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張維迎評述“胡溫的十年”說起
不久前,大陸經濟學者張維迎曾這樣評論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從社會和諧的角度是最壞的十年;從體製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為中國政經領域的資深專家,張對剛剛結束的胡溫十年執政有著他自己的職業敏感和專業觀察。就“體製改革”方麵,他認為胡溫執政十年無所作為,平庸保守。這個結論,就連胡溫的權力繼任團隊核心成員之一的王岐山也間接地承認: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個“舊製度”。那麽,現在的舊製度到底有多舊?“破舊”的出路是什麽?這裏,我想展示一個標本,並作扼要的分析。
張維迎教授的評論委婉含蓄,點到即止。對於他的第一個判斷“經濟增長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會不以為然。例如為了“保八”,溫家寶政府立馬開四萬億藥方,讓中國經濟迅速浮腫起來。所以“最好的增長”是虛胖,人們看得異常清晰。中國的經濟數據好看,一是來自政府對“土地財政”的刻意運作,二是政府貨幣濫發,通脹嚴重。
二、擊鼓傳花的房地產炒作正在撕裂中國社會
胡溫卸任的2013年,對比於胡溫接手的2003年,中國城市的房價按每平方米的單價大約上漲了10倍,平均一年漲1倍。當聽到有人準備拿150萬在北京良鄉買一套房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注意到:倒退10年,這筆錢能買10到13套原地同樣大小的房子。對大宗商品而言,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瘋狂。它非常類似於“瘋狂的鬱金香”事件。“瘋狂鬱金香”據說是“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投機泡沫事件”,是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資料說:“1636年,一棵價值3000荷蘭盾的鬱金香,可以交換8頭肥豬、4頭肥公牛、1張床外加1條船……”那麽我們看,2012年、北京二環內,一平米的公寓房的價格輕易能賣到5萬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把樓內一張餐桌大小的麵積賣出去,可以換回50頭肥豬、或28頭公牛、或1輛中型貨車、或2輛麵包車、或20,000斤大米……
當然,在中國大部分別的城市房價沒有高到這個程度,折算的實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與“瘋狂鬱金香”熱炒不同:鬱金香是當年荷蘭人富貴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當代普通中國人的民生必需品,兩者影響範圍大有差別。中國的房屋政策對官僚階層以外的數億中國民眾,帶來了巨大壓力和無盡苦難。
張維迎的第二個判斷“從社會和諧的角度是最壞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證這個結論。我們看到,人民如蟻群一般密集地進京上訪。而促使人們上訪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設部的上訪人群中,由土地引發的上訪更是高達七到八成。在胡溫任內發生、引起國際輿論廣泛關注的太石村事件、錢雲會事件、烏坎事件、三訪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為征地糾紛引發。與之相對應的,人們反複看到的官民緊張對峙的景象:兩列隊伍。一列,是動輒上千“武裝到牙齒”的武警,在堅定捍衛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鋤頭、鐵鍬、液化氣罐等家庭用品“武裝”起來的農民隊伍,在堅定捍衛他們的土地。
政府對征地的積極性,來自它對“土地財政”的追求。中國房地產業內人士任誌強說:政府從房價利益鏈條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過了七成,這太恐怖!一個本該是為民服務、打造良好營商環境的政府,淪落到赤膊上陣、一心搞錢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張評價胡溫執政是“最不和諧十年”,這話讓胡溫聽了不知做何感想。當初胡溫自建立組合伊始,提出的首個執政目標就是“建設和諧社會”。——有時候,曆史就是這麽諷刺。
三、誰是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體?
