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比貪官更壞”後麵的智慧

專欄作家丁學良 2008-10-31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上，不管是在官方正史、民間野史，還是民間傳說和戲劇裏，都有一個代代相傳的觀念：清官好，貪官壞。

這個觀念，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在官方的或民間的話語係統中，也不會有什麽大不同，老百姓期盼清官、痛恨貪官，政府最高層也是一樣，盡管在誰是貪官、誰是清官的識別上有差異，在衡量某一具體官員是清官還是貪官的標準上可能不同，但在基本觀念上不會有大差別。

我想很少有人能夠想象到或者記得起，就在四十多年前，中國的官方宣傳和理論界，曾經提出和大力論證過一個驚天動地、徹底顛覆曆史的觀點——在中國曆史上，即1949年以前的所有時代，清官比貪官更壞、更可惡、更須揭露和批判。

這個觀點應該是從1965年開始推出的，真正得到猛烈宣傳的，是在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個徹底顛覆曆史的提法是怎麽論證的呢？基本道理如下：貪官壞，是因為他們魚肉、欺壓老百姓，給勞動人民帶來很多苦難。這固然可惡，但是，清官卻比他們壞得多，因為在黑暗的舊社會，如果官員不貪汙，讓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勞動人民就不那麽仇恨官府、仇恨舊製度。於是，清官的清廉，反而有助於剝削階級政權的穩固——勞動人民不那麽仇恨他們，就不會起來造反。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麻痹了勞動人民的覺悟，大大延長了舊社會製度，所以清官比貪官更壞。相比之下，貪官的貪婪豪取，更能激起勞動人民的仇恨，促使他們奮起反抗，推翻舊政權。
我手邊保存的從中國內地小城地攤上買的舊書裏，就有一本《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本出版於1966年的小冊子中，收羅了幾篇當時重要官方媒體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批判鄧拓等人的《燕山夜話》（文革初，鄧在《人民日報》總編輯的位子上被毛澤東嚴厲批評，不久含冤自殺）。此文在批判《燕山夜話》時，專門舉了幾個例子，包括鄧拓推崇的中國曆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如海瑞、米萬鍾。這場標示著“文革”起點的大批判，是直接在毛澤東、江青、康生的領導下發動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今天看起來怪異的邏輯後麵，隱藏的不是普通的智慧。它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極端主義的頂級智慧，或革命極端主義的最高智慧。毛澤東晚年把當年列寧已經發展的極端主義，又推進了一大步。

過去列寧與第二國際論戰時，批判所有的黃色工會。所謂黃色工會，是指那種代表工人與雇主集體談判，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提供更多福利、改善工人經濟待遇的組織。列寧為什麽說黃色工會很壞？道理就是這樣的工會使得工人生活變得較好，待遇好轉的工人就不會起來革命，以暴力推翻政府，列寧的激進革命黨就沒有了大批的追隨者。所以，列寧把黃色工會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時代鼓吹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是把列寧主義大大推進了一步，在革命極端主義的路上可以說是登峰造極。

它後麵的智慧就是：為了推翻統治階級，希望現存政府的官員們所做的壞事越多越好、越絕越好。任何通過改良的辦法，即比較緩和的方式來使現存體製少做壞事、多做好事，都是錯誤的。但凡社會的狀況逐漸進步，就會損害極端主義者以翻天覆地的方式推翻現政權的機會。

列寧與第二國際的論戰，距今差不多百年；文革發動到現在已有42年。但像這種造反的極端主義仍後繼有人。10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表了約瑟夫•奈（哈佛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的評論，《要提防10月份本•拉登可能的突然動作》。文章提醒，現在看起來美國大選中麥凱恩越來越不利，奧巴馬勢頭大增。這個時候，要特別提防基地組織的突然動作，因為有先例。2004年10月29日，美國總統選舉最關鍵時刻——4天後就開始投票——本拉登組織通過半島電視台發了一盤錄像帶，警告美國人，隨時會來報複你們。在電視台播出後，小布什迅速超過了對手民主黨的John Kerry。CIA副局長事後講，本•拉登為小布什連任總統，幫了一個大忙。

