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版世界史》之中國部分選譯 [ZT]

《哥倫比亞大學版世界史》之中國部分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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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我們不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尋智慧；隻因人本自由，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為別人的生存而生存。”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
　　
　　《哥倫比亞大學版世界史》之中國部分選譯
　　
　　譯者：張镔

前言
　　
　　很難想象還有比《哥倫比亞大學版世界史》更大膽的標題。人類知識的結構出現巨變，而近年來，我們的自負也在增長，我們輕易變得傲慢。我們的知識水平由一支真正傑出的教員團隊來衡量，即便這樣，我們承認本世紀的知識以指數級驚人增長，哥倫比亞大學也難免受到局限。人類欲了解籍以認識自我的宇宙、人類演進的曆程和其存在的曆史語境，這些工作量現在是如此令人畏懼，以致沒有一所大學敢宣稱自己是全知全能，哥倫比亞大學當然也不敢這麽講。
　　
　　但是，任何其他標題都不能更準確地描述這一作品。當這項工程於 1965 年開始時，耶魯大學的教授彼得•蓋伊 (Peter Gay) 是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家。約翰•A•加拉第 (John A. Garraty) 繼續在我們曆史係任教，是我們係的傑出人士。他們攜手編輯一部大曆史，內容涵蓋從宇宙誕生直至今天的“一切”重大曆史事件。他們的想法是，這樣一部將近五十萬字的作品，將全部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來寫，以此證明人類過去的知識總和，可以由單獨一所偉大的大學教員以學術權威的方式匯集。
　　
　　現在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一些撰稿人已經轉向其他工作，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標誌印在本書的每一頁。這本書是曆史知識的精華，思想開明，觀點平衡，審慎。這不是意識形態主義者向幼稚的讀者灌輸觀點。唯有智慧和觀點的明晰，正是這些特點使哥倫比亞大學各個係輝煌了將近一個世紀。
　　
　　讀者不妨通讀全卷，我就是這樣，感覺就像坐在一群職業曆史學家和其他學者中間，聽他們互相討論彼此的專長。每一個人向他的同事進行扼要敘述，無須處理表達的觀點所需的海量證據和細節。當一所偉大院係的教員彼此互相陳述的時候，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曆史學術權威觀點。哥倫比亞大學的世界史，既不矯飾，也不傲慢。
　　
　　對於這部了不起的作品，我有點掩飾不住驕傲和熱情。它以人人能理解的方式展示了哥倫比亞大學學術能力很小的一部分。在校園中，社會變化所帶來的騷動和競爭，讓人偶爾會忘記以這樣大量的心血所匯集的巨大思想能量。這種能量在校園無處不在，即使是不起眼的角落。有時候，當我步行經過聖•彼得教堂時，聽到教堂的唱詩班在歌唱，不由得被音樂的美妙所打動。還有的時候，學校的一位教員在院長日 (Dean’s Day) 開講座，聽的時候，我被他表達的藝術和明晰之美所迷住。最近我在閱讀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論文，為文稿所產生的思想的清晰而沉醉。在這本書中，我不禁沉浸在一所偉大的大學真正專業的曆史係的見識和力量中。
　　
　　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充當西方世界綜合知識的偉大中心。我們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充當學術界和範圍更廣的、對思想感興趣的讀書界之間的中間人。本書展現了作為傳播者和知識發現者和組織者的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的天才。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威廉•麥吉爾 (William J. Mcgill)　

概述
　　
　　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史的時代，日久年深，我們的曆史還相對年輕。這個地球上的很多文化是以相對封閉的方式發展，在十五世紀之前，突破他們邊界的，僅僅是偶爾出現的貿易者、邊界戰爭和大規模遷徙（諸如在基督紀元時期的早先世紀羅馬帝國的“野蠻人”入侵）。但在哥倫布和科德斯使西歐人認識到潛在之物之後，他們對皈依基督教者、經濟利益和名聲的胃口被全麵喚醒，西方文明主要通過武力被介紹到地球的幾乎各個角落。征服者以無法遏製的擴張渴望和先進的武器，讓世界其他地方被迫成為歐洲列強的附庸；非洲、亞洲和美洲成為歐洲人原材料、市場、科學好奇心對象的資源地和永久定居地。這些大陸的民族，一句話，成為野蠻和殘忍剝削的犧牲品。
　　
　　但隨後科學和技術時代的到來，不僅改造了西方世界，也改造了非西方的附屬國。我們現在正目睹兩條並發的、僅僅表麵上看起來矛盾的發展路線。當西方施加其技術和思想的影響力的時候，世界文明變得更加統一。而當附屬國脫離西方的統治的時候，他們正是用西方這些技術和思想建立其各自的身份，分享權力。隔絕不再發生；諸如中國等古代帝國和非洲覺醒的新國家使整個世界卷入他們的事務中。這樣，西方和非西方曆史的傳統劃分，以及以恩人自居的、非西方是西方曆史的一種腳注的推論已經變得過時。這，就是我們前麵所說的世界曆史的時代，因此，在終極意義上是為了世界曆史的時代。
　　
　　書寫世界史很難，但這並沒有嚇退曆史學家從事自古希臘人開始以來一直就有的這門職業。中世紀僧侶和文藝複興學者開始嚐試。利奧波德•馮•蘭克 (Leopold von Ranke)，現代科學曆史學之父，以一篇關於世界史的論文，圓滿完成其長盛不衰而多產的事業，這篇論文開始於 1886 年，當時他年齡超過八十歲，十年後他辭世時，文章已達幾千頁，內容才到十五世紀。無疑，我們不應對蘭克未能完成其不朽的事業而微詞，畢竟當他開始這項事業的時候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從事這項事業的困難。在蘭克辭世後將近一個世紀的今天，世界曆史的書寫麵臨的問題令人更加畏懼。我們比蘭克知道的更多，我們對世界曆史的概念比蘭克更廣泛，比蘭克更具概括性，但是，我們還意識到，了解更多，我們明白的更少。有一點可以明確，即權威的世界曆史非任何個人所能掌握。人生如白駒過隙，世界卻豐富多彩。
　　
　　我們這裏不談限製視野的文化角度，這是一個障礙，即，對曆史學家施加的偏見近來被過分誇大，特別是被堅持認為隻有黑人才能恰當地描述黑人“經曆”的那些人過分誇大。那種“自己人才了解自己人”的觀點，我們認為不能應用在曆史寫作上。（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如果曆史學家相信了這一點，他們將不得不被限製在他們本國和本階層的當代事件中，這將破壞整個曆史事業。）正相反，為了獲得更深的理解力和更高的客觀性，曆史學家的職責正是在於超越其先天和後天的成見。書寫世界曆史的困難並不在於眼光狹窄，而是無知，不是曆史學家知識的貧乏，而是其材料的泛濫。
　　
　　盡管世界曆史書寫很難，但也由於這一點，世界曆史對我們可以說是至關重要。我們西方人需要更多的了解我們身在其中不能避免的這個世界，出於同樣原因，這個世界的其他人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們。明顯的解決方案是集體創作，將多位專家的專門知識進行匯集，這就是本書後麵內容所作的工作。
　　
　　然而，整個世界的曆史由四十位作者（就本書情況而言）來書寫，帶來了另外的係列問題。不管蘭克的局限是什麽，馮•蘭克的作品是單一頭腦的產物；它有思想和藝術的完整性，它是一個整體，是自我本我。多位作者寫的曆史要冒的風險是：作品成為僅僅通過封麵裝訂在一起的論文合集或百科全書文章。我們從開始就意識到這個危險，努力以若幹種方式克服。首先，我們決定從一所單獨的學校召集曆史學家和專家。這樣，我們的撰稿者私下彼此熟悉；因為聯係頻繁而且容易，我們和他們可以不斷商議、辯論、比較和批評，以使我們的幾種工作融合為一種思想結構。這一流程在本書創作的每一個階段都發生，持續的時間超過五年。
　　
　　考慮我們首要的和最關鍵的問題：綱要的準備和不同地區和時間段的篇幅分配。印度早期文明的曆史如何同埃及和中國的發生聯係，或墨西哥和秘魯的又是如何發生聯係？與南美或東歐相比較，非洲的章節應占多少篇幅？作為一位來自美國和一位來自西歐的編輯，我們知道我們能想出的這類問題的答案會不充分，而且肯定有曲解。我們因此詢問我們的專家，他們計劃如何組織材料，需要多少篇幅，同時牢記，我們施加的最大限製是，我們決定要創作的作品將以單卷形式出版。我們使用撰稿者製作的綱要草稿並在每個階段同他們谘詢的情況下，最終製定出我們曆史的結構。在快速閱讀目錄之後得到的結果是：人類曆史的全球構想。從我們“西方的”角度認為是“外來的”內容在本書占了很大篇幅，對他們曆史的敘述，不僅僅西方人意識中強調的那些觀點，而是從他們的開天辟地直至現在的內容。這是世界的曆史，而不僅僅是“我們的”曆史。
　　
　　但是集體創作不是到此為止。合適的時候，我們的作者隨時相互谘詢，以避免重複和遺漏，凡需要他們同事專門知識的地方，他們就閱讀和批評其手稿，很多人這樣做是出於友誼和好奇心，而他們不是。下麵的章節很多是兩位或三位學術權威的匯集，但我們認為，此類章節的組合，就如同單一的頭腦產生的作品一樣流暢和具有邏輯性。
　　
　　最後，撰稿者慷慨地給我們組織和編輯其手稿的大量自由。考慮到我們共同承諾要創作一部世界曆史的完整綜合作品，大家認為給予比普通編輯權更大的許可很關鍵。我們的目標是將四十位曆史學家的作品融合成為一個整體。方法是實行基本方案的統一性，提供連接段落和參考，更改作者個人的寫作風格（希望沒有產生大的藝術損失），旨在造成不是我們二者創作了以下作品而是所有的人創作了全部作品的錯覺。但是不言而喻，每一位作者仍然是其自身作品部分事實和觀點的最終仲裁者。每一位撰稿人都仔細閱讀和改正了我們的“最終”版本。
　　
　　這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版世界史》。正如我們前麵所言，這部作品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構思和創作。但是，過去這些年裏，很多撰稿者，還有我們其中一位編輯，離開了晨邊高地 (Morningside Heights)，我們的職業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在書名中保留了這個標題，因為我們認為，哥倫比亞大學在曆史學方法方麵的學術成就長期處於領先地位，這些方法應用到了本書的設計和創作上，這些方法，就其範圍和將專家知識向大眾傳播的目的而言，都大大超出常規標準。過去曾經寫過此類曆史的哥倫比亞學人的名單是冗長而聲名赫赫。要證明這一點，我們隻需提及查爾斯•比爾德 (Charles A. Beard)、詹姆斯•哈維•魯濱遜 (James Harvey Robinson)、卡爾頓•海斯 (Carlton J. H. Hayes)、加萊特•馬丁利 (Carlton J. H. Hayes) 和阿蘭•內文斯 (Allan Nevins)。我們共同希望，我們達到了上述和其他哥倫比亞學人的標準，我們的作品能像他們一樣被公眾廣泛接受。
　　
（致謝內容部分省略。）　
　　
　　
　　
約翰•A•加拉第
彼得•蓋伊


1.

第一編　古代世界

　　史前史
　　1. 地球和宇宙
　　2. 地球的地質演化
　　3. 生命的演化
　　4. 人類的演化
　　
　　古代近東史
　　5. 美索不達米亞
　　6. 埃及
　　7. 新地中海東部地區
　　8. 神和人
　　
　　目前為止發現的最大猿人 (Pithecanthropus：猿人，直立猿人) 化石群於 1930 年在中國北方聞名的周口店洞穴出土。這一遺址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其中發現的骨架材料，還因為其提供了關於其居民行為的重要信息。他們是成功的獵人，尤其是捕鹿方麵；他們使用火；他們進行過人類特有的活動：食人風俗。在存儲被他們捕獲的動物的骨骼的過程中，有猿人骨骼散落，就像動物骨一樣，猿人骨骼的長骨被斷開，顱底被打開，以抽取骨髓和腦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像以後和更高級的人一樣舉行過儀式性的食人風俗，但是看起來中國猿人確實食用他們同類的屍體而不是埋葬他們。
　　
　　早期中國
　　
　　原文第 107 頁：
　　
　　10 早期中國 Early China
　　
　　（譯者注：早期中國（Early China）指漢代滅亡（公元 220 年）以前中國的研究，或者說是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研究。）
　　
　　中國人是一個有曆史意識的民族，曾勤勉地收集和編輯其文獻達兩千年。盡管如此，對中國曆史的了解並不完整。雖然一般輪廓已經很清楚，但分期的詳細分析幾乎還沒有開始。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原材料數量巨大，一部分是因為中國曆史的書寫所提出的具體問題，是逐漸才被理解的。詳細研究產生了新的事實，許多一般性結論需要審查。因此中國曆史總是處於變動之中，但基於同一原因，也是現代曆史研究最令人興奮的領域。
　　
　　雖然中國文明的演變和存活所跨越的時間段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長，但其遠古並不很突出，不如偉大的中東文化出現的早。從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後五百年，中國才開始形成社會單位。由於這些開始相對晚，誘使過去的學者尋求中國在埃及、巴比倫、中亞或東南亞的發源地。他們試圖將中國的文字體係從楔形文字甚至希伯來字母派生出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發現改變了這一切。現在很清楚中國人從史前時期就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而且盡管有外來的影響，他們的文明是土生土長的。
　　
　　在中國生活的原始人最早可追溯到早更新世時期，但是不能確定他們是現代中國人的直接祖先。隻有在開始時期還不能確定的新石器時代，可以確定為中國人的人在華北出現。新石器時代的較早時期稱為仰韶文化，以河南 (Honan) 西部的一個村莊命名，在黃河的南麵，1921 年這個地方有重大發現。仰韶文化位於黃河的大膝正中，包括更下遊的汾河和渭河流域，這一地區被稱為“華北核心地帶。”那裏的人已經進入食物生產階段，居住在小的、臨時的村莊。原始的農業技術，極有可能是刀耕火種法 (slash-and-burn method)，使他們在土壤貧瘠之後不得不連續從一地遷往另一地。出於防禦的目的，他們優先選擇河流交匯或彎曲的地點，在土壤再生之後他們常常回到常住之處。他們最重要的作物是粟和稻穀，他們畜養家禽，諸如狗、豬和綿羊，也許還有山羊和牛。但他們還采集捕獵和漁獵到的食物。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製絲，他們的陶器繪以紅白色，種類豐富，花色繁多，可能得到來自東南歐黑土文化的靈感。裝有食物的器皿置於墓穴中，表示信仰死後的存在。
　　
　　仰韶文化逐漸演進到龍山文化，由龍山的一個考古遺址而得名。龍山文化顯示出各個方麵的進步。主要農作物增加了稻米，可能已經開始馴養雞和馬。捕獵繼續提供更多的生活補給。村莊更大，居住時間更長。人們學會了掘井和修建村牆。陶器的主色調是灰和黑，形狀及其多樣，包括帶中空的腳和雙層爐的甑鬲。
　　
　　直至這一時期結束，修飾性的幾何圖案才開始流行。龍山文化不僅比先前的仰韶文化更先進，而且覆蓋了中國北部和東北部更大範圍的地區。
　　
　　根據傳統，中國人相信文明是由遠古的賢君 (wise ruler) 所創立。其中一人介紹了狩獵、漁獵、動物養殖和樂器，另一個則介紹了農業和貿易。第三位增加了天文觀察、戰車和船，其妻子教製絲，一位大臣在觀察了沙土上鳥的足跡之後發明了文字。幾個世紀之後，三位偉大的統治者據說集中精力設計日曆，治理洪水並建設運河、堤壩和灌溉網絡。最後一位統治者夏禹，據說建立了夏朝。中國人將這些神話人物認作曆史人物，並賦予他們在世時間，甚至一百年以上的統治時間。但在不很係統的陳述早期神話的文字中，一些文化英雄是以半人半神的方式出現。目前為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無法證明夏朝存在的可靠性。隻有在商朝（依據傳統說法是在夏朝之後），有文獻記載的曆史才在中國開始。
　　
　　商朝標誌著青銅時代的開始，是在龍山石器時代結束之前。石器在鄉村繼續使用，在城市則迅速被青銅代替。青銅冶鑄在中國逐漸演進，因此這可能是一項獨立的發現。但是因為中東提早 1,500 年進入青銅時代，這方麵中國受到中東影響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中國正統的紀年法將商朝定在公元前 1766-1122 年，一本稱為《竹書紀年》的書更保守一點。這些書簡是公元 281 年在一個墓穴發現的，因為寫在竹片上而得名。它們曾丟失，被偽造，最後是根據古代引文盡可能重建。《竹書紀年》將商朝定的有點晚：公元前 1523-1027 年，這個數字也不能就說沒有問題。正統紀年法同《竹書紀年》在時間上恰好相同的，僅從公元前 841 年開始，這是中國曆史第一個完全可靠的日期。
　　
　　根據傳統說法，商朝先後有幾個首都，最後一個是殷 (Yin)。這個城市的名字是同該朝代一起使用的（比如殷或殷商），位於現河南北部的安陽附近。1899 年左右，在該遺址驚人地發現了大量的甲骨，永久性地確立了商朝為有曆史依據的朝代。加熱甲骨進行占卜在龍山文化時期就已經施行。商朝繼續使用並提高了這一技術。國王在占卜者的幫助下向其祖先提問。然後對甲骨進行加熱，最早是使用豬、羊或牛的肩胛骨，後來主要是龜殼。裂縫出現時，答案就由此推得。問題，有時候加上答案，被刻入骨中，刻入的內容偶然會關注實際發生的事情。比如：“史官轂 (Diviner Ku) 問道：‘商王可否在桂地 (Kuei) 打獵，是否擒獲野獸？’這天去打獵，獲一頭虎、四十頭鹿、一百六十四頭狼、一百五十九頭小鹿，還有一些相當小的狐狸。”已經發現的甲骨超過 100,000 片，這些甲骨上不僅出現大部分商王的傳統名字，還有以前尚未知曉的其他商王的名字。這表明商朝的統治者是有曆史依據的人物。
　　
　　商王也稱天子 (Son of Heaven)，承擔行政和宗教職責。他由貴族階層支持，貴族極有可能由其親屬和當地酋長組成。商朝似乎未曾有過強有力的中央集權製度。城市，特別是都城，被夯土 (stamped earth) 牆包圍。政治和儀禮中心位於城牆以內，手工業者被安置在牆外，依據行業安排他們在特定的地區聚居。農民 (farmer) 住在更遠的村莊，他們的私人住所是帶屋頂的坑。他們種植小麥、粟、高粱和大麥。有水稻，但是可能不在商國中央地區種植。水牛已經被馴養了。
　　
　　國王定期舉行向祖先和各種自然神祭祀的複雜儀式。最普通的祭祀動物是牛、羊、豬和狗。犧牲品通常被燒或被埋葬，一般是組合形式，比如兩頭豬加三頭羊再加五頭牛。其他供品由珍貴的物品或醪液祭酒組成。重要人物的墓穴還置放了功能性和裝飾性的物品，供他們在來世享用。其中包括輝煌的青銅器皿，青銅器皿目前還被讚譽為人類最優秀的成就。在葬禮和建築的獻祭中，人牲很普遍，有時候單獨一次儀式就要一百個以上的人牲。男性和女性巫師充當人和神靈的中間人，但他們自己經常被充當犧牲品，比如求雨失敗的時候。
　　
　　商國的確切大小不清楚。其位於黃河的兩岸，河南平原的正中。其周圍鄰國在種族或語言方麵極有可能沒什麽不同，但是商朝人將他們視為“野蠻人”，隻要他們不承認天子。這些鄰國日益受到更先進的商文明的影響，並學習了青銅冶鑄等技術。但商朝的武士在戰爭中保持優勢。他們用頭盔、盔甲和盾保護自己。使用了強有力的遠程木角組合弓和矛，還有肉搏戰中使用的銅戈。兩頭馬拉的雙輪戰車代替騎兵。騎馬還沒有出現。
　　
　　根據甲骨文顯示，商時期有了文字。銘文使用了 2,000 種以上不同的字符，證明中國的文字體係相當先進，並且肯定依賴於更早的時期。目前為止沒有發現更早時期的任何遺跡。文字體係一直在調整，直至基督紀元的開始時期，從這之後字體或多或少停留在原來的風格。
　　
　　從結構方麵看，中國的文字體係經曆了四個不同的階段。沒有形成字母或音節字，但每一個字可以用不同的字符表示。一個女人的形象意思是“女”，掃帚則為“帚”。最早的字為具體字的象形 (pictograph)，一個女子加掃帚為“妻”，三個女的意思則為“背叛”或“邪惡”。第三階段為形聲 (phonetic loan)，即現有字借用其他字相同的發音。第四階段是第三階段的優化：會意 (sense determinator)，或部首，加入到形聲中以避免混淆。漢字的十分之九是由這種形聲法構成。但是，聲旁（音符，phonetics）不僅僅用在同音異形詞 (homophone) 上。在這種情況下，在語言的演變過程中差異逐漸加大，到了今天，有些字即使他們有相同的聲旁，但是發音完全不同。書麵語言盡管難，但它一直是中國文化和政治統一的重要紐帶。雖然許多中國方言無法互相領會，但是文字符號可以通過眼睛理解，無論他們當地發音是怎麽樣的。一個中國人也許無法理解另一個中國人說什麽，卻很容易理解他寫什麽。
　　
　　商朝被位於西邊的鄰人推翻，該民族自稱為周人，在渭河流域的中心定居。周一直受到商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的勝利並不標誌著中國文明成長的重大突破。正統的紀年法將該朝代的奠基時間定為公元前 1122 年，而《竹書紀年》將該事件推後一百年，為 1027 年。
　　
　　第一位周王將渭河西邊的鎬城作為其宮邸，到公元前 771 年為止一直是首都。在被稱為西周王朝的這一期間，中國逐漸從遠古的模糊記憶中走出來。可以證實，國王將采邑封給其親屬和盟國，並對其鄰國采取強有力的軍事行動。但是貴族的權力在增長，而國王的權威相應減弱。公元前 771 年，西周的最後一名國王被一位貴族殺害。
　　
　　一年之後，已故國王的兒子宣稱為王位繼承人，首都洛邑。該城位於舊都的東麵，位於河南，離黃河的南麵有一段距離。同其先前時期不同，東周時期，國王的領地被貴族的采邑所包圍，國王的主要職能被降為禮儀和祭祀。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洛邑在當時絕不是最大的城市，麵積小於 2 x 2 英裏，雖然城牆的寬度達 13 碼，而洛邑僅有 5-6 碼寬，很明顯其扮演的角色僅僅是符號意義了。
　　
　　雖然後來發展的具體情況不清楚（甚至不是所有的封建製國（feudal state，邦）的名稱都保留下來），但是很明顯權力向外圍轉移，從位於中央更小的采邑到外圍更大的國家。在外圍國家中，齊國占據了山東半島，部分接鄰大平原，晉國主要位於山西南部，秦國在渭河流域逐漸變得強大。南麵是其他兩個相當不同的外圍國家：占據華中大部分地區的楚國和位於海岸邊其東麵的吳國。二者隻有部分中國化，特別是楚國有其獨特的燦爛文化。其統治者甚至稱他們自己為王，這一稱呼在中國人看來，應僅為天子保留。吳國遙遠之處是甚少有人了解的越國，其國民居住在從浙江到印度支那半島（Indochina：越南、柬埔寨、緬甸、泰國等國組成的東南亞地區）的整個海岸。一個外圍國家相繼對中心國家主張領導權並同其競爭對手做鬥爭的政治製度形成。周朝的最後一個時期：公元前 403 年至 221 年，很貼切地被稱為戰國時代。在幾個世紀的戰爭之後，秦國最終贏得了上風。周王室於公元前 256 年滅亡。秦國同弱國連橫，公元前 223 年平定楚國，兩年之後，秦國統一中國。
　　
　　周朝形成的封建製結構被後來的思想家所掩蓋，他們把古代看作黃金時代，並將周朝想像為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周文化並不是單一的文化，在製度方麵有顯著的區域差異，這歸因於當地的傳統和中國化的程度。不同的國家講不同的方言，在南方甚至是不同的語言。
　　
　　周王在政治權力喪失前後都是一個忙碌的人。正式奉行祭祀和典禮事務需要專注精神。他祭祀的對象是：其祖先、天 (Heaven)、土神和莊稼神、山河諸神和某些天體；他監督天文和星象觀察。每一項禮儀需要特殊的衣袍、音樂和舞蹈，然後是封建領主的莊嚴受封儀式。天子從土地神和莊稼神的國家祭壇取出一塊土給貴族，貴族將這塊土帶到其采邑中並為其建一個祭壇。貴族的宗教職責仿照其國王，但隻限於本地神。
　　
　　從傳統來說，貴族的最高等級是公 (Duke)，隨後是更低的貴族。這一等級製度在戰國時代被打破，在一些老的中國采邑，統治者甚至篡奪了國王的稱號。貴族在其居住的領地中為其　家臣建立次級采邑。封建領主同天子的情感紐帶是宗教性質的，而且更普遍的是同一血統性質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關係減弱。同一血統的出身不再重要，除非是通婚令要求。出於實際需要，具有重要出身的一派結合成為利益集團 (Clan)。舊的利益集團不斷分裂，新的利益集團不斷形成，因為貴族的出生率相對較高。結果，在周朝的最後幾個世紀，許多貴族陷入經濟拮據的狀態。
　　
　　譯者注：clan 一詞基本義為部落團體，大家族，衍生義《牛津新英語詞典》解釋為：
　　　　
　　　　 Clan: a group of people with strong common interest。
　　　　 具有強大共同利益的一夥人。
　　　　
　　　　 在此上下文我翻譯為：利益集團。這一詞，還有考察製度等等，統籌全書中國曆史部分，這些詞匯對理解中國曆史社會結構，乃至現在，至關重要。
　　 　　
　　我們對農民 (Peasant) 的日常生活，其經濟、風俗和宗教知之甚少。中國大約在公元前 500 年進入鐵器時代，從那之後大量的鐵器農具出現，包括原始的犁。但除了一些理想化的和不可靠的記敘，沒有關於土地分配和封地保有規模的任何信息。在更早的時候農民似乎未曾擁有自己的土地。但在周末的時候通過具體的改革，或僅僅時間的推移，農民成為業主 (Proprietor)。他們出讓部分農產品作為賦稅，履行勞役，並必須參軍。貴族在冬季大狩獵時召集農民，對他們進行軍事訓練。
　　
　　東周時代大量的新城建立，一般是方形或四方形，南北朝向。城市有雙牆，偶爾有城池，貴族的宅邸和行政大樓在內牆，匠人工作和居住在內外牆之間，依據其行業聚集在特定的住處。商人的商店也開在這裏。經商沒有被人看不起，貴族自己經商也不覺得丟人。物物交換可能仍然是普遍的貿易形式，但銅幣逐漸開始使用。雖然毫無疑問存在奴隸製度，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奴隸製對經濟很重要。
　　
　　舊秩序的瓦解引發了人們對形而上學的沉思，諸如尋求恢複遠古黃金時代的途徑，其他更好的政府形式，關於生存的目的，等等。一些受教育的貴族曾經建立過官僚階層，後來受窮，他們開創了新的思想並努力宣傳。不同的思想學派不斷發展，相互鬥爭和影響了幾個世紀。隻要任何學派都沒有獲得勝利，就產生了思想騷動（Intellectual ferment，百家爭鳴），這是中國曆史上極其偉大的思想騷動。
　　
　　在所有的導師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孔夫子，他生前沒有獲得聲譽，死後則聲譽日益增長。他的在世時間慣常為公元前 551-479 年。他出身下層貴族，是魯國本地人，魯國是個知名的小邦，位於神聖的泰山腳下。孔子學習過曆史、禮儀和音樂，訪問過洛邑的周王室檔案館，也許在其本邦做過一陣子官，他以從教度過他的餘生。
　　
　　了解孔子觀點的方式隻有後來的作品，要區別孔子本人的學說和其崇拜者的添油加醋，並不容易。一般來說，他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願進行形而上學的沉思。他看到的過去，是人們在黃金時代的賢君統治之下，和諧生活在一起。他們誠實，智慧，善良，正直，能夠恭恭敬敬地履行禮儀義務，理解道德要求。從那以後人開始墮落，但其本性是好的，可以通過教育而得救。這一教育的關鍵是上層的道德示範。如果統治者具有君子 (Superior Man) 的特點，他的品質將影響其周圍的人。相應地，他們成為他人的榜樣，直至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這樣的理想社會需要正確遵守五種關係（Five Relationship，五常），在每種關係中，每一個個人理解他同他人的特定關係：統治者同其臣民，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孔子還強調正名 (Rectification of Names)，意思是名和實要真實一致。隻有每一件事物按照僅適用於該事物的正確定義行事，社會才能運轉。當孔子哀歎統治者不再是統治者的時候，他的意思是說統治者的本質工作就是管理好國家，最終目標是人道天道同國王即天和人的中間人天子的和諧。

