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狀： 富了衙內， 爽了衙役， 忙了百姓

下麵的內容是轉帖自顏昌海先生的大作， 比較直觀的數字告訴你中國勞苦民眾創造的財富的去向。中國的富人階層基本上是衙內們， 這個連傻瓜也不會懷疑了。 有統計中國的前一千名富豪， 黨和政府高級官員的親屬占了百分之九十幾。 國企改製， 房地產開發， 土地流轉， 就這麽一點點把幾十年間積累起來的， 老百姓血汗換來的， 全民所有的國家的財富， 轉到了各級官員親屬的口袋裏。 衙役們也從匪夷所思的巨額的行政費用裏分得了不太光彩的一杯羹。 至於社會絕大多數的百姓， 呼吸著汙染了的空氣， 喝著汙染的水，  供養著世界第一，空前絕後的龐大的官僚機構， 辛辛苦苦賺了一個忙。

zt: 顏昌海：
入冬以後，南方城市的火車站、汽車站，都在高負荷地運載大量農民工回鄉，而這個浩大的工程來得特別早。“某某地方返鄉農民工突破百萬，災區麵臨就業困境”，這樣的報道在春節前不時見諸報端。春節來臨前的一個月，掛靠在華中科技大學社會係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調查隊伍深入到貴州、湖南等地的農村；這支調查隊由賀雪峰教授帶隊，一行15人，駐紮農村半個月，記錄了返鄉農民工目前的生活狀態。農民返鄉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究竟有多深?回鄉後他們做些什麽？當地政府提供了怎樣的政策支持？來年他們的生活和前途又將如何？賀教授帶隊的這次調查，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民工返鄉”後的農村。
最近幾年，中國農村取消農業稅的改革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普遍改善，使返鄉農民發現，家鄉的生活也還不錯，較之前想象的落後其實不同。而按戶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製度，又使每一個回來的人都至少能夠通過從土裏“刨食”來解決溫飽問題，有了生存的最低底線。所以，事情可能並不如外界想象的那麽悲觀，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包括中國特殊的土地製度，使中國具有與西方國家及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應對危機的機製與能力。
今年34歲的阿英，當年在廣東打工時“日子過得很瀟灑”：經常變換工作，有錢就花，還“耍”過不少男朋友。已經是兩個孩子她媽的阿英，去年回家後，她與老實巴交的丈夫兩人，安心種起了一畝五分田。說起打工，她心裏已泛不起半點漣漪，一方麵，這個年齡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另一方麵家裏也需要照顧，有老人和小孩；她長歎“我已經經不起折騰了”。
賀雪峰教授帶領15人的調查隊伍，半個月中駐紮貴州、湖南農村，調查煞費心思。賀教授說，2009年元旦後不久到了貴州湄潭縣聚合村，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約一畝耕地。當時，全村2000個外出務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往年春節前半個月才是農民工開始返鄉的時間。幾乎每個被訪談的村民都會與我們談起金融危機，並事事與金融危機聯係起來。返鄉原因大體有三種：一是工廠倒閉，春節臨近，農民工不再新找工作；二是工廠訂貨不足，開工不滿，農民工因為沒有加班，報酬不高；三是到山西挖煤的農民工，因為山西煤窯秩序整理而停礦數月，他們正在等待煤窯重新開放。
賀教授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金融危機遠未見底，2009年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隨著更加多工廠的倒閉與開工不足，可能有更多農民工失業返鄉。聚合村有2000個村民在外務工，村支書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大量農民工返鄉，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沒有了。更嚴重的是，長期外出務工的農民很難適應農村的環境，他們在外務工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回到村莊，收入來源沒有了，而消費習慣卻難以改變，一旦打工積蓄的那點錢花完，他們就可能偷盜搶劫。那個時候，農村的社會治安與秩序可能更加嚴重。
而很多專家學者擔心，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大量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願意返鄉，他們守在城市卻又無業，就可能帶來社會治安與秩序問題。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導致就業減少，不僅可能帶來農村經濟社會方麵的問題，而且可能帶來城市社會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學家計算，中國在2009年最低必須要保持8%的經濟增長率，不然中國的就業不足就可能帶來一場災難。也因此，國家一方麵擴大投資，一方麵鼓勵內需。甚至有意見說，現在愛國的最主要表現就是增加消費，多花錢。
