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子孫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記得，那時廈門人出國是必經深圳才行。1988年，8月28日，我從廈門乘十八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到深圳，然後過羅湖橋到香港YMCA和那群暑假托普先生帶來的從巴爾的靡來廈門義務教英語的美國中學老師們集合，從香港一起飛到巴爾的靡。雖然我的先生不同意我留學，但熬不過我，在加上他的老朋友，我的大學老師，還有他的在報社當編輯的妹夫做工作，他也隻好認命了。他是講道理的人，他自己也是作家當編輯的，也知道改革開放是必走之路，他希望一兩年我就會回來了。車站就在市中心，家裏人，老師學生，還有親戚都來送我。父母年紀已大，尤其是父親，經過文革折磨他已走路艱難也跟來車站。還有我的女兒，她在讀初三，在我走後將和繼父生活，不知何時我會和他們再見。那天是高興的時刻因我的夢想成真，但因骨肉分離淚水竟不由自主的往下掉，有強烈的與父親生死別離的預感，害怕再也不能和他泡茶話仙，雖然父親因我的出國留學十分高興。
車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我拖著掉了輪子的行李包，跟著在羅湖橋上奔跑的人群走出國門，那情景就像在逃難似的。
這使我回憶起我的父母年青的時候，他們的一次逃出家鄉廈門。那是1938 年， 日本強盜侵略中國。狗強盜每到一地，就燒殺槍虐。爸爸媽媽鎖上家門，加入向內地逃難的人群。媽媽經常向我們講述這淒慘難忘的逃難。爸媽已生有大姐，大哥和二哥。爸爸背 著大哥，媽媽胸前裹著還在吃奶的二哥逃往內地惠安外婆的大姊家。一路上連喝的水都難找著。隻有走到了難民供飯處，排著長長的隊伍，才能吃上一碗稀飯。難民大都在晚上走，白天躲日本的狂轟亂炸的飛機。國民黨軍在公路上還挖了坑坑窪窪，據說是為了阻擋鬼子。實帶給難民更大困難。時不時難民們掉入坑中。媽媽說她們走了多天才到達惠安。
大姐和外婆則直接從廈門郊區林後社出發。我從沒見過爺爺奶奶。父親說他們身體不好，早亡。我 就記得外婆---阿嬤。 阿公阿嬤早年在南洋泰國經商。媽媽是他們的獨女。正像所有的海外華僑，葉落歸根是他們的願望。當他們年老了，就帶著媽媽回到家鄉林後，把生意留給收養的在泰國的兒子經營。他們在家鄉林後社建房買地。林後村就在彭湖村的對麵。過了江頭，走不遠就是薛嶺，朝著五通方向走，先到庵兜，林後就在它後頭。阿嬤動作捎慢，她們差點撞上日本鬼子。阿嬤說她們躲在田裏，看到鬼子開槍射殺沒逃出的農民，還看到澎湖村被鬼子點上火。她說鬼子在五通殺了我們許多同胞。聽了親人的講訴，我對日本人隻有恨。當我們在小學上課時，學了許多坑日的歌。“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長城謠”還記得在中山公園的全市大合唱。多少次的排練，還有深情的朗誦。國恥血仇記憶尤新。
來到了巴爾的摩的聖母學院，才發現和我一樣膚色的竟大都是日本姑娘。這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女子大學。學費昂貴。我因負有協助曆史老師教中國曆史的任務，所以免去了學費。這學院沒有中國學生。我因心存疙瘩，不喜和日本姑娘交友。所以開始時十分孤獨。在畢業大慶時，同是英語專科的日本姑娘瑪由米竟抱著我又哭又笑，說：我們終於得到了這一天 ！ 英語專業太難了！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她們畢竟都是小姑娘，是不必對她們仇恨滿懷的呀。
人的命運是無法由己控製的，但又和個人的性格有關。我注定要出生在中國廈門，注定要成為排行老六的一個有十個孩子的大家庭。注定爹娘給了我一付男孩的勇敢頑強的性格和女孩的容貌。注定要生長在那偉大的社會主義天堂，要經曆那紅色恐怖的時代。又因我的性格，注定要浪跡天涯，成為美國，這個世界大家庭的一個公民。
