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以為唐鍾紹京書。
鍾紹京，字可大，虔州贛人。官至中書令，越國公。書學二
王，褚、薛在當時是享有盛名的書家，時號“小鍾”，也是收藏
家，個人收藏名家真跡數百卷。《靈飛經》筆勢圓勁，字體精妙。
後人初習小楷多為範本。《靈飛經》唐人手書真跡至今僅存四十三
行。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靈飛經》四十三行本
《靈飛經》是靈道教的一部經。主要闡述存思之法。今道藏有《上清瓊宮靈飛六甲左右上符》，一卷。《漢武內傳》謂此經用於請命延算、長生久視、驅策眾靈、役使鬼神。
清包世臣在《藝舟雙楫·右下筆潭》中稱其：“如新鶯歌白囀之聲”，楊守敬評：“靈飛經一冊，最為精勁，為世所重”。《靈飛經》的章法為縱有行，橫無列。由於整篇字的大小、長短、參差錯落，疏密有致，變化自然，且整篇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顧盼照應，通篇字渾然一體，雖為楷書，卻有行書的流暢與飄逸之氣韻，變化多端，妙趣橫生。
《靈飛經》以其秀媚舒展，沉著遵正，風姿不凡的藝術特色為曆代書家所鍾愛。明董其昌說：“趙文敏一生學鍾紹京終十得三、四耳”。近代大書家啟功先生的書法也受益於《靈飛經》。可見《靈飛經》有著超凡脫俗的藝術感染力。
關於作者，至今也還是個謎。袁桷、董其昌說它是唐代“開元第一書家”鍾紹京的手筆，但還有人說它是玉真公主手跡，甚至有人認為是由元代趙孟頫臨寫而成。
《靈飛經》的發現與經曆也是撲朔迷離。據傳宋代時便已經入藏宮廷。明代晚期，此帖流入董其昌之手。後董其昌將其抵押給海寧陳瓛（字元瑞，號增城），陳氏刻 《渤海藏真》叢帖，始將《靈飛經》摹刻入石，然脫落了十二行。十六年後董氏贖回，陳家卻私自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陳家四十三行後流傳到後代。其後輾轉流傳，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於道光18年乙未（1839年）購得，此後一直在翁家流傳，由於翁同龢沒有子嗣，他的家藏均傳給他哥哥翁同爵過繼給他的兒子翁曾翰。在之後的傳承中，又有兩人因沒有子嗣，均從翁同龢另一個哥哥翁同書那一支的血脈裏，過繼孩子來繼承，後傳入翁萬戈之手，1938年，翁萬戈先生赴美國普渡大學留學，1948年秋天，為避戰火，翁萬戈和他的家人把家傳收藏打包，遠渡重洋。先從天津運到上海，再從上海運到紐約，在1949年初到了美國。翁萬戈現在年事已高，《靈飛經》四十三行一直由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代為保存，大概於21世紀初正式轉讓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至於董其昌所藏主體部分，其後又從董其昌手中轉出，不知所蹤。
然而這些，一點都不妨礙《靈飛經》成為小楷經典。它的秀美身姿，清俏之氣，千百年來，雅俗共賞，始終散發著不朽的魅力。
這裏就分別介紹《靈飛經》遺存世間的四十三行墨跡本、渤海藏真帖本、望雲樓本和滋蕙堂翻刻本 、哈佛燕京圖書館翻刻本等。
《靈飛經》是唐人小楷的最高峰，此帖用筆靈動輕盈而不失厚重，結構側媚多姿又不失端莊；既有寫經書法常見之精練純熟，又處處顯現二王書風“明月入懷”之雅致。
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經卷出土之前，傳世的唐人寫經作品為數不多，而此卷堪稱其中翹楚，自明末被刻入《渤海藏真帖》公之於世後，其清靈而雅致的書風立即為世人所驚豔，從學者鵲起，以至於成為有清一代著名的小楷範本，不斷被翻刻，從而廣為傳播，甚至影響到整個清代。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將其與莫高窟出土的眾多唐人寫經及日本奈良時期所傳唐人寫本相比，依然並不遜色，可見此卷的書法水平之高。但曆代關於此卷書法的作者、源起、流傳、傳播尚留有諸多爭議，本文就這些方麵試圖拂去曆史的塵埃，探究其本來麵目。
關於此卷書寫者最早的記載是元代人袁桷①，其在著作《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的《題唐玉貞公主六甲經》中認為該帖是鍾紹京所書。其文如下：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餘嚐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發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沉著遒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
從中可見，袁桷對鍾紹京所書也僅僅是一種推測，並無可靠證據。其後董其昌在《靈飛經》後跋中進一步坐實了這一論斷，其文如下：
