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翔
隨便想想
再議薄熙來打黑與人權
（美）汪翔
我的《薄熙來重慶打黑的人權擔憂》一文，在自己的博客才剛剛貼出幾天時間，穀歌一下，發現已經被數十個網站連載。有不少人同意我的觀點和分析，也有人開始罵街，說我“與黑社會頭目”談人權是幼稚。人們問我，在對他們“手軟”時，是不是想到那些被他們傷害的人的人權？
實際上，這些都是誤解。人權和共產黨、國民黨或者美國、中國都有關係又都沒有關係。人權的核心是對弱勢者的保護，而對人的罪惡的治理和懲罰，則應該有一個穩定可衡量的尺度。
很可能，在一個時期，一個社會對於某些犯罪會采取比較輕微的懲罰。有時候，又會因為某種時代的原因，而對某種犯罪采取了過重的懲罰。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現在美國和中國在人權上的許多爭議，實際上就是表現在這些方麵：美國人按照美國的標準，發現中國對於人權尊重不夠。而中國人則說，自己的法製才剛剛開始，需要時間，美國的要求太高，強詞奪理，強人所難。
但是，如果大家都心平氣和，不用對抗的心態來相互指責，而是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的話，我相信大家都會得益多多，同時也能夠節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費口舌的爭論時間。
在中國出現的不如人意的法製結果，也不是說在美國曆史上就沒有出現過，也不能夠說，現在在美國看來很合理的法治規範，在未來或者用中國人的標準看，就是合理的。人權概念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個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和尊重程度逐步改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關鍵，還是你得關注和注意分寸。
簡單而言，打黑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目前的社會風氣日下的情況下，在人治成分還很大的情形。但是，與此同時，注意分寸，注意打擊麵，注意在打擊時對作為公民憲法所給予的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同時，即使是罪犯，對他們的懲罰，是不應該由執法者的個人意誌來決定的。除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外，任何人都應該沒有這個權利，不管你的官有多大。一旦侵犯了這個權利，那麽，被侵犯者應該有權利來維護自己的，憲法給予的權利。
這麽說，初看上去就是在保護“罪犯”，實際上並不是。想當初，為什麽連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可以被作為“社會的垃圾”折磨致死。為什麽在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請君入翁”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故事。實際上，這樣的故事還在繼續上演，這就是悲劇就是人治的結果。
在黑道猖獗的時候，他們是不需要你去“保護”的，那麽，那時候作為被害人的權利，就是法律該保護的。而在這些人成為階下囚時，就成為“弱者”了，就需要保護。為什麽，因為，你怎麽知道你就沒有抓錯人呢？你怎麽就知道，你獲得的信息不是“有心人”有意識的為了報複而人為編造的呢？
即使你所獲得的信息是準確的，那麽，是不是每一個執法的人都有能力和知識來判斷“犯人”是不是有罪呢？再者，在運動的風浪尖上，是不是有用刑過度的問題呢？
一個法製社會需要的是分工合作，需要的是靠程序來定罪和執行懲罰。這樣做實際上對每一個人都有好處。否則，即使你沒有罪，如果你因為某種偶然的原因，在錯誤的時刻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而被執法部門抓住，那麽，在對方的重刑之下，你招還是不招？如果你不招，你是不是可能會被整得傷殘甚至是死亡。如果你招了，那麽，基於你的招來懲罰你，你是該服還是不該服。
難道，你的生活就是應該基於運氣嗎？難道你就知道，沒有人會想辦法來算計你嗎？這也是為什麽，我對目前國內所討論的，“對罪犯的定罪不應該再使用供詞”的做法，一再叫好的原因。犯人有權利不做對自己不利的供詞，即使是被迫做了，那也是無效的證詞。這樣做，可能會給執法帶來不少的成本增加，但是，減少成本就可以草菅人命嗎？
再者，我還注意到，許多罪犯，特別是黑社會的頭目，都是有著很好的頭銜，什麽人大代表呀，什麽局長、處長呀。由此，人們就說，犯罪分子“強調自己當時是人大代表，是把人大代表當作一種特權符號，念念不忘這個護身符，時時想起這個紅帽子。事實上，一些黑老大熱衷於漂白自己，積極滲透到政治領域，千方百計地爭戴紅帽子，是有目的的，有此光環在身，便可無窮妙處，一方麵以紅護黑、以權壯膽，另一方麵則可以不斷滲透政治領域，加重自身砝碼。”
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在掩蓋目前政治管理方麵的一個致命的缺陷：在將“紅帽子”戴給誰的候選人選擇過程上的缺陷和不足。