賀教授說，顯然，這些經濟學家並不了解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中國特色的機製，更不理解農民工返鄉的邏輯，而是坐在家裏想當然。與拉動內需保增長的結論相反，我們在農村調查看到及擔憂的是，若農民將多年外出務工經商賺的錢用於消費，而非生產性投資，則這些以青春為代價賺取收入的農民，在花光自己的積蓄以後，卻並無再獲得收入的能力，他們後麵的人生日子將會極其難過，因為他們年齡大了，不再有外出務工賺錢的能力。刺激農民消費的意見是錯誤的。鼓動農民消費，說愛國主義就是消費的觀點，是荒唐的。
超過35歲的返鄉農民工，他們對春節後是否再外出務工，大都猶豫不定，因為他們對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這些已婚的年齡偏大的村民，也往往是首先被工廠裁員的。在工廠越來越依靠現代化生產線生產的條件下，外出務工農民的90%以上都是普工。普工從事簡單的勞動，工資較低。所以，外出務工多年幾乎都沒有什麽積蓄，想在城市結婚生子，買房安家，幾乎不可能，隨著年齡的增大，結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們越來越難以在城市待下去，最後不得不回到家鄉的農村。而事實上，隻有運氣比較好且夫妻兩個外出打工多年的農戶，才能蓋起一棟比較像樣的房子。農民工處於“打工無前途，回鄉無意思”的尷尬境地。
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困難，及經濟困難導致的就業矛盾，首先淘汰了那些年齡偏大的農民工，而這些年齡偏大的農民工，又恰恰是早就已經準備好了回鄉的農民，可以適應家鄉的生產、生活，使金融危機的失業壓力被吸收、消化，對社會的衝擊因此就大為降低。賀雪峰也了解到，地方政府對返鄉農民工非常關心，也積極為他們尋找就業的門路。首先，當地政府要求每個村每星期都要匯報返鄉農民工最新近況。有些地方政府還發放400元錢給最困難的農民工。但這個問題，一時很難有係統的解決方案，期待完整的政策出台。
此外，那些年長的農民工沒有社保；現在最困難的家庭，是父母不能勞動，小孩還沒成人的家庭，全靠中間一代人的收入。
早在兩個月前，意大利都靈《新聞報》的一篇社評中說道，“在這個災難性的一年即將終結之際，大多數專家把他們的主要目光聚集在美國巨人和中國龍身上。這兩個大國，誰能夠較成功地從打擊中脫身而出，更有創見地迎著昏暗的未來走去？……關於中國，人們必須看到，改革者的箭囊裏還有許多箭，他們也許有能力給他們的國家指明走出危機漩渦的安全通道所在。而這將會引起大家的驚訝，包括美國人，印度人，日本人，歐洲人，尤其是自己黨內那些思想保守的共產黨人。絕不能忘了，北京永遠是這個星球上最會出人意外的首都。”
賀雪峰教授帶領的調查隊伍對中國農村的抽樣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海外媒體對北京的評價，是有根據的。即中國的改革者，隻要使用好箭囊裏的箭，能給國家指明走出危機漩渦的安全通道所在。
如今農村的形勢，雖然嚴峻，但畢竟憂慮中還有喜悅。
但有喜悅，卻決不成為樂觀的理由，而必須嚴陣以待。
有海外輿論指出，我國去年GDP占世界GDP總量的5%，而1949年GDP占世界經濟的5.7%，當時沒有內債和外債。我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收入的比例，1978年為4%，2006年上升為24%，世界第一，大約是日本的十倍。而這個十倍的前提是，我們的GDP不到日本的60%，而我們的財政收入卻是日本的1.2倍。換算一下，同等條件我國的行政成本是日本的20倍。
根據2004年的官方數據估計，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公車消費3986億元，公款出境旅遊2400億元，公款賭資外流2000億元，僅這幾項開支合計就是12086億元。而當年的財政收入是26396.47億元。而據有關調研報告稱，全國黨政機關係統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遊、出境出國、送禮濫發獎金福利，2006年度高達2萬億元以上，相當於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的50.5％。
——本文數據，國內網站都可以搜索查知，有來自官方，也有來自國內專家文章中。
有人形象地比喻，說如果政府是個物業公司、行政成本相當於物業管理費，那麽櫻花物業公司的物業費是每月100元，我們大華物業費是2000元，服務卻遠不如櫻花物業。那麽大華物業即使有一百個理由，也沒有辦法為自己解釋清楚到底是為什麽。
很多人，特別是權貴階層及其雇傭的五毛、六毛們，都善於說假話、吹噓自己，對批評言論找其“別有用心”；在事實麵前實在無法回避的時候，也裝出不否認問題的樣子，總是以“我們現在畢竟比過去好太多了、要看到成績”等無聊的搪塞來回應；筆者說，縱向比較確實是好多了；橫向比較，中國也不是最落後的。但是，社會在發展，科技在進步；縱向比較，不光我國好了，全世界也都好了。何況，還有的比我們更好。在好的麵前，他們隻同非洲比，同泰國和印度比；卻不和歐美、日本比。比如說，我們的經濟高速發展了近30年，不但仍落後於世界經濟大盤，還付出了犧牲環境的巨大代價。