本•拉登非常不希望小布什下台、民主黨的Kerry當選。因為後者一上台，會采取不同於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基地組織看得很清楚，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最有利於他們贏得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擁護，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同情和資助，有利於招納新的戰士。而Kerry若當選，會大大緩和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那樣一來，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敵對態度將會大大下降。奈的文章說，現在看來又到了這樣的時刻。奧巴馬若當選，將是第一個非洲裔的美國總統。黑人以前是弱勢群體，曾被當作奴隸，這樣的人當選為總統，不僅會在美國史上翻開新的一頁，對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含義。奧巴馬的上台，會大大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乃至全球的形象，使得它在穆斯林世界的敵意降低，因為奧巴馬要采取很多創新的、和解的政策。所以，奈警告說，在美國選舉前的這幾天，絕不能大意，本•拉登會非常著急的，他們如果再來一次突襲動作，又會使美國人在安全問題上增大憂慮，從而會使強硬的麥凱恩得分，使奧巴馬丟分。

上麵提到的三個案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能看到深層的共性。這就是，一個社會裏極端對立的情緒，是造成對抗、並由對抗升級到嚴重動蕩、直至造成暴力造反的要素。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兩極是相通的。極端派最希望的，是其對手一方也成為極端派，如果對方不是極端派，而是改良派，這反倒對自己大不利。隻有敵對一方走向極端化，才有利於自己一方的極端主義變得理直氣壯。

考察這一邏輯線條，吸取曆史教訓，我們至少可以客觀地說，這些年來在中國社會裏，不管是做媒體的、做法律的，還是普通老百姓，更不要說是有權力的人，不管他們是在體製外還是體製內，隻要他們努力對貪汙腐敗、濫用權力、虐待百姓的行為等等，予以揭露和批判，那便是在做一件於民於國有益的好事。隻要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不管是通過媒體曝光，還是走司法程序，甚或請願遊行，實際上，都是在減少中國社會裏爆炸性的根源。

幾年前在中國，“和諧”這個詞還沒有提高到官方最高政策的層麵，但可以這麽說，正是不懈地以和平方式揭露社會陰暗麵、揭露貪官汙吏、揭露魚肉百姓現狀的那些人，其行為的總體效果，是在把中國社會朝和諧的目標推進一步。同樣道理，那些對做這些事情的人——不管是中國的記者、維權人士、律師、平頭百姓，還是中國體製內的那些同情和幫助這些維權行為的官員——進行壓製和迫害的人，恰恰是迎合了造反極端主義的願望。他們進行壓製迫害的總體後果，是在培育和推動中國社會裏的極端情緒，促進社會裏的暴力萌芽，推動中國社會裏可能出現更大的爆炸性危機。
過去二百年來，國際社會有著相關的教訓。做比較研究的學者，早已獲得了清晰的觀念。在歐洲是比較英國和俄國：當年的沙皇製度，總是不斷對俄國社會裏的改良努力予以絞殺，最後促成了20世紀初最血腥的暴力革命。而英國在過去的二百年中，雖然也遇到過很多階級矛盾和衝突，但其體製和統治階層在大部分時候，能夠采取比較妥協的方式，使得改良成為社會上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途徑。所以，英國在過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時候，都能穩定發展。

在亞洲則是比較中國和日本：近現代的中國，不斷革命、不斷造反、不斷暴力，內部相互屠殺之烈，遠勝於外敵入侵。而日本近現代史上最重大的變革"明治維新"，就是改良。日本的政治結構、統治階級、社會精英，能夠在明治維新時達成共識，使得日本在最關鍵的時候，即西方工業文明打到東方之際，通過明智的持續改良的方式，把日本帶向現代化，成為白人社會之外第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強國。而中國卻相反，它的統治階級和社會精英們，在過去的二百年中，基本上每當有可能在改良和革命之間做一個選擇時，都因為拒絕作製度上的實質進步，導致矛盾越來越廣大深入，把改良的路子越來越壓縮，最後釀成的暴力革命一次比一次厲害。

在大曆史的背景下看，我們比較到如今的英國和俄國、中國和日本的綜合差異，可以明顯看出，究竟哪個國家的哪種方式相比起來更可取？哪種方式付出的血的代價更少，而帶來的社會的整體進步更大？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裏，取得很多物質上、社會上的進步，而保障各方麵持續進步的那些法律和政治體製卻嚴重滯後。目前要在這些領域裏大力推動改良的人，實際上正在努力使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不要重複過去的極端主義悲劇。極端主義的思路和情緒，在當今中國社會很多地方都有。之所以出現，主要是因為有權勢的人，很多封鎖了低成本持續改良的渠道。你要是真的拒絕革命的原教旨主義和極端主義，你就得讓中國社會裏通過深度改良來取得持續進步的力量能有更多的機會，能越來越占上風。
“清官比貪官更壞”背後的智慧，是惟恐官員不壞、惟恐政治不爛、惟恐民眾不怒、惟恐天下不亂的最頂級革命智慧——這個智慧越不被付諸實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