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 - 香穀先生

學者,詩人,書畫家,一級美術師。職業認證網球教練。現任“北美中紅書院”主席,”中華文化交流大使“等職。號白水道人,老泉,畫泉(多用於畫款),西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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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仲:我的藝術信仰

(2021-10-22 08:26:38)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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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名師

 
王學仲(1925-2013),別號夜泊,晚號黽翁,山東滕州人,當代著名書法家、畫家、藝術理論家、詩人。早年求學於京華美術學院、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美術學院。曾任中國文聯全委會榮譽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天津書法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教授、天津大學王學仲藝術研究所所長等。曾獲“魯迅文藝獎”“中國書法蘭亭獎終身成就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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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藝術信仰

⊙ 王學仲

 

 

重氣質性靈

 

人之所受遺傳基因,亦即天賦之氣質,受之於先天,或穎或鈍,或剛或懦,通過教育可以有一定的改變。好文者,善於感性思維,形象思維;好理者,善於邏輯思維,辯證思維。前者純情,後者唯理,難於強求其天賦氣質一致。明乎此,則學文、學藝、學理、學工,可以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背乎此,逆其天性,勉為其難,必然使其心理受到扭曲,靈苗為之挫折。

 

學書學畫亦然。少年之時,心有心性,筆有筆性。如剛者宜寫“龍門”,柔者宜寫“趙、董”。使其性有所適,其才智方可得到最充分之發揮,其氣質更加顯露增益。為人師者不可以己之所好,強施於人,徒增其邯鄲學步者。為生徒者應學師長之所學,寫自我之氣質。人生道路不同,讀書涉獵有異,借鑒、修持,神而明之,存乎個人。同一棵樹的葉子尚且沒有相同的,人的藝術路子勉強一致,便會削足適履。唐吉訶德盲目模仿前人,以鐵甲長矛與風車搏鬥,鬧出許多笑話。鄭板橋所說的“靈苗”,石濤所指的“天蒙”,就是指先天秉賦,含有天授之意。天授亦有所長所短,所短者還可以增益,這就是後天培養出來的氣質了。孟子提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是說,氣質也可以通過修養的功夫,在後天培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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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仲 楷書 《阿蘇山噴火歌》軸

 

 

後天之氣質有自成和助成兩個方麵。許多飽學之士,自學與自勵之精神特強,一般表現為“成者自成”,不需外力。他們一旦對自學之專業產生興趣,可以做到長期獨居室內,潛神凝思,廢寢忘食,全身心投入。居室外,則摩頂放踵,必須達到其目的。這也就是興趣所適,成就了他的天才。還有一部分人,則需助力加以扶持,家長、教師、學校乃至於社會,都應成為這種助力。

 

古人所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談後天的努力可以養成氣質。讀書是吸收間接的生活經驗,是滋補以別人的智慧,自能開啟個人的心路。“行路”不僅增廣社會知識,而在訪人物,記史跡,觀大山,覽江河過程中,也是在接受文化信息。傳說中的倉頡造字,伏羲畫卦,那也是得之於大自然的啟發。王羲之觀江北名山而書法大進,黃山穀觀峽江蕩槳更諳書理。不觀自然,胸底縱有雄詞壯句,筆底哪會有起伏波瀾。司馬遷筆可扛鼎,蘇軾行文之不可止,都是由他們之壯遊博覽,其文才有汪洋恣肆之妙、波濤萬頃之概。成就一代巨擘,外因靠江山之助。

 

氣質生成風格,風格為靈性所派生。無氣質、無個性的人似乎很難形成風格。其人器識平平,閱曆不廣,見識不博,其作品也會隨之卑下。求田問舍之人、蠅營狗苟之輩,無法形成個人之氣派,至多可以算是藝術活動家。商人奔走東西,行遍天下,目光集於孔方之微,行為限於爭利之術,氣質必然卑俗,風骨難以高朗。黃山穀告其子侄輩說:“人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俗生於庸,庸無大識,氣質褻瑣、語言低俗,若求有於高風峻骨之文章,這是難於想象的。藝術家有大家、小家之區別,這首先就表現在涵養之深度與廣度。古人有大巫、小巫之分別, 大家閨秀與小家碧玉之比較,此全在乎氣質、靈性所左右。以此識才、育才,才不致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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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仲 草書 《盤山一絕》軸