而政府這個物業公司，經營成本是如此高，高得乃至讓太多的民眾腰包都沒有什麽錢。再看數據：2007年，我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為1100美元，折合人民幣為7500元。相當於每月收入為623元。但其中，城市每月平均收入為1150元，農民卻是每月345元——這個數據還包含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收入。占中國人口的比例70%的農民收入僅為345元。社會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實際大多數農民的每月收入低於345元！
30年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誰也沒有能力去否認這個事實。但是，全國的財富落入極少數人手裏，而國家高昂的物業管理費，又導致大多數老百姓——國家物業的主人——業主的財產大量地縮水，生計困難；是不能不指責的。筆者認為，成就是應該的，適當的勉勵也可以提振自信；但回避問題和錯誤，將使國家陷入倒退和災難，卻是可怕的。
權貴階層及其雇傭的五毛、六毛們，如果每月也隻有345元生活費用，就不會說假話、吹噓自己了；也不會一味地強調歌功頌德的“主旋律”了；而會正視問題、加快解決問題。
尤其是某些反民主、普世價值的權貴階層附庸者，他們至少並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人（既得利益集團的人，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國、歐洲去了，或者已經在這些發達國家有了落腳點而返回國內做著大老板——筆者看到一份資料卻不便去說）；他們也往往是權益被剝奪者！——這，才是附庸者們最可憐，也最可悲的地方。有人對此評論道：“想起了林語堂說過的那句話，‘中國就有這麽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階層, 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麽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去年來，中國股市下跌速度快於世界所有工業國家，也快於幾乎所有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房市的蕭條到連最近幾年由政府出資建造的廉價房也出現大量空置；企業倒閉的數量和失業的人口大量增加，主要農民工輸出省份已感受到了農民工回流的巨大壓力；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出口出現了十幾年來的負增長；不少盈利的行業、甚至由國有企業所壟斷的高額利潤行業也出現了行業性虧損。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風景這邊獨好”似乎難以為繼。
賀雪峰教授帶隊深入農村考察返鄉農民工狀態的結果，使人們對中國社會的經濟下降承受力的脆弱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基層的村書記的話，告誡我們，一旦中國經濟下跌，中國社會、尤其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社會群體就會迅速地出現激烈的躁動。當然，村書記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社會的脆弱性，主要來自於中國在經濟發展中所長期形成並不斷加劇的分配不公和公權力的腐敗。
不過，外國輿論也看出：北京，是地球上最會出人意外的首都。此前，筆者寫過《牛年伊始，從政治局會議看中國轉變》一文。該文中，對會議中“科學發展上水平、人民群眾得實惠”的思路進行讚美，並提出“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落實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公平、正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觀點。
正因為還滿懷著希望，才言之諍諍；否則，睡大覺總比寫文章舒服得多。
也許，“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落實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可能有爭議性，也有一個時間的過程；但在如今內外經濟形勢不景的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節縮行政性開支，除非政治騙子找理由拒絕外，應該沒有任何爭議。
如果，將行政性開支節縮一半，就有1萬多億造福百姓，勢必能緩解經濟危機壓力，同時給人民以信心。——北京，是地球上最會出人意外的首都；筆者期待這個意外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