在過去的十年,中國房價像脫韁的野馬狂飆突進。這十年,既有賺得盆滿缽滿、風光無限的馬背騎士,相應的,也有被馬群鐵蹄踩得遍體鱗傷的倒黴人群。後者就是那些一買房就卷入一二十年還貸周期的購房者,他們自稱“房奴”。“房奴”群體的構成是複雜的。其中最悲慘的,無疑是正在進城的農民。
1949年之後的絕大部分時間,中共政權嚴禁農村居民進城工作生活。農民像蓄奴製一樣被禁錮在農村受窮,被迫操持祖先在一兩千年前就發明出來的原始農具,修理地球,建設“社會主義”。他們是中共統治下處境最悲慘的苦主。習近平、李克強這些跟農民有過短暫“同吃同住同勞動”經曆的知青一代,對此景象應該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毛時代,政府為城市人口無償提供住房、工作、教育、運動場地等一係列設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到九十年代初,中國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錢、或者象征性的交個幾千元,國家以前配給家庭的住房就成為私人所有,領取房產證。這些早期生活在城鎮的人們獲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價大概相當於一個家庭半年的積蓄。這是一種政策紅利、出身紅利。當這些房屋可以用貨幣估值、可以在:市場流通的時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發現,僅這項住房紅利,今天可以輕鬆兌現百萬現金、或百萬的兩三個倍數。它相當於政府給了每戶市民家庭送了一輛、或幾輛豪華“奔馳”。它是政府給“早期進城者”的多項福利中的一項。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作為“後期進城者”,農民得到了什麽。在1980年年代,鄧小平打開城市大門、有條件地允許農民進城時,農民啥都沒有,——除了無窮無盡的磨難。對後進城的“進城務工者”來說,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買。要買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種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輩子的在城裏“打工”所得的積蓄,也絕對買不下來。——這是一種人為的、巨大的製度不公!對那些憑借高考進城上學、工作的農村子弟來說,也是如此。開始,政府不讓他們的父輩進城,進來就“嚴打”,這是第一個悲劇;後來讓進了,但是想安居,必須掏出他一生的積蓄、或一個家族的積蓄。許多農村大學生就是靠農村父母賣糧、賣牛的錢,獲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來應該報恩與孝敬母親的錢,也以月供的形式通過銀行,源源不斷地“輸血”進了政府——這個冷漠的、所謂“祖國母親”的腰包。
網上有個著名的帖子說房價:北京一套100平方米、總價300萬的房,如果農民靠種田收入多少年能買下來?帖主按照中國的農戶通常人均3畝地的耕作規模,乘以每畝純收入400元算,並假設年年都風調雨順,要“從唐朝開始存錢至今才能湊齊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發現那作者算的不對。從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間線763年)到今年,才“區區”一千多年(1250年)哪夠呀!還要乘以2呀,老大!
農民攢三百萬所需年限:3,000,000÷(400×3)=2500(年)
唐代到今年的時間跨度:2013-763=1250(年)
也就是說,種田的農民必須從老子(或孔子)出生的春秋時代開始,攢到胡溫執政結束的2013年,才能攢夠這套房的購房款!對中國農民來說,其不幸在於:因為被政府政策打壓,我們比城裏人至少晚進城30年。此前,我們數億農民無休無止地為城建出血,為城市輸血,自己拚死拚活,掙紮在溫飽線、死亡線上,艱難度日。政府把農村積累投入城市,確保城市運轉;當我們向往便捷的城市生活,想攢錢、想在城裏安家置業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被驕橫的權力一腳踢回到2500年前——也就是曆史教科書所說的“奴隸社會”!成了名副其實的“奴隸”!這是中國曆史上、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悲慘的房奴。
四、悲慘“房奴”的出路在哪裏?
在這裏,我想對農村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說:我們買不起房,我們在舊製度下找不到出路,我們絕望掙紮,我們缺的其實不是錢,我們缺的是權,——是在製定規則過程中的參與決策的權利。我們農民不能總是對任何規則都無條件執行,而是要拒絕執行不合理的規則!我們農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極其簡單:早先,你惡意地剝奪我們的遷徙自由,讓我們徹底喪失了走進市場的機會,喪失富裕的機會、喪失發展的機會;在死活不讓我們進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國有土地無償劃撥”製度。早來的、你的親友們,獲益於這個製度;當允許我們進城的時候,作為晚來者,你為我們量身打造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製度,並嚴格執行,說這叫“改革”。毫不體恤我們的苦難,完全漠視我們長期以來作出的犧牲。把我們的來到,當作你的一道菜、當作你百年一遇的絕好商機;你好像認為我們農民不是中國國民、沒有點滴權利來分享號稱“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於,在無償劃撥的土地上、靠全民繳稅的財政資金基礎上建起的城市學校,你也長期排斥我們的農民的“打工子弟”進入。北京日報報道說:進入2000年後的頭五年,因為計生政策,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人數減少了8萬,僅小學就關閉了了766所。可是你寧可關閉閑下來的學校、賣掉學校地產換錢,也絕不放我們的子弟進來。你冷酷到底。
