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大陸經濟學者張維迎曾這樣評論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從社會和諧的角度是最壞的十年；從體製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為中國政經領域的資深專家，張對剛剛結束的胡溫十年執政有著他自己的職業敏感和專業觀察。就“體製改革”方麵，他認為胡溫執政十年無所作為，平庸保守。這個結論，就連胡溫的權力繼任團隊核心成員之一的王岐山也間接地承認：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個“舊製度”。那麽，現在的舊製度到底有多舊？“破舊”的出路是什麽？這裏，我想展示一個標本，並作扼要的分析。
張維迎教授的評論委婉含蓄，點到即止。對於他的第一個判斷“經濟增長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會不以為然。例如為了“保八”，溫家寶政府立馬開四萬億藥方，讓中國經濟迅速浮腫起來。所以“最好的增長”是虛胖，人們看得異常清晰。中國的經濟數據好看，一是來自政府對“土地財政”的刻意運作，二是政府貨幣濫發，通脹嚴重。
二、擊鼓傳花的房地產炒作正在撕裂中國社會
胡溫卸任的2013年，對比於胡溫接手的2003年，中國城市的房價按每平方米的單價大約上漲了10倍，平均一年漲1倍。當聽到有人準備拿150萬在北京良鄉買一套房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注意到：倒退10年，這筆錢能買10到13套原地同樣大小的房子。對大宗商品而言，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瘋狂。它非常類似於“瘋狂的鬱金香”事件。“瘋狂鬱金香”據說是“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投機泡沫事件”，是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資料說：“1636年，一棵價值3000荷蘭盾的鬱金香，可以交換8頭肥豬、4頭肥公牛、1張床外加1條船……”那麽我們看，2012年、北京二環內，一平米的公寓房的價格輕易能賣到5萬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把樓內一張餐桌大小的麵積賣出去，可以換回50頭肥豬、或28頭公牛、或1輛中型貨車、或2輛麵包車、或20,000斤大米……
當然，在中國大部分別的城市房價沒有高到這個程度，折算的實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與“瘋狂鬱金香”熱炒不同：鬱金香是當年荷蘭人富貴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當代普通中國人的民生必需品，兩者影響範圍大有差別。中國的房屋政策對官僚階層以外的數億中國民眾，帶來了巨大壓力和無盡苦難。
張維迎的第二個判斷“從社會和諧的角度是最壞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證這個結論。我們看到，人民如蟻群一般密集地進京上訪。而促使人們上訪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設部的上訪人群中，由土地引發的上訪更是高達七到八成。在胡溫任內發生、引起國際輿論廣泛關注的太石村事件、錢雲會事件、烏坎事件、三訪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為征地糾紛引發。與之相對應的，人們反複看到的官民緊張對峙的景象：兩列隊伍。一列，是動輒上千“武裝到牙齒”的武警，在堅定捍衛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鋤頭、鐵鍬、液化氣罐等家庭用品“武裝”起來的農民隊伍，在堅定捍衛他們的土地。
政府對征地的積極性，來自它對“土地財政”的追求。中國房地產業內人士任誌強說：政府從房價利益鏈條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過了七成，這太恐怖！一個本該是為民服務、打造良好營商環境的政府，淪落到赤膊上陣、一心搞錢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張評價胡溫執政是“最不和諧十年”，這話讓胡溫聽了不知做何感想。當初胡溫自建立組合伊始，提出的首個執政目標就是“建設和諧社會”。——有時候，曆史就是這麽諷刺。
三、誰是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體？
在過去的十年，中國房價像脫韁的野馬狂飆突進。這十年，既有賺得盆滿缽滿、風光無限的馬背騎士，相應的，也有被馬群鐵蹄踩得遍體鱗傷的倒黴人群。後者就是那些一買房就卷入一二十年還貸周期的購房者，他們自稱“房奴”。“房奴”群體的構成是複雜的。其中最悲慘的，無疑是正在進城的農民。