 

 

氣質由五個方麵所構成。一是秉賦先天之氣質。天才中包含著某些性靈的特質,曆史上不少傑出人物,或生於底層,或生於草莽,但為文屬藝,卻令人刮目相看。其對藝術的敏感與解悟,大異於常人。二是後天培養之氣質。如果單有先天之秉賦,而無後天的培育,也會一事無成。王安石碰到過一個天質穎異的兒童,其父為了炫耀,到處趨謁豪門富貴,沽名釣譽而失卻培養,若幹年後王安石再遇見這位天才,已感到“泯然眾人矣”。三是通過讀書培育氣質。取法乎上,讀好書、讀壞書都可以影響一個人,應選取好人作的好書閱讀之,吸取之。一般的書、壞書,隻能作好書的參照對比物。四是閱曆社會。以此使課堂上、書本上的知識變活,更具體化。任何藝術都是社會、人生的轉現,說轉現而不說再現,不稱藝術為鏡子,就是認定社會轉化為藝術時,已成為藝術家氣質的物化結晶。五是閱曆自然界以培育氣質。莊子說“大塊噫氣”,李白說“大塊假我以文章”。人看自然,是感情物化了的自然,自然可以激蕩出感情。自然界的各種信息,可以增益人的後天之氣質。英雄豪傑的語言無不與他所生活的山川大地、環境條件相聯係。

 

先天的秉賦之質,再加上後天的培養之力,這就叫作天才加功夫。性靈是天才與功夫間的派生物,它輸出於作品,又反饋於作品。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與現代模糊數學若有相似。人在感情的燃燒時,恰在超越具體時空觀念的一瞬間。藝術家的靈性與中國古典的樸學不同,它沒有傳述性。因此,我對詩的涵義定為:感情化了的哲理,性靈化了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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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仲 草書 《秋思》軸

 

 

性靈之閃現,與冷靜的道學家、考據家的思路不同。性靈可將對心、物的感應,在無我、忘我的狀態中升華為清醇的藝術品。賈寶玉、林黛玉,是曹雪芹用自己的性靈耕耘出來的性靈人物,故使得那麽多的讀者和紅學者陶醉,是百酒之中的醇酒,其味雋永, 彌久彌思。

 

中國藝術到宋代以後,更加強了用性靈去注入自己的藝術,解除了過多的說教與理性成份。這標誌著東方藝術的早熟。我這裏所指的性靈比袁枚所舉的性靈,涵義更為寬泛。其實,性靈的提出並非自袁枚始。

 

鍾嶸《詩品》曾指阮步兵的詩可以陶冶性靈。杜甫也有過“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這樣的詩句。清代劉熙載討論過元微之所作《杜工部墓誌》一文,其中提到十分看不起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他以儒家的正與不正來作衡量,這與我們的性靈觀念,又有所不同。

 

教師應善於發現學生的天性,培植靈根,以啟發其智慧與悟性。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倫理關係是尊師愛生,溝通關係是仁心與愛心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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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仲 楷書 致葉嘉瑩劄(局部)

 

 

堅於誌,苦於藝,恒於心

 

