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大家｜關良 : 我的水墨戲曲人物畫

 

關良

The artist  guan liang

水墨戲曲人物

 

 

---

 

  關良

 

• (1900年～1986年)，字良公，廣東番禺人。

   

• 1917年赴日本學習油畫，1923年回國，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參加過北伐戰爭，任政治部藝術股長，30～40年代輾轉於廣州、上海、重慶等地的藝術院校任教，並於名山大川旅行寫生，長於中國畫、油畫，水彩畫，國畫尤以水墨戲劇人物最為著名、成就最高。曾任浙江美術學院教授、上海中國畫院畫師。

   

• 關良一生致力於藝術教育事業，並為最早將西方繪畫藝術介紹到我國的先行者之一。最初專學西洋畫，後轉向水墨戲曲人物畫。建國後關良的彩墨戲劇人物畫獨樹一幟，風格獨特，影響最大。他的作品用筆極簡，質樸平易，極富筆趣，不拘泥對象的解剖、透視和比例，而是以誇張、變形的手法傳神寫照，人物情態天真而幽默，尤其是眼神刻畫最見功力，眼睛瞳孔用濃墨點醒極傳神。

   

• 關良屬於中國第一代著名油畫家，對中國油畫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並在中國油畫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

 

---

 

 

說說關良

文｜韓朝

 

 

有一次與朋友一起喝茶，他忽然問道：在近現代畫家中，你喜歡哪位？我一時不能作答。因為我喜歡的畫家很多，並不能馬上排出座次，且隨時日遞進，認識又有變化。他又緊接著問喜歡的原因和標準。這次我倒可直接回答：其一要有開創性，有自家語言方式，這是作為大藝術家的必要標準；其二要有文人氣、書卷氣，這是一種人文關懷，是作為文化人的根與本。黃賓虹、齊白石、林風眠、潘天壽、李可染、吳冠中都令我高山仰止，這些高山大川固須仰止，仰止之外，還有一種並非呈聳立之勢的山卻更能令我作怡然觀，關良就屬於後一種類型的畫家。

關良1900年生人，十七歲東渡日本學習西畫，五年後畢業於東京太平洋美術學校，同年歸國，先後在上海美專、武昌藝專等多所學校任教，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國立藝專返回杭州，任杭州國立藝專、浙江美術學院西畫教授。——從這簡曆中，曉得關良的主業是西畫，令他名氣更大的水墨戲曲人物似乎隻是友情客串。在近現代中國美術史上，像他這樣由畫油畫改畫中國畫的可以舉出很多，林風眠、劉海粟、吳冠中等都是如此。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土壤問題，當然還有環境、受眾、年齡、材料等因素的影響。在那片土壤裏，生出了很多才情橫溢的畫家。關良何以能在曆史車輪無情碾過之後留下聲名？且隨時日更迭越發顯出獨特的價值呢？這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關良前前後後的畫家中，比他知名度大的畫家很多，關良如果沒有戲曲人物這個拿手好戲，恐怕早就被遺忘了。水墨戲曲人物確立了關良在中國畫壇的學術地位和民間關注——話說回來，如果關良以比較入時的方式畫其他題材，以他的才情，未必不如他畫水墨戲曲人物獲得更大的知名度。在戲曲題材中，關良實現了圖式與趣味的匹配，今天對於我們來說這樣的風格是那樣遙遠。在逸品缺席的年代，人們會越發感覺到關良的價值。關良的初期作品“受了塞尚和羅諾阿的影響的確不少，在他的畫麵上，可以看出塞尚的嚴密的構成和有韻律的筆觸來，而圓味的表現和柔和的色調卻又是從羅諾阿研究得來的。”（倪貽德）顯然，他的水墨不能照搬油畫的方式，關良之功在於化合中西。細加考證，他的水墨既有結構，也不因結構而生硬和板滯（結構給人的心理感受常與理性相伴，此與中國畫“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為最高”的價值觀相去遠矣），柔和的墨色和形體都得益於他的早期西畫積澱。

 

關良的畫沒有堂正之氣和飄逸之姿，卻得一“趣”字，留有孩童般的天趣和自然，常常不被外行看好，因此既入不得主流，又難得廣大民眾的喜愛。比如吧，白石老人的畫意趣盎然，雅俗共賞，最得人緣；李可染為祖國山河立傳，莊嚴深沉；潘天壽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一味霸悍中奪人心；傅抱石有灑脫不羈之氣，石魯有悲憤氣。——這些都是可以彪炳史冊的畫家的“硬指標”。關良的“硬指標”恰恰是這孩童氣，戲曲人物與中國畫的造型和筆墨觀如約而至，得意忘形、不似之似，其趣得 “戲”之精髓。關良對中國文化體悟之深，使他能很快登堂入室，畫中國畫之名掩了畫油畫之名，便很自然。我之所以言及畫種的跨越，是因為由油畫轉習中國畫的，不在少數，甚至成了潮流，但其中成功者卻寥寥。所以，關良之才，重在融通。在東方與西方、民間與文人、學院與素人、謹嚴與隨意之間取得了融會貫通。

