中庸之道確實很難，“民鮮久矣”，但是從小事做起，相信中庸之道會播撒普及發揚光大。

 

（二）過與不及的曆史經驗教訓

《中庸》第三章引用了孔子的話讚美中庸之德，感歎人們很少能夠做到中庸。這是有原因的。“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行實行，這一現狀我是知道的，其原因是“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聰明人做得過頭，不太聰明的人又達不到。“過”和“不及”這二者都離中庸甚遠。“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之不彰明，我是知道原因的：“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良的人做得已經“過”了，而不賢良的人又達不到。這裏孔子提出兩個關鍵的概念——“過”與“不及”，這正是兩個極限，隻有達到“中”才適度。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沒有一個人不喝水不吃飯，但是很少有人更夠品嚐出其中的味道。為什麽食而不知其味呢？為什麽眠而多夢呢？這是因為我們心在別處。心本來在這兒，由於雜務纏身，很多事情使人們靈魂出竅飄飄忽忽，心不在胸中，思維不在腦中。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以自我反問的方式提問，大道真的不能實行起來了嗎？從表麵看這是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實際上孔子認為大道能實行的，因為孔子自己就是一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這裏隱含的本體問題是：如果大道真的沒有，那麽知識分子作為人類精英，其存在還有什麽意義什麽價值呢？因為，他們存在的意義就是擔當道義，甚至說就是“天下為公”的仲裁者擔當者，正是因為他們用自己已明白的道理去啟蒙自己，傳承他人，整個社會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否則天下為私，人欲橫流，也就不成其為仁人誌士的社會了。這裏，孔子通過一種帶有反問和自我疑問的方式，肯定大道是要仁人誌士的努力才能夠傳下去，不去實踐不去努力，道必然遠離人和人類。

（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文化意義

孔子感歎中庸在天下難以實行，然而自上古的堯舜禪讓開始，中庸之道便開始實行。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熹對此注釋道：“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孔子說，舜真是大智慧的聖人，他特別喜歡提問。這提問充滿了玄機。但是今天，好問卻被人詬病。如果今天一個人德高望重知識淵博，他好問的話就會被人恥笑，一是笑他不知為恥，二是笑他居然連這麽簡單的問題都不懂。其實，在孔子看來，這沒有什麽可恥的，因為孔子自己就很好問。

《呂氏春秋》、《史記》、《禮記》等多種古籍都記載了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生於春秋末期的老子博學多聞，曾擔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當時的孔子雖遠在魯國，但醉心於周公所製的禮樂，對於老子更是抱有深深的敬意。漢代的《孔子問禮圖》就呈現了孔子與老子第三次見麵的場景。當時，老子在家鄉講學，孔子在陳蔡被圍，在鹿邑再度問禮，老子詳盡地介紹了自己的辨證哲學觀點，以及對宇宙起源的基本看法，向孔子深入闡述了聖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國之道，揭示了宇宙萬物的變化規律，並尖銳地批評了現狀和製度，這使孔子受到極大的精神啟發和心靈震動。孔子不僅向自己敬仰的老子求教，更主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這種精神值得後人推崇。

孔子對舜好問的精神推崇備至，這種精神對中庸之道的實行有特殊意義。正是因為問，他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凡事問人，我給你一個思想，你給我一個思想，我們同時擁有兩個思想，因為隻有思想成為可以分享的，大家來關注，事情才會成功。這是舜好問、孔子好問的一個原因。二是好問還有一個重要的精神素質，可以使自己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好問就是一種有進有退的方式，它是征求意見。好問可以在前進時給自己留下了退路，在無路可走的時候仍有一條路。好問可以告訴自己，原來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惟一的方案，而可能有多個方案。

“好問而好察邇言”，“邇”就是淺與近的意思。在我看來，往往莫測高深的理論最終顯出淺薄，往往淺近的語言能道出微言大義。有些哲學著作往往令人不知所雲，有些宗教著作使人覺得隔得很遠。而淺近的話直指人心，如“人要做事業，不要做是非”這句話很簡單，人人都能懂。這句話用諧音把“事”與“是”連到一起，這就叫做“邇言”，淺近的言論，讓人遠離是非，遠離爭端，而踏踏實實做事。