2.

　　孔子不是一位改革者。他既沒有擬議背離傳統的製度，也沒有預想周朝的滅亡。他希望的，是對他生活的貴族社會進行道德改革。孔子偉大的繼承者孟夫子更進了一步。孟子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後五十年，據推測死於公元前 289 年左右。他從一個宮庭遊行到另一個宮庭，重申孔子的觀點，並對儒學（Confucianism，儒家學說）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自孔子時代以來政治形勢變壞，孟子意識到周朝注定要衰亡，他因此主張一個朝代由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授權統治，天命不是永久性的，要看表現。如果統治者由於缺乏對人民福利的道德奉獻精神而喪失了這種授權，天將收回授權並將其授予值得建立新王朝的人。當人民拒絕其統治者時，證明天已經收回授權。這一理論對以後中國人的曆史撰寫有重大影響。
　　
　　法律學派 (School of Law)，或者說法家 (Legalist) 的支持者，尋求與儒家倡導的完全不同的社會。他們沒有悲歎黃金時代的沒落，而是在努力設計適應新形勢的製度。他們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必須受到法律的嚴厲約束。臣民的主要任務是服務國家，應對他人的行為負責，在進行懲罰時不僅針對刑事被告人，還要對其家屬和鄰居實行連坐。管理國家的應該是任命官員，而不應該是世襲貴族。國家應隨時準備戰爭，戰鬥中表現勇敢的應嘉獎。一些法家被成功地任命為秦國的高官，他們因此可以將其理論付諸實踐。這是秦國富強和中國統一的重要因素。
　　　　
　　還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家在看待事物時，僅僅關心他們的效用。墨家是以一位名叫墨子的人命名的，他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紀的下半期，反對戰爭，節葬，節樂，倡導兼愛。但儒家持異議稱，人愛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應該按照跟家庭的親疏遞減。墨子主張無法達到兼愛則無利可圖，是浪費。該學派的成員緊緊團結在一位獨裁領導者下，一度取得廣泛的政治影響力。因為他們反對戰爭，他們站在弱方一邊幹預戰爭，試圖恢複平衡和和平。這使得墨家荒謬地成為軍事專家。
　　　　
　　最後，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陰陽家）代表周朝相當晚的思想發展。他們以陰陽的方式解釋世界，他們互補而不是競爭。陰氣代表女性、黑暗和消極；陽氣代表男性、光明和積極。他們的相互作用解釋了自然的所有職能，諸如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日夜交替和四季循環。陰陽學說後來加入了五行 (Five Elements) 理論。其排列次序不同，其中最流行的是：木、火、土、金、水。據稱五行周而複始循環。陰陽五行理論被儒家所繼承，並從漢朝開始有了影響。它們不但相互關聯，還帶有羅盤、季節、顏色、味道、氣味、器官、動物、稻種、數字等的指示。這一偽科學設計似乎為王朝的交替（每一個朝代被認為是被五行之一的德性所統治）、疾病及其治療、凶兆的解釋等等提供答案。
　　　　
　　所有這些學派都在不同程度上關注作為政治和社會動物的人。唯一完全拒絕這樣做的是道家。老子被認為是道家的創始人，根據傳統說法，老子是比孔子年長的孔子同時代人，是後來被人們所知的《道德經》一書的作者。實際上，該作品出現的時間還要往後。作品非常簡練，是警句風格，理解困難，曾吸引了極其眾多的常常不合格的翻譯者。要理解早期道家，應該尋求於莊子，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末三世紀初。以他名字作為書名的書並不完全是他寫的，但是書的部分內容帶有清晰的、高度原創思想的標記，表現出偉大的文學天才。
　　　　
　　道家認為在物質世界一切都是相對的。觀念僅存在於比較之中。無死即無生，無好即無壞。在二元性和幻覺的背後，存在著統一的本原 (primary principle)，稱為道。道不可定義，智力無法理解。道隻能通過冥想達到的神秘狀態而從直覺上進行理解。一些道家認為，一些可以延年益壽的呼吸運動和性技巧對此有幫助。很明顯，道家，就其純粹的形式而言，他同任何其他學派都是不相容的，因為其他學派都企圖規定人在有組織的社會的角色。人隻有在幻想後停止徒勞的追求，尋求一種自然、自發，抱樸守拙的狀態，就能達到完滿。這一態度可以通過《莊子》一書中一段有名的段落很好的說明：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 (Grandee) 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因為儒家學說逐漸成為中國的官方學說，其經典原著自然贏得巨大的聲譽，這些原著對後來時代的思想的影響，是任何其他作品都無法相比的。這不是說所有的儒家經典都是按照儒家精神而寫，儒家經典從周朝到汗初就已存在。一些作品僅僅是被學校采納並重新解釋。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名符其實的。其中更重要的是《詩經》(Book of Odes)，一部早期詩歌選集，其編撰日期受到質疑，給出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之間。它共有 305 首詩，範圍從民謠到宮廷音樂作品。韻被標準化以滿足宮廷的實際口味。歌唱這些詩時伴以早已被遺忘的音樂。一些頌詩今天變得普通和平淡。其他詩，比如Burton Watson 翻譯的這首愛情詩，仍然不失其簡約之美：
　　
　　 《詩經•鄭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Blue, blue your collar,
　　 Sad, sad my heart.
　　 Though I do not go to you,
　　 Why don't you send word?
　　
　　 Blue, blue your belt-stone,
　　 Sad, sad my thoughts.
　　 Though I do not go to you,
　　 Why don't you come?
　　
　　 Restless, heedless,
　　 I walk the gate tower.
　　 One day not seeing you
　　 Is three months long.
　　
　　另一部早期作品是《尚書》(Book of Documents)，書目前的內容既有可靠的部分也有偽造的部分。它主要由神話和曆史人物的講演和聲明組成。很清楚這些宣告不可靠，但是是人們可能或應有言論的文學創作。《尚書》的真實部分，如同整本《詩經》一樣，是以古文寫就，除了文學價值，還有重要的語言學價值。
　　
　　《易經》(Book of Changes) 是中國文字作品中最知名、最被高估的作品。它基本上是一本早期的神諭手冊，其解釋簡要，晦澀：“過大河有利”；“在第八月將遇到不幸。”在讀這部作品時，中國人和不少的西方人加進了作品本來沒有的宇宙論的意思。
　　
　　一些經典涉及的是周朝時代的禮儀製度，從莊嚴變到繁瑣，討論了諸如禮貌、禮儀、音樂、教育和政府。對現代曆史學家來說更重要的作品是《春秋》(Spring and Autumn Annals)，由孔子本人編撰。它們載有魯國檔案的摘要，按照編年的順序安排，涵蓋從公元前 722-481 之間的年份。該時間跨度因此也一般被稱為春秋時期。它同《尚書》形成對比，《春秋》不是一本理想化的作品，而是一本嚴肅的曆史作品。加上《竹書紀年》和秦國的書簡，它們是曆史的理解在中國覺醒的最早存活證據。因為《春秋》及其簡短，其按章節附加了另一部文本作為擴充。該書叫《左傳》，這個書名還無法完全理解，該書的敘述將真實同想像的過去混合，構成一幅廣闊的全景圖。《春秋》的記錄是極其簡短的，比如記錄某一位貴族在公元前 507 年具體一天死時：“邾子 (Viscount of Chu) 穿卒。”《左傳》敘述了同一事件：
　　
　　 邾子在門台，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
　　 閽曰：“夷射姑 (Yi Yi-ku) 旋焉。”命執之，弗得，
　　 滋怒。自投於床，廢於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
　　 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後來的學者在相信孔子是《春秋》作者的情況下，發現核對《春秋》枯燥沉悶的條目很困難。他們相信該作品隱藏著對曆史人物的讚頌，他們仔細研究每一段文章的措辭企圖找到鑰匙。這些方案被匯編成兩部偉大的評注，並計入儒家經典。主張《春秋》和後來的曆史作品隱藏著讚頌和譴責的這一觀點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西方學術界也長期存在。這一點不存在任何依據，導致許多不必要的困惑。
　　
　　雖然這些經典受到敬重，影響深遠，但沒有一部受到與《論語》一樣高的崇敬。它們是在孔子死後一段時間編輯的。是屬於他的談話和宣言的片段和不係統的記錄。不但中國的而且東亞所有地區的受教育階層都非常熟悉《論語》。《論語》警句式的格言，是兩千年深受敬重的箴言，其中幾句翻譯如下：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子貢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最終僅次於《論語的》，是《孟子》一書。《孟子》極有可能是他的弟子所寫。該作品不但包含這位偉大的儒家思想者的宣言，還描述了他同其同時代統治者的討論，描繪了他闡明其觀點的嫻熟技巧。這些記載是否具有曆史可靠性還不清楚。不管怎麽說，他們理想化了孟子同封建領主的衝突，正如下麵的遭遇所描述的：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3.

