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件長衫
初小的四年,主要學習語文、數學,也有體育、圖畫。村小既學校,也是村民們晚上開會的場所。記得有一次開村民會,前埭上有個叫張文華的,翻看了我的作文簿,頗為讚許,並告訴別人說漢炳的作文寫得如何好。他的一番讚美之詞還傳到了我家,父母聽了大概也高興了一陣。
春季,當時53年正宣傳中蘇友好,學生中開展演講比賽,全縣分設兩個賽場,東片設在靖城鎮,西片設在生祠鎮。我作為學校選出的唯一選手,參加了西片設在生祠中心小學禮堂裏的演講比賽。比賽的前一天下午,父親也風塵仆仆地趕到了那裏,出乎我的意料。原來他是來給我送衣服的。
他手裏拿著一件黑底黃條紋的長衫,叫我穿到身上,好上台演講。這件長衫極普通,比起現在的西裝、夾克遜色多了,我卻至今難忘。一夜之隔,出發前母親並未讓我穿上它,肯定在家中沒有,等到媽媽想起我將穿著那身舊夾衣登上講台時,她老人家深感內疚,於是連夜買布,在燈下縫製,趕在天亮前完工,讓父親在我登台前送到會場,為的是不讓我在眾人麵前太寒酸,太丟臉麵。
窮人的孩子,穿戴向來不講究,以穿暖為原則。“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大孩子不能穿的讓給小點的孩子穿,一個個讓下去,補丁上摞補丁是常有的事。記得那時家裏有一架紡車,一台織布機,用自家種的棉花紡紗織布,染色。媽媽白天在地裏忙活,夜晚或雨天就忙於我們穿衣的事。兄弟姐妹所穿的衣服,絕大部分出自母親之手,除鞋麵布需要買卡其、斜紋布之外,連襪子、毛巾、書包都是用自家織的布做成的。朱伯廬先生在《家訓》中說,“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我對此是深有體會的,也是身體力行的。
家裏雖然窮困,母親卻盡已所能照顧為兒的“臉麵”。因為在她看來,兒子能登上這樣的“大”講壇,是給了她臉麵,她得盡最大努力給兒子以臉麵。“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啊!那次演講的題目和內容至今已忘卻殆盡,而那件長衫的印象卻猶在眼前,並隨我終生。演講沒有得到什麽名次,得了兩支鉛筆,算是參賽的紀念。我愧對父母親的一片苦心。
二,一支鋼筆
53年7月小學畢業,考取了侯河中心小學上五年級。這在當時的農村也算是件大事。我有幸被錄取自然很高興。入學前的某一天,侯金根同我一起到廣陵鎮,花一塊多錢買了一支我從未用過的新鋼筆,回來急著試寫,卻怎麽也不下水。
媽媽正坐在旁邊,見我著急上火,不但不安慰反而火上澆油,說我沒用,瞎了眼,買了個沒用的東西,繼而又打又罵。我生氣出門往外走,剛到門外,她操起一把菜刀朝我扔過來。正在這時,網善媽從西邊走過來,把我拉在身後,勸說了好長時間,媽媽才抹著眼淚,慢慢消下氣來。窮急了,她是心疼那一塊多錢呀。
侯小的校址原先是座關帝廟,東南西北四幢平房,校門在西南角,簡易廁所在西北角。四幢房圍著一圈,中間就是操場。校園的北麵也有一個操場。學校離家約3裏多鄉間小路。埭頭上是水洞港,那時還通航。港上有一座破爛的木橋,走在橋上,總是讓人提心吊膽的。平常的天氣還好走些,半個小時左右就到了,要是遇到刮風下雨、下雪的天氣,路就更難走了。