讓人絕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圖用一套房子掏空我們的一生、甚至是來世;在買不起房子,艱難攢錢的日子裏,我們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風的簡陋平房、逼到了沒陽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螞蟻、蜘蛛、老鼠棲息的地盤!在這些原本不該是人住的地方,我們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從沒想過,你該為我們做點什麽…看吧!去年發生在北京的7-21事件,僅僅是一場突發的大雨,我們的鄉親就像螞蟻一樣,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東農村來的姐妹王靜,就在那個下雨的夜晚,喪命在豐台區某一間灌滿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靜一直向往光明、一直夢想“等攢夠了首付,就從地下室搬出來”。她生命的鍾擺卻在這個雨夜徹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歲個年頭;她永遠也走不出那間幽暗的鬥室;她隻是中國千百萬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為農民,我們的窮困苦難、我們總被黑暗籠罩的命運,既不是因為我們的懶惰,也不是因為我們愚蠢,而是因為你定的離奇政策,和我們的糟糕出身……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慘房奴走出絕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設法找錢,而是設法找權,要找回曆史對我們的虧欠。我們要設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強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國城鎮化”規劃裏,應該包含我們農民關切的內容,那就是:為農民在城市體麵、廉價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攬子的解決方案;要求政府盡快摧毀蔑視農民、淩辱農民的舊秩序,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習近平、李克強這兩位分別有著法學博士、法學碩士學術背景的領導人,用行動來捍衛法治,糾正曆屆政府對農民的不法對待。此外,在國家政治生活層麵,我們農民自己必須爭取擁有自己的代表、擁有公平的議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會場決不缺席,切實捍衛我們的權益。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新華社。2013年3月17發布電訊稿:印度正準備出台的一個“無家可歸者權利法案”。其核心內容是:政府將向每戶無家可歸家庭無償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萬無房、無地的窮人家庭將因此受益。——這是印度窮人抗爭的結果。顯示印度農民在國家製定規則的層麵具有話語權的例子。
五、政府何以成為中國唯一的地主?
在這個地球上,人們的土地來源主要靠對土地的發現、開墾和傳承。在人類的可控土地中,人造土地的份額估計要少於十億分之一,這裏忽略不論。中共為什麽能夠成為中國唯一的地主?它當然不是靠造地、不是靠購買、不是靠獲贈。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範圍內,包括含金量高的城鎮土地、連同房屋等土地的附著物,以前本來都是各有其主的。到1949年,這些土地統統易主,轉到中共手裏。它們是中共推行“土改”、推行土地“人民公社化”、推行“公有製”、推行“公私合營”等一係列眼花繚亂的政策舉措,完成了土地(以及地上房產)所有權的轉移、和全麵掌控。
中共在自己的黨章裏、在講壇上、在中南海南大門的金色標語裏,都反複表示:除了“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不謀求任何私利”。意思就是說:它掌握中國所有資源不是出於愛財,而是出於為人民管財的好心;說是為了在中國實踐一種更先進的資源配置方式:公有製;是為了更好地為蒼生謀幸福。可今天我們看到了:中共從民眾那裏無償拿來、由它托管的土地,它沒有拿來用於民眾的最基本福祉(包括住房)服務。恰恰相反,憑借它中國“唯一地主”的壟斷地位,操控房價、坐收地利,讓縣城在內的中國上千個城鎮的房價十年漲十倍,這是胡溫在“土地財政”上玩“擊鼓傳花”遊戲上玩得最駭、最瘋的結果。我相信,我們的後人一定會像記得“荷蘭瘋狂的鬱金香”一樣,記得“中國瘋狂的公寓樓”。
政府掌控的樓房可以像鬱金香一樣瘋長,農民種的糧食不能漲。在糧食供應緊缺的年頭,假若某些農民想囤點糧、漲點價,物價局/工商局/法院/公安局……就會立即出現,拿出措施,嚴加懲治。如果我們農民種的大米漲價跟十年房價同步的話,那麽十年前1.4元/斤的普通大米,現在應該賣到14元到20元/斤,而不是當前的2.8元/斤。這個細節凸顯的還是一點:舊製度下,中國農民的權利缺失。
六、鄧氏構想已經落空,先富階層絕塵而去
鄧小平曾說過他對中國人財富分配的構想:“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致富”。可事實不是這樣。在最近的十年更為明顯:中國先富起來的階層,從來沒有準備伸手去拉“後富”一把。恰恰相反:他們將其在“先富”過程中積累的財富,當做他們狙擊“後富”的彈藥:調集資金、囤地囤房、拉升房價,毫不客氣地把目標瞄準正在進城、對住房有著迫切“剛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們看準中國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漁者看準了捕魚季、看準了魚群必經的的洄遊路線,而在水急口窄的區域,設套撒網、密集布陣一樣。我們農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計,和精準的捕撈。我們那點微薄的積蓄,與未來預期的收益,正麵臨被人一網打盡的危險!