每一個人都在一種思想、一種教養、一種哲理的指引下行動著。在一種思想支配下,看起來是享樂,而在另一思想支配下,則視為受罪。我受墨子的影響甚大,他的摩頂放踵的德行,影響著我以苦為樂的觀念。人的欲望是無窮的,藝海生涯究竟是苦還是樂,更是難以說清。縱觀曆史與現實,有成者多苦於行。孟夫子認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才能肩負起大任。治學也是一種獻身。當人們歸趨於享樂至上的人生觀時,會認為不會享樂就是一種苦行。我甘願為實現一種理想而承受磨難,並認為這是治學的基礎。人趨熱鬧,我守冷清。可以想象,四季的冷熱轉換,青燈寒窗的孤寂困守,是十分難熬的。科學家投身實驗室, 無不是出於對某項數據的虔誠膜拜。司馬遷受宮刑而不廢著書,李白、杜甫顛沛流離成就為詩仙、詩聖,都承受到不同形式的磨難。可以說,文學藝術是孤憤之行,寂寞之道。曹雪芹一生隻寫一部《紅樓夢》, 何曾想到自己的知音有多少,稿酬有若幹。《金瓶梅》的作者連真實的姓名都未署上,推想出作者有十幾個,至今聚訟紛紜。梵高、高更,生前窮困潦倒,作品無人問津,現在價值連城。如果他們天天處於熱鬧的賓朋酬酢,觥籌交錯中,而未在人間忍受煉獄之苦,其作品也不會升騰出絕代的熠熠之光來。他們是為藝殉身者。

 

在藝術上也有享生前名者,如畢加索、齊白石,但他們也都是曆經過苦行之道的。民諺有雲:“要在人前顯貴,先在人後受罪。”享樂與藝術成就不可兼得。齊白石是鄉村木匠出身,可謂寒微草民,30 歲才正式學畫,60歲決心變法,發憤說:“餓死京華,公等勿憐。”畫藝大進,終成一代大師。鄭板橋本係一介寒士,蹭蹬了半生,50 多歲才中了進士,做了個小官,歎道:“他年縱有毛公檄,摔入華堂卻慰誰?”憑著他耿介的個性,絕不會升遷成大官的,最後還是被逐出官場搞他的字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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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仲 水墨 《懷思》軸

 

 

我寫過這樣一首詩:“都姓俗時我姓雅,書畫妙者少逢迎。天心不負人心苦,苦詣崛奇有大成。”藝術上的失敗者,多是不甘寂寞,耐不住淒涼,趨奉官場、 新聞界、書畫商,希望自己的作品過早地投入商品市場,隻怕才華耗盡,銳氣銷磨,不願再經受藝術煉獄的煎熬。然而,藝術與艱難困苦是雙胞胎兄弟。在此意義上講,是詩必窮而後工。書畫家必忍受寂寞,經曆困頓與坎坷,才能由海底探出珍珠,寫畫出深沉大度之作品。我有一首小詩:“滴滴不遺細,涓涓也自豪。小溪留不住,大海作波濤。”大江大河是由曲曲細流匯成的,唯其不棄涓細,完成艱難曲折之途程,才能形成汪洋。不應寄望於平步青雲,一舉成名。張載《西銘》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其成者速,其敗者亦速。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又說:“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長期培植,方能使樹木長得粗壯,果實碩 大。《南史》記陳顯達喻兒子有兩句話,“凡奢侈者,未有不敗”。唐代魏徵在《九成宮》碑文中提到,“居高思墜,持滿戒溢”。這許多名言,我是牢牢記取,終生警惕。

 

我有所拙,亦有所巧。我不吸煙,不講求美食,不跳舞,不釣魚。視聽之樂,即乎連奕棋、打橋牌都不會,可謂拙矣。對世間的繁華、聲色,我緊閉雙目,生活尚簡,而尚感時間仍有不足。我重墨家的兼愛,而且愛及於物。我認為莊子樸素的自然觀,很近於生態平衡之道。我愛和平、愛清靜、愛萬物、愛及蟲魚鳥獸,寧願苦我自身,而並非苦行。佛經故事中的舍身飼虎、舍身飼鷹,已超於苦行之外。我隻求敦於道,苦於藝,恒於心。人類的物欲,將給自身帶來巨大的悲劇。居危而不思危,這不算有健全的理性。我喜歡獨處靜居,於靜居中冥想思維。創造總是在痛苦中誕生的。但丁曾描述過自己投入創作時的心曲:“我的雙眼日複一日地流著淚,已經疲憊得無法再解釋我的悲哀,於是我想到,似乎應該減輕我的苦痛,寫出一些飽含哀傷的詩句。”正是痛苦的磨難激起但丁創作的浪湧。