1949年之後的絕大部分時間，中共政權嚴禁農村居民進城工作生活。農民像蓄奴製一樣被禁錮在農村受窮，被迫操持祖先在一兩千年前就發明出來的原始農具，修理地球，建設“社會主義”。他們是中共統治下處境最悲慘的苦主。習近平、李克強這些跟農民有過短暫“同吃同住同勞動”經曆的知青一代，對此景象應該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毛時代，政府為城市人口無償提供住房、工作、教育、運動場地等一係列設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到九十年代初，中國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錢、或者象征性的交個幾千元，國家以前配給家庭的住房就成為私人所有，領取房產證。這些早期生活在城鎮的人們獲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價大概相當於一個家庭半年的積蓄。這是一種政策紅利、出身紅利。當這些房屋可以用貨幣估值、可以在：市場流通的時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發現，僅這項住房紅利，今天可以輕鬆兌現百萬現金、或百萬的兩三個倍數。它相當於政府給了每戶市民家庭送了一輛、或幾輛豪華“奔馳”。它是政府給“早期進城者”的多項福利中的一項。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作為“後期進城者”，農民得到了什麽。在1980年年代，鄧小平打開城市大門、有條件地允許農民進城時，農民啥都沒有，——除了無窮無盡的磨難。對後進城的“進城務工者”來說，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買。要買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種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輩子的在城裏“打工”所得的積蓄，也絕對買不下來。——這是一種人為的、巨大的製度不公！對那些憑借高考進城上學、工作的農村子弟來說，也是如此。開始，政府不讓他們的父輩進城，進來就“嚴打”，這是第一個悲劇；後來讓進了，但是想安居，必須掏出他一生的積蓄、或一個家族的積蓄。許多農村大學生就是靠農村父母賣糧、賣牛的錢，獲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來應該報恩與孝敬母親的錢，也以月供的形式通過銀行，源源不斷地“輸血”進了政府——這個冷漠的、所謂“祖國母親”的腰包。
網上有個著名的帖子說房價：北京一套100平方米、總價300萬的房，如果農民靠種田收入多少年能買下來？帖主按照中國的農戶通常人均3畝地的耕作規模，乘以每畝純收入400元算，並假設年年都風調雨順，要“從唐朝開始存錢至今才能湊齊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發現那作者算的不對。從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間線763年）到今年，才“區區”一千多年（1250年）哪夠呀！還要乘以2呀，老大！
農民攢三百萬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時間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說，種田的農民必須從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時代開始，攢到胡溫執政結束的2013年，才能攢夠這套房的購房款！對中國農民來說，其不幸在於：因為被政府政策打壓，我們比城裏人至少晚進城30年。此前，我們數億農民無休無止地為城建出血，為城市輸血，自己拚死拚活，掙紮在溫飽線、死亡線上，艱難度日。政府把農村積累投入城市，確保城市運轉；當我們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攢錢、想在城裏安家置業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被驕橫的權力一腳踢回到2500年前——也就是曆史教科書所說的“奴隸社會”！成了名副其實的“奴隸”！這是中國曆史上、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悲慘的房奴。
四、悲慘“房奴”的出路在哪裏？