陰陽差錯，我成了自費留學生，來到了美國。要是作為訪問學者來美，我在美的日子會好過多了，至少生活有著落，可在校免費吃住。一年後，我可能就會回到原來的那溫暖的小窩： 那座落在中山公園對麵的文聯大廈的五樓504。還記得每天我清晨早起，步行在深田路，走到了底就是我工作了八年的單位一中。作為班主任和英語老師，早讀是必到的。那也是父親解放後的第一個工作的單位。父親是教語文的，寫了一手好書法，因從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年青時能在雞蛋殼上用毛筆工整地用蠅頭小字，寫下整首長詩。後來學校分校，父親留在老校區，就是現在的五中，也就是我度過青少年時光的地方。
舊五中是個美麗的校園，小巧靈隴， “美麗的海風徐徐吹來，美麗的校園裏百花盛開，老榕樹在風中宣浪，母校的生活豐富多彩，” 五中的校友還記得這校歌吧？還有慈祥的老校長蘇校長，瘦骨零丁的，老戴著眼鏡。還有威嚴的周孝達教導，他在台上一出聲，全校鴉雀無聲。我從小在那長大，托兒所在校邊上，實驗小學也在校邊上。實驗小學後門和五中後門緊相聯。 我在實小6年，還記的柯校長和高教導，有名的孫老師，丁老師。那童年生活物質上雖苦，但回憶全都很美好。小時候，覺得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 ，“小鳥在前麵帶路，風兒吹向我們，我們像小鳥一樣，來到花園裏，來到草地上。”
在實小上完了課，放學後在五中吃午飯。那靠著後門邊上的黃色的辦公樓下就是食堂。從大蒸籠裏找到飯缽，買了五分錢的大鍋菜，上了三樓的語文組，和爸爸分了吃，那時難得吃上幾片肉片。爸爸是全校子女最多的，十個子女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也實在太多了。母親說剛解放時，也就是生下第七個孩子我妹妹時，她是全廈門市第一個自動上第一醫院要求結紮的。還賣了最後的金戒指，才交上手術和住院費的。母親被開腹後，那後來成為院長的醫生，花了很長時間也沒找到輸卵管。後來終於找著了，也給輸卵管打了結了，再縫上了，母親半條命也沒了。由於流血過多，人就像死了一樣，蠟黃蠟黃的。幸虧母親在南洋出生長大，底子不錯，所以挺過來了。不知是找錯輸卵管呢，還是沒結紮好，反正母親是第二年又懷孕了，接著生了老八，老九和老十。命中注定他們要趕到這偉大的時代，誰也阻檔不了啊！
爸爸是所有老師中經濟最困難的。媽媽說，他是跌下“兒女坑”了。他總是省吃儉用，經常穿著一套舊媽媽親自做的中山裝，拖著布鞋， 不修邊副，瘦瘦高高的，比媽媽高過一個頭。他走起路來很快。上小學時，我打著赤腳， 每天都得小跑才能跟得上他。從思明電影院到第七市場，直穿霞溪路那最長的一段路。那兒夏天沒“路腳屈” (廈門特有的遮陽的人行道)，實在熱呀，過了霞溪路，上了工人文化宮，離實小和五中就不遠了。
來到聖母學院，我要協助教中國近代史。說到曆史，我實在太慚愧了，因曆史是我最不喜歡的科目，要是能像我班的邵飛同學就好了，他是曆史大事會倒著背的。但這位學習最好的同學，我們班的學習股，在初中考高中時，被學校宣布不能繼續升學，因他患有先天性心髒病。還傳說他可能活不久呢。我們幾個同學還傷心得哭了。到了2005年，我回國，我們舊同學聚會時，我才發現，他不但活得很好，而且失學後是靠拉板車為生的。他早就沒了父親。他學習很好，加上家庭太困難，本來是有助學金的。失了學就隻好去拉板車了，不然沒飯吃。傳說他的父親是在叛國出逃時被打死的，所以他的出身肯定是壞的。他們家窮得連去複診的錢也沒有。心髒病到底多重無從知道。後來政府給他父親平了反，才知道，他不但出身不是狗崽子，還是革命後代呢，他 的父親原來是在抗美援朝時去世的，屍體還埋在朝鮮呢。那時父親的曆史就決定兒女的前途。他說學校衛生室到底是錯診，還是因他出身太差所做此報複，至今無從知道。他後 來進了街道辦的工廠，因勤奮苦幹和聰明能幹，還當了幾家工廠的廠長。也幸好如此命運，我們在經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他逃過這一劫。我們在鄉下接受再教育時，人家早成了工人階級。後來還入了黨，成了市工會領導。我們在過了45年後才和他重聚。在那岐型歲月，這一類怪事還不少呢。
