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香穀先生

學者,詩人，書畫家，一級美術師。職業認證網球教練。現任“北美中紅書院”主席，”中華文化交流大使“等職。號白水道人，老泉，畫泉（多用於畫款），西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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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思泉 (熱門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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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仲：我的藝術信仰

(2021-10-22 08:26:38) 下一個

時代名師

王學仲（1925-2013），別號夜泊，晚號黽翁，山東滕州人，當代著名書法家、畫家、藝術理論家、詩人。早年求學於京華美術學院、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美術學院。曾任中國文聯全委會榮譽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天津書法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教授、天津大學王學仲藝術研究所所長等。曾獲“魯迅文藝獎”“中國書法蘭亭獎終身成就獎”等。

我的藝術信仰

⊙ 王學仲

重氣質性靈

人之所受遺傳基因，亦即天賦之氣質，受之於先天，或穎或鈍，或剛或懦，通過教育可以有一定的改變。好文者，善於感性思維，形象思維；好理者，善於邏輯思維，辯證思維。前者純情，後者唯理，難於強求其天賦氣質一致。明乎此，則學文、學藝、學理、學工，可以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背乎此，逆其天性，勉為其難，必然使其心理受到扭曲，靈苗為之挫折。

學書學畫亦然。少年之時，心有心性，筆有筆性。如剛者宜寫“龍門”，柔者宜寫“趙、董”。使其性有所適，其才智方可得到最充分之發揮，其氣質更加顯露增益。為人師者不可以己之所好，強施於人，徒增其邯鄲學步者。為生徒者應學師長之所學，寫自我之氣質。人生道路不同，讀書涉獵有異，借鑒、修持，神而明之，存乎個人。同一棵樹的葉子尚且沒有相同的，人的藝術路子勉強一致，便會削足適履。唐吉訶德盲目模仿前人，以鐵甲長矛與風車搏鬥，鬧出許多笑話。鄭板橋所說的“靈苗”，石濤所指的“天蒙”，就是指先天秉賦，含有天授之意。天授亦有所長所短，所短者還可以增益，這就是後天培養出來的氣質了。孟子提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是說，氣質也可以通過修養的功夫，在後天培養出來。

▲王學仲楷書《阿蘇山噴火歌》軸

後天之氣質有自成和助成兩個方麵。許多飽學之士，自學與自勵之精神特強，一般表現為“成者自成”，不需外力。他們一旦對自學之專業產生興趣，可以做到長期獨居室內，潛神凝思，廢寢忘食，全身心投入。居室外，則摩頂放踵，必須達到其目的。這也就是興趣所適，成就了他的天才。還有一部分人，則需助力加以扶持，家長、教師、學校乃至於社會，都應成為這種助力。

古人所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談後天的努力可以養成氣質。讀書是吸收間接的生活經驗，是滋補以別人的智慧，自能開啟個人的心路。“行路”不僅增廣社會知識，而在訪人物，記史跡，觀大山，覽江河過程中，也是在接受文化信息。傳說中的倉頡造字，伏羲畫卦，那也是得之於大自然的啟發。王羲之觀江北名山而書法大進，黃山穀觀峽江蕩槳更諳書理。不觀自然，胸底縱有雄詞壯句，筆底哪會有起伏波瀾。司馬遷筆可扛鼎，蘇軾行文之不可止，都是由他們之壯遊博覽，其文才有汪洋恣肆之妙、波濤萬頃之概。成就一代巨擘，外因靠江山之助。

氣質生成風格，風格為靈性所派生。無氣質、無個性的人似乎很難形成風格。其人器識平平，閱曆不廣，見識不博，其作品也會隨之卑下。求田問舍之人、蠅營狗苟之輩，無法形成個人之氣派，至多可以算是藝術活動家。商人奔走東西，行遍天下，目光集於孔方之微，行為限於爭利之術，氣質必然卑俗，風骨難以高朗。黃山穀告其子侄輩說：“人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俗生於庸，庸無大識，氣質褻瑣、語言低俗，若求有於高風峻骨之文章，這是難於想象的。藝術家有大家、小家之區別，這首先就表現在涵養之深度與廣度。古人有大巫、小巫之分別，大家閨秀與小家碧玉之比較，此全在乎氣質、靈性所左右。以此識才、育才，才不致緣木求魚。

▲王學仲草書《盤山一絕》軸

氣質由五個方麵所構成。一是秉賦先天之氣質。天才中包含著某些性靈的特質，曆史上不少傑出人物，或生於底層，或生於草莽，但為文屬藝，卻令人刮目相看。其對藝術的敏感與解悟，大異於常人。二是後天培養之氣質。如果單有先天之秉賦，而無後天的培育，也會一事無成。王安石碰到過一個天質穎異的兒童，其父為了炫耀，到處趨謁豪門富貴，沽名釣譽而失卻培養，若幹年後王安石再遇見這位天才，已感到“泯然眾人矣”。三是通過讀書培育氣質。取法乎上，讀好書、讀壞書都可以影響一個人，應選取好人作的好書閱讀之，吸取之。一般的書、壞書，隻能作好書的參照對比物。四是閱曆社會。以此使課堂上、書本上的知識變活，更具體化。任何藝術都是社會、人生的轉現，說轉現而不說再現，不稱藝術為鏡子，就是認定社會轉化為藝術時，已成為藝術家氣質的物化結晶。五是閱曆自然界以培育氣質。莊子說“大塊噫氣”，李白說“大塊假我以文章”。人看自然，是感情物化了的自然，自然可以激蕩出感情。自然界的各種信息，可以增益人的後天之氣質。英雄豪傑的語言無不與他所生活的山川大地、環境條件相聯係。