原書第 121 頁

第 11 章 中華帝國：成型時期

　　年表
　　
　　公元前　　
　　214 中華帝國的第一次擴張
　　213 焚書
　　210 秦始皇死
　　206 皇家圖書館被毀
　　206-公元 9 年 前漢王朝
　　191 “焚書令”被廢除
　　141 法家被排除在國事管理之外
　　127-101 中華帝國的第二次擴張
　　87 攝政時期建立
　　51 中國和匈奴達成和平
　　
　　公元　　
　　9-23 王位空位期
　　25-220 後漢王朝
　　49 中國和南方匈奴達成和平
　　65 中國人第一次提到佛教
　　89 攝政時期再次引入
　　184 黃巾之亂
　　220-265 中國分裂
　　265-316 西晉王朝
　　316 北方中國喪失
　　317-589 中國分裂
　　
　　
　　大量著名的政治家讓中國的統一成為可能。他們在舊的秦國進行了係列改革，逐漸使這個封建領地變強，直到它可以統一中國。這些改革由法律學派所鼓舞：他們明確頒布法律並嚴格執行。農民取得土地所有權並允許買賣。他們建設灌溉工程以促進農業。重量和計量單位標準化。人民由任命官員而不是世襲貴族統治。“縣”(Hsien) 成為省級統治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的基本單位。強力的十字弓（弩）的使用，騎兵代替了笨拙的戰車，軍隊的效率得到提高。
　　
　　公元前 221 年，中國統一，中國在曆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北方邊境包圍著遼東半島，東麵是滿洲 (Manchuria) 南部，西麵是黃河的鄂爾多斯盆地。中國由長城保護，其主要部分是以前的堡壘。韓國和甘肅走廊不屬於帝國。在南方，湖南、廣東廣西的部分，也許還有印度支那的紅三角區，在公元 214 年期間被並入到這個新的國家。東南的江西和福建，西南的貴州和雲南，還不是中國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鹹陽，是從前渭河流域的秦國的首都。秦王成為天子，但是因為王的稱呼已經威望大失，他采納了一個不同的和強製的稱號：皇帝 (Huang-ti)。意思是奧古斯都大帝 (August Lord)，但通常翻譯為皇帝。他是第一位皇帝。
　　
　　舊秦國的製度延伸到新秦帝國的所有地方。封建製度被廢除，代之以任命製的中央集權製度 (Appointed Bureaucracy)。為了取代以前的邦國 (State)，國家 (Country) 被分為郡 (Commandery)，由大量的行政區 (District, Hsien 縣) 組成。法律、貨幣、重量單位、計量單位，甚至車輪之間的距離都被標準化。一位大臣推廣標準化到了極限，他於公元前 213 年提議，除農業、醫藥、藥學和占卜之外，凡不是法家倡議的書均應焚毀。帝國圖書館保持不動，指定為知識博物館。該政策旨在明確消滅反對法家和中央集權國家的思想。
　　
　　如果秦朝存在下去的話，“焚書令”(Book Burning Edict) 的政治影響將是深遠的。法家學說將永久性地確立為國家學說，主張其他學說的人將被排除在國事管理之外。儒家不厭其煩地譴責秦始皇這種思想上的限製，卻輕易原諒儒家一旦掌權，他們自己也用同樣的手段壓迫他們的反對者這一事實。迫害對文學造成的後果，看起來並不是原來說的那樣嚴重。私人占有的書不會很多，因為它們不但體積龐大，而且昂貴（用木片或竹片手抄，以可折疊的方式捆綁在一起）。盡管有受懲罰的危險，仍然有人逃避焚書令並將書藏起來。
　　
　　公元前 206 年內戰期間，帝國圖書館被一場不可預料的大災難徹底毀滅。但因為各個學派的學說一般是通過記憶和口授從導師傳給弟子，這就有可能在公元前 191 年之後，當“焚書令”隨後被漢朝廢除時，通過記憶和保存的手稿重建文本。 秦始皇於公元前 210 年出巡時死去。各種叛亂削弱了中央政府，第二年期間，內戰在各省爆發。公元前 207 年底，秦朝滅亡，秦的迅速崩潰一般歸咎於法家治國的嚴酷。但是因為法家支持農業，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這一觀點不具有說服力。雖然真正的原因尚未得知，地方叛亂一定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旦中央政府掌控變弱，地方武裝就自立為王。服從的外表下隱藏著強大的不服從力量，這股不服從的力量，在整個中國曆史都可以感受到。
　　
　　內戰的勝利者是一位庶民，於公元前 206 年成為漢王，公元前 202 年稱帝，在曆史上以其諡號漢高祖為人所知。他將“漢”保留，作為其王朝的名字，並將開國日期定為公元前 206 年，雖然其真正開始時間是四年後。他的後代將王位保持到公元 9 年，隨後是一段王位空白時期，這之後漢朝於 25 年恢複，並將權力保持至 220 年。因此傳統上漢朝被分為前漢和後漢。
　　
　　在漢時代，儒家學說將其內容進行調整，以適應帝國的需要，並成為國家學說。法家已經證明了其統治能力，如果儒家希望在能力上超過他們，則他們要被迫接受法家的一些觀點和技術。在不丟失道德熱忱的情況下，儒家發展成為一門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更確切地說，是由於其靈活性和折衷主義。它不但借鑒法家的思想，還借鑒自然主義者的思想。不用說，儒家越成功，孔子越被供奉為聖人，其支持者偏離孔子的學說越遠。
　　
　　儒家學說逐漸取得勝利。第一個重大勝利的到來是公元前 141 年，這一年法家被排除在政府事務管理之外。公元前 124 年，以儒學為必修課的帝國學院（Imperial Academy，太學）建立。為了調整儒家經典在傳達過程中不一致的地方，並確定標準版本，各方於公元前 51 年和公元前 79 年進行了討論。兩個場麵均有皇帝參與並擔任仲裁者。公元 175 年，儒學經典的官方版本被刻入石碑。
　　
　　漢朝政府製度承襲秦製。這一行政製度在世紀的長河中經曆了多次調整，但其基本內容不變。從公元前 221 年直至 1912 年，帝國從其創立到衰亡，中國中央集權製度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的持續性一直多於變化。
　　
　　周朝傳統的貴族已經消失。雖然漢高祖采取倒退的措施給邦王 (King) 封以采邑，但他們被逐漸剝奪了權力。皇室的高位隻授予皇室成員，在公元前 154 年一次起義流產之後，他們失去了其對采邑的管理權。在貴族的最高頭銜中公以下是侯 (Marquis)，其後有十九個等級。此等頭銜由政府授予，作為對才幹的褒獎，或是賞賜行為，且經常被撤銷。無論他們是公爵還是更低的貴族，政府對其行為保持警惕，並憑借真實或臆測的違法行為將他們撤職。舉個例子，在漢高祖於公元前 195 年死後的一百多年間，所有的侯爵爵位均不存在了。
　　
　　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各由一位大臣 (Minister) 管轄，其中丞相 (Chancellor) 最為重要。他負責人事、國家財政、財政支出、戶籍登記和賬簿管理，並充當中央集權政府的發言人。禦史大夫 (Grandee Secretary) 擁有與丞相類似的監督職責，而太尉 (Grand Commandant) 掌管軍事。丞相、禦史大夫和太尉統稱為“三公”(Three Excellencies)。接下來的職位是“九卿”(Nine Ministers)，其職責包括禮儀和教育管理；皇家內務指導；皇宮護衛；皇家車馬控製和牧場管理；司法管理；貴族監督，聯絡異邦人；皇室家族登記；收取財政收入和糧倉管理；傳達詔命和奏疏。職能方麵有意進行重疊，以進行製衡和防止欺詐。如果皇帝表現不佳，有特殊的官員進行諍諫，其他人則監督官僚的行為。這是後來有名的監察禦史 (Censorate) 的由來。
　　　　
　　帝國被劃分為十二個部（州）(Province)，這種區域劃分這僅僅是為了監督目的。作為前漢首都的大都市長安和作為後漢首都的大都市洛陽為第十三個行政單位。許多後來的王朝也選擇這兩個城市。每一部派刺史 (Inspector) 一人，領導著人數眾多的官員。他定期巡行以審查官員的表現並向中央政府匯報情況。部由為數眾多的郡 (Commandery) 組成，總數從秦朝的 36 個增至公元 2 年的 103 個。郡由太守 (administrator) 管轄，得到政府部門的支持。郡劃分為縣，縣令（縣長）由中央政府任命。公元 2 年縣的數量達到 1,578 個，由於經濟原因在後漢期間大約有 400 個縣被廢除。縣由更小的行政單位組成，這些小行政單位負責人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通過地方選舉產生。
　　
　　公務員的錄用有幾種辦法。官僚梯隊的上層有權任命自己的下屬。高管享有推薦其子侄的特權，被推薦者先在皇宮任職，然後逐漸被吸收入官僚集團。也允許自我推薦，但是無論什麽情況，保薦人都應對其推薦對象的行為承擔責任。皇帝有時候直接傳喚人（沒有必要一定要接受邀請的人）。在帝國學院學習就可以得到官方任命。最後，一些官職可以出售以充當財政收入來源。
　　
　　從曆史上看，比起這些不係統的招聘形式，更引人注目的是考察製度（Examination System，察舉、科舉製度），這一製度最終成為進入官場最重要的入場券。其最初開端是由漢朝設計，該製度開始時用告示不定期舉行，第一件已知的案例是公元前 196 年邀請特定的官員推薦道德突出的人。從漢朝中期開始，每一個郡每年推薦兩位人才的方式成為慣例。公元 102 年，基於人口數和各郡位置的配額製度被采用。有書麵考試，但不是每一類求職應征者都需要。
　　
　　古代中國的主要鴻溝是教育階層和未受教育階層，官員選拔來源的受教育紳士和未受教育的農民。士紳大家族具有國家影響力。小士紳在本地有影響力並在較低層麵同富農融合。構成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支付大部分的稅負，履行勞役，並受征召服兵役。軍隊主要由民兵組成，職業軍人很少。商人受到歧視，這種偏見在中國的曆史中越來越明顯，但是在漢朝還不是那麽明顯，還無法阻止士紳階層從事商業。
　　
　　中國社會的嚴酷受到了過分誇張。社會的教育和未受教育水平並未進行嚴格的分界。這一界限可以跨越，士紳階層隨時準備接受新成員。在國家一級，很少家族能保持長久的影響力。每一個王朝都有新的精英參與，但很少能在權力中心生存長久。一批人在派係鬥爭中被推翻，另一批人馬上取而代之。在中國，社會流動性似乎成為規則，而不是例外。
　　
　　權力是在皇帝和官僚集團之間分享，雖然這一點從來沒有寫入法律。重要的政治決策是在朝廷進行討論，高官的意見如果是全體一致，視為具有約束力。皇帝不幹涉政府部門的日常事務。高官的任命十分棘手，皇帝的選擇常常受到限製；關係是必須考慮的，但至少要能勝任。因此皇帝同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微妙而多變。極端的一麵是，皇帝會滿足於一個被動的角色；極端的另一麵是，他會使用個人規則，采用操縱意見、恐嚇官員、使他們一個接一個在法律問題上出錯等方法。皇帝集權的另一種手段是內廷 (Inner Court) 製度。內廷由後妃的內侍 (Secretary) 或內監 (Eunuch) 組成，他們容易接近皇帝並受其控製。一旦王位上往來的文件需要通過內廷作為渠道，高級職業官僚，或者說外廷的影響就自動減弱。
　　
　　如果皇帝還未成年，太後有權代其位置進行統治。一般來說，太後喜歡指定一位其男性親屬作為攝政王。對於不關心政事的皇帝，沒人能阻止他以采取相同的方式代理其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該外戚代表通常領導內廷。
　　
　　在這複雜的政治製度結構中，必然使各種勢力為權力而爭鬥：皇帝、攝政王、內廷和外廷、有時候是有野心的女皇和皇後、以及無處不在的政治派係。但是無論誰成功支配政府，都從未占有無限的權力。無論對“專製國家”這一詞如何嚴格定義，古代中國都不是一個專製國家。(Traditional China was not a despotism in any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第一位攝政王於公元前 87 年被任命。開始時似乎政府機構運轉良好。隻有在漢成帝的長期統治 (公元前 32-7 年) 下形勢才發生變化。他對政府管理沒有任何興趣並願意將權力給其母親親戚代理。成帝母親屬於王莽大家族，她接連任命了五個家族成員為攝政王。最後一位是王莽，他逐漸超越他所有的對手，直至公元 9 年他宣布漢朝不再存在，自己登上了王位。
　　
　　王莽是中國曆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輿論對他不利，他的政策被誤解。他許多所謂的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僅僅是前漢做法的延續。在他偏離這些路線的時候，比如試行土地分配製度時，他是受儒家觀念的指導，且毫無疑問得到儒家顧問的熱情支持。在知識分子中不會存在對王莽的任何不滿，因為從公元 9 年至 22 年未發生任何的士紳反叛。他的倒台是因為黃河兩次改道的累積效應超出他的控製，洪災和饑饉引起了大規模的遷徙。流離失所又饑餓的農民聯合起來叛變，政府軍被打敗，漢朝的支持者利用了這次機會，公元 23 年王莽在叛亂中被殺。
　　
　　公元 25 年，國家再次正式統一在前皇室家族的一個遙遠分支下，但是直至公元 36 年，和平才得到恢複。新的王朝被稱為後漢。公元 89 年攝政再次引入。攝政期間派係之間的鬥爭比前漢更加猛烈。有時候皇帝和攝政王之間互相對抗。太監站在皇帝的一邊，迅速提高了內廷的權力。公務員集團出於自私的動機，對太監懷有敵意，這種敵意在整個中國曆史中一直維持。在公元 169 年的一次大對抗中，太監取得勝利，到公元 189 年才被徹底殲滅。
　　
　　中央政府的權力在首都衝突中被削弱時，叛亂在各省爆發。最重要的是公元 184 年的黃巾之亂。在長達數十年的鬥爭期間，首席將軍用計攥取個人權力。當後漢的最後一位皇帝於公元 220 年最終被迫退位時，這不過是這個王朝符號意義的終結。在實際的政治術語中，漢朝早已滅亡。
　　　　
　　因為據認為天子的德性遍施中國，可以預想有一天它將跨過國境。一旦較次要的民族通過天子的道德指示發生思想的改變，他們樂意承認他為全人類的統治者，通過進貢的行為表達敬意。簡言之，中國人將文化優越性 (Cultural Superiority) 解釋為道德至上主義 (Moral Supremacy)。
　　
　　在中國的成型時期，它同其他同等輝煌的文化沒有任何接觸是事實。漢朝的中國人隱約意識到印度和羅馬世界的存在，但是這些文明太遙遠，無法動搖他們身上的自信。他們堅信自己占首要地位。時間久了，這種態度就成為一種本能，雖然這需要一定的自欺能力。進貢是一種偽裝的貿易形式，因為中國人的禮物價值大大超過了外國人帶來的禮物。很明顯，對於有頭腦的觀察者而言，許多從國外來中國的使團隻不過是衝著經濟利益而來而已。
　　
　　更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是，懷柔或武力手段均不能對北方遊牧民進行永久性的控製。在中華帝國成立的同時，位於中亞的匈奴 (Hsiung-nu) 已經組成部落聯盟，由一名叫單於 (Shan-yu) 的最高統治者統治。關於匈奴的種族背景和語言聯係，我們知之甚少。他們隨意突襲中國，甚至殺到首都。為了和平，中國人每年送禮品，偶爾送一位公主。盡管天子處於所謂的世界等級的最高地位，但在他給匈奴統治者的信件中將其視為同等人物。這種綏靖政策階段持續到公元前 133 年，漢武帝采取攻勢，偉大的匈奴戰爭開始。到公元前第二個世紀末為止，漢武帝取得了軍事主動權，並乘勢將帝國朝西北擴張。征服帶來的副產品是西部地區，對應於塔裏木盆地 (Tarim Basin) 和吐魯番地區 (Turfan Oasis) 的主要地帶。這對其著名的貿易路線很重要，這條路線是中國的絲綢運往西方的所在。
　　
　　在下半個世紀中，中國和匈奴處於僵持狀態。當匈奴之間產生意見分歧時，情況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為敵的兩位單於中，其中一位勸說同中國達成和平，並於公元前 51 年對帝國首都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訪問。中國的曆史資料嚴重誤解了這次事件，將這個事件描述為對匈奴的征服。事實上，匈奴並未被打敗。他們僅僅是邀約和平，在其內部紛爭的短暫期間停止對中國的突襲。外國統治者的這次訪問，承認了中國是兩國的更強國，但這次訪問不是一次效忠儀式。大多數中國官員以典型的中國中心思維對這件事做了錯誤解釋，並提議，作為野蠻人的單於，應位列中國的諸侯王之下。皇帝有著清醒的頭腦，拒絕了這個提議，將單於視為對等人物。客觀地說，兩個獨立的國家達成了和平。和平是否能持續，要看匈奴，而不是中國人。和平持續到王莽統治時期，匈奴出現了主戰派。王莽使用外交和軍事手段成功進行了遏製。王莽死時，北方邊境安然無恙，至少通過塔裏木盆地的北方絲綢之路仍然掌握在中國人手裏。
　　
　　在王莽倒台後的內戰期間，中國失去了西部地區。匈奴恢複了突襲，並積極地支持中國覬覦王位者之一。後漢王朝的奠基者對北方邊境問題，甚至是從一定數目的郡撤離這樣的關鍵問題，反應消極，匈奴開始進入這些地區，並開始在中國的疆界範圍生存。
　　
　　公元 46 年，匈奴內部產生新的分歧，以致公元 49 年產生南北分支，各由一位單於統治。南方單於處於比他百年前的先人更弱的位置，同中國達成了和平，並至少象征性地稱自己為臣民。中國政府沒有抓住這次不期而遇的機會打敗北匈奴和把南匈奴安頓在戈壁以北的古老牧場作為盟國。相反，南匈奴仍然被允許呆在中國境內的鄂爾多斯地區和山西北部地區。當中國人在公元 89 年的一次大進攻中最終擊敗北匈奴時，已經太遲了。雖然西部地區再次被中國人控製，其他遊牧民族填補了北匈奴在中亞地區留下的真空。南匈奴留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個頻頻有敵意的國中之國。中國對西北地區的控製鬆弛了，主動權轉到了南匈奴這邊。公元 308 年兩國斷交，造成了公元 316 年中國所有北部地區的臨時淪陷。
　　
　　西北地區的人口大麵積減少對匈奴的勝利有幫助。由於黃河的改道，以及來自西北地區匈奴和藏人的壓力，在後漢時期進行了一次從北到南的大遷徙。這導致了南中國的第一次大殖民，在這殖民過程中，僅湖南 (Hunan)、江西 (Kiangsi) 和廣東 (Kwangtung) 地區的人口就翻了四番。中國人在主要流域的衝擊土定居，吞並或吸收了當地土著居民。反對中國人統治的則退居到次要的流域和山穀。由於後漢時期大量的殖民者匯集而來，更好戰的土著部落開始反擊。在公元前最後兩個世紀，土著居民起義（中國人稱為叛亂）僅三起，而在公元開始兩個世紀則達到五十四起。
　　
　　因此很明顯，漢帝國不是一個野蠻人圍繞的中國人的島嶼。在西北，匈奴、藏人和其他部落民同中國人肩並肩地生活，他們逐漸證明，他們比中國人更強大。在南方，土著居民逐漸被中國人取代，普遍更弱。隻有大平原才完全是中國人居住。

4.

到後漢末期為止，古代中國的主要特征已經形成。疆域方麵，帝國同嚴格意義的現代中國幾乎對應。它有一個高度集權的政府，由一位皇帝依據其偏好進行統治或管理。主要的政治權力掌握渠道已經形成。一個有效率的製衡型中央集權政府已經創立。考察製度已經製定。社會普遍興盛。表麵之下是強有力的地方武裝，但叛亂很少是革命派；他們僅僅想擴大在體製內的影響力。字體和文學是統一的力量。中央集權政府吸收了野心者的能量。儒家學說對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提供了一個滿意的解釋。新道家和佛家對尋找更深層次的靈魂的人具有吸引力。中國文明的成就，加上地理上的隔絕，產生了一種在人類中的優越感和對道德和政治霸權提出要求的權力。
　　
　　漢王朝不僅是中國曆史的成型階段，也是其曆史撰寫的成型階段。作品《史記》創立了一個全新的流派並流行了兩千年，該書由司馬談和其子司馬遷私人編撰，他們的名字位列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曆史學家之列。他們想出寫一部完整的中國曆史的想法，從神統治時代到漢武帝。司馬遷在個人作出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公元前 99 年後完成了這一雄心勃勃的作品。漢武帝認為他的作品怠慢了他，下令對其閹割。在後漢期間，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曆史學家家族繼續這一事業。班彪 (Pan Biao)（死於公元 54 年）及其子班固 (Pan Ku)（死於公元 92 年）編撰了關於前漢曆史的《漢書》。後來所有的王朝都有寫類似的曆史，有時候混雜幾個小的王朝，但是由政府讚助、學術委員會編撰的學術工程排擠了私人工作。新的王朝出版其前任者的官方曆史的做法成為標準。這樣，史書的數目達到二十四部或二十五部，看如何計算。
　　　　
　　王朝型的曆史不是西方意義的分析型研究，他們是原材料的巨幅堆積，有的是口頭抄寫，有的是簡寫，其他則是改寫。曆史學家讓文獻自己說話，很少表達他自己的觀點，但是因為他做了選擇，他的角色就不僅僅是一位抄寫員。他有觀點。他的目的不是為每一位皇帝或掌權的知識分子階層歌功頌德，也不是為後代或將來的中央集權者寫手冊，相反，他應該屬於早期曆史書寫的普遍階段，在這一階段，曆史被認為應該由個人單獨書寫。這就是為什麽他把精力集中在同時代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人身上的原因，這些人有：皇帝與皇後、官員、學者與作家、偏執人士、有德人士和造反者。甚至司馬家族和班氏家族的早期曆史學家也隱約意識到對曆史的進一步理解，因為他們也把部分章節用於外國部落的內容，並把材料用以下標題進行分類：日曆、禮儀、法律、商業、國家祭祀、凶兆和星象學、行政地理學、正典、文獻目錄。但是傳統的中國曆史書寫從來沒有全麵意識到或承認非人力 (impersonal) 的力量也可以作為曆史起因。因此，中國曆史書寫的光榮也同樣是它的局限。王朝型的曆史格式成為標準，給世界提供了無可比擬的原材料的累積，同時，原創性受到抑製。雖然有具有偉大天才的獨立曆史學家自成一派，但他們站在主流傳統之外，影響力不會持久。
　　
　　王朝型曆史的可靠性有高有低。直接偽造的情況確實發生，但沒有重點歪曲那麽普遍。每一個王朝都希望破壞上一個王朝最後一位統治者的聲譽，為其掌權提供合法性理由，而王朝曆史學家因此迫於壓力選擇他的原材料。他幾乎不需要太多勸說。他受到由孟子明確製定的儒家曆史哲學的影響，儒家曆史哲學認為，每一個王朝是在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的授權之下進行統治。有的文獻似乎能夠證明為什麽一位王朝的奠基人應得到該授權而他的前任不配，曆史學家隻需簡單的選擇和出示這樣的文獻就完成任務了。他對從來就沒有得到授權的人持冷漠態度，將他們描述為匪徒或篡權者，他們一無是處。舉例來說，倘若王莽建立一個王朝的努力成功的話，他在曆史作品出現時就帶有王朝奠基人的一切真實和想象的特征，陶醉在上天授權的光榮中。他的垮台和漢朝的恢複使這一切都成為不可能。王莽縮小為一位妄想偉大的、不擅長的陰謀家。
　　
　　隨著漢朝的崩潰，中國分裂成三個部分：北方的魏，東南的吳和西南的蜀。這一時期一般被稱為三國 (Three Kingdoms，三個王朝) ，雖然更精確的叫法應該是三諸侯國 (Three States)。國家由西晉王朝（公元 265-316）再次短暫統一，首都洛陽。但是南匈奴作為敵對的少數民族繼續生活在中國國土，拖延已久的衝突就要發生。他們的首領於公元 308 年自立為皇帝，洛陽於公元 311 年被攻占，公元 316 年，長安失陷。
　　
　　從公元 317 年至公元 589 年，中國分裂。在南方，接連有五個王朝。他們都定都在現在的南京。沒有一個是強大的。他們甚至無法牢牢控製南方中國，有時候僅僅控製長江流域下遊和浙江。雖然帝國的恢複不是南方王朝權力能及的範圍，但傳統中國文化得到統治者的讚助，並在他們提供的特權下繁榮。
　　
　　在華北，這一階段充滿了數目令人困惑的大小王朝，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異邦人。來自北方和西藏的征服者跟隨著匈奴。如何將其部落貴族置於中國社會秩序之上，如何調整自身以適應中國的政府管理製度而不失其自我民族身份，這是所有征服者都要麵對的問題。一個外族王朝統治的越長，其越要屈服於中國化。這加深了部落保守分子的不滿，沒有減輕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以後的時間中，沒有一個外國王朝能找到一個妥協方案。但在他們被吸收或消滅之前，外族人對中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作出了長久的貢獻。
　　
　　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分裂是哲學和宗教思想緊張活動的時期。政治分裂對儒家學說是一次打擊，這說明儒家學適合在一個統一的帝國有秩序的情況下。思想家重新審視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道家經過幾個階段的調整，失去了其早期的深度和寧靜。佛教不再是一個外國宗教，而是被吸收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並在多個方麵開花結果。
　　
　　新道家認為其是老子和莊子的追隨者，但是很快重新解釋了他們的名言。他們承認孔子為萬賢之賢，並用道家形而上學術語解釋他的學說，試圖將孔子並入道家。他們進一步主張人應自然，行事不能違反他的本性。“道”是無，因此無法指導個人。因為事物的自然秩序不能改變，道家就不必拒絕社會，前提條件是他在精神上同社會脫離。在新道家知識分子和同情者中形成了一種時尚，他們縱情山水，蔑視常規，以自發的和直觀理解的方式討論形而上學問題。其他人采取多享樂少審美的態度，倡導不受限製的追求享樂。
　　
　　道家很早就開發出了延長生命的體育鍛煉方法，還轉向了煉金術。煉金術師在自然主義者和流行醫學理論的影響下，頑強地尋找長生不老之藥，並偶然地作出了大量的科學發現。一些新道家還發展了一種崇拜信仰，根據該信仰，人體生存著多種神，多神合作是實現長生不老的必要條件。
　　
　　道家混合了越來越多的流行信仰。神話中的皇帝和老子化身為單一的神“黃老”，並一度成為道家萬神中的最高神。道教受佛教的影響，也修建了男道觀和女道觀。但是宗教意義的道家分裂為不同派別，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教會。
　　
　　在曆史上的佛陀在北方印度生活後的五百年，佛教以大乘形式來到中國。第一次提到佛教的可靠引文出處從公元 65 年開始，涉及大平原 (Great Plain) 南部地區皇帝異母弟的一個省級朝廷（注：楚王劉英）。因為佛教是通過中亞的塔裏木盆地到達中國，這一宗教一定在公元 65 年之前就已經被長安或洛陽的大都市所了解。在公元二世紀之前，佛教僧侶在中國已經很常見了。
　　
　　佛教傳教者的第一項任務是英雄的事業：翻譯其最喜歡的經文。有的傳教者對中文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懂，不得不依賴於助手並按階段翻譯。而且，中文缺乏原文梵語和巴利語術語的對應。在這種困境下，早期的傳教士使用了道家術語，這讓他們的原始譯文有了道家的特色。最有名的翻譯開拓者是安息國人 (Parthian，帕提亞人)，中文名安世高 (An Shih-Kao)。從公元 148 年起，他在洛陽積極活動了二十年以上。譯文逐漸變得更複雜，到了鳩摩羅什 (Kumarajiva)（死於公元 413 年）達到高峰，他來自中亞的庫車（Kucha，龜茲），其父是印度人。
　　
　　在分裂時代，佛教非常成功，對中國南方的知識分子階層和北方的外族統治者有特別的吸引力。這是個分門別派的時代。慧遠（死於公元 416 年）引入了阿彌陀 (Amitabha) 崇拜，即無量光佛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該派稱為淨土宗 (Pure Land Sect)，其教義是信徒可以通過信仰獲得拯救並在西天 (Western Paradise) 或淨土重生。天台宗 (T’ien-t’ai Sect) 這一名稱借用浙江 (Chekiang) 一座山的山名。其創始人智顗 (Chih-yi)（死於公元 597 年）試圖綜合各種佛教教義。據信每一種教義都反映了真理的一方麵，而隻有《妙法蓮華經》（Lotus Sutra，法華經）才揭示了終極真理。西方人更了解的是禪宗（日本語 Zen）佛教，根據傳統說法是由菩提達摩 (Bodhidharma) 帶入中國。他似乎生活在公元五世紀，但是禪宗的早期曆史模糊不清。公元 675 年之後很快分裂為兩個流派，再統一，隨後分成了幾個分支。到十一世紀為止，仍然存在的主要兩個禪宗是：臨濟（Lin-chi，日語 Rinzai）和曹洞（Ts’ao-tung，日語 Soto）。禪宗反抗經文佛教和宗教實踐。其主張佛性 (Buddhahood) 源自本心，不必外求，可通過悟 (Enlightenment) 實現。信徒通過肉體和精神上的挫折為悟做準備。使禪宗分裂的是頓悟和漸悟的問題，臨濟宗采取頓悟的觀點，曹洞宗采取漸悟。最後，公元八世紀，不空 (Amoghavajra) 將真言宗 (Chen-yen Sect) 從印度移植到中國。受印度教密宗 (Tantric Hinduism) 的影響，該教派強調秘法、秘方、為死者做彌撒和宇宙圖（曼陀羅）。
　　
　　一旦佛教在中國紮根，中國的僧侶開始訪問印度。他們以朝聖者的身份前往聖地，在佛教徒中心學習，收集佛教徒經文和遺物。有些朝聖者記錄下自己的經曆。法顯 (Fa-hsien) 於公元 399 年經塔裏木盆地和帕米爾地區前往印度，公元 414 年經海路返回。玄奘 (Hsuan-tsang) 於公元 629 年離開中國，公元 645 年返回，往返均穿過中亞。義淨於公元 671 年乘船離開華南並返回，公元 695 年再次出海，在蘇門答臘停留了十年。在受信仰的鼓舞下前往印度的眾多出訪者中，這些人是最著名的。
　　
　　佛教以外國宗教的形式進入中國，其敵對宗教繼續將佛教視為外來物。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根據中國的情況調整了精神需求，對它之前的儒家和道家作出妥協。佛教越中國化，其跟佛陀的教義越沒有共同之處，它最終變質了。但在佛教的精神和經濟衰落之前，佛教長久地影響中國的思想和藝術。

5.