在這裏，我想對農村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說：我們買不起房，我們在舊製度下找不到出路，我們絕望掙紮，我們缺的其實不是錢，我們缺的是權，——是在製定規則過程中的參與決策的權利。我們農民不能總是對任何規則都無條件執行，而是要拒絕執行不合理的規則！我們農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極其簡單：早先，你惡意地剝奪我們的遷徙自由，讓我們徹底喪失了走進市場的機會，喪失富裕的機會、喪失發展的機會；在死活不讓我們進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國有土地無償劃撥”製度。早來的、你的親友們，獲益於這個製度；當允許我們進城的時候，作為晚來者，你為我們量身打造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製度，並嚴格執行，說這叫“改革”。毫不體恤我們的苦難，完全漠視我們長期以來作出的犧牲。把我們的來到，當作你的一道菜、當作你百年一遇的絕好商機；你好像認為我們農民不是中國國民、沒有點滴權利來分享號稱“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於，在無償劃撥的土地上、靠全民繳稅的財政資金基礎上建起的城市學校，你也長期排斥我們的農民的“打工子弟”進入。北京日報報道說：進入2000年後的頭五年，因為計生政策，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人數減少了8萬，僅小學就關閉了了766所。可是你寧可關閉閑下來的學校、賣掉學校地產換錢，也絕不放我們的子弟進來。你冷酷到底。
讓人絕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圖用一套房子掏空我們的一生、甚至是來世；在買不起房子，艱難攢錢的日子裏，我們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風的簡陋平房、逼到了沒陽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螞蟻、蜘蛛、老鼠棲息的地盤！在這些原本不該是人住的地方，我們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從沒想過，你該為我們做點什麽…看吧！去年發生在北京的7-21事件，僅僅是一場突發的大雨，我們的鄉親就像螞蟻一樣，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東農村來的姐妹王靜，就在那個下雨的夜晚，喪命在豐台區某一間灌滿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靜一直向往光明、一直夢想“等攢夠了首付，就從地下室搬出來”。她生命的鍾擺卻在這個雨夜徹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歲個年頭；她永遠也走不出那間幽暗的鬥室；她隻是中國千百萬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為農民，我們的窮困苦難、我們總被黑暗籠罩的命運，既不是因為我們的懶惰，也不是因為我們愚蠢，而是因為你定的離奇政策，和我們的糟糕出身……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慘房奴走出絕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設法找錢，而是設法找權，要找回曆史對我們的虧欠。我們要設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強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國城鎮化”規劃裏，應該包含我們農民關切的內容，那就是：為農民在城市體麵、廉價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攬子的解決方案；要求政府盡快摧毀蔑視農民、淩辱農民的舊秩序，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習近平、李克強這兩位分別有著法學博士、法學碩士學術背景的領導人，用行動來捍衛法治，糾正曆屆政府對農民的不法對待。此外，在國家政治生活層麵，我們農民自己必須爭取擁有自己的代表、擁有公平的議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會場決不缺席，切實捍衛我們的權益。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新華社。2013年3月17發布電訊稿：印度正準備出台的一個“無家可歸者權利法案”。其核心內容是：政府將向每戶無家可歸家庭無償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萬無房、無地的窮人家庭將因此受益。——這是印度窮人抗爭的結果。顯示印度農民在國家製定規則的層麵具有話語權的例子。
五、政府何以成為中國唯一的地主？