先天的秉賦之質，再加上後天的培養之力，這就叫作天才加功夫。性靈是天才與功夫間的派生物，它輸出於作品，又反饋於作品。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與現代模糊數學若有相似。人在感情的燃燒時，恰在超越具體時空觀念的一瞬間。藝術家的靈性與中國古典的樸學不同，它沒有傳述性。因此，我對詩的涵義定為：感情化了的哲理，性靈化了的語言。

▲王學仲草書《秋思》軸

性靈之閃現，與冷靜的道學家、考據家的思路不同。性靈可將對心、物的感應，在無我、忘我的狀態中升華為清醇的藝術品。賈寶玉、林黛玉，是曹雪芹用自己的性靈耕耘出來的性靈人物，故使得那麽多的讀者和紅學者陶醉，是百酒之中的醇酒，其味雋永，彌久彌思。

中國藝術到宋代以後，更加強了用性靈去注入自己的藝術，解除了過多的說教與理性成份。這標誌著東方藝術的早熟。我這裏所指的性靈比袁枚所舉的性靈，涵義更為寬泛。其實，性靈的提出並非自袁枚始。

鍾嶸《詩品》曾指阮步兵的詩可以陶冶性靈。杜甫也有過“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這樣的詩句。清代劉熙載討論過元微之所作《杜工部墓誌》一文，其中提到十分看不起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他以儒家的正與不正來作衡量，這與我們的性靈觀念，又有所不同。

教師應善於發現學生的天性，培植靈根，以啟發其智慧與悟性。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倫理關係是尊師愛生，溝通關係是仁心與愛心之交流。

▲王學仲楷書致葉嘉瑩劄（局部）

堅於誌，苦於藝，恒於心

每一個人都在一種思想、一種教養、一種哲理的指引下行動著。在一種思想支配下，看起來是享樂，而在另一思想支配下，則視為受罪。我受墨子的影響甚大，他的摩頂放踵的德行，影響著我以苦為樂的觀念。人的欲望是無窮的，藝海生涯究竟是苦還是樂，更是難以說清。縱觀曆史與現實，有成者多苦於行。孟夫子認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才能肩負起大任。治學也是一種獻身。當人們歸趨於享樂至上的人生觀時，會認為不會享樂就是一種苦行。我甘願為實現一種理想而承受磨難，並認為這是治學的基礎。人趨熱鬧，我守冷清。可以想象，四季的冷熱轉換，青燈寒窗的孤寂困守，是十分難熬的。科學家投身實驗室，無不是出於對某項數據的虔誠膜拜。司馬遷受宮刑而不廢著書，李白、杜甫顛沛流離成就為詩仙、詩聖，都承受到不同形式的磨難。可以說，文學藝術是孤憤之行，寂寞之道。曹雪芹一生隻寫一部《紅樓夢》，何曾想到自己的知音有多少，稿酬有若幹。《金瓶梅》的作者連真實的姓名都未署上，推想出作者有十幾個，至今聚訟紛紜。梵高、高更，生前窮困潦倒，作品無人問津，現在價值連城。如果他們天天處於熱鬧的賓朋酬酢，觥籌交錯中，而未在人間忍受煉獄之苦，其作品也不會升騰出絕代的熠熠之光來。他們是為藝殉身者。

在藝術上也有享生前名者，如畢加索、齊白石，但他們也都是曆經過苦行之道的。民諺有雲：“要在人前顯貴，先在人後受罪。”享樂與藝術成就不可兼得。齊白石是鄉村木匠出身，可謂寒微草民，30 歲才正式學畫，60歲決心變法，發憤說：“餓死京華，公等勿憐。”畫藝大進，終成一代大師。鄭板橋本係一介寒士，蹭蹬了半生，50 多歲才中了進士，做了個小官，歎道：“他年縱有毛公檄，摔入華堂卻慰誰？”憑著他耿介的個性，絕不會升遷成大官的，最後還是被逐出官場搞他的字畫去了。