　　第27 章 中華帝國：偉大的時代
　　
　　年表
　　
　　公元
　　581-618 隋朝
　　605-610 大運河建成
　　612-614 征高麗
　　618-907 唐朝
　　627-649 太宗統治時期
　　630 敗東突厥斯坦
　　656 敗西突厥斯坦
　　690-705 武則天統治時期
　　713-755 玄宗統治時期
　　751 塔拉斯河之戰
　　755 安祿山之亂
　　780 稅收改革
　　821 中國和西藏達成和平
　　840 維吾爾帝國被滅
　　841-845 宗教迫害
　　879 洗劫廣東
　　907-960 中國分裂
　　960-1126 北宋王朝
　　1004 中國和遼國達成和平
　　1024 世界第一張紙幣
　　1044 中國和西夏國達成和平
　　1069-1076 王安石執政
　　1125 遼國被滅
　　1127-1279 南宋王朝
　　1130-1200 朱熹
　　1135 南宋定都臨安
　　1141 中國和金國達成和平
　　
　　到公元 577 年末為止，中國長期的政治分裂接近尾聲。兩個主要的王朝將國家一分為二：中國人一個，在南方；野蠻人一個，在北方。後者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是中國人，名叫楊堅，其在公元 581 年廢除了最後一位兒皇帝，自己登上王位，並建立隋朝。他的諡號是隋文帝。公元 589 年，隋文帝擊敗南方，從而再次統一中國。隋文帝獲得政權的方式同王莽相似，不同的是他成功了。因此王朝曆史學家不是高人一等地將他視為篡權者，而是尊敬的將他視為獲得天命的人。
　　
　　隋朝隻有兩位統治者。隋文帝死於公元 604 年，皇位由其兒子隋煬帝繼承，隋文帝有可能是被其兒子殺害。盡管隋文帝的統治時間短，但隋是一個偉大的功業時代。中央集權政府得到了恢複，人才完備。長安成為首都，洛陽副都。農業和財政改革開始。由於長江三角洲作為主要的經濟區興起，兩都需要其提供穀類和其他的供應品，所以公元 605 年至 610 年期間，第一個大運河開始修建。它利用了以前的運河，將杭州 (Hang-chou) 和黃河地區相連，距離超過 500 英裏。長城得到重建，以作為北方邊境的防禦屏障。
　　
　　隋朝在外交政策領域就沒有做的這麽好。帝國的版圖自漢代以來就開始縮小。鄂爾多斯地區以及今天的滿洲和韓國屬地均丟失。除公元 609 年至 611 年短暫恢複之外，中亞的塔裏木盆地不再是中國人控製。在雲南和貴州，一個操泰語的部落開始了建立南詔國 (Nan-chao) 的曆程，保持獨立直至公元 1252 年。另一方麵，福建 (Fukien) 開始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中國殖民者從後漢的最後幾十年開始，通過逐漸的、和平的移民將其同化。此外，隋朝還成功地重新占領了印度支那半島的紅河三角洲。
　　
　　隋煬帝犯了一個錯誤：在同韓國的關係中模仿漢朝。他希望不惜一切代價重新建立中國的統治，這把他卷入了一場昂貴的和無休止的戰爭中。公元 612 年他攻擊了高句麗 (Koguryo) 的北韓國 (North Korean)，但隻攻占了遼河的滿洲南部地區。公元 613 年的戰役被迫中止。當中國軍隊 614 年到達平壤 (Pyongyang) 的時候，卻無法攻下該城。
　　
　　突厥的壓力加快了隋軍事上的潰敗；從六世紀中期開始，突厥 (Turk) 成為中亞占統治地位的部落，占領了大片疆域。公元 582 年突厥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兩國均對中國構成威脅。公元 615 年突厥對隋煬帝發起了一場出其不意的大突襲，隋煬帝幾乎被擒，在逃脫之後退到了長江下遊地區。隋國以令人驚訝的速度瓦解。全國各地紛紛反叛，公元 618 年隋煬帝被殺。也許這兩位王朝的統治者想實現的抱負過多過快。當然地方武裝通過長期的分裂加強了力量，無法迅速遏製，當新的中央政府顯示軟弱跡象的時候他們就紛紛自立為王。
　　
　　內戰的勝利者是李氏家族，是來自西北的中國貴族世係，可能有一些野蠻人的血統。他們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同東突厥的臨時聯盟。公元 618 年李淵在其五十出頭的時候登基成為唐朝的第一位皇帝，首都長安。他同他的競爭者發生了很多場戰役，一直持續到公元 623 年，最後均將他們擊敗。與此同時，同東突厥的聯盟動搖，突厥人於公元 622 年和 624 年入侵中國。
　　
　　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將其三個兒子中的長子指定為推定繼承人，惹得次子李世民於公元 626 年 7 月 2 日伏擊並殺害了其兄弟。隨後他強迫其父親退位，自己登上了皇位，曆史上被稱為唐太宗，唐太宗代表著一個典型的曆史寫作問題。他不是唐朝第一位皇帝，卻被描繪成事實上的奠基人，是受天命者。王朝型曆史學家從他反叛開始，把重點集中在他身上，貶低其父親和兄弟的作用。他們歪曲曆史，將唐太宗描繪成其家族的唯一天才成員，一位優秀的軍事天才和領導者，為唐太宗謀殺其兄弟和廢黜其父親提供了合法依據。這不是說唐太宗是壞的統治者。他果敢聰明，具有選擇合格助手的能力。他還采取了宗教寬容政策，這是唐朝的一般特點，一直保持到九世紀為止。當公元 649 年太宗死後為其子高宗留下了一個穩定的帝國時，其皇室的唯一危險來自一個女人。
　　
　　太宗的嬪妃其中有位姓武（武則天），於公元 650 年成為新皇帝的妃子，五年後成功地被封為皇後。武皇後通過陰謀和意誌力量，必要時采取謀殺手段，成為朝廷中占統治地位的人物。當高宗死於公元 683 年末時，他一個長大的兒子繼承皇位。但是因為他顯示出了獨立的跡象，兩個月後武皇後將其廢位，並用她最小的兒子取代了他。這位“大人物”沒有幹涉國家事務，並在公元 690 年正式把皇位退讓給其母親。武使用自己的權利登上皇位，國號“周”。因為王朝型的曆史學家對她有偏見，要得到一個平衡的看法一般會有困難。可以肯定的是，雖然她報複心權力欲強，殘忍，但是她還是一位偉大的女皇。在她八十歲年老體衰的時候，她的統治於公元 705 初結束，她被推翻，她的大兒子複位。武皇帝死於同年末。從公元 713 年至 755 年在她的孫子玄宗統治的時候，唐朝的文化達到了頂峰，也開始了其政治上的急劇衰落。
　　　
　　唐朝的前半段時期是外交活躍的時期。太宗恢複了對高句麗的征戰，其子於公元 668 年最終摧毀了這個國家。但在十年內中國人被驅逐，新羅王朝統一了韓國，政權一直維持至公元 935 年。至少從前漢時期開始，中國人就意識到遠離韓國的日本島嶼及其居民的存在，公元 57 年日本第一個外交使團到達中國。在唐時期，從長江三角洲由海路直接的傳播和通過韓國間接傳播，日本從中國得到了深刻的文化動力。
　　
　　雖然中國在對韓戰爭中無所建樹，但在中亞卻戰績輝煌。在東突厥發起一輪新的突襲後，中國人發起攻勢，於公元 630 年俘虜了突厥統治者，將其國家（今天的內蒙和外蒙地區）變為附屬國狀態。東突厥人於公元七世紀末恢複了戰鬥力，但是公元 725 年雙方恢複了和平。二十年後，即公元 744 年，另一個操突厥語的民族維吾爾族（Uighurs，回鶻）分裂了東突厥帝國，成為中國的盟國。維吾爾政權持續至公元 840 年，他們被另一個突厥部落吉爾吉斯族（Kirghiz，柯爾克孜）打敗。
　　
　　西突厥帝國主要由西突厥斯坦、準噶爾 (Dzungaria) 和塔裏木盆地構成，從更遠處構成威脅。中國對塔裏木盆地進行爭奪，收複的戰鬥從公元 640 年持續到 648 年。在鬥誌昂揚的武則天的堅持下，中國軍隊於公元 656 年入侵西突厥斯坦，突厥統治者被俘，帝國滅亡。西突厥斯坦等於是中國的一個被保護領地。
　　
　　以上是中國在中亞擴張的頂峰時期，但是隨著阿拉伯人的出現，形勢急劇變化。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之死沒有使穆斯林人的征服停止。位於底格裏斯河畔的薩珊國王的宮邸泰西封 (Ctesiphon) 於公元 637 年被征服；公元 674 年薩珊王子以難民的身份到達長安。從公元 705 年開始，阿拉伯勇士古泰拜•伊本•穆斯林 (Khotaiba ibn Muslim) 逐漸控製了西突厥斯坦。公元 715 年他死後，雖然中國通過外交手段收複了根據地，但是無法阻止阿拉伯人在布卡拉 (Bukhara) 和撒馬爾罕 (Samarkand) 派兵駐防。如果中國希望在西突厥斯坦維持駐軍，軍事衝突將不可避免。這場衝突於公元 751 年到來，地點在塔拉斯河，離現在的塔什幹不遠。阿拉伯人在卡日魯克人 (Karluk) 的幫助下贏得了勝利，卡日魯克人是一個操突厥語的部落，在這場戰役中他們從中國人的背麵發動突然襲擊。這次失敗，使中國人永遠失去了其在西突厥斯坦的地位。在塔拉斯河被阿拉伯人俘虜的中國人中，有人知道如何造紙，這一技術中國人當時至少 650 年之前就知道了。作為這場戰爭意外的副產品，造紙向撒馬爾罕和巴格達傳播，從這些地方傳向大馬士革、開羅和摩洛哥，並通過意大利和西班牙進入歐洲。
　　
　　公元七世紀初西藏統一，其國王鬆讚幹布派遣一位大使到中國求娶一位中國公主。中國同意了這一安排，根據中國人的傳統說法，公主對粗魯的西藏人的教化做了大量工作。實際上，說到西藏進步的原因，公主的影響比起印度和中國文化的普遍傳播來的小。雖然這個時候西藏人皈依了佛教，但是西藏人的好戰精神並沒有減弱。從公元 670 年至 763 年，他們不斷攻擊中國人並在西塔裏木盆地稱王。公元 763 年他們甚至臨時占領並洗劫了長安。阿拉伯人也深受其害，因此公元 794 年哈裏發•哈倫•拉希德 (Caliph Harun al-Rashid) 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是威脅減弱之後，雙方沒有采取聯合行動，公元 821 年中國同西藏達成和平。在後來漫長的歲月中，西藏變得柔和，慢慢發展成為神權國家，不再好戰。
　　　　
　　在唐朝外交事務的全盛時期，中國人還幹預了北印度。在七世紀四十年代的早期，一位大使在戒日國王 (King Harsa) 的朝廷呆了兩年。公元 647 年第二次出使印度的時候，他發現戒日剛死，且死後無嗣，一位叫阿流那 (Aryuna) 的人自命為統治者。中國代表團被謀殺。大使成功逃脫，並在尼泊爾召集軍隊，逮捕了阿流那，將其以犯人身份帶到長安。一百年後，公元 747 年，中國軍隊越過帕米爾高原並短暫出現在北印度。
　　　　
　　在南方，中國在整個唐朝時期占領了印度支那半島的紅河三角洲地區，隻有在西南方向的雲南和貴州，中國人遭遇完全失敗。獨立的南詔國繼續在該地區繁榮，輕鬆擊退了中國人一次次入侵。
　　
　　與此同時，在廣東 (Canton) 的大港口和東南海岸的其他地方，中國和外國人和平相處。船運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製。猶太人以廣東貿易商的身份為人所熟知。阿拉伯資料表明，在九世紀，一條船從波斯到中國需要花 130 到 140 天時間。中國在廣東給外國商人提供特別館舍，他們享有自我管理的充分自由。公元 879 年海外貿易受到了一次短暫挫折，一位反叛者占領並洗劫了廣東，許多外國人失去生命。阿拉伯人在這間隔期間開發了日本到韓國的貿易路線。

6.

早期唐朝的活力，其原因不但來自有力的統治者的雄心，也歸因於遵循傳統模式的中央集權製度的順利運轉。三個辦公機構構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機關：秘書處（Imperial Secretariat，中書省）負責製定政策，內閣（Imperial Chancellery，門下省）審議，國務院（Secretariat of State Affairs，尚書省）執行。六部 (Six Ministries) 負責人事、財政、禮儀、戰爭、司法和公共工程。九寺 (Nine Offices) 有類似的行政職能。審查署（Board of Censors，禦史台）審查公務員的表現，在無所畏懼的情況下甚至審查皇帝本人。省級行政管理同隋和漢相似。
　　
　　考察製度（科舉製度）被隋朝重新采用並被唐朝改進。公務員應考者在其所在地區的政府學校或在首都的帝國學院就讀，在老師的指導下準備考取政府職務。他選擇一個領域，諸如文學、法律或數學，報名參加考試。如果考試成功，他將獲得同他考試類型對應的文憑。這些文憑中最受人尊敬的是“進士”(Presented Scholar)，根據該措辭的含義，所有得到這個文憑的人將被引薦給皇帝。進士的文憑是文科學位，因為儒家經典知識比實踐學科的專門知識更受重視。因此，唐在漢之後迎來了第二個偉大的儒家經典注疏時代。公元 839 年，儒家經典的欽定版本被刻入石碑。但是，要獲得政府職位，僅有文憑還不夠。公務員應考者還必須通過進一步的入職考試。一旦就任，升職要依靠其他的考試和績效評定。皇帝的親屬、貴族和榮譽稱號的持有者和高官子女不需要獲得學士學位，可以直接參加入職考試。雖然文憑持有者和這些特權集團存在著緊張關係，職業官僚的大多數人是通過考察製度進入官僚集團 (Bureaucracy) 的。武則天對此作出了大量貢獻，因為從政治動機出發，她支持文憑持有者。
　　
　　農業方麵試行均田製的時候失敗了，該製度起源於更早的時期。其內容是男子在二十一歲時每人分得 100 畝（約 13.7 英畝）土地，除早死情況之外，當他年齡到達六十歲時返還給國家 80 畝。剩餘土地成為他的永久地產。更小的地塊給予寡婦、殘疾和類似困難的人群。隻要是被政府雇用的官員，就能獲得更大塊的土地，被稱為職位個人補貼 (Service Portion)。從理論上講，通過例行的和持續的土地再分配，全麵的公平是可能的；但實際問題是，供需總是不平衡。雖然在唐朝的前半時期人口總數沒有增長，但地區人口比例通過從北方到中國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的大遷移不斷發生變化。在人口密集地區，或遷移洪流導致的人口急劇增長，持續的公共土地再分配從技術上說是不可能的。盡管如此，人頭稅仍然為這種理想的、但很大程度上是虛假的土地平均分配製度而定製。稅收的急劇混亂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公元 780 年，兩稅製施行，稅款每年征收兩次，時間是每年第 6 個月份和第 11 個月份。這屬於土地稅，同每一位所有者持有的土地麵積成比例。從這以後，政府對土地保有失去興趣，因為大的地產支付高額稅，這樣就不再有任何財政理由反對土地規模擴大。這也許是導致中國地主土地所有製 (Landlordism) 增長的原因。
　　
　　因為在更早的時期商人受到歧視，政府試圖壟斷重要商品的生產和銷售，特別是鹽、鐵、酒和茶。隻有在唐朝，茶才成為真正全國性的飲料。隻要茶有希望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政府就會試圖控製茶貿易，這表現了中國政府對商業所持態度的特點。
　　
　　唐文明在喜愛藝術的唐玄宗 (713-755) 統治時期達到其高峰，他是詩歌和繪畫、文學、戲劇和學術方麵的大讚助商。但是他對政治動亂毫無準備，這場動亂讓他丟了皇位。唐時期軍事方麵有了進步，職業軍人逐漸取代以前的民兵。邊境地區由邊區司令（Regional Commander，節度使）管轄，其掌管軍事防禦和平民管理，因此擁有非一般的權力。其中一位叫安祿山的邊區司令於公元 755 年在東北邊境反叛，占領了洛陽和長安，並自立為皇帝。玄宗逃跑並退位給其兒子。這一反叛持續了好幾年，直至公元 763 年才被全麵鎮壓下去。對唐朝政府至關重要的是維吾爾族人的支援，維吾爾族人索要了其獎賞，其中包括皇帝的一位女兒。
　　　　
　　由於對中國統計資料的誤解，有時候有人主張，內戰的屠殺導致中國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但情況並非如此。從漢至唐，中國人口徘徊在五千萬的水平，沒有發生巨大變化。阻止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極有可能是殺嬰。兒子得到偏愛，女兒則是經濟負擔。因此拋棄新生女嬰成為抑製因素。隻有從唐末起中國人口才開始穩步增長。
　　
　　雖然唐朝名義上存活到公元 907 年，但權力從中央政府轉移到了世襲邊區司令身上，大部分邊區司令對國家沒有野心。從公元 784 年開始，發生了另一場內戰，內戰激烈程度升級，這期間最後兩位皇帝被殺，唐朝最終崩潰。
　　
　　中國強有力的和令人費神的盟國維吾爾族帝國早在六十七年之前就垮台了，這一事件產生了重要的宗教影響。以前唐朝有過對宗教相對寬容的時期。佛教繁榮時，其他宗教也受益。公元 621 年，第一座祆教 (Zoroastrian) 寺廟在長安建立；635 年，第一位景教 (Nestorian Christian) 傳教士到達長安。公元 694 年摩尼教 (Manicheism) 來到中國，由於戰術上的原因受到特別待遇：維吾爾族人皈依該教，不冒犯這些盟國很重要。公元 840 年吉爾吉斯人擊敗維吾爾族人改變了這一情況。摩尼教立即在中國受到攻擊，宗教迫害開始，時間從公元 841 年持續到 845 年，並通過道教的影響波及到其他宗教。摩尼教、景教、祆教被鏟除。佛教早在公元 446 年至 574 年就遇到一次挫折，在這次迫害中幸存下來，但是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其寺廟和僧院的大量財富被沒收，神殿被關閉，和尚和尼姑均被還俗。佛教再也沒有全麵恢複過來，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佛教在精神方麵變質。伊斯蘭教還沒有幾個信徒，在這次迫害中看來沒有受到影響。隻有在這之後伊斯蘭教才發展成為西方邊緣宗教的巨大宗教力量。
　　
　　半個世紀過去，帝國迎來又一次的統一。北方先後被五個王朝統治。在中國其他地區出現了其他十個國家，不包括西南的南詔國，王朝型的曆史學家受到天意的迷惑，把北方王朝視為合法，中國這一段短暫的曆史因此被稱為“五代”。這又是一個混亂的時代，同時也是個偉大的文化活動時代。這些成就中，其中印刷術已經成熟。雕版印刷 (Block Printing) 的技術似乎由佛家和道家開發，但其早期曆史的大部分內容模糊不清。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印刷文字是佛教的經文。五代期間，儒家經典第一次被印刷，該技術開始受到尊敬。這之後很快發明了活字印刷 (Movable type)，但是雕版印刷更便宜，繼續得到廣泛的使用。
　　
　　帝國被中國的將軍趙匡胤（ 976 年死）再次統一 ，其建立了北宋王朝 (960-1126)，將大運河旁的開封作為其首都。軍事方麵它沒有唐朝或漢朝強大，很早就被迫做出了土地割讓。操蒙古語的契丹人 (Khitan) 建立了一個大中亞國家，由滿洲 (Manchuria)、內蒙古 (Inner Mongolia) 和外蒙古 (Outer Mongolia) 的大部分地區組成。其統治者自公元 907 年開始稱帝，公元 947 年使用“遼”作為其國號。十年以前，即公元 938 年，契丹占領了河北 (Hobei) 北部和山西 (Shanxi) 北部地區，帝國存在時他們一直控製著這些地區。宋不僅無法收回失去的土地，甚至從公元 1004 年起，每年還要支付貢品給遼。韓國情況也類似，自公元 935 年起高麗王朝治下的韓國也淪為遼的附屬國。
　　
　　在西北，中國也在後撤。西藏人（黨項人）的西夏王朝自立為甘肅 (Kansu) 走廊和鄂爾多斯地區的統治者，擺脫了中國人的統治，擊敗了宋朝軍隊。1044 年中國還同意了一個向西夏進貢的和平條約。在南麵，宋朝失去了紅河三角洲，這一地區的安南（Annam，交趾，越南）國在公元十世紀後成為獨立的國家。在西南，南詔國邊境仍然沒有變化。
　　
　　雖然宋朝的版圖比唐朝小，但其人口更多，到十二世紀早期為止也許大約有一億左右。促進人口增長的因素之一是在十一世紀從印度支那半島引進了早熟稻。這樣就有可能一年收割兩次稻米，養活更大數目的人口，從而減少殺嬰的需要。
　　
　　中央政府重新組建時，其形式同唐朝稍微不同。國務院 (Council of State，宰執) 成為皇帝管轄的重要政策製定和執行機構，由學者機構和許多部門支持，包括監察禦史。國務院以下是負責人事和法律的內閣秘書處（Secretariat-Chancellery，中書門下省）、財政司（Finance Commission，三司）和軍委（Bureau of Military Affairs，樞密院）。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省不再劃分為郡，而是劃分為路 (Prefecture) 和次級路（Subprefecture，州），每一個單位都由不同數目的行政區組成。
　　
　　考察製度仍然在演進，應考者現在必須過連續三級的考試。第一關是當地路政府、省的政府學校或開封的帝國學院舉行的考試。成功的應考者在首都繼續參加更高級的考試。第三關是宮廷舉辦的考試。在最後的學曆中，進士仍然是最受人尊敬的。考生成績越好，其獲得的職位重要性越高。高官子女仍然屬於特權集團，可以直接被任命政府職務。政府職務的出售一直存在，但是規模有限，而且升職幾乎無望。
　　
　　在軍事方麵，宋朝的奠基人決定不再使用民兵而依靠職業常規軍人，但要確定省級駐軍的規模不能大到危及王朝。開封受特別單位的保護，騎兵被忽視。
　　
　　北宋經曆了史無前例的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導致了硬幣的短缺和世界上第一張紙幣的出現。早在公元 811 年的唐朝時代就使用了“飛錢”(Flying Cash)。政府當時就發行了匯票，可以用在交易中，最後兌換成現金。宋朝的時候，政府和私人銀行發行匯票和憑證。公元 1024 年該貿易被政府壟斷，各種票據被兌換成現金。
　　
　　北宋期間，由於需求增長，特別是農業方麵，政府的武器庫、造船業和生鐵產量急劇提高，用於鐵冶煉的燃料的需求也相應增加。因為木炭供應量不足，更多的采用煤炭代替。至少在公元四世紀煤炭就開始小規模使用了；到了十一世紀，煤炭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燃料；商業規模也擴大了，瓷器業繁榮；茶貿易增加；棉開始普遍使用。然而，雖然商人自己組成了貿易組織和行業工會，但是他們仍然是職能很弱的中產階級。政府征收政策中通過許可證製度壟斷高額利潤企業的做法，正如政府對待茶、鹽和農具的做法一樣，均嚴重損害商人的利益。而且，在儒教國家，商人不受敬重。中國人的理想仍然是出身良好的官員，非成功的商人，即使商人本人，其最大的野心也是希望看到其子孫被吸收進學紳 (Scholar-gentry) 階層。
　　
　　宋朝的中國有許多風尚，但隻有兩件事值得提及：一是椅子的使用，一是裹足開始流行。裹足曾經被解釋為婦女地位的下降，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一個錯誤觀念。裹足是一種時尚，婦女並沒有表示反對。
　　
　　由於公務員集團和國防支出的增大，政府的經濟情況逐漸惡化，在官員中出現了王安石（1086 年死）領導的改革派，他行事不拘小節，但聰明過人，行為和思想驚世駭俗。他的方案並不都是他本人的設想，有的設想在中國以前的曆史已經嚐試過了。他受到保守黨的攻擊，該保守黨由多位有地位的知名政治家領導。1069 年，王安石成為首相，他著手精簡政府和壓縮財政支出。他廢除了政府機關的繁文縟節並對主考科目現代化。他更改了土地稅稅基，征稅的標準不僅看土地保有麵積，還要看土地生產力。他製定了用貨幣代償勞役的政策。他開設了政府當鋪，以相對較低的 20% 的利率向農民提供貸款。為了穩定市場，他讓政府低價買進基礎商品，高價賣出，這一方法早在漢朝就已經嚐試過了。他還將民兵再次取代職業軍人，並嚐試建立騎兵。
　　
　　很難了解這些改革有多成功，以及他們遇到了多大的消極抵抗和官僚惰性。1076 年王安石退休，但他的黨派仍然掌權至 1086 年。從 1086 年至 1094 年，保守黨在政府占支配地位。從 1094 年至 1126 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改革派再次掌權，但他們的領導者不再具有王安石的才幹，在 1126 年的軍事災難的猛烈反作用下，他們被掃除。