 

奧地利作曲家莫紮特,因不滿當時大主教的專橫,憤而辭去宮廷樂師職務,在生活的貧困潦倒中創作了許多世界名曲。繼承海頓、莫紮特藝術傳統的德國作曲家貝多芬,在失去聽覺的情況下,仍然創作不息,集古典音樂之大成又開創出浪漫主義的新格局。愉悅的美誕生於藝術家的痛苦煎熬之中。我們與其說是欣賞作者賦予作品的美,不如說是重睹作者長時期所經曆的心靈之鏖戰。

 

習藝一如持佛。要有耐心、耐力、耐性,明心見性才能修得正果。一件事做起來不是一陣子,而是一輩子。人生的精華年齡很短,從童蒙無知到學知會用,僅隻數十年間事。在此有限的短短途程中,隻能學得有限的知識,閱曆有限的見聞。如果再見異思遷,心猿意馬,勢必多歧亡羊。有人在快速的長跑中取得成績,而我則是在馬拉鬆式的長跑中,考驗自己的持久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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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仲 楷書 《秋遊箱根放歌》鏡心

 

 

我愛書畫詩文,處於恒溫狀態,並非一定天天寫,日日畫,我也看電影,旅行,散步。詩文書畫的創作,一般是觸動了靈感,便使用某一形式宣泄出來。在時代轉變與世事推移之際,會產生各種新潮,對此,我也有一種守恒觀念,既不盲目附會,也不一概排斥。一些被青年人容易接受的藝術新潮,比如行為畫派(行為藝術)的思潮,我就不以為然。人世間每日每時所發生的難以計算,如果這些行為的痕跡都屬於藝術的話,美術學校、美術館也就變成無用之物,音樂、戲劇、美術也不會有什麽區別,藝術家這一概念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猶疑是青年之大害。生活處於盲目狀態時,努力便沒有了方向,而新潮最是慫恿、引誘青年的好奇心。青年人頭腦敏捷,而缺乏思辨力。須知:新的,並非全是美的。新與美完全是兩個概念。即如垃圾時裝,垃圾美術作品展,也隻是新奇一陣子,然後又被別的新花樣所代替。某些新潮往往是對已形成的美感做些衝擊,其效應常在瞬間,然後又被其他新潮所取代。

 

要想讓藝術獲得恒久之價值,藝術家就得要有本身的積累。印象派的出現,看來是突然,其實也是潛在已久,並非偶然。恒於心,即要求藝術家要有長期的積累,不隻是藝術的,而且是大文化範疇的。中國是一個文化積累久遠,傳統藝術寶藏豐厚的國家,藝術家如果對這些感知膚淺,就表現不出中國文化的深沉度。一個沒有根柢的人,處於偶然的興會,隻在幾分鍾內便被吹噓或自詡為藝術家,我想吹噓者與自詡者,都是文化素養淺薄的。永恒,是鑒定藝術品或藝術流派的反應器。我認為,文學之道,乃寂寞之道;藝術之學,乃孤獨之學。追愜意者,萬不可“隨意性”地走到這個胡同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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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仲 楷書 《五洲四海》聯

 

 

沉著自己的興趣,而不見異生遷,這是最寶貴的。人生最有為的時間極為有限,人生有涯而藝術無涯。

 

興趣是天才,藝術興趣可由培養而得,亦可由另外的興趣參與而去。興趣的持久,是好學上進的動力,有此動力就會逐漸享受更多的人類及個人曆練出來的知識,就會掌握某一藝術門類的規律,再加上把握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就會創造出真正有分量的藝術,為人生的藝術,永恒的藝術。

 

 

(本文節選自王學仲《我的藝術信仰》,孫列重編)

 

 

 

來源 |大學書法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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