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讀過一個日本人寫的帖子。他說，我們尊敬古代的中國人，不尊敬後來的中國人。因為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很不一樣。
這話聽起來刺耳，但從頭到尾細讀中國史，你會發現此話有點道理。春秋時的中國人，生機勃發，品格清澈。漢唐時的中國人，雍容大氣，自信心很強。及至明清，一個個卻是那麽麻木、懦弱，缺乏創造力。明清時的中國人和春秋時的中國人相比，簡直是兩個不同的物種。
如果你不信，我隨手舉幾個例子。
先說尚武精神。
春秋時代，貴族個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那時的中國人，不喜歡一步三搖弱不禁風的白麵書生。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所以《詩經》言莊薑之美，必先言“碩人其頎”；寫魯莊公之美，必說他“猗嗟昌兮”。那個時代美男子的標誌是大個子、卷頭發、濃胡須，最好還帶點狐臭味兒。《齊風?盧令》讚美獵人，就說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發多須。同樣，《陳風?澤陂》中說，“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於是令女主人公心生愛意，在單相思中苦悶不已。
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中有注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
東方大國齊國民風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氣，和今天的韓國人差不多。貴族們常在道路上駕車相撞，國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班固描寫這片土地的尚武遺風：“（吳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再來看看後來的中國人。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不僅如此，他還驚訝於這個帝國裏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像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居留中國的幾十年裏，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隻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發。”“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麽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發，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閑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更驚訝於中國人的膽小。古伯察說：“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頗具剛毅的中國人，一旦遇到態度堅決，意誌不撓的人，馬上就會變得軟弱，像患了癔病。麵臨困難的中國人嘴裏常說‘小心’，即‘膽子要小’。”羅斯則說：“中國兒童不像歐洲兒童那樣蹦蹦跳跳……對武力的讚賞已經完全沒有了。大男子當眾啼哭而不以為恥。”
俠義文化和俠義精神的失落
一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問題，我們再來看看俠義精神。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時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麽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豫讓為了給智伯報仇去刺殺趙襄子，設法混進趙府，他用自殘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裝易形，吃盡了苦頭。在被抓住之後，審訊者對豫讓說，你當年也曾為範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你不為他們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麽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這樣死心塌地為他報仇？豫讓回答說，當年範家、中行家隨隨便便看待我，我也這樣對待他們；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濫觴：我豫讓不是你們任何一個人的附屬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沒有給你們報仇的義務，給不給你們報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讓追求的是等級社會裏平民的個人尊嚴和社會、他人對自我價值的承認，尤其是在向來瞧不起平民的貴族階層麵前。既然我不是你們的附屬品，那麽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隻有利益關係，人走茶涼。
這種“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戰國時代俠文化中最可貴的部分。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眼珠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二字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嚐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
看《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在官人麵前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45回鑽天鼠盧方初見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麽？”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第48回寫五鼠麵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栗”，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樣馴化式的名字，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通吃。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裏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魯迅說，《三俠五義》中的英雄，表麵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麵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麵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清代儒臣的動物式生存方式
說過了俠，再來看看上古的儒和後世的儒有什麽不同。
後來被統治階級作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初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相當剛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淩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於任何政治權威，隻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孟子相較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氣的他，居然敢說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話，在後世看來幾乎有點大逆不道。
中古時代，雖然在世俗層麵，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但是在精神層麵，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能實現自我完善，達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發明了使天下英雄盡入我轂的辦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製。
到了清代，大儒們卻已經完全被馴服成了“繞指柔”的奴才。儒學要求人們忠君孝親，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屬於君主，不應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誌、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麽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麽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清代儒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思想、無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什麽操守、尊嚴、人格，對他們來說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五百年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
最後再讓我們來看看詩歌中反映的精神麵貌。
《詩經》裏麵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例如《詩經》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意思是說，一個少女動了情，吉士就趁機挑逗她。最後三句很生動地表現出那個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處的心情：輕輕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間的佩巾，不要惹那黃狗嚇人地汪汪叫。
這首詩不直接寫性，隻是描寫二人向林中深處走去的心情，多麽含蓄，多麽自然健康。那時中國人的自然本性還沒有被後來的文化閹割。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淨。《詩經》裏麵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創力，但是文學藝術方麵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渾壯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的細膩化、生活化開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隻要中國人還說漢語，隻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麽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謂詩人們的才性、閱曆、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以拾前人餘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寫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黃庭堅的詩。500年的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沒有真性情，甚至沒有真表情——除了納蘭性德外，中國居然再沒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失去創造力、感受力，就沒有了靈魂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偉大的民族。他們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卻隻是前人的影子。他們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書法家以重複前人為最高標準，詩人以寫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中國隻剩下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一種腐敗氣味。從上層到下層，人們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用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曆史研究》）如果說這幾百年中國人有什麽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進步。
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確實已經成了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與一個變質的罐頭，或者說是鑽石與石墨——雖然同是由碳原子構成，性狀卻已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曆史，如同我們的黃河，先秦是上遊，清澈見底；漢唐是中遊，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遊，已經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