7.

一個具有威脅性的新國家在北方出現。女真 (Jurchen)，位於中滿洲的一個操通古斯語 (Tungusic) 的部落，是滿族人的後代，1114 年起來反對其往昔的契丹統治者，第二年建立金國 (Chin)，並在宋朝的援助下於 1125 年消滅遼國。隨後兩個勝利者立即發生不和，宋發現他們的新鄰居比契丹更加好戰。1126 年女真占領了宋首都開封並洗劫了該城，掠走了皇帝及其父親。兩人均再也沒有看到中國。
　　
　　在女真的追殺下，宋朝軍隊向南撤退，從而後來的時期被稱為南宋王朝 (1127-1279)。1135 年，臨安，今天的杭州，成為首都。臨安位於浙江，處在中國最富裕的農業地區，並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輝煌的城市。臨安大約有一百五十萬的人口，馬可波羅後來將其描述為世界上最大和最美麗的城市。戰爭無休止地拖延到 1141 年，這一年金和南宋的邊境以祁連山脈和淮水為界。宋朝還同意支付歲貢。除西北的西夏國之外，金帝國控製了北中國和滿洲的所有地區。蒙古不屬於金，但很快要產生一位新的、甚至更令人畏懼的征服者。
　　
　　被金打敗沉重打擊了中國人的尊嚴。但這場失敗不是經濟上的災難。雖然經濟上的發展希望中止了，但最具生產力的農業地區是在長江流域下遊。除了野蠻的軍事實力之外，南宋在每一方麵都要勝過金，因此北方中國的失陷對普通南方人來說無關緊要。
　　
　　宋是海上貿易繁榮的時代，且不再被外國人控製。中國人開始學習建造高級船舶，船舶最遠可以停靠在印度西海岸。磁羅盤可能在漢代就已經發明，至少從公元四世紀起浮磁針就為人所知。這之前海岸和內陸船運占主要地位，這類儀表就不需要，但到了宋朝朝海運規模擴大的時期，這類儀表看來已經成為遠洋船舶的標準設備。在西方，直到 1190 年才有了磁羅盤的記錄，因此這項發明可能從中國傳播，通過中東到達歐洲。在十三世紀期間，阿拉伯人使用的浮磁針形狀像一條魚，在他們之前的中國人就這樣做了，這一事實加強了上述情況的可能性。
　　
　　宋朝學者感興趣的知識領域是多方麵的，諸如考古學、曆史、農業、數學、幾何學、地理學、繪圖學、天文學和法醫學。這個時期的中國數學家可能處在當時世界上最領先的地位。宋的時代還是一個過去的經驗被收集、分類和保存為大型百科全書的時代。
　　　　
　　儒家思想領域也同樣進行了係統化和法典化的努力。漢代期間，儒家思想進行自我調整，成為一門有用的政府管理工具，它衰落一段時期以後，又在唐代再次主張其權威，並通過古典評注者的注疏研究而得到鞏固。宋是最後的大調整時期。新儒學 (Neo-Confucian) 思想家在道家和佛家的影響下，試圖將儒家經典整合成為同質的整體，為儒家學說提供一個形而上學的上層建築，這一點是儒家學說當時一直缺乏的。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不得不重新解釋經典，並在理解經典時大量加入原來沒有的內容，將一切矛盾的地方通過解釋進行消除。
　　
　　新儒家學說 (Neo-Confucianism) 分成兩大流派：理性主義學派和唯心主義學派。這些學說的第一位集大成者是朱熹 (1130-1200)。他對原理（Principle，理）和物質（Material，氣）進行區別。一切物質，無論是有生命還是無生命，均有其自身的原理，物質離開原理就不能存在。舟車的發明，不過是現存原理的物質表現。一切原理均是永恒的“一”(Oneness) 的一部分，這個一稱為“太極”(Supreme Ultimate)。太極在每一個物質對象中均完整存在，但隻有跟具體對象相關的原理才能表現自己，其餘的部分由於物質的不純潔（Impurity，濁）而被阻擋在外，這一概念可以協調這之前對人的本性的懷疑。善惡依賴於每位個人的純潔（Purity，清）程度。教育的目的是減少不純潔。因此，比起技術專業，對儒家經典的自我修行和正確的理解，更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所有的人聯合形成社會，這個社會有其自身的原理，稱為道 (Way)。好的政府是遵循“道”的政府。
　　
　　唯心主義學派最著名的倡導者是王陽明，其在世時間更晚 (1472-1529)，他堅持認為，原理和物質是單一的實體，成聖 (Sagehood) 可以通過直觀知識獲得。但朱熹的學說成為正統學說並在教育界不可動搖。朱熹及其學派對儒家經典的理解成為基礎課程，這些基礎課程被反複講解，以讓公務員應考者學會，其目的是希望培養政府治理所需的高道德品質，並指導人民。然而，這也鼓勵了因循守舊，打擊了思想的獨立。
　　
　　（譯者注：括號內對應的是原英文，英文後有中文的，對應的是中文原典的文言文。這部分內容，中文部分可參考《朱子語類》卷一、四、五和四十三，《傳習錄》卷一。）

第 28 章　中華帝國：外國統治者時期和民族複國時期
　　
年表

　　公元約 1167-1227 成吉思汗
　　1217 蒙古人征服塔裏木盆地
　　1221 蒙古人征服西突厥斯坦和阿富汗
　　1222 成吉思汗侵襲印度
　　1227 蒙古人征服西夏
　　1229-1241 窩闊台大汗
　　1234 蒙古人征服金國
　　1238 蒙古人攻占莫斯科
　　1240 蒙古人攻占基輔
　　1241 蒙古人在裏格尼茨（西裏西亞）和磨希（匈牙利）取得勝利
　　1251-1259 蒙哥倫比亞大學汗
　　1252 蒙古人征服南詔國和西藏東部地區
　　1258 蒙古人攻占巴格達，征服韓國
　　1260-1294 忽必烈大汗
　　1274 蒙古人侵襲九州
　　1275-1292 馬可波羅在中國
　　1279 蒙古人征服南宋
　　1280-1367 元朝
　　1281 蒙古人入侵九州不成功
　　1293 蒙古人入侵爪哇不成功
　　1368-1644 明朝
　　1336-1405 帖木兒
　　1424 永樂皇帝死
　　1405-1433 鄭和航海
　　1419 宗喀巴死
　　1421 中國定都北京
　　1428 安南國獨立
　　1449 衛拉特人侵襲中國
　　1514 西方人到來
　　1522 稅收改革
　　1550 韃靼人侵襲中國
　　1557 葡萄牙人占領澳門
　　1607 中國和日本達成和平
　　1618 中國和滿洲人爆發戰爭
　　1644 最後一位明皇帝自殺；滿洲人進入北京
　　　　
　　世人所知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征服者之一生於約 1167 年，是一個不知名的蒙古人酋長的兒子，取名為鐵木真。他的部落被強大的韃靼人 (Tatar) 統治，其牧場處於現在的蒙古東部地區。Tatar 一詞在西方誤拚為 Tartar，該詞逐漸被取代，僅有蒙古語作為屬於該特定語種的所有民族的通用術語。名稱的變化完全是因為鐵木真是蒙古人。在多年的部落戰鬥中，鐵木真征服了韃靼人、克烈人 (Kereit)、衛拉特人 (Oirat) 和乃蠻人 (Naiman)。成為操蒙古語民族的統治者。他的最高地位於 1206 年被確定，這一年蒙古議會確認他為成吉思汗，意思是全球統治者。
　　
　　為建立一個偉大的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繼續密集征戰。1209 年西夏投降。1211 年金國被襲，但蒙古人中止了這次進攻，把精力轉向西邊。1217 年他們征服塔裏木盆地和半個突厥斯坦。到 1221 年，西突厥斯坦其餘地區、阿富汗和波斯部分地區均在蒙古人控製之下。第二年，成吉思汗親自侵襲北印度。其他軍隊於 1223 年入侵俄羅斯。1224 年西夏起義，迫使成吉思汗返回西亞，但是 1227 年就在西夏要被最後擊敗時，成吉思汗死去。1229 年他的兒子窩闊台成為大汗，並以哈拉和林 (Karakorum) 作為蒙古帝國的首都。
　　
　　1232 年蒙古對金國發起最後攻擊，並在南宋不明智的支持下，於 1234 年消滅金國。隨後蒙古再次轉戰西方，1238 年攻占莫斯科，1240 年攻占基輔。隨後的戰爭舉世聞名，蒙古從兩路對歐洲西裏西亞的裏格尼茨和匈牙利的磨希發起侵襲，1241 年 4 月，兩地均取得勝利，舉世震驚。蒙古騎兵入侵維也納和亞德裏亞地區，剛到達時軍隊就突然撤退了。原因之一可能是蒙古人並沒有任何土地要求的意圖，另外一個原因是，1241 年 12 月大汗窩闊台死後，皇位繼承權的爭奪要求高級貴族成員出現在哈拉和林。隨後十年政治形勢仍然不穩定，這期間蒙古人避免卷入重大的軍事衝突。
　　
　　1251 年窩闊台弟之子蒙哥登基，這標誌著新的一輪強力擴張。1252 年，蒙古人征服了位於中國西南的南詔國，這之後攻占了西藏東部地區。第二年最後攻占了波斯。1258 年，蒙古人摧毀了巴格達的阿巴斯哈裏發帝國 (Abassid Caliphate)，同年使韓國臣服。
　　
　　當 1259 年蒙哥倫比亞大學汗突然死去時，他兄弟當中兩位競奪皇位。忽必烈取得勝利，並自 1264 起被確認為大汗。他將首都從哈拉和林遷移至汗八裏 (Khanbaligh)（汗之城），即未來的北京。雖然忽必烈看來不懂漢語，但他在 1271 年為他的王朝選了一個中文名“元”。他的軍隊對南宋發動攻擊，1276 年奪取了南宋的首都。隨後很快打敗了中國的其餘地區。南宋海軍的殘餘艦隊，其中一條船帶著最後一位兒皇帝，於 1279 年沉沒。
　　
　　在中國的戰爭中，大量的新兵器投入戰鬥，包括火器。在中國，從公元十世紀起火藥就被用於軍事目的，可能更早的時候火藥就被發明。南宋使用了火箭 (fire arrow) 和爆破手雷 (explosive grenade)，他們實驗了通過各種方式利用火藥的地雷、毒氣推進武器 (poison gas projectile) 和煙幕彈，在十三世紀，火炮代替了投石車。火藥的知識被傳播到女真和蒙古人那裏，他們很快就向發明者南宋拋擲推進武器，也相互拋擲。十四世紀期間火藥在歐洲的出現是一項獨立的發明還是傳播自中國，這個問題還尚待確定。
　　
　　中國官方統治時間為 1280-1367 的元朝，是第一個外國王朝統治全中國的朝代。但是忽必烈不僅僅是中國的皇帝；他還是一個龐大帝國的大汗，中國僅構成一部分。這個蒙古帝國劃分為一個個汗國，每一個汗國由成吉思汗的一位後裔統治。大汗國由蒙古、滿洲、韓國、中國和西藏大部分地區組成。中亞汗國由塔裏木盆地、準噶爾、阿姆河東部地區西突厥斯坦和阿富汗東部地區構成，後來分裂為兩個王朝。波斯汗國包括波斯、美索不達米亞、阿姆河西部地區西突厥斯坦阿富汗西部地區。金帳汗國，也稱為欽察汗國，擁有南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1255 年金帳汗國分裂為南俄羅斯金帳和哈薩克斯坦白帳，但又於 1378 年再次統一。
　　
　　各個汗國的蒙古王朝各自走不同的道路，適應當地文明，獨立統治其領地。盡管關係緊張，他們仍然彼此保持聯係，非正式地確認大汗為其最高統治者。信使和商人、技術人員和工匠、尋官者和冒險家，自由地在這個廣袤的帝國穿梭。歐洲強國派遣使節，許多西方人通過被迫或自願的方式在蒙古軍隊服役。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化相互培植的時代。

9.

起初蒙古人僅僅是為了剝削其中國人領地。耶律楚材 (1189-1243)，一位遼國奠基人後裔的契丹人，成功緩和了這一政策。1218 年他成為成吉思汗的顧問，並影響著窩闊台直至 1239 年。由於他的努力，中國的公務員製度部分存活下來，稅款的征收有序進行。僅僅是在西方和中亞的商人通過包稅製向蒙古人提供更多的財政收入之後，耶律楚材才失去了其統治者的信任。當忽必烈成為大汗並征服中國全部地區的時候，他意識到要統治這一龐大的人口眾多的國家，不能離開其居住者的合作。在他統治的早期，他重新采用了中國中央集權製度，而他的繼承者之一於 1315 年恢複了考察製度。但是，中國的讀書階層被委任以更高的職位並不容易。南方人受到歧視，因為他們是最後投降的。雖然北方人待遇好一點，但他們不僅要和其蒙古統治者競爭，還要和其他外國人競爭。如果來自世界邊遠地區的人對忽必烈有用，忽必烈在聘用他們擔任官員時從不猶豫。這種國際性眼光的政策，不但將中國人排除在炙手可熱的職位之外，而且還侮辱了他們以中國為中心的感情。

10.

雖然蒙古人按照中國慣例，嚐試壟斷有價值主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但是商業仍然繁榮起來。對外貿易主要由中亞穆斯林人控製，他們同蒙古人達成了合作關係。全國性的紙幣被采用。為了從位於長江下遊的重點經濟區向汗八裏供應穀物和其他農產品，蒙古人建設了一條新的大運河河網，還實驗了沿海航運。
　　
　　忽必烈對帝國精心管理，同時沒有停止軍事征戰，雖然這些征戰不成功。在亞洲大陸，緬甸、安南和安南南部鄰國占婆國被多次征伐，但這些國家都無法被徹底占領。1294 年忽必烈剛死後不久，蒙古駐高棉國的大使也無法留下任何長久結果，除一個中國參與者留下的寶貴記錄之外。吳哥城和吳哥窟當時充滿了活力，現在隻剩下高聳的廢墟。忽必烈的海上遠征結局更糟。當日本完全無視大汗的存在的時候，1274 年九州被一支艦隊侵襲，1281 年九州被正式侵略。這些戰鬥均告失敗，也沒有第二次。一支海軍對爪哇的攻擊也一無所獲。忽必烈的部隊確實於 1293 年登陸，但他們沒有利用早期的勝利，不得不重新上船。
　　　　
　　蒙古人對宗教顯示了巨大的寬容。佛教寺院經曆了一段經濟恢複期。忽必烈支持佛教，其個人傾向於西藏的喇嘛教。景教享受了其最後的繁榮。雖然公元 841-845 年景教在中國受到迫害而消失，但是它在中亞一些部落仍然保持著活力。成吉思汗的若幹皇室成員是景教基督徒，諸如窩闊台的正室和忽必烈的母親。隨著蒙古人的勝利，景教再次進入中國。這一教會如此強大，以致大主教區和主教區的分布位置從撒馬爾罕延伸至汗八裏，以及基督徒戰爭犯服刑之前可以對他們進行重新施洗。
　　
　　西方和東方的外交往來活躍。歐洲的外交使節幾乎專門是方濟會的修道士，他們渴望進行皈依羅馬天主教的工作。有些人留下了重要的記錄。1245 年，教皇英諾森四世 (Innocent IV) 派遣的方濟會士約翰•普蘭諾•加賓尼 (John of Plano Carpini)，在波蘭修道士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陪同下拜見大汗。四年後，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 (King Louis IX of France) 匯同教廷使節，派遣法國多明我會士安德•龍如美 (Andre de Longjumeau) 前往哈拉和林。該國王還支持弗拉芒方濟會士威廉•魯布魯克 (Flemish Franciscan William of Rubruck)，他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1253 年至 1254 年期間訪問過哈拉和林，後來描述了蒙古首都的國際生活。同這些外國使節相比較，約翰•蒙特•科爾維諾 (John of Monte Corvino) 更像傳教士，而非外交官。1289 年他經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在波斯和印度停留後，於十三世紀九十年代到達汗八裏，並一直呆在那裏，直至 1328 年至 1332 年之間的某個時間死去。他在他的信中聲稱，他受到了良好的款待，勸服了數千人皈依，並將《新約》翻譯成蒙古文。1307 年教皇任命他為大主教。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另一位意大利方濟會士帕多瓦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 也在汗八裏積極活動了三年。他的同胞方濟會士約翰•馬黎諾裏 (Franciscan John of Marignolli)，由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 (Pope Benedict XII) 派遣，於 1338 年出發，1342 年到達汗八裏，呈獻了一匹西方駿馬，隨後以傳教士的身份在那裏逗留直至 1345 年。這匹馬給宮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對馬表示敬意，人們紛紛賦詩，諸如《天馬頌》(Ode to the Heavenly Horse)，一位宮廷畫師作畫描繪了大汗騎馬的場景。
　　
　　這些人和其他外交使節的成就短暫。隨著元朝的衰亡，景教被驅趕出中國。天主教失去其立足點，隻有到公元十六世紀末才重返中國。除佛教和道教之外，僅剩一個主要宗教：伊斯蘭教，在甘肅和雲南慢慢獲得生機。

11.