號稱“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他關於“共同富裕”的設計已告落空。今天中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在城市,隻看“北上廣”就清楚了。就人口與麵積來說,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國4.3%,麵積占全國3%,可是僅憑那些坐落在“北上廣”的私人房產的價值,恐怕就足以買下全國所有農民的房舍加農地,甚至還綽綽有餘。——可見,農民有多窮。
“北上廣”何以能“小小稱砣壓千斤”?為什麽8億農民手裏上100億畝的宅地+農地+林地,比不上0.55億人的“北上廣”居民及其聳立在0.4億畝地上的房地產值錢?這裏麵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受到“舊製度”的蓄意坑害。因為中國一係列法律規定了:農民的地產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認有售賣的資格。
信神的人說“人本高貴”,講法的人說“人人平等”,但現實殘酷。可以說,中國城鄉的鴻溝,從寬度來說,已寬過世界最寬的太平洋;從深度來說,已深過世界最深的馬裏亞納海溝。60年——一個甲子的輪回過去了,我們農民的命運始終被一些自稱“人民兒子”的人死死地掐住。比方說:同樣的罹難賠償,農民通常隻是市民的幾折;同樣的房地產,通常售價不到城市房地產的一折、甚至少於半折。農民的人,沒有完整人格權;農民的物,沒有完整的物權;農民的基本權利,不受憲法、民法、物權法的保護。數量龐大的農民,被少部分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這是中國農民的悲慘處境的根由。中國的主流官媒偶爾也念叨“農民兄弟”這個詞。可惜,我們農民從來沒有在那些跟我們稱兄道弟的人那裏,感受到一點點的兄弟情誼;從來沒有得到“兄弟分糖”時候得到應得的、最底線的、哪怕是做做樣子的公平。比方說“兄弟分糖”,作為他們口頭中的“兄弟”,我們往往難以舔上一口糖紙!
先富沒有帶動後富。我們農民不但會窮過今生。如果情況不變,我們可能會萬劫不複,世世代代成為“漁人”的家傭,和國家的賤民。甚至不得不經受“買你一條命,補你幾平米”那樣的屈辱。——比如,最近對來自安微農村的“京溫女孩”的賠償;這樣的例子無數。
七、房價:牽引農民加速墜入“十八層地獄”的石磨
上麵,我列舉了農民的煩惱,房奴的煩惱。這是中國不公正的“舊秩序”裏苦難群體遭受的一個苦難境遇。我把它作為一個標本來呈現。這裏麵還包含了僅屬於作者個人視角的觀察、研究,和剖析。希望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人進來,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因為對這個舊製度的標本分析裏,牽涉到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曆史的……多維層麵。
在1953年——也就是中共在大陸建政後的第四年,先賢梁漱溟對農民遭受的苦難就了然於心。他對毛澤東說,中國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距太大,有“九天九地”之別。之後的幾十年,差別沒有縮小,而是越拉越大。到胡溫卸任,這個差距應該擴大到“十八天十八地”了吧?即便胡溫任內取消了農業稅,農民減負了。但不可否認、異常明顯的是,因為城市房價暴漲十倍、城市居民財富急劇升值,農民在中國財富總額中的比重急速墜落,幾乎落到“十八層地獄”之中,已經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希望。
八、因為有了房事,人們無法忘記溫家寶
溫家寶先生曾多次說:他希望隨著他在總理職位卸任以後,人們盡快忘記他。我想,這一點恐怕很難。
就人腦的記憶規律而言,一個人最無法忘記的,是他人生中經受最甜蜜的事,和最痛苦的事。前者,比如他籌辦結婚、人生中第一次經曆的甜蜜房事;後者,比如他籌款買房、人生中第一次經曆的痛苦房事。如果再深層細分,買房人與賣房人,也可能一方巨痛苦、一方極甜蜜。因此我感覺:在過去的十年,千千萬萬有過難忘的“後一種房事”的中國人,他們都不會忘記溫家寶。
九、“房奴”的啟示:不被人民約束的權力,必定遺禍於民
在一個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國度,在一個號稱“親民總理”溫家寶的治理下,農民的進城如此煩惱,房奴的安居如此煩惱,這些事實,展示的是中國舊製度的荒謬,和中國民生的艱難。請大家注意幾個時間點:1949年中共土地的獲取;1987土地有償轉讓政策的出台,政府對其所托管土地的牟利的製度化通道打開;2003年後房價猛漲,房奴愁苦……顯示的是一種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的發力路徑。
在人類的曆史上,洪水的肆虐、猛獸的肆虐、瘟疫的肆虐、權力的肆虐,都曾出現過。每次,它們都對所經之地的人們帶來巨大傷害。痛定思痛之後,人們把洪水隔離在河堤之中;把猛獸隔離在保護區之中;把瘟疫病毒隔離在實驗室的儲存罐、把權力關在籠子裏。在中國,洪水、猛獸、瘟疫這“三股勢力”,基本得到約束;而對權力的約束,則還有待實現。這是習近平承認的事實,也是他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原委;這是“舊製度”的內核,也是中國“新製度”建設的目標。如果我們中國人短期內依然不能馴服權力,我們或我們的子孫,隨時會麵臨莫測的風險,隨時可能在權力的利爪之下,被傷得體無完膚、被啃得血肉淋漓。——無論他是劉少奇,還是習仲勳;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概莫能外。所以,習總說的話,我們要幫助他實現、或者鞭策他實現!