在這個地球上，人們的土地來源主要靠對土地的發現、開墾和傳承。在人類的可控土地中，人造土地的份額估計要少於十億分之一，這裏忽略不論。中共為什麽能夠成為中國唯一的地主？它當然不是靠造地、不是靠購買、不是靠獲贈。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範圍內，包括含金量高的城鎮土地、連同房屋等土地的附著物，以前本來都是各有其主的。到1949年，這些土地統統易主，轉到中共手裏。它們是中共推行“土改”、推行土地“人民公社化”、推行“公有製”、推行“公私合營”等一係列眼花繚亂的政策舉措，完成了土地（以及地上房產）所有權的轉移、和全麵掌控。
中共在自己的黨章裏、在講壇上、在中南海南大門的金色標語裏，都反複表示：除了“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不謀求任何私利”。意思就是說：它掌握中國所有資源不是出於愛財，而是出於為人民管財的好心；說是為了在中國實踐一種更先進的資源配置方式：公有製；是為了更好地為蒼生謀幸福。可今天我們看到了：中共從民眾那裏無償拿來、由它托管的土地，它沒有拿來用於民眾的最基本福祉（包括住房）服務。恰恰相反，憑借它中國“唯一地主”的壟斷地位，操控房價、坐收地利，讓縣城在內的中國上千個城鎮的房價十年漲十倍，這是胡溫在“土地財政”上玩“擊鼓傳花”遊戲上玩得最駭、最瘋的結果。我相信，我們的後人一定會像記得“荷蘭瘋狂的鬱金香”一樣，記得“中國瘋狂的公寓樓”。
政府掌控的樓房可以像鬱金香一樣瘋長，農民種的糧食不能漲。在糧食供應緊缺的年頭，假若某些農民想囤點糧、漲點價，物價局/工商局/法院/公安局……就會立即出現，拿出措施，嚴加懲治。如果我們農民種的大米漲價跟十年房價同步的話，那麽十年前1.4元/斤的普通大米，現在應該賣到14元到20元/斤，而不是當前的2.8元/斤。這個細節凸顯的還是一點：舊製度下，中國農民的權利缺失。
六、鄧氏構想已經落空，先富階層絕塵而去
鄧小平曾說過他對中國人財富分配的構想：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致富”。可事實不是這樣。在最近的十年更為明顯：中國先富起來的階層，從來沒有準備伸手去拉“後富”一把。恰恰相反：他們將其在“先富”過程中積累的財富，當做他們狙擊“後富”的彈藥：調集資金、囤地囤房、拉升房價，毫不客氣地把目標瞄準正在進城、對住房有著迫切“剛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們看準中國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漁者看準了捕魚季、看準了魚群必經的的洄遊路線，而在水急口窄的區域，設套撒網、密集布陣一樣。我們農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計，和精準的捕撈。我們那點微薄的積蓄，與未來預期的收益，正麵臨被人一網打盡的危險！
號稱“總設計師” 的鄧小平，他關於“共同富裕”的設計已告落空。今天中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在城市，隻看“北上廣”就清楚了。就人口與麵積來說，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國4.3%，麵積占全國3%，可是僅憑那些坐落在“北上廣”的私人房產的價值，恐怕就足以買下全國所有農民的房舍加農地，甚至還綽綽有餘。——可見，農民有多窮。
“北上廣”何以能“小小稱砣壓千斤”？為什麽8億農民手裏上100億畝的宅地+農地+林地，比不上0.55億人的“北上廣”居民及其聳立在0.4億畝地上的房地產值錢？這裏麵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受到“舊製度”的蓄意坑害。因為中國一係列法律規定了：農民的地產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認有售賣的資格。
信神的人說“人本高貴”，講法的人說“人人平等”，但現實殘酷。可以說，中國城鄉的鴻溝，從寬度來說，已寬過世界最寬的太平洋；從深度來說，已深過世界最深的馬裏亞納海溝。60年——一個甲子的輪回過去了，我們農民的命運始終被一些自稱“人民兒子”的人死死地掐住。比方說：同樣的罹難賠償，農民通常隻是市民的幾折；同樣的房地產，通常售價不到城市房地產的一折、甚至少於半折。農民的人，沒有完整人格權；農民的物，沒有完整的物權；農民的基本權利，不受憲法、民法、物權法的保護。數量龐大的農民，被少部分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這是中國農民的悲慘處境的根由。中國的主流官媒偶爾也念叨“農民兄弟”這個詞。可惜，我們農民從來沒有在那些跟我們稱兄道弟的人那裏，感受到一點點的兄弟情誼；從來沒有得到“兄弟分糖”時候得到應得的、最底線的、哪怕是做做樣子的公平。比方說“兄弟分糖”，作為他們口頭中的“兄弟”，我們往往難以舔上一口糖紙！
先富沒有帶動後富。我們農民不但會窮過今生。如果情況不變，我們可能會萬劫不複，世世代代成為“漁人”的家傭，和國家的賤民。甚至不得不經受“買你一條命，補你幾平米”那樣的屈辱。——比如，最近對來自安微農村的“京溫女孩”的賠償；這樣的例子無數。