人們犯罪並不是因為這種人就天性更壞一些。錯了，絕大多數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話，都有為了自身利益而“犯罪”的動機。而實際上他們是不是會犯罪，完全決定於這樣做的成本和收益。這就是貝克老教授一再強調的，人的理性選擇決定了人的行為。我在自己的《公共選擇理論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裏麵也講過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希望獲得某種“紅帽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頂帽子有價值，為了獲得那頂帽子的付出，小於因獲得它而得到的利益。這沒有什麽罪惡不罪惡的。強調犯罪分子這樣做的罪惡性，是一種幼稚的自我安慰，是在不知道問題在哪裏的時候的一種自我逃避、自我愚弄。
正確的做法，或者說，更為有積極意義的做法，是看看，我們在選擇戴紅帽子的人的選擇過程，是不是有什麽問題？也就是將眼光放在過程，而不是結果。結果的問題是來自於過程，而不是結果本身。
再者，就是看看，現有製約係統是不是給了這些戴有“紅帽子”的人太多的特權，這種特權是不是有有效的製約，如果有，那麽，為什麽這些製約沒有發揮作用？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麽？如果現有係統還沒有形成這樣的製約，而且，你看來也沒有辦法產生這樣的製約，那麽，你幹叫幹吼，應該也隻能是治標不治本。同樣的問題也還會一次次再出現，可能形式會有點不一樣，但實質是一樣的。
按照新華社一篇文章的分析，很多罪犯，在他們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之前就已經是劣跡斑斑，群眾對其惡行的舉報就已經是不斷。那麽，又是為什麽，相關的管理機構可以置人民的舉報而不顧呢？如果對於這種情形，我們重重懲罰那些置民憤不顧的所謂“非罪犯”，並且建立一個規範的、持續性的懲罰製度，那麽，這些已經有前科的罪犯，是不是就有比較小的機會獲得“紅帽子”呢？
指標不如治本。問題是，地方官員沒有治本的積極性，因為那樣會危機到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說得好聽一點，是會危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從而危害到當地人民群眾的利益。這種高帽子和冠冕堂皇的借口，需要怎樣的製約機製才能夠將它們消滅在萌芽狀態呢？
在問題出來以後，於是就有人開始“提醒”：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產生過程既要遵循程序和規定，還要尊重民意，不能隨便把代表和委員送給一些人，否則隻會讓這些人更加禍國殃民，從而激起民眾反彈。
這種勸告，除了自慰和給人一點迷魂藥的效果之外，是不能夠起到任何作用的。這樣說的基礎，還是假定你所麵對的讀者都是一群傻冒。低估人民智慧的政治家，是很愚昧的。你可以風光一時，但是，卻不可能風光到永遠。因為，你可以在短期內愚弄大多數甚至是全部的人，但是，你卻不可能在長時期裏永遠愚弄所有的人。這是一位美國政治家所說的，我認為是真理。
人的本性就是自利，就是很理性地在自己所能獲得的環境下，來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個人利益。這種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長期的，既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非物質的利益，往往是為了長期的物質利益的獲得服務的。
我在這裏，不是想說，在世界上就沒有包青天存在，但是，對於國家的管理，靠挖掘包青天，隻能是事倍功半，效果不會好，而且風險很大。容易產生出胡折騰的結果。因為，你思維的基礎還是人治。而人治的問題就是無法規範。
回到薄熙來打黑的議題，下一步，應該是上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來解決長期的規範化問題，以預防為主，而不是以事後的懲罰為主。懲罰是在沒有辦法時的最後手段，不應該是主要手段。黑道盛行，本來就是反效率的，這就是一筆社會效率和資源的浪費。其後的打黑，又是第二次社會資源的浪費。如果能夠做到事前控製，預防為主，借助於這次打黑的大好機會，來打造一個好的機製，那麽，薄熙來才真正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了。偶爾打一打，特別是在相對而言“天高皇帝遠”的山城，再大的收獲，其長遠效果也會非常有限。
如果有一天，薄熙來能夠在上海、北京也來個類似的成功打黑，那麽，中國的法製可能就上了一個台階了。我不相信他能夠做到，因為他也是人，他所擁有的權力也畢竟有限，即使他非常想那麽做也不成。
當年美國的斯皮策，可是在紐約市開始對金融界的“黑道”開火的，而且還成效顯著。他對於美國國際集團的“毀滅性打擊”，我在即將出版的《美國大敗局》裏，有很深入的分析和介紹，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寫這些，無意貶低薄熙來的功勞，隻是想讓人們冷靜一點、深入一點，來思考一些問題。薄熙來的所作所為，是值得稱道的，為他的膽量也為他所獲得的戰果。幾年前，我去武漢，就聽到不少的關於黑道的“故事”，武漢的成效如何，我也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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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汪翔（原創）保留所有權利，引用請注明出處，2009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