鈔票泛濫發行,票子一天天變毛;土地財政出現,房價一天天走高;千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大國裏,億萬計的國民找不到安頓肉身的一個窩;大躍進時代,農民餓殍遍地;新世紀裏,房奴哀鴻遍野;缺食物、缺住處……這都是權力不被約束,所造成的慘痛的民生災難。橫看列國、縱看曆史,這都堪稱是政府糟糕治理的一個標本,是後來當政者當引以為戒的一個鏡鑒。
說權力、說民生、說在中國的生存,總是很累。下麵我換個話題,說點輕鬆的:我以前經常去北京的香山溜達。在山上,我總能看到一些可愛的鬆鼠,毛茸茸的尾巴,油光光的身體。它們愛在鬆樹林裏玩耍,從一棵樹的樹枝跳到另外一棵樹的樹枝;它們在綠草地上為一棵鬆果狂奔,享受著類似於富人打高爾夫球時的場景;它們吃野果、喝泉水、住窩巢;它們的家,“開門”就見山、見樹、見水。——可見,它們住得真好,相當於中國富人住的別墅區。——你看,為追求依山傍水的居住環境而一擲千萬,這是今天中國富人們在選擇別墅時候要求的基本條件、標準配置。
香山鬆鼠的快樂生活讓我想起:假定,這些北京的鬆鼠,也跟北京房奴一樣在某種“偉大力量”的英明領導之下;假定把一隻鬆鼠一生能夠采集的果子,折算成500斤核桃;假定它想要一個安歇的窩,某“力量”要求它先交500斤核桃,才可以給它一個窩,那結果會怎麽樣?——我想,它的幸福生活會立即終結;它會崩潰、發瘋;——我想,除了人類中極少一小部分人以外,沒有哪個物種能承受這樣一種活法。——幸虧,這隻是我為了文章論說的需要而虛擬的一個“假定”;幸虧,某“偉大力量”的統治暫時還沒有延伸到鬆鼠家族的地界上。否則,它不會瀟灑得起來,它會生不如死。
“人,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多麽讓人憧憬的場景。北京的鬆鼠顯然是實現了,北京的“房奴”卻還遠遠沒有實現。房奴的重負,是政府力量“威加海內”的結果;鬆鼠的輕鬆,是政府力量“鞭長莫及”的結果。
香山鬆鼠的快樂生活,給我們以啟示:如果人類權力不被約束,那麽能力越大,它禍害越大;不但害人,還會害萬物;無論是洪水、猛獸、病菌,還是政府,一種不能被約束的力量,不如沒有這種力量!2500年前,孔子在一處荒涼山野意外看見一家人,他們為了避苛政,而選擇在老虎出沒的山上定居。這個實例,體現人們“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性選擇;體現人們規避政府力量的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生存選擇。
最後,簡要重複本文的要點:我們中國人必須告別讓人苦惱的“舊製度”。如果想安全地、有尊嚴地在這片祖先遺留的土地上生活下去:要麽,設法馴服權力;要麽,作好被權力吞噬的準備。我們的選擇,將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種下怎麽的因,將決定我們收獲怎樣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