買不起膠鞋,媽媽就用土布做成釘鞋,(樣子象兩片鞋幫合成的棉鞋)塗上桐油,不透水,就權當雨靴了。這種鞋即笨重又難看,走在爛泥地上,走幾步,鞋底就沾滿了泥,跺不掉,甩不掉,得用小棍一點點拆,拆幹淨了才能穿上走,走幾步又成老樣子了,穿著它真是步履維艱,我戲稱它是腳鐐。所以,光光的路麵反而不好走,得揀路邊或河邊長草的地方走,若是天氣稍微暖和一點,寧肯光著腳走,也不願穿那討厭的釘鞋。
侯小東側是左家埭,靠東埭頭住著侯仁祖一家。侯仁祖的妻子和我母親從小是好朋友或者結拜姐妹,母親讓我稱其為舅舅。母親見我上學路遠,和舅舅商量,讓我在天冷或下雨下雪天不要回家吃中午飯,就近在她家吃。這樣,我可以減少一半在風雨寒冷中的跋涉之苦。高小階段前後有兩個時期過著這種“寄食中餐”的求學生活。
四,住店讀書
54年,父親把燒餅店從廣陵鎮搬到侯河,在當時的棉花收購站前搭了一個草棚作為店鋪,(對麵就是陳漢生家開的燒餅店)我上學就住在店裏。這樣,即可以少走路,還可以有時間幫父親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舉兩得。
草棚大約10平方,臨街是幾塊榻板,可以裝卸,進內,左側是一座直徑一米的大筒爐,緊挨著的是一塊用兩條“三腳馬”支起的,長約兩米寬約一米的案板,右邊內側的土墩上放著一口和麵缸,房邊空地上和案板下放著麵粉袋、木炭罐等一些雜物。晚上把案板翻過來,就是我們父子倆的床鋪。早上,我要卸門板,做早飯(大米粥),給筒爐生火。忙完這些再就羅卜幹吃早飯,上學;中午常吃菜粥,或是燒餅就開水;晚上在油燈下看書,做作業。
由於學習條件太差,又忙於瑣碎的事,我的學習成績明顯下降,期終考試軒數學59分而留級。55年的春天,住店期間,閑得無聊,沒有什麽好玩的。店旁有一副簡易的單杠,我就上去翻著玩兒,不曾想出了意外,左肩關節扭傷了。當時並不覺得疼,幾天後,左膀不能動,關節處又紅又腫,到了這時才敢回去跟母親說,是翻單杠翻的,這次母親並沒有責罰我,領著我到外科徐一仙家開了刀,放出約半碗的膿血,插入藥線,貼上膏藥,十幾天後才好。
54年夏天發大水,家裏進水有尺把深,盆子、罐子飄浮在水麵上,缸鍋支插在磨子上燒飯。那年的災荒在我的記憶裏是最嚴重的。田裏無收,很多人家吃樹皮、樹葉,甚至吃“觀音土”(孤山腳下一種尚未完全風化成泥土的細砂),排不糞便而不幸送命的。我家因為除了種田還兼開磨房、開燒餅店的緣故,比隻靠種地生活的人家略強,隻吃過榆樹皮,沒有遭多少罪。災後,拆掉了破舊不堪的茅草房(期間發生一起小火災,所幸沒多大損失),蓋起了四間五架梁的土坯瓦房,年底哥哥結婚。
大約從52年或是53年開始,家裏開民磨坊,並置了軋麵機(手搖的),用毛驢磨麵,做小麥換水麵,換餛飩皮子的生意,養了肉豬、母豬,麩皮喂豬,豬糞肥田,麵粉既可以供燒餅店裏用,又可軋成水麵換小麥。直到56年的幾年中,二姐、三姐都長大了,勞動力多了,我家才慢慢發展起來,基本上脫了貧。55年先後進入初級社、高級社,隻是到了58年進入人民公社,家道才真正又走下坡路。56年下半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公私合營,父親因未加入過工商會,私營小店不讓開了,又不能進國營店,暫時被侯河飯店(國營)聘用,當了做饅頭、包子的師傅;二姐、三姐先後出嫁,我上初中,漢祥和素蘭上小學,幹活的人少了,用錢的人反倒多了,入不敷出,日子又變得艱難了。
五,感激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