雖然許多神職人員是出色的作者，但西方商人覺得沒有必要講述他們的遭遇。他們的姓名和旅行經曆大部分都被忘記了，隻有一個傑出的例外，威尼斯人馬可波羅。他在其《寰宇記》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一書中講述了其父親尼科羅 (Niccolo) 及其叔父馬菲奧 (Maffeo) 1260 年遊曆布哈拉的故事。他們加入一個蒙古人的使團前往大汗忽必烈的宮廷，忽必烈問他們能否為他找到一百位博學的基督徒，以及耶路撒冷耶穌墓地的燈油。1269 年波羅兄弟回到歐洲，在那裏逗留直至 1271 年。他們帶著教皇格利高裏十世 (Pope Gregory X) 的信和所要的燈油再次出發，但是沒有博學的基督徒。這一次少年馬可波羅隨行。他們穿過中亞，於 1275 年到達忽必烈的宮廷。馬可波羅對在中國的情形做了生動的敘述。他聲稱他給大汗做過事，並曾經擔任長江下遊北部揚州的總督（Governor，平章政事）三年。波羅一行人在中國呆了十七年之後於 1295 年離開。他們沿海路護送忽必烈女兒之一前往波斯，於 1295 年到達威尼斯。這之後不久，1298 年，馬可波羅在熱那亞 (Genoa) 被捕入獄，他向同牢的犯人口述了他的經曆。馬可波羅的同時代人很難相信他說的話是真實的，這些懷疑現在還沒有消除。雖然這部作品係統而且具體，但是包含有不確定的說法和一些具體疏漏。
　　
　　還有許多其他外國人蜂擁至大汗的宮廷。其中有金發藍眼的，也許是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說他們的國家有極晝現象，還有匈牙利人，來自希臘的醫師，以及來自巴黎的至少一位金匠。其他人來自高加索、小亞細亞、阿拉伯，甚至北非。在穆斯林人中，最有名的是旅行者伊本•巴圖塔 (Ibn Batuta)(1304-1377/78)，他曾經於十四世紀四十年代訪問過中國。當然，交往並不都是從西方到東方。蒙古人也向相反方向派遣外交使節，但是關於他們的旅行，知之甚少。確實有留下記錄的一位是景教教士拉班•掃馬 (Rabban Sauma)，其約於 1225 年出生於汗八裏。1287 年和 1288 年，他訪問了拜占庭、羅馬、巴黎和加斯康尼 (Gascony)，並拜會了法國和英國的國王。

12.

不清楚內戰什麽時候在中國再次爆發。在中國曆史中，反叛開始的時間從來無法確定。其時間必須是內戰的影響範圍超過地方，令中央政府不安並在全國範圍內采取幹預措施之前。快到十四世紀中期，蒙古人統治的中國也到了這個階段。評估反叛的原因也是個問題。導致蒙古人被驅逐的各個步驟也尚未得到全麵探索。當地條件，包括洪災和饑饉，一定是重要因素。隨著權力的增長，反叛的野心也在膨脹。有些運動，比如白蓮教，有著宗教的弦外之音。最後的勝利者朱元璋是一位農民，曾經做過一小段時間的佛教僧侶。他同白蓮教合作成為一位反叛者首領，也許他曾經屬於白蓮教。到公元 1367 年為止，他控製了長江流域下遊地區和中國東南部地區。在 1368 年早期，他宣布自己為明朝的皇帝，同年汗八裏垮台。1369 年西北被征服，1371 年四川被征服，1382 年雲南被征服。中國全境再一次被中國人的王朝統治。蒙古人雖然被打敗，但是他們沒有被滅絕。他們退回其本土，從這裏再次威脅中國的邊境。
　　　　
明是滿洲人和帝國衰亡之前的最後一個中國王朝，是一個成熟的，同時也是國力衰退的時期。明朝奠基人習慣被稱為洪武帝 (Hung-wu Emperor)，洪武帝生性多疑，殘酷，但卻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其統治政府直至 1398 年其死為止。可唯一與之相稱的繼承人是其第四個兒子朱棣，朱棣於 1402 年廢黜其侄子，成為永樂帝（1424 年死）。1421 年他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以前的汗八裏。後來的統治者都比較平庸。

13.

明朝繼續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製度，帶有職能製衡和交叉的古老製度。在王朝的開始期間，公務員工作由秘書處（中書省）領導，下設負責人事、財政、禮儀、戰爭、司法和公共工程的六科 (Six Ministries)。知名學者履行政府的文學工作。重要的郵政局（Office of Transmission，遞運所）負責傳送往來中央政府的所有信件。有天文占星局和帝國公園。帝國學院監督所有的學校，同時也是一個學習機構。1380 年這一製度被更改，洪武帝采取重要措施取消了秘書處，從而嚴重削弱了職業官僚集團即外廷，外廷失去了首席發言人和協調者。作為代替，皇帝設立了內閣 (Grand Secretariat)，內閣配備的大學士 (Grand Secretary) 人數不等，從來沒有超過六個，這些大學士不屬於職業官僚集團。大學士是皇帝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的一種手段，因此構成內廷的一部分。
　　　　
從 1428 年起，帝國被劃分為十三個省，加上南京和北京兩個首都地區。每一個省有固定編製人員，編製人員受首都不定時派遣的布政使 (Governor) 的監督。有些省合並歸邑長（羈縻製度）(Viceroy) 管轄，省被劃分為府 (Circuit)，府再被分為州 (Prefecture)、屬州 (Subprefecture) 和縣 (District)。縣的數目大約在 1,1100 至 1,200 之間。跟以前朝代一樣，縣令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最低級官員。普通民眾享有管理其自身事務的廣泛自由。受宋製度的影響，明以 110 戶為單位，由聲望最高的十戶領導。每一單位統一負責收稅和勞役。
　　　　
監察機構 (Censorate) 是中央集權政府的單獨機構，但是並沒有獨立職能。官員可在公務員和監察崗位任職。監察機構的職責是雙重的，一是彈劾失職官員，還有更危險的是，諍諫不公正的或有過失的皇帝。監察機構由首都的都察院 (Chief Surveillance Office) 領導。 巡撫 (Regional Inspector) 附屬於省和邊疆地帶。首都和省設提刑按察使司 (Offices of Scrutiny)，雖然獨立於監察機構，但也有類似的職責。在禦史大夫 (Censor) 的任命中，一般優先選年輕人，因為據認為，如果他們的提拔要看政績的話，他們會更勤勉地履行職責。但是，對皇帝或有勢力的官員過於直率的批評也會毀滅前程。監察機構有令人尊敬的正直和勇氣傳統，但是彈劾次要影響力的刑事被告的誘惑總是存在。

14.

軍隊由一小部分職業軍人組成，其中士兵和低級軍官的位置主要是世襲。在招聘軍官時也要測試軍事技能。軍隊駐紮在首都、省和邊疆。邊境防禦招募預備部隊。長城在十五和十六世紀重建。
　　　　
雖然高官子女仍然可以得到直接任命，雖然官職出售繼續存在，但官員中的大多數是通過考察製度進入中央集權政府的。應考者在當地學校或慈善家讚助的學院向私人教師學習。他們由此開始了艱難的攀登，考試三年一次，一級比一級難。第一級別的是屬州的考試（Prefectural Examination，院試），通過者為秀才（Flourishing Talent），學士學位。第二階段是在省會城市的考試。通過者為舉人 (Recommended Man)，碩士學位。最後階段的考試是在北京。應考者成為進士，博士學位。在帝國學院學習並不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且，至少在明朝的後半期，大多數文憑持有者均沒有在帝國學院上課。持有碩士學位的可被任命官職，但隻有博士可以獲得令人滿意的職位。
　　　　
考試進行時戒備森嚴。每一位考生被隔離在單獨的小間。用數字代替其姓名，一位謄錄人員謄錄他的試卷，防止筆跡被認出。這一製度的缺陷不在於它的運作，而是它的主題內容。新儒家學說是官方學說，對該學說的任何偏離都是不允許的。儒家經典的官方版本於 1417 年出版。從 1487 年開始，考生受到進一步的限製，他們必須按照長度一定的固定格式表達自己，稱為“八股文”。正當中國準備同西方正麵接觸的時候，考察製度卻不再鼓勵獨立性和原創精神。但盡管其存在缺點，這個製度確實肯定人才，從而促進社會流動性。很少家族能保持長久的影響力，雖然某些省比如福建在知識方麵占統治地位。為防止地區的不公平，配額製度被重新采納。

15.

明繼續一年收兩次稅的慣例，征稅級別按照土地保有的規模和生產力劃分。政府還征收了許多其他稅，還有男子年齡從十六歲至六十歲的勞役。因為稅收過分複雜，而且日益不公平，從 1522 年開始，改革逐漸開始，持續了一個世紀。地方條件不同，改革的實施也不同。但通過稅種合並大體上簡化了程序，並用白銀代替了實物支付。這場改革說明，明是一個貨幣經濟規模擴大的時期。紙幣在明朝的早期被廢除。低麵額的貨幣本位使用銅，高麵額的日益使用銀本位。這項措施對商業有利，盡管政府對商人仍然采取傳統的敵視態度。政府努力壟斷鹽、鐵和茶的生產和銷售。政府還建立了國營工廠，配備的一般是工匠世家，並試圖生產從武器到陶瓷的多種商品。但由於交通的發達，這一切都無法阻止私人經濟的發展。中國的運河係統在明代得到改進，大運河得到擴建。

在外交關係領域，明朝尋求將其他國家納入進貢體係的努力。為了貿易利益，即使一些遙遠的國家也願意默認中國人的世界觀，按照中國人的世界觀，所有的人民都跟天子有適當的和從屬的關係。但盡管有這種理想，中國繼續飽受某些鄰國的侵害。

正當明朝建立的時候，一股來自西方的威脅出現。1369 年之後，中亞汗國的兩部分被帖木兒 (1336-1405) 再次統一，帖木兒在歐洲被稱為 Tamerlane。他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並著手恢複蒙古帝國。1381 年，他征服汗國權威失效的波斯，1395 年征服欽察汗國 (Kipchak Khanate)。三年後他侵襲印度並洗劫了德裏 (Delhi)。1400 年至 1402 年期間，他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俘虜了土耳其的蘇丹王。帖木兒隨後計劃攻擊中國，但在準備進攻之前死去。他的國家迅速解體。曾經偉大的蒙古帝國留下的隻有蒙古和欽察的繼承公國。

洪武帝曾對中亞蒙古人發起攻勢。1372 年，中國的軍隊進入哈拉和林。1388 年和 1390 年先後取得新的勝利。永樂帝 (Yung-lo Emperor) 五次親自向蒙古人發起戰爭，於 1424 年最後一次親征中死去。雖然這些努力暫時擴大了中國人在北方邊境的影響力，但是明軍無法摧毀敵人，也無法占領鄂爾多斯地區和塔裏木盆地。他們必須仰仗長城。對中國來說幸運的是，蒙古不再統一，而是被衛拉特人和韃靼人分裂。衛拉特人首領汗額森 (Khan Esen) 入侵中國並俘虜了皇帝本人。皇帝第二年被釋放，這讓繼承了他皇位的兄弟及其不快。一個世紀後，自 1550 年開始，韃靼汗阿爾坦 (Khan Altan) 侵襲中國達二十年，僅在中國給予大量退讓後才達成和平。

16.

祖先為金國 (1125-1234) 奠基人的滿洲女真，一直在中國的完整控製之下，直至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為止。在韓國，高麗王朝一直在蒙古人的統治下生存，1392 年被李氏王朝代替。李氏王朝崇尚儒家學說，並承認對中國的附屬關係。

西藏進一步演變成為神權國家，也同樣同中國保持附屬關係。一位宗教改革者宗喀巴（1419 年死）成立了黃教，黃教的優勢逐漸勝過紅教。居住在拉薩的達賴喇嘛 (Dalai Lamas)，通過政治手腕成功地將世俗政權擴大到西藏，紮西 (Tashi)，或稱日喀則 (Shigatse) 紮什倫布寺 (Tashi-lhunpo Monastery) 的班禪喇嘛 (Panchen Lama)，在宗教事務方麵取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兩位喇嘛均稱自己是神的轉世。從十六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蒙古人皈依黃教。

在南方邊境，明朝試圖再次征服安南國。軍隊一撥又一撥的開出，但直到 1414 年該國才被中國人控製。四年後，安南國再次反抗，十年之後獨立，統治者黎朝 (1428-1788)。從此以後，明朝的中國對同南部鄰國保持進貢貿易式關係感到滿意。

在海洋方麵，早期明朝是一個擴張的時代。在海軍上將太監鄭和的七次出海中達到高潮。從 1405 年至 1433 年，他的艦隊達到 62 艘，航程遠至阿拉伯和東非。航海目的之一是主張中國的政權。蘇門答臘巨港的統治者以及錫蘭的統治者被俘虜帶至中國。另外一個目的可能是滿足朝廷對外國物品的需要。鄭和從非洲帶來了一個小動物園，包括長頸鹿、鴕鳥和斑馬。但是鄭和一死，中國海軍在公海的炫耀就結束了。中國個體商人繼續出海，十六世紀在泰國、馬來亞半島、爪哇和菲律賓從事貿易。他們的數目還不大，停留在那裏的，毫無疑問融入了當地居民中。從中國東南地區大規模移民到海外永久定居的，從清朝才開始。

中日關係忽而對立忽而友好。從十五世紀早期直至十六世紀中期，日本以進貢為掩護同中國進行貿易。有中國人加入的日本海盜沿著中國東南沿海一邊侵襲一邊貿易。雖然這些海盜被嘲笑為倭寇或矮匪，但明朝政府拿他們沒有辦法。1590 年，豐臣秀吉成為日本的統治者，兩年後攻擊了韓國。中國軍隊被派往該半島，但是在對日作戰中表現不佳。1607 年中國和新成立的德川幕府最終恢複了和平。

17.

明朝最重要的事件是西方人的到來，雖然這一點當時人們幾乎沒有意識到。這次不再是蒙古時代個別的教士、冒險者和戰犯，而是技術上更先進的西方文明的先頭部隊。這為三個世紀後決定命運的政治和文化衝突埋下了伏筆。就在瓦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環遊非洲後十三年，1511 年葡萄牙人占領了馬六甲。1514 年，他們出現在廣東的海麵，1517 年一支官方先遣隊到達該城市。葡萄牙人胡作非為，以致被驅逐出中國，幾十年都不能回來，但是 1557 年他們成功占領了澳門，很快對中國的貿易進行了事實上的壟斷。

與此同時，為西班牙服務的葡萄牙航海家費南多•德•麥哲倫 (Fernao de Magalhaes) 已於 1521 年到達菲律賓。雖然他在一場當地戰爭中喪生，但西班牙奪取了該島。荷蘭人從 1596 年開始占領了印度尼西亞群島。這些國家試圖打破葡萄牙人對中國的貿易壟斷。1622 年荷蘭人想奪取澳門，而到達遠東較晚的英國人在 1637 年試圖以武力闖入廣東。二者均被葡萄牙人擊退。荷蘭人在台灣另外建立了一個城堡熱蘭遮 (Zeelandia)，這個島嶼當時還不是中國人的。兩年後西班牙人也在台灣建立了一個定居點。1649 年他們被葡萄牙人驅逐，而 1662 年荷蘭人被一支中國雇傭軍趕走。

葡萄牙人的商業基地澳門還成為第二次羅馬天主教傳教工作的跳板。與蒙古時期的方濟會士相比較，這次到來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耶穌會會士，是以對等的方式同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相遇。他們的專長是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和地理學。其中之一，偉大的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於 1601 年被召喚至北京，並呆在那裏一直到死。利瑪竇將《幾何原本》(Euclid) 翻譯成中文，撰寫歐洲當代數學，繪製世界地圖。他的繼任者之一、多才的德國人約翰•亞當•沙爾•馮•貝（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湯若望）撰寫了一篇關於望遠鏡的論文，並被官方任命改革中國的日曆，後來為中國政府澆鑄火炮。另一位是弗萊明•費迪南德•韋比斯特（Fleming Ferdinand Verbiest，南懷仁）(1623-1688)，其多項成就中包括另一幅世界地圖和為北京天文台製作的一係列天文儀器。而且，耶穌會會士不但願意接受中國中央集權政府的位置，而且願意適應中國人的世界觀，還使用中國術語解釋基督教，將基督的上帝同中國的天 (Heaven) 相對應，不反對祖先崇拜。這解釋了為什麽耶穌會會士在一些範圍內實現皈依，但是無法留下長久影響力的原因。另一方麵，歐洲深受耶穌會會士在中國活動的影響，通過他們的著作，西方知識分子第一次全麵理解了中國的曆史和傳統。

18.

明朝的最後百年是政治不斷衰落的時期。其中萬曆帝 (1573-1620) 的怠政產生了管理問題。他不聽政長達二十五年，並退居到皇宮中常規官員見不到的場所。這產生的真空，迫使太監扮演起政治角色。他們逐漸支配內廷，因為隻有他們能見到皇帝，並或真或假地充當起皇帝的發言人。這一點讓他們高興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是否勝任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仍然在於，考慮到權力倒向內廷一邊，皇家主動權缺失，沒有明確的權力代理，太監別無他法 (the eunuchs could not have acted otherwise)。傳統的說法指責他們是蠢蠢欲動的陰謀家和篡權者，沒有說到點子上。明朝的最後幾十年，各方的衝突加劇，直至官僚集團的所有部門甚至內廷也卷入了日益加劇的派係鬥爭之中。與此同時，來自兩個方向的其他威脅產生，來自外部的女真人和內部的叛亂。

女真人占領了滿洲，1616 年宣布成立一個帝國王朝。兩年後同中國公開宣戰，1629 年之後暴力升級。從 1635 年開始，女真人自稱滿洲人 (Manchus)，該術語的起源和含義未知，1636 年他們將其王朝命名為“清”。在中國，兩支叛軍領導者這時候對明朝形成主要威脅，其中李自成的實力更強更危險。政府軍隊領導無方，多線作戰，從失敗走向失敗。1644 年 4 月 25 日，李自成占領了北京，最後一位明朝皇帝在一座山上俯瞰著他的皇宮上吊自殺。中國的將軍吳三桂本來要救他，但未及時趕到。5 月 27 日他帶著全軍向滿洲人投降。這支聯合部隊包圍了李自成，大膽稱帝的李自成於 6 月 4 日撤離了北京，他隨後從曆史上消失。6 月 6 日滿洲人進京，並宣布為明朝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哀悼一段時期。從 1644 年 10 月 30 日起，一位滿洲皇帝開始登上中國的皇位。

19.

原書第 635 頁

第 55 章 日本和中國

年表

十七世紀早期 努爾哈赤統一中國滿洲部落
1644 滿洲人奪取北京並作為清朝的首都
1661-1722 康熙皇帝在中國的統治時期
1675-1783 清征服中國南部地區
1736-1796 乾隆皇帝在中國的統治時期
1793 馬戛爾尼 (Macartney) 勳爵出使北京

20.

（省略前麵日本的部分）

中國這個時候也被一個強大的政權統治；清朝，或稱滿洲的統治者，確實是中國曆史上最成功的外國征服者。關於滿民族從 1644 年至 1911 年如何成功征服並統治中國的故事，從明朝結束前幾十年遙遠的東北地區開始。明朝政府通過將權力代理給當地部落首領的方法維持對長城以北地區的統治，並試圖使他們分裂，不讓他們強大起來。但是，在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正當明朝廷被卷入派係鬥爭的平息工作時，女真部落酋長努爾哈赤，通過軍事鬥爭和聯姻的聯合手段，統一了現在被稱為滿洲的地區，他將女真兵勇三百人編為一隊，分成四組，後來是八組，稱為“旗”，每一旗通過其各自旗幟識別。部落領導權曾是世襲，但是八旗由其七個兒子和一個侄子指揮，旗軍官由努爾哈赤指揮。隊和旗不是自行作戰單位，而是需要時集結軍隊的組合。適當的時候也組織漢人旗和蒙古旗。

正是這種軍事結構使得努爾哈赤的繼承者征服了中國。1616 年努爾哈赤自立為後金王朝的皇帝。1616 年定都今天的牧克敦（Mukden，沈陽）。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決策，因為牧克敦是農業地區，由中國人定居和耕種。要統治定居居民，需要與遊牧部落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製度。為迎接這一挑戰，努爾哈赤采取了他可采用的唯一模式：中國公務員政府製度 (Chinese System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努爾哈赤於 1626 年死去，但是他的繼承者繼續沿用中國製度。1631 年牧克敦設立了六部和監察院 (Censorate)，中國的學者官員，包括以前在明朝任職的一些官員，被授予公務員政府和軍隊的最高職務。因為中央集權政府取代了形式更為鬆散的部落結構，部落統治家族和家族內努爾哈赤兒子的權力上升。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政治製度使得滿洲人贏得了中國士紳階層的擁護，能夠管理滿洲軍隊征服的土地。

1636 年清（清明的意思）王朝在牧克敦的成立為征服中國做好了準備。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北部發生叛亂，1644 年李自成的叛軍奪取了北京。明朝將軍吳三桂請求滿洲人支援，旗人部隊湧入中國北部並迅速驅趕走叛軍。滿洲人隨後自己占領了北京，並宣布北京為清朝的首都。

明朝的殘餘部隊退到南方，並在南方建立行省 (Satrapy)，滿洲人對此容忍了幾十年。但是這種不正常情況不能再繼續，滿洲人在覺得北方安全的時候，征服了中國南部地區和台灣 (1675-1683)。

21.