 

 

關良的畫，有素人畫之氣質，天然稚拙、不落俗套，在平實中蘊涵意趣。嚴格的學院教育並沒有使他就範於某種固定的規則，沒有甄滅藝術中難得的鮮活氣。那心性和原真，承繼了梁楷、黃慎等人的寫意精神，又趨於更內在和精微的處理，在平麵分割中納入生拙筆墨，更具形式意味和個人色彩。我有時想，學院派不是中性的稱呼，但在具體的、曆史的語境中，它發生著褒貶的語義變遷，故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在江湖畫家作祟的時代，學院派便擔當起“正本清源”和“開拓創新”的責任；在所謂正統畫家趨於保守陳舊之時，學院派則淪為腐朽。關良兼有兩者身份，雖然在學院任教，卻並不為嚴格甚或呆板的課程所束縛，雖常浪跡民間，卻有謹嚴的學術意識——這其中的“偏離”恰好成就了其畫之逸格。

 

 

正如中國畫的形式邏輯並不依據科學一樣，關良作品的美，並不按照類似月份牌美人的比例和結構關係。若作浮想聯翩的解讀，亦在其作品細微處，入此關樞須有足夠的心性和眼力。而他畫細節與普通畫家不同——他在筆墨的轉接輯讓之間，打破觀者司空見慣的讀解，自然複自然，就像他不用引號強調他要強調的話語，而將細節緊緊鑲嵌在整體關係中，以至於你無從分辨，特有的弱對比也不妨與色彩中的弱對比進行比照，微妙得不易察覺。所有的關係並非眩人耳目，卻禁得住推敲和琢磨。

 

就作品隨意性而言，我覺得關良作品的某種形態與馬蒂斯的有相似性。但以一個中國畫家的眼光，關良畫中的筆墨比馬蒂斯的色彩更可玩味。戲曲作為他的中性化主題沒有莊嚴和肅穆的承重，也沒有膚淺和輕飄之感，這些內容恰當地存在於詼諧和輕鬆的結構之中。有一點或需說明，他給普通觀眾可能帶來的障礙和疑惑就是：“小孩子也可能畫出這樣的畫”。所以說，關良作品屬於那種專家鼓掌，群眾未必叫好的。我倒覺得，他涵攝了文人的那份文氣和童心，他的稚拙又是東方化的。他不像西方的杜不菲，杜不菲是在模仿孩子，使自己回到兒童的觀察和表現中，用進入的方式——這是直接和淺顯之舉，杜氏所師法的是兒童之“跡”。關良則是在一定限度內借用了兒童的本真來說文人的話，他醉心於在自由造型中體現筆墨美感，不讓所謂的準確造型遮蔽和幹擾了趣味生發。

 

關良作品有著與一般人審美經驗中機械、習慣的傾向和趣味相對立的東西——創造性。意趣是一種生命力，是在平凡之中進行的發現與創造，而那些缺少生命力的作品是絕無意趣可言的，照本宣科，人雲亦雲。

 

 

我曾設想關良的畫是從文本到文本，沒有寫生，完全是“胸中丘壑”，但這判斷很快被證明是武斷的。倪貽德在隨筆《關良》中這樣描述：“發現出常人所看不到的微妙的色調和優美的形式來”，畫家的生活則是“每天度著放浪冶遊的生活”，關良是一個戲迷，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消磨在京劇的研究裏。”看來，他是長期浸染其中，他的藝術和生活純然一體了。

 

 

我最近喜歡上了京劇，並不內行，卻喜歡它的一唱三歎、低回婉轉的腔調。由此聯想到關良的水墨戲曲人物，更見其中的頓挫有致，趣味盎然。關先生看戲曲、畫戲曲，真個天賜良緣！

 

 

在二十世紀的水墨畫家中，關良是極有趣味的一位。題材與筆墨方式都堪稱無雙，這也限製了他,關良作品不可能進入藝術界的中心位置，在那個救亡圖存、渴求變革的時代，他永遠屬於一不小心就會在多數人心中悄然流逝的畫家。不取其貌，單看他的畫，便可認定他是一個平和從容，有些幽默，也很有教養的人（內心有優越感才會有幽默，內心平和從容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優越感和教養）。他不喜狂，也不悲憤，世界的紛亂和龐雜在他那裏都被“戲”化了，同時，一切又是審慎和克製的。在他“不熟練”、看似生拙的造型和筆墨中，依稀透著生命的內省。關良定然是在精神世界留下印跡的畫家，因為他沒有矯飾、虛偽和華麗，一切指向“真”，正是這份“真”，不讓人感到厭倦，也不可能一下子抓住眼球。關良的畫，需要慢慢品。

 

 

作品欣賞

Art appreciation

 

 

 

 

 

 

 

 

 

 

 

 

 

 

 

Scan with WeChat to
follow the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