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我的曆史觀

2014-12-05 資中筠 
改革開放之初，我首次作為訪問學者訪美，參加了一次中美曆史學者的交流會。有一位美國曆史教授講了一段見聞，他問美國學生為什麽要學曆史，絕大多數的回答就是感興趣；他問過台灣的學生，得到的回答是，為興趣而學曆史對我們太奢侈，我們是為了救國而學曆史；後來他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竟如出一轍，當時兩岸處於對立狀況，各自所謂“救國”的含義可能相反。
　　
把學曆史和救國聯係在一起，令他這個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鮮。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學習和研究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世界上曆史悠久的民族頗有幾個，好像沒有像我們那樣特別重視曆史文本，對史書賦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見的說法是“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這裏“替”是關鍵，為什麽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後被下一個朝代“替換”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家族掌權，然後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從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為了本朝能千秋萬代永遠繼續，避免被別的朝代“替”掉。
　　
誰最該吸取這個教訓？當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謀士、帝師的職責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這個皇位，老百姓是無權參與，也無能為力，所以曆史首先是寫給皇帝看的。中國二十四史隻有第一部《史記》例外，是異類。盡管司馬遷本人的職務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是為了皇朝的延續。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個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規律，不是為了漢朝統治能夠永遠持續。所以他膽子很大，一直寫到當代。他是漢武帝時代的人，《武帝本紀》他也寫出來了，而且對武帝沒什麽好話，並非歌功頌德。要是看《史記·孝武本紀》，對漢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記》還有點像布羅代爾所提倡的寫生活史，給各類人都寫列傳，包括《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貨殖列傳》等。中國人曆來是輕商的，但司馬遷給商人也列傳。還有酷吏、循吏，都分別列傳，按照他自己的評判標準。
　　
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曆史書裏的一個異類。是為記錄史實，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懷，不是給皇帝看的。但從此以後，包括《漢書》，曆代所謂“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資治通鑒》的最後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
　　
沒有列入二十四史，卻最權威、最重要的一部編年通史幹脆就叫《資治通鑒》，顧名思義，目的鮮明，是幫助統治者如何鞏固統治權的。
　　
作者雖然也姓司馬，但司馬光與司馬遷的角度非常不一樣，他在《資治通鑒》的最後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大意說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經放到這裏邊了，此書是在宋英宗時奉命編寫的，完成時已經是宋神宗當政了。他請當朝皇帝好好讀一讀這部書，並明確提出，每一個朝代的興衰有什麽樣的規律，宋朝應如何吸取經驗教訓，才能持續興旺下去。
　　
說穿了，曆史著作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夠千秋萬代永存下去。為達鞏固統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條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說民眾的需求和他們的福祉，是必須要顧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不顧及，但這是手段，目標是為了維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權。
　　
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因為水還是最基礎的。但歸根結底，水的功用是什麽呢？是為了承載上麵的皇權寶座。能夠明白這一點，重視民眾這個基礎，就算明君了。但後來因為在皇宮裏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後，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了，習慣於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結果起了風浪，把船給掀翻了。
　　
不論如何，曆史著作的最終著眼點是鞏固一家皇權的統治。
　　
從這一功能派生出來，史書還有一個功能是對當朝統治者起一定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這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古代史書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這是從孔子著《春秋》時定下來的。遣詞造句都代表著褒貶，叫做“春秋筆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國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更在乎，他們特別在乎自己死後的曆史地位，史書上是把他當成明君還是昏君。
　　
要想曆史把他寫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曆史上就會是昏君，亡國之君。所以對於皇帝或統治者來說，史書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使他們還有所敬畏。所以顧準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這個傳統在皇權專製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後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就逐漸多了起來。不過總的來說，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
　　
