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姓馬,她家就隻有她這個女兒,她有三個弟弟。媽在鞋廠當工人,父親拉車的。後來我們回到家鄉我經常去她家玩,才知道她父母在解放前也是讀書人,母親年青時的照片非常漂亮,她父母的結婚照很現代,西裝和白色婚紗。自從她父親被戴上叛徒的帽子,被清除出革命隊伍後,他就一直靠拉板車養家,他未老先衰。因發現同隊的都回廈就我倆繼續前進,我們兩家家長變成親家。她的父親經常來我家和我父親聊天,他一收到女兒來信就帶去給我父母看,我父母也把我的來信讓他讀。
我是很沒方向性的,但幸虧小馬非常識途,她的方向性極好,我跟著她在長征中不怕迷失方向。因隻剩下兩個又加上大串聯已停止,雖然接待站還沒關門,但不知什麽時候我們都可能被禁止繼續我們前往北京的計劃,我們就采取有車可乘就乘車的零活方法,而且我們改走鐵軌。好像走在鐵軌上行進快些,但也十分危險,有好幾次看到呼嘯而過的載媒車,上麵坐滿乞丐。有時好運的話還可搭上修路工人的小火車。記得有一次在山東,我們就坐進這樣的小火車,上麵的大叔專查鐵軌的。在車裏我們坐在熱哄哄的鐵爐邊烤窩窩頭,工人大叔還請我們吃山東烙餅。到了車站還帶我們去接待站。現在想起來,在文革初期,我們碰到的人都很好。不知是那時的民風好呢還是我們頭上有天使在保護?
到了北方接待站室內有暖氣,大家都圍著鐵爐子烤火。山東人都穿著黑色大棉襖,一到室內就脫下忙著抓虱子,她們抓到虱子就放到嘴裏咬死。我們倆躲在角落裏,很怕被這小東西跳到我們身上。但我們很快就發現接待站的棉被也躲滿虱子,我們也學會抓虱子了。
1967年的大年除夕,我們來到山東曲阜,孔老二的老家。北京的造反派剛剛來過這兒,後來我看到報導才知道孔府孔林孔廟剛經過一場浩劫。
“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餘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要砸爛孔墳。他們先請示了戚本禹又了陳伯達,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於是這裏的孔府被封,孔林蒼鬆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
“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曆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1968年7月28日淩晨,譚厚蘭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次日,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
我們倆到在大年除夕和山東的其他紅衛兵在曲阜西郊的師範大學接待站排隊領了一團麵團和一臉盆煮好的白菜。看到就這兩樣東西過除夕,剛拿到兩張餐票時的興奮心情全沒了,正在這時兩位山東姑娘走過來對我們說:加入我們隊吧!我們一起來包水餃。她們隊裏有男有女,有的包水餃有的排隊下鍋。說老實話,那水餃一點也不好吃,但他們吃得香極了,我倆也就趕緊那起塊子把水餃往嘴裏塞,因肚子餓得咕咕叫呢。後來有個男孩子不知從哪找來辣醬,味道就好多了。
第二天進入曲阜街上看到一些穿著黑棉襖的小孩在街上放鞭炮,那鞭炮聲希希落落的,但至少也算是過節了。在孔廟我們看到那些被砸成兩段的石碑,塗得亂七八糟了的牆壁。在大年初一我們離開了曲阜。我們繞著孔林朝北走去,孔林內古樹已達萬餘株,看到幾百年參天的古杉和古鬆,有的沒有樹皮,但還傲然挺立在那兒。孔林周圍林牆5.6公裏,我走了好久才走到大路。
嗬嗬,曲阜是我的出生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