說到曆史，我就想到我的父親，他是一本活字典啊。小時候，總愛聽他講曆史，聽他講各個朝代貪官和荒淫無恥的皇帝如何禍國殃民，還有每朝忠臣必被害的故事。可正是中國曆史這門學問，他在文革也吃了不少虧。大字報說他借故諷今，戴高帽批鬥，還為此挨了紅衛兵不少的拳打腳踢。現在因為我最不喜歡的中國曆史，倒給我一年省了幾萬美金學費。幸虧那時的中國曆史教學，在美國這個天主教的女子大學，實在不太複雜。教曆史的老師Alison教授，後來成了我的終身朋友，她是哈佛大學博士。剛到美國做學生時，她是我的指導師。她對我的配合十分滿意，對我十分客氣。倒是我向她學了不少中國曆史，從孔子，莊子，老子，到清朝的衰退，全部在她那兒得到重新認識。
剛剛到美時，英語聽力實在太差，記得我是帶著錄音機上課的。因為在中國學的大多是死英語，很沒實用過。那是英國短故事課 (English Short Fiction) ，上課的老師是男的，不像其他課，大都是頭上圍著黑巾的修女老師。這位男老師聲音太低，又講得快，我常聽不明白。經他同意，我把錄音機放到講台上。當他開始講課時，我及忙按上了健。沒想到它居然放出了最高最大聲的京劇 “八年那，別提它…… ” 大家都愣住了，我突然明白，是按了 “play” 了，而我用的是中國帶來的舊錄音帶。幸虧老師挺幽默的，他說這聲音驅散了大家的睡眠感。挺有勁的。
上五中時，我是好運才被分到學英語的第四班。我們年段六個班級，三個班級學俄語，三個班級學英語，因為那時蘇聯還是老大哥的時代。現在在廈大當副校長的老同學，就被分到第三班，他是學俄語的。初中時我們都入了團，同支部，他是組織委員，我還是團支書呢！ 初中畢業後，我硬被留在五中了。許多學習好的同學都到重點中學一中和雙十去了。我是注定要留在五中，注定要 成為狗崽子的，因父親在文革一開始就成了鬥爭的對象。
剛來時，是住在這位美國朋友 托普先生的家。他們是一座小小的連房(townhouse), 樓上有三個房間。安娜住最小間的，本來邁克和艾米麗住一間，睡上下床。我來了，艾米麗就住上床，邁克搬到地下室去睡，把下床讓給了我。我還繼續教他們三個小孩學漢語，他們提供免費住吃。來了才知道從他們家到學院的所謂十幾分鍾的路，其實是開車才是，步行得走一個多小時。每天，他們送孩子去上學，把我帶去。去接孩子時再把我帶回。有時要等到很晚才到家。來了以後，在交了醫療保險後，我基本上是分文不剩了。美國的書又很貴，沒想辦法找工作是不行的。我問他們如何才能找到工作，才得知，留學生還不能到校外打工，沒有工作許可，打工是非法的。
這是一家十分開通民主的家。在他家牆上貼著每周值日表，每天誰做什麽家務，分公有條。有一次，我在幫把碗碟放進洗碗機，小邁克就對我說：“今天是輪到媽媽洗碗的，不是你。” 我說我幫她忙，行嗎？“不行”他說，“你沒法幫每個人的忙的。”後來，我才明白，我破壞了人家的規章製度了。其實，上大學，是不必天天到校的，在加上假日，打工的時間是有的。我完全可找到零星家務工象看小孩(babysitting)之類，這不必有工作許可。另外我發現我住在那兒給托普夫人很多麻煩，而我自己也沒有自己的空間，我必須搬出這家，到學院附近住，才能有更多自己掌握的時間。在這家住了幾個月後，在主人同意下，我搬了出來。不過他們永遠是我的朋友。他們現在都不住巴爾的摩了。
在學院朋友的幫助下，我在學院附近找到一家可“插”進的人家，就在學院旁邊。我每天幫忙做兩小時家務活就可得一間免費的房間。這樣我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在美國，時間就是金錢。
dui ni shu zhong xie de "wu zhong", "Shi xiao" dou hen shou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