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翔
隨便想想
海龜生存之道（11 ）：
官員博士多與錢學森不當官
汪 翔
中國人喜歡談數字，對於數學可能天生就善長。於是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製造了一個個與數字相關的奇跡。
最近，在與時俱進，打造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在看到“知識的”價值之後，又開始製造了大量的高學曆的新一代中國人。不過，稍加注意，人們又開始茫然：為什麽做出大成績的都是“古代”的海龜？為什麽自己的“土鱉”那麽沒有“能耐”？為什麽現代的海龜，又沒有哪個能夠做出頂級世界水平的成績來？難道中國希望靠一代代的海龜，來實現自己的強國夢不成？
為什麽，即使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從報紙到電視、電台，你所看到的談話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頂著“高官”的帽子的？為什麽幾乎上了一點檔次的政府官員，都是博士？而按照美國人的理解，博士是專門給那些想做學問的人準備的“下酒菜”，而且，“那道菜”也不應該是那麽的味道鮮美？
難道中國人真的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聰明很多？攻下一個博士，對他們每一位都是那麽的輕而易舉不成？
更有意思的是，幾年前，我回國和朋友喝酒，幾位大學院長朋友還在猶豫和埋怨，他（她）的博士學位到底要不要完成，特別是在他們自己已經是博士導師之後？
中國的特色太多太多。
在錢學森問溫家寶那個關於教育的問題之後，溫家寶找了那麽多的校長，還是沒有“搞明白”到底原因在哪裏？實際上，那裏的問題和這裏的是一樣的。
對於“高官博士多”和“錢學森不當官”的現實，不少人做了非常中國特色的解讀。對於這類解讀，雖然非常符合傳統的中國式思維，雖然在考試時這樣的答案能夠得個很好的分數，但是對我而言，許多方麵不應該是那麽一回事。當然，你可能說，我這是在搞“文人相輕”。我已經好幾次聽到這樣的反應了，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我看來，中國官員博士多，是因為：
博士帽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況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必須的。中國還是一個“麵子”大於“裏子”的時代，任何人都改變不了這個現實。再者，博士容易獲得。對於追求博士帽的人而言，結果是投入少，產出多。也就是低風險高回報。如果你已經擁有政治資源，那種帽子就更是小菜一碟，當然人們更願意幹了。人是理性的嗎。
如果說，你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從把嚴學校這頭開始，結果發現不理想，那我說，再自然不過了。學校的教授和領導哪一個有能力和政治家對壘。如果這樣做，那不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不要命了。
於是乎，這裏就引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麽中國的教授怕官員？為什麽中國學者的“權力”低於中國“政治家”的？
以“錢學森不當官”為榜樣，來鼓勵“博士不做官”，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表麵文章，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為什麽？很明顯，錢學森不是一個一般的博士，他不需要官職來為他提供任何他“做學問”所需要的資源。他是“特保戶”，而且，他所做的還是國家的“命脈”式的東西。整個國家舉國力來實現他所描繪的目標和理想。
一般的人，哪能有他那麽牛氣。君不知，即使那麽厲害的錢偉長，在 1972 年外派他出國考察之前，也還是一個“勞改犯”，而錢學森則是為數極少的特保戶。
人混到那個份上，你就是“太上皇”了，什麽頭銜都不需要，你的名字就意味著擁有了一切。
在目前，一則，是因為美國的人才太多，科技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了，想在美國短期內達到錢學森當年在美國的那種學術地位，已經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再則，在中國，目前也是“人才濟濟”，在你很難“證明”你的“超級”獨特性的情況下，獲得你做學問所需要的資源，就得靠你自己了。這時候，你還在期待“永久”的伯樂相伴和支持，也實在是太幼稚了一點。
所以說，在國內發展，你還不能不當官。問題是，在“人才”過剩的現在，能夠給你的職位可能已經非常有限了。在後者的情況下，你就需要好好權衡一下，你的付出和所得的恰當性問題了。
中國在學位產出數量上已經達到先進國家的水平，甚至還超過了，但是，卻沒有得到那些國家所體現出來的學術和科技產出。即使這為數已經夠少的學術產出，不少還是通過金錢“購買”的，海外機構華裔學者的，名義上屬於中國的成果。對於這一困境，我看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不管是誰。為什麽，因為有一個無可逾越的內在製約與激勵機製的缺陷在那裏。
溫家寶隻能解決表麵的問題，無法深入實質。這與溫家寶的水平和能耐沒有關係，實際上誰都解決不了。因為沒有一個正常的激勵機製存在，而且，以任何人的一人之力，也不可能製造出一個有效率的機製出來。
用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將人才比喻為水，很多人才比喻為很多水。如果在這個洪水季節，你當放的不放，當堵的不堵，結果你還是無法形成足夠的水勢來為你的發電服務。並且，你所看到的，還可能是泛濫的洪水。
人才，你用它就會成為人才，如果你用其所長的話。否則，那就是蠢才和庸才。
況且，在高質量人才非常奇缺的中國，歐美一流大學培養的博士，居然在那裏沒有多少生存的空間。為什麽？因為有限的空間已經被“人才”給塞滿了。