七、房價：牽引農民加速墜入“十八層地獄”的石磨
上麵，我列舉了農民的煩惱，房奴的煩惱。這是中國不公正的“舊秩序”裏苦難群體遭受的一個苦難境遇。我把它作為一個標本來呈現。這裏麵還包含了僅屬於作者個人視角的觀察、研究，和剖析。希望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人進來，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因為對這個舊製度的標本分析裏，牽涉到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曆史的……多維層麵。
在1953年——也就是中共在大陸建政後的第四年，先賢梁漱溟對農民遭受的苦難就了然於心。他對毛澤東說，中國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距太大，有“九天九地”之別。之後的幾十年，差別沒有縮小，而是越拉越大。到胡溫卸任，這個差距應該擴大到“十八天十八地”了吧？即便胡溫任內取消了農業稅，農民減負了。但不可否認、異常明顯的是，因為城市房價暴漲十倍、城市居民財富急劇升值，農民在中國財富總額中的比重急速墜落，幾乎落到“十八層地獄”之中，已經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希望。
八、因為有了房事，人們無法忘記溫家寶
溫家寶先生曾多次說：他希望隨著他在總理職位卸任以後，人們盡快忘記他。我想，這一點恐怕很難。
就人腦的記憶規律而言，一個人最無法忘記的，是他人生中經受最甜蜜的事，和最痛苦的事。前者，比如他籌辦結婚、人生中第一次經曆的甜蜜房事；後者，比如他籌款買房、人生中第一次經曆的痛苦房事。如果再深層細分，買房人與賣房人，也可能一方巨痛苦、一方極甜蜜。因此我感覺：在過去的十年，千千萬萬有過難忘的“後一種房事”的中國人，他們都不會忘記溫家寶。
九、“房奴”的啟示：不被人民約束的權力，必定遺禍於民
在一個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國度，在一個號稱“親民總理”溫家寶的治理下，農民的進城如此煩惱，房奴的安居如此煩惱，這些事實，展示的是中國舊製度的荒謬，和中國民生的艱難。請大家注意幾個時間點：1949年中共土地的獲取；1987土地有償轉讓政策的出台，政府對其所托管土地的牟利的製度化通道打開；2003年後房價猛漲，房奴愁苦……顯示的是一種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的發力路徑。
在人類的曆史上，洪水的肆虐、猛獸的肆虐、瘟疫的肆虐、權力的肆虐，都曾出現過。每次，它們都對所經之地的人們帶來巨大傷害。痛定思痛之後，人們把洪水隔離在河堤之中；把猛獸隔離在保護區之中；把瘟疫病毒隔離在實驗室的儲存罐、把權力關在籠子裏。在中國，洪水、猛獸、瘟疫這“三股勢力”，基本得到約束；而對權力的約束，則還有待實現。這是習近平承認的事實，也是他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原委；這是“舊製度”的內核，也是中國“新製度”建設的目標。如果我們中國人短期內依然不能馴服權力，我們或我們的子孫，隨時會麵臨莫測的風險，隨時可能在權力的利爪之下，被傷得體無完膚、被啃得血肉淋漓。——無論他是劉少奇，還是習仲勳；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概莫能外。所以，：[關注微信zcjlb66更多價值]習總說的話，我們要幫助他實現、或者鞭策他實現！
鈔票泛濫發行，票子一天天變毛；土地財政出現，房價一天天走高；千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大國裏，億萬計的國民找不到安頓肉身的一個窩；大躍進時代，農民餓殍遍地；新世紀裏，房奴哀鴻遍野；缺食物、缺住處……這都是權力不被約束，所造成的慘痛的民生災難。橫看列國、縱看曆史，這都堪稱是政府糟糕治理的一個標本，是後來當政者當引以為戒的一個鏡鑒。
說權力、說民生、說在中國的生存，總是很累。下麵我換個話題，說點輕鬆的：我以前經常去北京的香山溜達。在山上，我總能看到一些可愛的鬆鼠，毛茸茸的尾巴，油光光的身體。它們愛在鬆樹林裏玩耍，從一棵樹的樹枝跳到另外一棵樹的樹枝；它們在綠草地上為一棵鬆果狂奔，享受著類似於富人打高爾夫球時的場景；它們吃野果、喝泉水、住窩巢；它們的家，“開門”就見山、見樹、見水。——可見，它們住得真好，相當於中國富人住的別墅區。——你看，為追求依山傍水的居住環境而一擲千萬，這是今天中國富人們在選擇別墅時候要求的基本條件、標準配置。
最後，簡要重複本文的要點：我們中國人必須告別讓人苦惱的“舊製度”。如果想安全地、有尊嚴地在這片祖先遺留的土地上生活下去：要麽，設法馴服權力；要麽，作好被權力吞噬的準備。我們的選擇，將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種下怎麽的因，將決定我們收獲怎樣的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