▲王學仲水墨《懷思》軸

我寫過這樣一首詩：“都姓俗時我姓雅，書畫妙者少逢迎。天心不負人心苦，苦詣崛奇有大成。”藝術上的失敗者，多是不甘寂寞，耐不住淒涼，趨奉官場、新聞界、書畫商，希望自己的作品過早地投入商品市場，隻怕才華耗盡，銳氣銷磨，不願再經受藝術煉獄的煎熬。然而，藝術與艱難困苦是雙胞胎兄弟。在此意義上講，是詩必窮而後工。書畫家必忍受寂寞，經曆困頓與坎坷，才能由海底探出珍珠，寫畫出深沉大度之作品。我有一首小詩：“滴滴不遺細，涓涓也自豪。小溪留不住，大海作波濤。”大江大河是由曲曲細流匯成的，唯其不棄涓細，完成艱難曲折之途程，才能形成汪洋。不應寄望於平步青雲，一舉成名。張載《西銘》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其成者速，其敗者亦速。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又說：“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長期培植，方能使樹木長得粗壯，果實碩大。《南史》記陳顯達喻兒子有兩句話，“凡奢侈者，未有不敗”。唐代魏徵在《九成宮》碑文中提到，“居高思墜，持滿戒溢”。這許多名言，我是牢牢記取，終生警惕。

我有所拙，亦有所巧。我不吸煙，不講求美食，不跳舞，不釣魚。視聽之樂，即乎連奕棋、打橋牌都不會，可謂拙矣。對世間的繁華、聲色，我緊閉雙目，生活尚簡，而尚感時間仍有不足。我重墨家的兼愛，而且愛及於物。我認為莊子樸素的自然觀，很近於生態平衡之道。我愛和平、愛清靜、愛萬物、愛及蟲魚鳥獸，寧願苦我自身，而並非苦行。佛經故事中的舍身飼虎、舍身飼鷹，已超於苦行之外。我隻求敦於道，苦於藝，恒於心。人類的物欲，將給自身帶來巨大的悲劇。居危而不思危，這不算有健全的理性。我喜歡獨處靜居，於靜居中冥想思維。創造總是在痛苦中誕生的。但丁曾描述過自己投入創作時的心曲：“我的雙眼日複一日地流著淚，已經疲憊得無法再解釋我的悲哀，於是我想到，似乎應該減輕我的苦痛，寫出一些飽含哀傷的詩句。”正是痛苦的磨難激起但丁創作的浪湧。

奧地利作曲家莫紮特，因不滿當時大主教的專橫，憤而辭去宮廷樂師職務，在生活的貧困潦倒中創作了許多世界名曲。繼承海頓、莫紮特藝術傳統的德國作曲家貝多芬，在失去聽覺的情況下，仍然創作不息，集古典音樂之大成又開創出浪漫主義的新格局。愉悅的美誕生於藝術家的痛苦煎熬之中。我們與其說是欣賞作者賦予作品的美，不如說是重睹作者長時期所經曆的心靈之鏖戰。

習藝一如持佛。要有耐心、耐力、耐性，明心見性才能修得正果。一件事做起來不是一陣子，而是一輩子。人生的精華年齡很短，從童蒙無知到學知會用，僅隻數十年間事。在此有限的短短途程中，隻能學得有限的知識，閱曆有限的見聞。如果再見異思遷，心猿意馬，勢必多歧亡羊。有人在快速的長跑中取得成績，而我則是在馬拉鬆式的長跑中，考驗自己的持久耐力。

▲王學仲楷書《秋遊箱根放歌》鏡心

我愛書畫詩文，處於恒溫狀態，並非一定天天寫，日日畫，我也看電影，旅行，散步。詩文書畫的創作，一般是觸動了靈感，便使用某一形式宣泄出來。在時代轉變與世事推移之際，會產生各種新潮，對此，我也有一種守恒觀念，既不盲目附會，也不一概排斥。一些被青年人容易接受的藝術新潮，比如行為畫派（行為藝術）的思潮，我就不以為然。人世間每日每時所發生的難以計算，如果這些行為的痕跡都屬於藝術的話，美術學校、美術館也就變成無用之物，音樂、戲劇、美術也不會有什麽區別，藝術家這一概念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猶疑是青年之大害。生活處於盲目狀態時，努力便沒有了方向，而新潮最是慫恿、引誘青年的好奇心。青年人頭腦敏捷，而缺乏思辨力。須知：新的，並非全是美的。新與美完全是兩個概念。即如垃圾時裝，垃圾美術作品展，也隻是新奇一陣子，然後又被別的新花樣所代替。某些新潮往往是對已形成的美感做些衝擊，其效應常在瞬間，然後又被其他新潮所取代。

要想讓藝術獲得恒久之價值，藝術家就得要有本身的積累。印象派的出現，看來是突然，其實也是潛在已久，並非偶然。恒於心，即要求藝術家要有長期的積累，不隻是藝術的，而且是大文化範疇的。中國是一個文化積累久遠，傳統藝術寶藏豐厚的國家，藝術家如果對這些感知膚淺，就表現不出中國文化的深沉度。一個沒有根柢的人，處於偶然的興會，隻在幾分鍾內便被吹噓或自詡為藝術家，我想吹噓者與自詡者，都是文化素養淺薄的。永恒，是鑒定藝術品或藝術流派的反應器。我認為，文學之道，乃寂寞之道；藝術之學，乃孤獨之學。追愜意者，萬不可“隨意性”地走到這個胡同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