軍事征服是令人欽佩的英雄事跡，但滿洲人麵臨的主要任務是統治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滿族占中國人口的大約 2%。他們如何做到在保持內部團結的同時又保持政治霸權？

為了保護滿族的種族和文化特征，傳統的家族製度 (Clan System) 被保留，禁止同中國人通婚，阻止中國人向滿洲 (Manchuria) 移民。有些禁令最後被打破，滿洲人逐步采納了許多中國人的傳統，但是直至二十世紀他們才被同化。

軍事上的優勢使得滿洲人征服了中國，滿洲人采取步驟確保軍事霸權得到保持。旗兵單位駐紮在全帝國的各個戰略位置。小的單位軍權交叉，並采取定期輪換的措施，以防止任何指揮官有獨立的危險。保持和平時期駐軍的軍事戰鬥力的措施得到施行，並禁止滿洲人從事體力勞動或商業。到了十八世紀末發展停滯和財政腐敗導致了八旗軍隊的退化，但此時清朝已經通過其他手段整合了權力。

滿洲人意識到，要統治中國，中國人的合作，首先是士紳階層的合作是必要條件。因此皇室采取與本地王朝大部分一樣的方式進行統治。這是他們成功的關鍵，也是他們最大的成就。中國人被要求將頭發梳成滿洲人的辮子發型，但是總的來說，允許中國人保留他們的傳統。滿洲人試圖廢除中國婦女裹足的習俗，鼓勵中國學者學習滿洲語言，但這些措施均告失敗且很快被放棄。政治結構繼承明朝，僅進行稍微改動。公務員考試製度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繼續成為招聘官員和促進意識形態灌輸和思想統一的主要手段。考試級別複雜，但是明朝的三個階段 － 縣、省、中央，仍然不變。對滿洲人的考試要求更寬鬆，但當然在任何給定時間內，超過一百萬人數的文憑持有者的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四萬左右的官員隻有一小部分是滿洲人。這些滿洲人大部分占據中央政府或軍隊的重要位置，而帝國的日常行政管理由中國人進行。

22.

中國全境被劃分為十八個省，並結對形成更大的行政區。正如明統治時期一樣，省的總督和結對的省的邑長共同負責其管轄權範圍內的區域。直至十九世紀為止，大部分邑長是滿洲人，而大部分總督是中國人。最低級的直接行政機構是縣，其中大約有 1,400 至 1,500 個縣約有平均 200,000 的人口，每一個縣由縣長管轄。在地方，將人口劃分為 100 個單位 10 戶的製度仍然被保留。

在首都，六部 (Six Ministries) 和內閣 (Grand Secretariat) 領導中央集權政府。每一部設兩位主席（President，尚書），滿洲人中國人各一員，四位副主席（Vice-president，侍郎），滿洲人中國人各兩員。在內閣和監察院 (Censorate) 有同等數目的滿洲人和中國人。1729 年一個新的機構軍機處 (Grand Council) 設立，最終取代了作為最高政府機關的內閣。軍機處集中處理緊急事務，而內閣處理更一般的工作。這項改革減輕了皇帝的工作量，但最終權力和責任還是在皇帝手裏，僅當皇帝行使這項權力時該製度才運轉良好。

在該王朝的開始 150 年期間，執政皇族很幸運地產生了兩位出色的皇帝，其統治時間加起來幾乎達到清朝全部統治時間的一半。康熙帝 (1661-1722) 是一位精力充沛而盡責的管理者，一位有能力的軍事領導者。除征服中國南部地區外，他還征服了蒙古。他通過舉行特別的考試，主持重要的學術工程，諸如編撰《明史》和《全唐詩》(Complet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表明自己有意以儒家君主的身份進行統治，吸引了大量最著名的中國學者為清王朝服務。雖然起初很多中國人很自然地對外來征服者持敵意態度，但是到康熙帝統治結束為止，幾乎可以肯定，絕大部分人民，包括中國傳統的士紳衛士，都將滿族君主視為“天命”的合法持有者。

在康熙帝的孫子、有為的乾隆帝 (1736-1796) 的統治下，清朝達到其頂峰。西藏在數次反叛清朝當局之後成為被保護國。伊犁和突厥斯坦被征服，增加了六百萬平方英裏以上的土地。到十八世紀後期為止，中國曆史上最大麵積的疆域處在帝國政府的行政管轄之下。在最後二十年期間其統治記錄受到腐敗的汙損，主要是由於太監的影響。由於不希望因為在位時間比其祖父長而表現不孝，1796 年乾隆帝退休，乾隆的一個兒子繼承了他的皇位，但是老皇帝仍然有影響力，保留實權直至 1799 年其死去，創造了中國曆史上統治時期最長的記錄。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清朝的中期是中國傳統文明衰落的時期。十八個省一派祥和，商業繁榮，士紳階層投入到生命中更美好的事物中。製作精良的漆器和瓷器以史無前例的數量被生產，用於出口到歐洲有鑒賞力的行家和國內消費。學者比往昔的時代的人更全身心的投入到過去的儒家經典中，甚至挑戰官方儒家正典的可靠性。詩人們討論偉大詩歌的本質是技巧，道德內容，情感，還是靈感。在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中，曹雪芹 (Ts’ao Huseh-ch’in) 描繪了一個貴族家庭的沒落，認為逃離這個世界是對人類愛的悲傷和徒勞的唯一解決方案。

下層社會快樂更少，憂愁更普遍。長時間的和平，加上從國外引進的、能在以前未墾殖土壤上生長的作物的廣泛使用，諸如馬鈴薯、花生（用於烹飪油）和玉蜀黍，導致了人口爆炸。到十八世紀末為止，中國的人口可能大大超過了三億的標準。土地問題變得尖銳，1796 年一場被佛教白蓮教的宗教狂熱混合著對滿洲人的仇恨所激發的叛亂在中國北部爆發，在心懷不滿的農民階層迅速傳播開來。反叛者組織不力，但是八旗部隊不起作用。跨世紀轉折點的時間都花在了緩慢而代價高昂的對反叛的鎮壓中。

白蓮教被鎮壓，危機似乎過去。沒有人能夠預見，英國勳爵馬戛爾尼 1793 年來到中國請求貿易優惠條件並在倔強拒絕在天子麵前磕頭的情況下得到皇帝的親切覲見，是預示著新秩序的來臨，這個新秩序將羞辱和劫掠光榮的清帝國達數代人之久。

23.

第 82 章 西方影響下的中國

年表

1839-1842 鴉片戰爭
1850-1873 太平天國反叛和其他反叛
19 世紀 60 年代至 70 年代 自強運動
1894-1895 第一次中日戰爭
1898 康有為領導的百日維新
1900 義和團反叛
1905 公務員考試製度被廢除
1910 日本吞並韓國
1911 1911 年革命

中國從 1839-1842 年的鴉片戰爭到 1911 年革命的曆史，是一個偉大而驕傲的文明解體的傳奇。麵對著西方列強的無情壓力和內部毀滅性的反叛，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滿洲統治者固執地依戀著保存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理想和製度。但是當這些理想和製度挑戰來自國外的史無前例的威脅時，不得不承認失敗。這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最終中國應對的遲緩，決定了最終反應的激烈性質：1839 年無法想象的，王朝統治的結束和對儒家社會和思想傳統的全麵推翻。

同即將到來的事件相比，中國和西方的第一次衝突：鴉片戰爭，是一件次要的事件。但是它代表著很大程度上不同的兩種文明的根本衝突，這種衝突持續了一個世紀以上。直接的問題是貿易。對於中國官員而言，商人是寄生蟲，純粹為物質利益驅動，剝削他人的勞動，沒有創造一點價值。外國人是野蠻人，對中央之國 (Middle Kingdom) 文明基礎的道德戒律完全無知，他們還特別鄙視外國商人，認為應密切監督外國貿易。到 1757 年為止，對外海上貿易被限製在廣東。外國商人經常被貿易限製和中國官員的冷漠所激怒，中國官員不屑於同外國商人直接打交道。但是因為利潤高，這些情況還可以忍受。

到了十八世紀的後半葉，因為茶成為英國全民性的飲料，英國開始壟斷廣東的貿易。為了平衡茶的貿易逆差，最終需要從印度運來的大量鴉片。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清政府開始警覺，一是因為這種藥物對本國人民的身體衰落作用，二是因為對支付鴉片而流出中國的白銀的誇張估計。1838 年北京決定開始鎮壓：以任何方式交易鴉片的任何人將被處以死刑。高官林則徐被派遣到廣東執行這項禁令，並確保貿易的進行是在現有法規的規定範圍內。

英國商人和英國在廣東的貿易督察對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對於他們而言，問題不在於鴉片；而是文明的最高準則：自由貿易。對貿易的“不合理”限製和中國官僚的傲慢態度，特別是對英國人的傲慢態度，是不能忍受的，必須改變。

24.

因為沒有一方願意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且雙方都決定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衝突不可避免。當林則徐製止貿易，查抄和銷毀外國公司持有的鴉片並拒絕賠償時，緊張局勢加劇。1839 年 11 月，一隻中國艦隊同英國駐廣東軍隊交火。由此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也是中國一個世紀的失敗和羞辱的開始。

在隨後零星的交戰中，英國艦炮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其優越性。但是清廷拒絕承認天朝 (Celestial kingdom) 受到野蠻人艦隊的擺布，因此戰爭一直拖到 1842 年。滿洲政府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被迫簽署條約，割讓香港給大不列顛，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建立固定的低關稅，給予外國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通過該最惠國待遇條款，上述及以後的條約待遇惠及同中國簽署條約的任何國家。

這些條約是諸多“不平等條約”的開始，這個說法的形成是因為這些條約是外國勢力強加給中國的。清政府曾一度逃避鴉片戰爭條約的實施。但在另一場戰爭 (1856-1860) 失敗後，中國被迫遵守這些條約的規定，此外，還被迫將鴉片貿易合法化，開通長江和其他通商口岸，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境內傳播，在平等的基礎上承認同外國的外交關係，允許外國設立駐京代表。中國就這樣被迫按照歐洲規範建立外交關係。

但是清政府還麵臨著比外國戰艦開到家門口更緊迫的問題。從 1850 年至 1873 年，中國受到了其長久的曆史上最具破壞性的反叛，其中最大的反叛是太平天國反叛，其產生原因是以前的緊張局勢產生的反叛同來自外國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力量的混合。太平或太平天國 (Taiping，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 的領導人洪秀全，來自中國南方一個少數民族團體的貧窮家庭。公務員考試的不斷失敗讓洪秀全產生精神壓力，他在廣東偶得一本基督教清教教會傳單，其中的思想讓他產生奇想。洪開始認為他是耶穌基督的弟弟，他在地球的使命是鏟除滿族人、道家、佛家和儒家這些惡魔。他開始宣揚一種混合了中國傳統思想和來自《聖經》的半消化概念的學說。

洪的學說，以及他對孔廟偶像破壞式的十字軍征伐，使他卷入同當地士紳階層的衝突。到 1851 年為止，他和他的弟子進入公開反叛。這一小團夥被並入了在鴉片戰爭打開了新的對外貿易口岸後、由於對內貿易路線改變而失業的運輸工人團體。當太平遠征軍漫行在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廣大地區時，不斷有大量的農民加入。南京被奪取並被定為太平天國的首都。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在太平的控製之下達十年之久。

雖然太平的政治和軍事組織和領導能力差，但是帝國軍隊對叛亂者一般不起作用。而從反叛的最早時期開始，士紳領導的當地民兵就證明了其對抗太平軍隊的能力。滿洲政府一直憂慮地方勢力的潛在力量，不願意將權力下放到省，但是政府最後沒有其他選擇，不得不允許地方軍隊的組建，軍隊由當地知名士紳領導，作為鎮壓叛亂者的唯一手段。而且，為了給新軍隊提供資金，允許省級官員對內貿進行課稅，並在其省內使用稅收所得。

因此，太平叛軍不是被清中央政府而是被中國士紳階層所擊敗，他們將太平軍視為對儒家傳統和現有社會結構的威脅。由於該反叛而出現並升到高層職位的士紳領導者屬於保守派。最著名的是曾國藩，他是公務員考試的頂尖學位獲得者，是士大夫傳統的最佳典範。曾國藩領導了對太平軍的鎮壓，並在隨後時間同類似的地區領導者平息了中國西北和西南地區的穆斯林和其他反叛者。

本書中國部分作者陣容：
　　　　
　　　　鮑大可 (A.Doak Barnett)，1921 年生於中國，其父母是來華傳教士。症狀國著名中國研究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研究員，曾任美國國務外交研究所國外區域研究部主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治中國政治與外交政策和美國遠東政策。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分會主席、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亞洲學會中國委員會主席、美中科技合作委員會委員等職。並擔作《中國季刊》、《外交》、《亞洲概覽》等刊物編委，致力於當代中國及中美關係的研究，相關著作計 20 餘部，包括：《共.產.主.義.經濟戰略：大.陸.中國的興起》(1959)、《共.產.黨.中國展望》(1962)、《共.產.黨.掌.權.前夜的中國》(1963)、《毛以後的中國》(1970)、《美國對華新政策》等作品。與費正清、斯卡拉賓諾並稱為美國“三大中國通”。
　　　　
　　　　鮑大可逝世的 20 天之後，在美國訪問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在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美中協會等機構聯合為其舉行的晚宴上，曾對鮑大可一生為促進中美關係所做的卓越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說：“鮑大可先生畢生致力於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和相互了解。他從不對自己從事的事業產生動搖。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深深懷念著他。”（本書第 99 章）
　　　　
　　　　畢漢思 (Bielenstein, Hans H. A.)，出生於 1920 年。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美國東方學會會員、亞洲研究協會會員。治中國古漢語、中國哲學和曆史。1945-1953 年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1954 年中國學博士。最早從高本漢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1953-1961 年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和東方研究院院長，1961 年至今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瑞典皇家科學文學史和古代史通訊院士。於 1979 年隨美國漢代研究考察團訪問中國。專門從事東漢史的研究。在長達 26 年 (1954-1979) 的時間裏撰寫《東漢的複興》，對於西漢的覆滅、王莽新政的興衰以及東漢政權的建立作了全麵的評述，精辟地論述了朝代更遞過程中內在經濟、文化關係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還撰寫了多種論著研究中國曆史問題，在對史書中預兆的考釋、曆史人口統計、以及曆史循環等方麵提出了獨到見解。（本書第 10、11、27、28 章）
　　　　
　　　　根茲勒 (J. Mason Gentzler)，1966 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柳宗元文學傳記》，薩拉·勞倫斯學院曆史教授，治中國現代史，著有《中國文明綱要》。（本書第 55、82、89 章）

25.

反叛導致了巨大的傷亡和破壞。甚至在和平恢複之前，艱巨的重建工作就開始了。在 19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新領導者開始一項方案，內容不僅有農村複興，還有對抗外國威脅的“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洋務運動）。理性的人看到的是西方人知道如何建造武器、船舶和鐵路；優秀的儒家則認為，古代中國社會和諧的理想和體現這些理想的製度，比歐洲文明更優越。西方技術用於富強中國，以保護中國傳統的社會秩序。為實施該方案，政府在幾個口岸建造了兵工廠和造船廠，設立了西方語言學校和外文翻譯局，以使中國人學習西方語言和技術。雖然“自強運動”從本質上說是一個保守的方案，但是在士大夫階層中，有許多人甚至對這些溫和的改革都抱有敵意。

自強運動的有限成就不足以支持中國抵擋外國新的一輪侵犯，這輪侵犯在 1894-1895 年中日戰爭的災難性失敗中達到高潮。盡管有德國、法國和俄羅斯代表中國進行外交幹涉，但日本的條件苛刻：巨額賠款（中國政府歲入的三倍），在通商口岸建設工業的權利，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承認韓國的獨立。而韓國於 1910 年被日本吞並。

被日本打敗後，隨之而來的是外國勢力要求新的特權。對中國被分裂的擔憂迫使一些中國人堅持深遠的改革。在改革者中最著名的人士是康有為，他主張，要富強和拯救中國，必須改革政治製度。在許多人看來這一點及其不道德，修改祖先建立的製度對於皇帝而言是忤逆行為。但根據康的說法，即使孔子也曾經是一位改革者，孔子倡導新製度的創建，以適應他自身時代變化的環境。如果孔子可以改革製度，那麽康也可以這麽做。1895 年康領導 600 位以上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考生，向掌權者遞交了一份冗長的陳情書，敦促進行激進的改革。該陳情書消失在保守官僚集團的某處，從來沒有到達皇帝的手上。但到了 1898 年，皇帝被康的思想所打動並召他入京。隨後宣布進行廣泛改革的詔書頒布：中央集權政府製度被改造，閑職被撤銷，鼓勵現代工業，重新組建軍隊，學校講授更多的西方課程。

詔令並沒有得到實施。保守的儒家和頑固的官僚支配著政府機構。對一些人而言，康的理論是異端邪說；其他人則看到自己的地位受威脅。而且，真正的權力並沒有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是在其狡猾、固執、恐懼外國人的姨娘慈禧太後手中，慈禧太後在幕後掌權整整一代。她輕易就讓皇帝退位，“百日維新”宣告結束。康和他的一些支持者逃亡，而其他人堅持以殉道者的身份赴死。讓儒家學說適應現代社會和在君主政體支持下對中國進行現代化的努力宣告失敗。
　　
兩年後，慈禧太後和一些極端保守的官員，默許進行一次最後的努力，以魔咒方式驅除外國人，由一支被稱為“義和團”(Boxer) 的、無組織的迷信農民大眾進行。這些烏合之眾進入北京並占領了外國人的住處。但是這些自認為擁有魔法的農民，完全不是裝備良好、行軍到北京並解圍的外國軍隊的對手。與此同時，俄羅斯軍隊占領了滿洲，以維持“社會秩序”和俄羅斯人的利益。在騷亂被平息之後，俄羅斯人並沒有離開滿洲。幾年後，日本勢力取代了俄國在滿洲的位置，在義和團叛亂之後的半個世紀，中國政府失去了對滿洲的控製。

26.

即使是慈禧太後也從義和團叛亂得到了教訓：中國必須現代化。在一位有為的軍事家袁世凱的領導下，軍隊被配以西方武器，按照西方體製進行擴充和加強。鐵路得到建設。憲法和內閣有望得以建立，以試圖贏得政府信心。教育體製采納了更多的西方學科，1905 年公務員考試製度被廢除，割斷了持續了一千年以上的、儒家經典同帝國製度之間的體製化紐帶。儒家教育不再是政治職業的必要前提；這意味著受儒家教育的士紳精英的立即滅絕。

但改革為時已晚，無法挽救該王朝。1908 年皇帝和慈禧太後死去，一位兩歲的兒童在攝政政府統治下繼承了王位。幾乎很肯定現在袁世凱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對王朝構成了潛在威脅，他被迫退休。政府作出讓步，以製止住地方對中央政府和滿清皇室增長的不滿。但是改革已經不夠了，革命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自世紀之交以來，反清革命者小團體已經開始煽動起義，特別是在中國南部地區。暴動接連發生，但由於沒有得到支持而被鎮壓，但是革命者一直堅持。這其中最突出的領導者是孫逸仙，他是一位基督徒，在夏威夷和香港的西式學堂受教育；他的政治理論相當原始，預想了一個建構在他稱之為“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新中國，這一理論主要從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想家衍生而來。

正當孫逸仙在美國進行巡回籌款活動的時候，1911 年 10 月 10 日，駐武昌城軍隊的反叛引發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武昌落入革命者手中，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南部和中部大多數省份宣布獨立於中央政府。清廷召回引退的袁世凱。袁世凱同意回到原職，但要滿足他的條件。他被任命為總理，指揮鎮壓南方軍隊。新獨立的省之間沒有真正的協調，革命者缺乏組織。但是一些政府部隊的忠誠受到懷疑，而且雖然到了十一月末革命者處於防守一方，但是袁世凱在作戰中保留了實力。他另有打算。當孫逸仙返回中國並被革命者推為共和國的總統時，袁世凱同孫逸仙進行了談判。如果袁世凱能安排滿洲統治者退位並宣布支持共和製，孫逸仙同意辭去總統一職以支持袁世凱。滿洲人別無選擇。1912 年 2 月，兒皇帝被廢黜，同時得到一筆豐厚的養老金讓其在紫禁城內生活。清王朝失去了“天命”，中國陷入了半個世紀的混亂之中。

第 89 章 現代中國　

公元

1912-1916 袁世凱，中華民國第一位總統
1919 五四運動
1924 國民黨重組
1926-1928 北伐，國民黨重新統一中國
1934-1935 中國共產黨長征
1937-1945 第二次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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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垮台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也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以前不斷有王朝被推翻，但沒有一位皇帝被總統接替。有清一代傳統的正統性觀念，其中首要的世襲原則，消失了。從此以後，中國將成為一個共和國。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馬上到來。總統袁世凱認為最適合中國的製度，跟革命完全是兩回事。在袁世凱看來，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執行者，因此他下結論，他應該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國家。在他統治的開始幾年裏，他將其可能的政敵——內閣、年輕的政黨和議會，先後一一製服。

1915 年袁世凱接受了日本人的《二十一條要求》，該要求授予日本在中國的廣泛經濟特權，破壞了袁世凱作為中國鐵腕人物的聲譽，但這沒有阻止住他建立一個君主製國家的打算。但是當袁發起稱帝運動的時候，他發現幾乎無人支持。來自地方，尤其是包括袁自己部下的軍隊領導人的反對，導致了袁君主製運動的失敗，1916 年，袁世凱在絕望中死去。