我倒是擔心，如果這種現象一直持續下去的話，中國是不是會流於形式，從表麵看似乎是都已經現代化了，實際上還是不堪一擊。那種結果可是非常可怕的。我實在是不願意看到那種結果出現。
按理說，在這個巨變的時代，在以中國為主旋律推進人類進程的時刻，至少從社會科學來看，研究中國問題是很容易出成果的，而且，這種成果還應該是很容易高質量的。但是，在沒有人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又怎麽可能會有成果呢？如果沒有成果，又如何談論質量呢？
如果有一天，有一位非黃皮膚的外國經濟學家或者政治學家什麽的，靠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規律，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我不知道，那些為數眾多的中國經濟學家會怎麽想？
這種尷尬的局麵很可能就會在今後二十年出現。
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中國，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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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09 年 11 月 5 日《山西日報》發表了徐補生的評論文章，題目是《 “ 官員博士多 ” 的尷尬》，文章說，幹部要求 “ 四化 ” ，其中之一便是 “ 知識化 ” 。所以，官員學曆高本該是好事。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今天我們最大的博士群不是在高等院校，也不是在科研院所，而是在官場！這說明，一則我們有太多的博士太愛官帽，二則我們有太多的官員，太愛博士帽，三則對於身居高位的官員，這博士帽實在是來得太快、也太容易了。
由此，讓我想起日前的一篇新聞報道，報道稱，錢學森對於官位很淡泊。回國後，他曆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副院長、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成了國家領導人。對這些官位，他的態度是： “ 我是一名科技人員，不是什麽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樣也不想要。 ” 成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長後，大量的行政事務使他無法專心於技術問題。於是，他果斷地向周恩來和聶榮臻寫了辭職報告。從此，中央隻讓錢學森任副職，錢學森對此非常滿意。錢學森 70 歲以後，就不斷地寫辭職報告，要求辭去各種職務。
可見，錢學森不當官，完全發自內心，沒有任何矯情，充分體現了一名科學家淡泊名利、襟懷坦白的高風亮節。在他看來，無論是官銜還是職務，都不過是身外之物。淡泊名利，隻為科研，這或許是錢老精彩一生最生動的寫照。
相比於錢學森的淡泊名利，當下我們有些學者卻讓人不敢恭維。他們不戀學問，戀官場，記得河南曾麵向全國公開選拔 125 名博士副縣長（ 2008 年 9 月 7 日新華社）；廣東公選百名幹部， 3828 人競逐， 6 成是碩士博士（ 2008 年 9 月 7 日《羊城晚報》）。類似消息還有不少。深圳一個處長職位，竟有 40 個教授來爭，有報道稱，有的教授、博士生導師競爭處長落選後，甚至鍥而不舍地繼續競爭副處長。看到教授們對行政職務趨之若鶩，如此放棄清高和自傲，屈尊參加考試、答辯、民主測評甚至打電話、發短信、請吃飯、拉選票，四處討好同事，八麵逢迎領導，心裏真不是滋味。
這正像徐補生在文章中所說的，學人不用其所長而硬要擠進官場，這是學人的尷尬，更是教育的尷尬。碩士生、博士生等高學曆人才，是國家花費大量錢財培養的專業技術研究型人才。學成之時，他們寧願丟棄所長，蜂擁去考公務員，既而從事一般的行政管理工作。這是極大的人才浪費，也是從根本上，對 “ 官本位 ” 思想的有力助長。這與錢學森的淡泊名利形成了鮮明對比。
正因如此，我認為，淡泊名利，看淡官職，是當下科技界和學者最需要反思的問題。學術抵不上官職，大師抵不上處長，像錢學森這樣淡泊名利，隻為科研的人越來越鮮見，那麽科教興國從何談起，科學大師從何而來、諾貝爾獎靠誰去得？
所以，徐補生在文章的最後呼籲：不能讓博士學位泡沫化，更不能讓博士學位的授予金錢化、權力化。我想，這也表達大眾的心聲。或許唯有如此，中國的科技才有層出不窮的成果，才會再度湧現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大師，而不會再出現 “40 教授爭一個處長 ” 的怪相。 【附錄資料來源：林偉： " 官員博士多 " 與錢學森不當官， 2009-11-06 09:17 《東方網》】
『汪翔（原創），作者保留所有權利，引用請注明出處， 2009 年 11 月 6 日』
關於“如果有一天，有一位非黃皮膚的外國經濟學家或者政治學家什麽的，靠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規律，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讀者也認為極有可能。類似事件正在發生。如動畫片《木蘭》引起國內震動。又如哥倫比亞一教授研究文革期間紅衛兵傳單頗有心得，收藏比國內名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再有中醫成藥的科學研製，韓國也有領先的趨勢。凡此種種，都說明一個鮮明的對比：
西方的學者潛心治學研究，其目的：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中國的學者忙於經商做官，其目的：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
長此以往，更多不願看到的事都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