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
　　
自19世紀中葉，中國人開始放眼看世界以來，再講曆史，就不限於中國，而是世界各國的曆史了。“以史為鑒”也包括以他國的興衰為鑒。中國人研究外國曆史，最開頭的著眼點是：為什麽他們能打敗我們？這也就是我開頭講的中國學生回答美國教授為什麽學曆史的問題——是為了救國。不管學中國史還是學外國史都是為了救國，這是當時知識精英的共同情結。

但是“他們”為什麽強大，就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了。因為歐洲從中世紀以後的發展途徑，就不是一國一家的王朝興衰。曆史發展是以生產力、思想的進步和製度的改變為主線。因此，我們在學歐洲的曆史時，總是要學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什麽時候有了蒸汽機之類。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國界。
　　
作為現代人，放眼世界，是否還能立足於朝代的“興替”？既然號稱“共和國”，又以馬克思理論為主導，那麽，曆史觀就應以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為標準。評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視角。眼睛不是總盯著國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麽器皿，什麽時候機械化、電氣化了，以及風俗的演變等，而統治方式、政權的興替以及製度的變遷隻能成為手段。
　　
幾年以前，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曾引起熱議。一般觀眾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崛起”，思考從其他國家的興衰中看出什麽規律。比如紀錄片中提到荷蘭這個蕞爾小國，卻曾經一度因其最自由、最開放、最有創新而領先歐洲，稱霸一時；比如德國作為歐洲的後來者，特別重視教育，19世紀德國的教育在歐美國家處於領先地位，德國也以此興國。
　　
這實際上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曆史，脫離了帝王家譜的體係，顛覆了為皇朝服務的曆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國崛起》這部紀錄片無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評價蘇聯解體？
　　
自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其原因和經驗教訓是中國政界、學界戚戚於懷，揮之不去的心結和話題。總結蘇俄曆史經驗教訓的紛紜眾說，大體上有兩種視角。
　　
一、人類文明史的視角
　　
從這一視角出發，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原來的統治製度對人類的兩大訴求：生產力的發展和公平正義都無法滿足，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殺了文化底蘊深厚、優秀的俄羅斯民族的創造力，給俄羅斯及其周邊的民族帶來的禍多於福，因而難以為繼。
　　
不論以何種方式，最終必然要拋棄舊的製度，轉到人類共同發展的軌道上來。這一轉軌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過暴力。俄羅斯得以和平邁過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規模的破壞，是其人民的幸運，也說明民眾的文明程度。總而言之，這是曆史的進步。
　　
二、沿襲朝代興替的視角
　　
這一視角奉蘇共的統治為“正朔”，以同一政權千秋萬代永遠持續為理想，是非褒貶以此為準。於是得出的“教訓”是：從赫魯曉夫開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盡管隻是一小部分）動搖了對斯大林的迷信；戈爾巴喬夫進一步“公開化”、“新思維”，“擾亂”了人心；吸取的教訓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強控製。在這裏，廣大百姓的意願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計。
　　
歸根結底，最高準則不是社會進步、人民福祉，而是鞏固已經奪得的政權。民眾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標。為達此目標可以適當照顧民生，也可以不顧民生，但必然犧牲民權。
　　
告別“打江山，坐江山”思維
　　
“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曆史本身客觀存在，如何“滅”得了？這裏指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曆史文本對過去重大事件的說法和解釋，更重要的是對史料的取舍。對於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曆史的作用之一是講祖先的功業如何輝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續下去的責任感。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圍繞著為斯大林專政的合法性辯護而撰寫的。現在已經知道其中謊言甚多。中共過去也是以這部曆史為國際共運標準文本，所以整個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真正起到了“滅史”的作用。
　　
1951年胡喬木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曾經在短時間內為欽定官史。但是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又有所變化，後來為進一步神化領袖，“大樹特樹”，黨史也就完全以“路線鬥爭”為綱，以說明領袖一貫正確，也就是進一步篡改曆史。真可謂“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1986年胡喬木訪美時，自己都認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學術著作，不同意放入履曆中。
　　
不同的曆史觀，歸根結底是不同的國家觀，涉及對政府和政黨存在理由的根本認識。百姓是主人，還是在皇恩浩蕩下的臣民，各級政府官員是“食君之祿”，還是納稅人養活？這“誰養活誰”是問題的根本。
　　
中國由於皇權製度曆史悠久，“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保江山”的觀念根深蒂固，而對現代民主、共和製的認識曆史較短、遠未深入普及，卻又經曆了以人民的名義行高度集權的曆史。現在要把觀念扭轉到以“民”為目的，政權為手段，十分困難，況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但是中華民族畢竟是要匯入人類文明滾滾向前的洪流的。曆史，不論是本國的還是他國的，已不是隻寫給君主看，而是麵向大眾的。
　　
培根說“曆史使人聰明”，其前提是寫真相的曆史，長期生活在曆史謊言宣教中的民眾隻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點清醒地對待曆史，明確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最終要“保”的是誰，這是百姓禍福、民族興衰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