在接下來的十年期間，袁從前的部下和革命後在地方掌權的其他軍閥支配著中國人的政治命運。從太平天國反叛開始的地方割據主義現在到了最後階段。中國形成任軍閥擺布的地方割據局麵，每一個軍閥都有足夠的力量控製和剝削若幹地區或一到兩個省，但沒有一人有足夠的力量消滅對手。在北京有一個得到各個勢力承認的中央政府，但其權威沒有超出建立中央政府的軍閥部隊的控製土地範圍，其構成也隨著中國北方軍事力量平衡的不斷變化而改變。

軍閥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其自身利益置於一切之上。在這方麵，他們是當時時代的症狀，因為隨著儒家倫理、傳統社會結構和中央政治權威繼續解體，仍然沒有強製要求忠誠的更高信條，沒有使社會團結的凝聚力，用孫逸仙的話說，中國像“一盤散沙”。有一段時間人們似乎認為僅靠軍事力量就可以維持秩序。但在一個被彼此爭鬥的雇傭軍隊分裂的國家裏，秩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軍閥最終被新的政治派別所取代，他們擁有建設性的綱領和有紀律的軍隊，先是民族主義者，然後是共產主義者。

首先要找到新的意識形態基礎。正如後周和六朝期間一樣，政治威權的解體推動了思想生活。公務員製度的廢除和西方教育的普及，激勵著人們尋找新的價值觀，以取代不可信的傳統思想。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狄更斯、達爾文、斯賓塞、易卜生和托爾斯泰的作品被翻譯和討論。幾千名學生前往歐洲、美國和日本，以更近的距離了解現代世界。大多數人開始深信，西方可以給予中國很多東西。其中一人名叫胡適，他於 1917 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他敦促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國家的書麵語言，以促進知識的傳播和西方化。其他人則歌頌個人主義、婦女權利、民主和科學，譴責儒家學說和傳統的家庭製度。當這些新思想同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新的、強有力的曆史力量誕生了。

事情發生在 1919 年。這一年的五月初，在北京的人們了解到，“凡爾賽和平會議”將原先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判與給日本。對西方勢力、對日本以及北京政府內親日“叛徒”的一時憤慨，導致了五月四日約三千名北京學生的示威遊行。隨後幾百名學生被捕，更激發了更多的人加入到示威隊伍中。幾天之內遊行熱潮就傳到其他城市。學生集會遊行，工人罷工，商人關店，以表示和愛國者團結一致。全國範圍的抵製日貨開始。政府頓時感到無助，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認識到，武裝力量不是政治威權的終極根源。內閣垮台了。民族主義在政治舞台第一次亮相即高奏凱歌。

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和教授以國家知識分子領導者的身份出現，並以他們新建立的巨大聲望傳播其思想。幾年之內，四百家以上的新期刊出現，文章充滿了白話文風格的關於西方社會和中國複興的內容。從孔子到最受人崇敬的古代傳奇人物到包辦婚姻和裹足，一切傳統均不再神聖。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唯物主義、實驗主義、德國唯心主義、藝術至上主義，以及最新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均找到支持者。某些思想采取了工會、文藝社團和政黨的組織形式，包括 1921 年由西方化的知識分子建立的、小規模的中國共產主義者黨。雜誌媒體對關於科學有無能力解決人類存在的所有問題，以及中國和西方文明的相對優點進行了冗長的論戰。一個普遍性的結論很快就變得明顯起來：中國人現在指靠西方來幫助實現他們的理想，而不是中國的過去。

新的理想令人鼓舞，但同時也令人沮喪，因為外國特權和軍閥的掠奪仍然存在，輸入的思想和中國的現實之間的差距實在太明顯。對這種情況的諷刺是二十世紀小說的普遍主題，最突出的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尖銳的諷刺作品。對於觀察敏銳的人而言，要拯救中國，僅有理想是不夠的；唯有武力才能鏟除軍閥和迫使外國人交出特權。

28.

是孫逸仙為新的民族主義找到了軍事力量。多年以來，孫先後向日本、大不列顛和美國尋求援助，均遭拒絕。但在 1923 年，蘇維埃俄羅斯同意支持孫。在蘇維埃顧問的指導下，孫的政黨國民黨（民族主義者黨），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製”路線重組。俄羅斯人還以顧問和軍備的形式提供軍事援助。該黨的一家軍校在廣州的郊區黃埔成立。在校長蔣介石的領導下，該校候補軍官接受軍事科學的訓練和政黨意識形態的灌輸，內容當時包括在俄羅斯的影響下的反帝國主義和大工業國有化。1924 年 1 月，重組的國民黨舉行了第一次黨代會，盡管有該黨左翼的反對，大會還是通過了新黨章和綱領，以及同初創的中國共產黨組成的統一戰線。雖然國民黨從來沒有像其列寧主義者模式那樣得到有效的嚴格控製，但是多年以來，它在人數、組織、紀律和熱情方麵勝於中國的任何其他政黨。到孫突然死亡的 1925 年 3 月為止，國民黨控製了廣州，並將其影響力擴大到廣東省其他地區。

在孫死後不久，中國受到的羞辱再次引起民憤爆發。五月和六月，學生和工人示威遊行，對中國工人在外資工廠的待遇表示抗議，外國警察朝遊行中的學生和工人開了槍。許多示威者被殺害，排外情緒高漲。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下，在中國商人的支持下，工人在上海、廣州、香港和其他城市罷工。香港的罷工持續了一年以上，罷工加上大範圍的抵製英國貨，英國貿易被損害。同樣在這些人的領導下，南方許多城市的農民運動走向高潮，有些地區從對軍閥和外國人的敵意發展到查抄地主土地。革命性的民族主義的高漲，推動著國民黨在隨後數月成為國家政權。

截至 1926 年中期，黃埔軍校有幾千名軍官畢業，民族主義者軍隊人數約為十萬人，包括從軍閥部隊吸收的許多軍事單位；該黨自身大約有二十萬黨員。在蔣介石看來，對強大的北方軍閥進行軍事征伐，以實現孫逸仙統一中國的雄心的時機已到。

在國民黨內部有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有待解決：誰將繼承孫逸仙？是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汪精衛，還是民族主義者軍隊總司令蔣介石？革命的道路還有多長？排外罷工已經證明對中國的商業產生傷害，而且一般來說，工人和農民運動成為中國商人和地主恐懼不安的因素之一，許多中國商人和地主跟國民黨有人脈關係。

蔣介石通過同國民黨黨內和黨外的保守分子結盟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在保守分子的支持下，蔣轉而反對煽動社會革命的人，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其力量最強大的上海工會，同俄國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分裂。沒有了軍隊，汪精衛及其左派宣告瓦解。共產黨挑起了幾次起義，均告失敗。俄國人悄悄地退回老家。權力鬥爭使蔣的“北伐”事業暫時停緩，但其很快一路北進，攻營拔寨，直至 1928 年 6 月奪取了北京，大獲全勝，北方軍閥正式投降。蔣現在是國民黨黨內最高統治者，是新成立的南京民族主義者政府的首腦。到了 1928 年末，新政府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外國列強的外交承認。

29.

民族主義者政府名義上是全中國的政府，但其影響力主要限於中部省份和長江下遊省份，沿海口岸尤其是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同這些省份一起為該政府提供主要的經濟來源。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土地稅，仍然掌握在地方官員的手中，其中不少人是名義上服從新政府的軍閥，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其地盤實行的是事實上的自治。從 1928 年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前的十年期間，這些軍事主義分子偶爾起來反抗南京政府，但均無法構成嚴重威脅，在鎮壓這些反叛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將其權威擴大到新的地區。

在蔣同共產黨分裂之後，政府鎮壓了該黨，將大量共產黨員從城市驅趕至農村，在農村，共產黨理解了農村的中國，這一點對其最終的勝利很關鍵。1931 年，“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省成立，但到了 1934 年，政府軍隊襲擊了共產黨，迫使共產黨放棄江西。共產黨向西北挺進，踏上了英雄史詩般的長征之路，穿越 6,000 英裏之長的中國最崎嶇地帶。一年之後到達目的地時，原有的九萬人僅剩三萬人。長征途中產生了一支頑強而足智多謀的新集體，領導者為毛澤東。

與此同時，南京政府正在逐步地現代化中國。一部臨時憲法和一部現代法典頒布，雖然這些法律在許多方麵仍然處於紙麵立法狀態，但它們是前進的步伐。軍隊得到了加強。公共衛生、工業、交通、灌溉工程和洪災控製等方麵均取得進展。盡管學校傳授的國民黨意識形態注入了儒家箴言意味著該政權的保守主義在不斷增長，並使許多學生同西方化的知識分子疏離，但是教育繼續在快速進步。1935 年的貨幣改革使金融穩定了幾年，直至戰爭時期的通貨膨脹開始。在外交事務方麵，鴉片戰爭條約中失去的關稅自主權被收回，為政府提供了寶貴的財政增收手段。其他繁苛的“不平等”條約規定直至 1943 年才被取消。

日本的侵略威脅從來沒有消失。早在 1928 年，民族主義者軍隊就同日本部隊發生了衝突。1931 年日本軍隊奪取了滿洲，次年滿洲國傀儡政權在沈陽宣布成立。在後來幾年中日本不斷對北方中國施加壓力。

盡管全國要求抵抗日本的呼聲不斷高漲，但是蔣仍然堅持在正麵抵抗強大的中國外敵之前，應消滅以共產黨為主的內部敵人的政策。但在 1936 年 12 月，當蔣飛往西北，強迫不服從的下屬執行該政策時，他被他們俘虜，直至蔣和他們之間達成了停止內部傾軋的協議。處處被追擊的共產黨人歡迎這一變化，因此，1937 年 7 月對日戰爭開始時，國內局勢有點全國團結的假象。

在蔣同共產黨分裂之後，政府鎮壓了該黨，將大量共產黨員從城市驅趕至農村，在農村，共產黨理解了農村的中國，這一點對其最終的勝利很關鍵。1931 年，“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省成立，但到了 1934 年，政府軍隊襲擊了共產黨，迫使共產黨放棄江西。共產黨向西北挺進，踏上了英雄史詩般的長征之路，穿越 6,000 英裏之長的中國最崎嶇地帶。一年之後到達目的地時，原有的九萬人僅剩三萬人。長征途中產生了一支頑強而多謀的新集體，領導者為毛澤東。

與此同時，南京政府正在逐步地現代化中國。一部臨時憲法和一部現代法典頒布，雖然這些法律在許多方麵仍然處於紙麵立法狀態，但它們是前進的步伐。軍隊得到了加強。公共衛生、工業、交通、灌溉工程和洪災控製等方麵均取得進展。盡管學校傳授的國民黨意識形態注入了儒家箴言意味著該政權的保守主義在不斷增長，並使許多學生同西方化的知識分子疏離，但是教育繼續在快速進步。1935 年的貨幣改革使金融穩定了幾年，直至戰爭時期的通貨膨脹開始。在外交事務方麵，鴉片戰爭條約中失去的關稅自主權被收回，為政府提供了寶貴的財政增收手段。其他繁苛的“不平等”條約規定直至 1943 年才被取消。

日本的侵略威脅從來沒有消失。早在 1928 年，民族主義者軍隊就同日本部隊發生了衝突。1931 年日本軍隊奪取了滿洲，次年滿洲國傀儡政權在沈陽宣布成立。在後來幾年中日本不斷對北方中國施加壓力。

30.

對日戰爭給國內政治帶來了兩種後果。日本的侵略將內地的民族主義者政府從南京驅趕至西南的重慶，切斷了其原先海岸城市和長江省份的經濟來源。雖然蔣以全國抗日運動領導者的身份贏得個人聲望，但是八年的戰爭讓國民黨和民族主義者政府元氣大傷，腐敗成風，這種情況在戰後仍然在繼續，使該政權的許多早期支持者疏離。另一方麵，共產主義者利用了這個機會，將其影響力擴大到民族主義者被迫放棄的、中國中部大部分地區的農村地帶，但這裏卻是日本人人力管理不到的地方。紅軍進行了抵抗外國侵略者的運動和穩健的土地改革，農民階級被動員起來，紅軍人數從 1937 年的大約九萬人增長至二戰結束時的大約九十萬人，而同一時期的共產黨黨員人數從四萬人增長至大約一百二十萬人。這樣，到了 1945 年，雖然民族主義者在人數和武器裝備方麵仍具有巨大優勢，但是毛澤東已經有充分的實力挑戰蔣介石。問天下誰主沉浮？雙方生死一戰，拉開帷幕。

31.

第 99 章　新亞洲

（在本文討論中，“亞洲”應理解為從韓國延伸至巴基斯坦的國家）

本章作者簡介：

鮑大可 (A.Doak Barnett)，1921 年生於中國，其父母是來華傳教士。症狀國著名中國研究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研究員，曾任美國國務外交研究所國外區域研究部主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治中國政治與外交政策和美國遠東政策。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分會主席、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亞洲學會中國委員會主席、美中科技合作委員會委員等職。並擔作《中國季刊》、《外交》、《亞洲概覽》等刊物編委，致力於當代中國及中美關係的研究，相關著作計 20 餘部。與費正清、斯卡拉賓諾並稱為美國“三大中國通”。

鮑大可逝世的20天之後，在美國訪問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在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美中協會等機構聯合為其舉行的晚宴上，曾對鮑大可一生為促進中美關係所做的卓越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說：“鮑大可先生畢生致力於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和相互了解。他從不對自己從事的事業產生動搖。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深深懷念著他。”

年表

公元

1945 第一次原子彈轟炸；蘇聯人加入太平洋戰爭；日本投降，二戰在亞洲結束
1946 美國調停國共衝突不成功，中國再次爆發內戰；菲律賓獨立
1947 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
1948 緬甸獨立；共產黨領導的緬甸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反叛；甘地在印度被暗殺
1949 共產黨戰勝中國的蔣介石政權，毛澤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加諾統治的印尼獨立
1950 中蘇結盟；韓國戰爭爆發
1951 日本和平條約和美日安全條約；韓國和平談判在板門店開始；印度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 韓國停戰協定；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麥格賽賽被選為菲律賓總統
1954 日內瓦會議，法國撤出印度支那半島；東南亞條約組織成立
1955 亞非領導人萬隆會議；美中日內瓦－華沙會談開始
1957 馬來人獨立；蘇加諾在印尼實施“有領導的民主”；印尼的蘇門答臘和外部群島反叛
1958 中國“大.躍.進.運動”；中國海岸的“近海島嶼”危機
1959 西.藏反叛；中印邊境事件
1960 中蘇關係公開辯難；越南再次發生衝突；美日安全條約修改
1962 中印邊境衝突；關於老撾的日內瓦會議；緬甸奈溫政變；
1964 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尼赫魯死；印尼和馬來西亞對峙
1965 印尼共產黨企圖政變，導致蘇哈托實行軍管；美國在越南的重大幹涉；印巴克什米爾衝突
1966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清洗劉少奇運動；亞洲開發銀行成立；亞洲及太平洋理事會成立
1967 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
1968 美國停止轟炸北越，關於越南的巴黎談判開始
1969 中蘇邊境衝突；尼克鬆的“關島原則”；美國同佐藤政府就衝繩島歸還日本達成協議；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1970 西哈努克被推翻，美國軍事幹涉柬埔寨
1971 尼克鬆宣布計劃訪問北京

32.

自二戰以來，亞洲經曆了深刻的變革。戰爭自身導致了該地區國家關係的急劇重組。其釋放的能量在後來改變了亞洲的麵貌，並從根本上改變了其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

自 1945 年以後的年代，政治和社會革命席卷亞洲。戰前存在的殖民政權和舊政權被多種新式國家所替代。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民族自決的動力，是社會變革的需要，是強大的新勢力，是它們促進了該地區的發展。

該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和經濟增長也同樣在加速。亞洲的大多數新領導人致力於社會變革，而不是保留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傳統的阻力一直很強，而在熱情和成就之間的差距，在許多方麵造成了沮喪、不穩定和衝突。

盡管該地區不穩定，而且亞洲國家麵臨無數的內部問題，但是大多數新國家被納入了西方建立的國際體係。（但是共產黨中國隻是部分被吸收入該體係。美國和數量相當多的其他非共產國家尚未承認北京政權。該政權隻是最近在獲得聯合國會員資格。然而其已經同大約五十個共產和非共產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新的國家日益積極地以多種方式參與國際事務。在亞洲自身的力量平衡中，一個亞洲國家和一個西方國家作為戰後主導角色出現。這兩個國家－共產中國和美國－形成的敵對狀態，在多數時間裏一度構成該地區力量關係配置的最重要的單一影響因素。大陸中國在半個世紀內真正第一次實現統一，並由共產政權統治，其試圖主張地區霸權並呼籲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二戰中勝出的美國直接卷入亞洲，這在以前從未有過，其試圖維持亞洲的力量平衡，“遏製”中國，抗擊共產主義的蔓延。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後半期，力量平衡變得日益複雜。日本開始再次以經濟強國的身份出現，蘇聯部分由於其跟中國的紛爭，加強了該地區的外交活動。結果，一個多級的四國力量平衡看來出現了。

唯有將今天的形勢同二戰前的流行趨勢相比較，我們才能理解亞洲革命性變化的範圍。在戰爭以前，亞洲大多數國家被外國列強支配，首先是西方國家，其次是日本，日本在該進程中起來挑戰西方並試圖征服亞洲大部分地區。

歐洲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特別是英國、法國和荷蘭，控製了幾乎南亞和東南亞所有地區。（隻有泰國在挑起英法紛爭的情況下能夠保持獨立。）雖然初生的民族主義運動在該地區成長但是力量仍然薄弱，不起作用。美國由於美西戰爭將力量投入了部分該地區，統治了菲律賓群島；但是其承諾讓菲律賓獨立，雖然這一承諾還未實現。

俄國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平穩向東麵擴張，侵犯了中國所有的邊境地區，牢牢控製東西伯利亞和加拿大濱海諸省。其向東南亞的擴張行動受到日本的阻擋，但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其共產黨政府仍然對中國多個周邊地區施加壓力，其還試圖在多個亞洲國家煽動共產主義革命，但是，除中國之外，二戰之前共產主義運動幾乎沒有成功。

中國盡管麵臨內部腐朽和外部壓力，但還能夠維持不穩定的獨立，且其已經在經曆革命性變革的進程中。十九世紀西方的影響，有助於摧毀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帝國製度；在 1911 年滿清王朝垮台之後，中國國勢衰弱，國家分裂。西方列強和日本在中國爭奪勢力，並嚴重損害了其主權。國民黨麵臨來自共產黨的嚴重內部挑戰，並自 1937 年以來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戰鬥中；盡管這樣，在二十年代後期上台的國民黨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已經開始統一和現代化中國。

33.

日本是能夠回應十九世紀西方影響的唯一亞洲國家，其不僅能保持國家的獨立，而且能進行快速現代化的運動。隨著日本工業和軍事實力的發展，其首先加入西方列強對亞洲大陸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在 1894-1895 和 1904-1905 年分別打敗中國和俄國），隨後在 1937 年發起了對中國的大型戰爭，最終在 1941 年同時挑戰在太平洋的美國和東南亞的歐洲列強。

日本在該戰爭中最初的勝利以及最終的失敗，從根本上改變了亞洲在 1941 年之前一直存在的特性。事實上，毫不誇張地說，是這場戰爭誕生了新亞洲。

日本在很短的時間內將西方列強趕出亞洲，並控製了從韓國到緬甸的大部分地區，但是到了 1945 年，日本自我毀滅並轟然倒下。在被美軍占領之後，日本被迫放棄帝國主義主張，解除武裝，退回本土。

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是這場戰爭導致國家被嚴重削弱並產生內部分裂。雖然民族主義政府在美國人的支持下起初有能力重新控製中國的大城市，但是其麵臨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巨大挑戰，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展了一支以農民為基礎的強大革命隊伍，並控製了華北農村大部分地區。盡管美國人在調停國共衝突中做了大量努力，但是 1946 年中國還是卷入了公開內戰。

美國軍隊是太平洋戰爭打敗日本的主要力量，美國發現，作為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唯一真正力量，其直接卷入了戰後戰爭形勢中。作為日本和南韓的占領者以及中國內戰衝突中不成功的調停者，美國深深卷入了亞洲政治事務中。除美國施加影響的地區之外，該地區在很多方麵都陷入了權力真空。

但是，在太平洋戰爭快結束時參加太平洋戰爭的蘇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將自身投入亞洲的力量平衡中，而且蘇聯一方麵承諾支持中國民族主義政府，另一方麵又暗中支持共產黨對抗民族主義者。

34.

在東南亞，雖然美國履行了其準許菲律賓獨立的允諾，但是歐洲列強起初企圖建立戰前殖民統治的模式。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在戰爭期間，全亞洲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這些運動的領導人要求立即獨立。

南亞開展了類似的民族主義運動。到了 1947 年，英國在默然承認這種新力量的情況下，開始準許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獨立。荷蘭和法國更不願意承認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在經曆了痛苦的、不成功的殖民衝突之後，他們才開始同意在 1949 年和 1954 年分別撤出印尼和印度支那半島（日內瓦會議結束了法越衝突，使印度支那半島陷入分裂；老撾和柬埔寨同越南分裂，越南沿著十七度緯線劃分為共產黨和非共產黨政權。）

但是，荷蘭和印度支那半島、法國和越南之間的鬥爭絕不是讓亞洲大部分地區在戰後起初時間陷入騷亂的唯一衝突。互相爭鬥的亞洲領導人和集團之間發生了許多衝突。雖然在新興國家中民族主義無疑是新的主流社會政治力量，但是共產主義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共產黨企圖在許多亞洲國家通過暴力鬥爭奪權。

在中國，在 1946 年內戰全麵爆發之後，已經控製了農村大部分地區的共產黨建立了一個事實上的國中之國，並在滿洲和華北很快取得了重大軍事勝利。民族主義政權逐步解體，二戰大傷元氣，實力逐步被衰弱，快速走向滅亡。到了 1948 年，在軍事力量的對抗中形勢轉到對共產黨有利的一麵，到了 1949 年秋，共產黨控製了中國大部分地區。蔣介石領導的民族主義者退到台灣，在台灣，他們繼續維持著一個敵對政權，直至今天，該政權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的政權，主張是中國的政府，但是沒有任何收複中國大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