孔子提出舜的三個品德，一是好問，二是喜歡去體察體會那些淺近的話，三是“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惡與善關乎道德的深層問題。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還是“以怨抱怨”。所謂“以德報怨”就是人家打了你的右臉，你就把左臉也伸過去。基督教傳教士奉行這種做法。但是孔子是有中道原則的，他馬上就問，那“何以報德”？既然“以德報怨”的話，那用什麽來報德呢？最後孔子說了四個字—— “以直報怨”。“直”就是用率直、正直的態度去回答怨。比如說，這個怨來勢凶猛，你當然不能用德去報它，而是“以直”，即用正直的、直率的態度去回應它。“以德報德”，隻有對美好的品德，你才能用發自肺腑的好德性去感恩報答。這裏的“隱惡而揚善”，為什麽用隱惡，而不是用戒惡懲惡殺惡？曆史上有過很多戰爭，如黃帝和炎帝打仗驚天動地，最後覺得殺戮太多罪孽太重，也握手言和。隱惡就是說隱而不發，不主動去揭露別人。雖然不去說，但是在內心有是非判斷力。“隱惡”還隱含一層意思，意味著相信他覺悟的時候，會認識到自己的惡，而會自處解決。“隱惡而揚善”代表了東方文化的一種懷柔思想，以寬厚之心待人接物，承認人性的善良，這正是儒家仁愛精神的集中體現。儒家思想強調，善是本，惡是流。一個人隻要不斷地推舉高揚他的善，他就會去以善抑惡。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就是兩個極端，這兩個極端就是過和不及，“執其兩端”，在兩端之間去尋找一個恰到好處的平衡點，並且對這個平衡點掌握得非常精妙，此時許多問題就會冰釋。而用於其民，人民就會安居樂業。如果用偏激的方法去做，受害的是老百姓，如果用過分保守、不作為的方式，受害的也是老百姓。“兩害相權取其輕，兩端相對取其中”。

“其斯以為舜乎”，大概這就是舜之所以為舜的原因了吧，舜之所以會成為聖人就在於他行了中庸之道。據說舜傳位給夏禹時曾經說了十六字真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執闕中。”說的就是如何把握那種精微的度，如何把握最高的領導藝術的平衡。可以說，這正是對中庸之道的真正領悟和貫徹。

（四）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難題的中庸之道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們都說“予知”，就是說自己很智慧，但是，把他驅入“罟”網之中，陷入“擭”的陷阱中而不知怎麽逃避。過分的危險人都知道逃避，但遇到了網罟陷井，就不知道怎麽躲避。往往在危險時，那些自認為智慧的人就離開清澈理性和中庸之道，忘記了自己本性。人都說自己智慧，選擇中庸之道，但是“不能期月守也”，盡管可以一時做到中庸，卻堅持不了一個月。孔子在這裏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在理論上可能知道了中庸之道的重要，但在行動上卻不能運用。第二，在實踐上可以運用的人，可惜不能堅持。這都說明了中庸之道是很難的。

《中庸》第七章運用比興的藝術手法，闡述了人們難以實行中庸之道的原因在於被物質的私欲所籠罩。用孔子的話，從各個角度闡釋了中庸之道的度、思維方式，聖人賢人和不肖者之區別，以及一般人在理論上懂得而在實踐上為何做不到，或實踐上開始做了為何不能堅持下去等問題。可以說，這回應並深化了“中庸其難哉”。

中庸是很難的，但孔子對中庸之道的實行持樂觀態度。中庸難在人們不想去中庸，不想去做小事，不想回到道心，不想回到本意回到常識上。但正因為難，才值得去做，值得去發揚。在孔子看來，“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人應該從小事做起，從自我做起，才可以做大事，這樣才可以行遠。隻有這樣，中庸之道才可能實行。否則中庸之道永遠是難以企及之道，中庸之道永遠是理論上的難題，同時更是一個實踐上的難題。

孔子盛讚中庸之道是一種極高尚的美德，但中庸之道的實行難度很大，而不能實行的原因在於知者和賢者過之，而愚者和不肖者不及，指出提高對大道的自覺性是能否推動中庸之道的重要一環。最後，《中庸》以舜為例證，正是為了說明“隱惡揚善”和“執兩用中”在中庸實踐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