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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眼中的真實毛澤東

(2016-06-04 18:17:22) 下一個

魯迅眼中的真實毛澤東

 

 

前幾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後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

 

這個事情引起較大的震動。也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就開始討論…

 

有位魯迅研究專家叫楊繼雲。他和魯迅本人關係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顧許廣平和周海嬰的。四九年後,他才透露,“我最想回憶的人就是魯迅”,“魯迅曾經和我討論過,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權後,魯迅對新政權和自我命運的分析。但這個是不能公布的,所以沒有寫出來。”魯迅對共產黨掌權後的自我命運,是有相當且細致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魯迅去世後,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他就談到了,魯迅曾和這個馮雪峰(中國共產黨和魯迅的連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魯迅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裏麵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著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後來大家看了都很震撼。魯迅為什麽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

 

在當代中國最了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了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

 

 

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了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回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隻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有共產黨人要把魯迅搶救出上海,讓他到蘇區當教育委員,毛澤東也反對。毛說,還是讓他留在黨外作用大一點。毛澤東也曾說,我們是不可以給魯迅出題目讓他作文章的。

 

而反過來看,魯迅是經驗主義者,從那些具體的個人共產黨員身上,魯迅看到他們為國家忘我犧牲的風格。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分子,所以他認為共產黨是反抗這種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而毛,是共產黨中的代表者。

 

但魯迅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麵認可、一方麵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分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魯迅懷疑共產黨提出的國防文學的說法,因為這可能過分強調日本侵略而認可國民黨一黨專政。於是他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但是共產黨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

 

我順便舉例子,郭沫若開始時也對國防文學的口號持保留態度,但是當共產黨告訴郭沫若說:這是黨提出來的,郭馬上改口支持,說我要做黨的喇叭。

 

如果你不絕對服從黨,你就是背叛;當時左翼知識分子就有很多爭議:到底是要做獨立的知識分子、還是要做黨的喇叭?

 

魯迅於是就提煉出自己的看法:這些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魯迅認為,這些人一旦掌權,他就可能反過來奴隸別人。

 

這個就形成他對共產黨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了就要奴役別人。

 

 

魯迅和毛澤東之間還有另外一節也很好玩。

 

馮雪峰回到上海時,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的詩詞。我估計,就是西江月·井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那個。魯迅一看,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

 

問題是,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慶問他:你還寫詩嘛?毛澤東說,現在沒什麽心情寫。我以前是白麵書生,現在是土匪了。毛澤東還說過,我是小學教員,但我沒上過大學。我上過綠林大學。

 

魯迅怎麽看這個山大王、綠林好漢?這就涉及到魯迅的一個經驗:20年代,現代評論派和魯迅論戰,當時英美派的紳士稱魯迅為學匪。魯迅答曰: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麽樣呢?他曾說,綠林書屋東壁下。

 

他對綠林的認可,可說是因為魯迅對來自民間,對於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氣的人,都是認可的。

 

但我們不要誇大他的認同,他是有非常嚴峻的批判的。他曾經說過,中國曆史上就說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們其實是農民革命軍,是農民起義。而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過皇帝癮。他不是要根本結束封建統治,魯迅其實清楚看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

 

他說:你們說,幹什麽活是最賺錢的?造反!他某種程度是一個投資,今天犧牲,但將來是要大貴大富的。阿Q的作夢,夢到大把的元寶、女人、夢到小弟不聽話就打他,說“給我幹活”。說到底,就是為了女人、金錢和權力,就要這三東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號,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信裏就說:阿Q正傳的真正涵意還沒有人懂。他有個說明:很多人以為,我寫阿Q造反是寫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寫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後的中國。

 

這裏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就懂了,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 “你來了,我要逃亡。”

 

那麽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麵,作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他為了要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參與反抗社會運動,而且唯一反抗國民黨的獨裁力量,就是共產黨。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場。這就是魯迅在去世之前在遺書裏說,我死了就趕快收,趕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後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隻想保證自己死了,就完結了。

 

但魯迅的悲劇大概就在這裏:一切無法結束。不可能隨著他的死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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