此卷有宋徽宗標題及大觀、政和小璽，內諱字如“泯”、“泄”二字，皆缺其偏，不止“世民”二字避諱已也，開元時經生皆仿褚河南，此獨宗右軍《黃庭》，袁清容定為鍾紹京亦以宋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而書家品韻可望而知耳。又觀點定訛字，似為進呈揀本，當時夜光抵鵲，屑越太甚，餘獲此卷，則如窶人解衣珠矣，書以誌幸！
鍾紹京說影響頗大，明清書家多從此說，而清代部分學者則否定了這一說法，如錢泳在其《履園叢話》卷十《收藏》篇中通過與當時所傳的唐人寫經相比對認為乃唐經生所作。原文如下：
有唐一代，墨跡、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及者。唐代至今千餘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雲間沈屺雲司馬托餘集刻晉、唐小楷，為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即屺雲所藏），一曰《鬱單越經》（歙鮑席芬家所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謹庭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蕘圃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經》（吳門葉氏所刻）、《律藏經》（王夢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悟《靈飛經》之非鍾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另外清代學者王澍在其《竹雲題跋》亦認為《靈飛經》非鍾紹京所書。
那麽，鍾紹京究竟何許人也？
鍾紹京，字可大（公元659—746年），唐代興國清德鄉人（今江西贛州人），唐睿宗景龍年間，官拜中書令，封越國公。唐代書法家。書法師承薛稷，筆意瀟灑，風姿秀逸。他嗜書成癖，也是收藏家，個人收藏名家真跡數百卷。家藏王羲之、王獻之、褚遂良真跡至數十百卷。
紹京書名鼎盛，曆代墨家爭相讚揚，評價很高。宋代曾鞏在《元豐類稿》中稱：“紹京字畫妍媚，遵道有法，誠少與為此”。宋米芾《書史》稱鍾紹京書“筆勢圓勁”。明董其昌說：“紹京筆法精妙，回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清代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雲：“紹京如新鶯矜百轉之聲”，清代葉昌熾在《語石》中高度評價：“紹京與薛少保齊名，開元初書家第一”。
開元年間張九齡等人所撰《唐六典》卷十記載，秘書省置“楷書手八十人”，卷八記載，弘文館置“楷書手二十五人”。這些“楷書手”、“書手”的職責中，為官府抄經是他們的任務之一。那麽這些政府抄經書手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呢？唐政府曾規定，“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即入(弘文)館內學書”②，著名書家歐陽詢、虞世南曾教習楷法。學成的善書者分到各館充當書手。這些書手沒有官銜品第，相當於“胥吏”，為政府所雇傭。敦煌所出的少量唐高宗內府寫經上都寫有“弘文館楷書成公道”、“左春坊楷書蕭敬”、“秘書省楷書孫玄爽”、“經生王思謙”、“經生郭德”、“經生趙玄祥”等書手題名，可見，當時的宮廷用經基本上都是由這些書手抄寫的。
基於以上原因，當今學界普遍傾向於《靈飛經》為唐經生所作。
《靈飛經》卷的末尾有“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勅檢校寫” 的落款，這位玉真長公主是誰呢？
根據《新唐書•諸帝公主》的記載：玉真公主名李持盈，唐睿宗皇帝李旦第十女，玄宗李隆基胞妹。降世之初，母竇氏被執掌皇權的祖母武則天害死，自幼由姑母太平公主撫養。受父皇和姑母敬奉道教影響，二十歲便入道為女冠，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封崇昌縣主食租賦。
當然，貴為公主，入道清修並非“緇衣頓改昔年妝”，過青燈黃卷下的日子。712年前後，唐睿宗（玉真的父親）為兩個女兒（玉真公主和金仙公主）的出家而在長安、終南山、洛陽等地建立道觀。僅給玉真公主就至少建了三座道觀和一座別館，還占用了當年顯赫一時的太平公主的舊宅。她的宮觀之華麗一點不遜於皇宮，甚至尚有過之。當時就有大臣上書嫌太過奢糜。
同時玉真公主又廣遊天下名山，好結有識之士，與當時的一些名人交往密切，甚至有人認為在她的宮觀之中時常組織一些文藝沙龍，她還時常向其兄玄宗推薦一些有才華的人，經她舉薦入朝的人有詩人李白、王維、高適等，李白、王維並曾作詩歌詠玉真公主：
玉真之仙人，時往太華峰。清晨鳴天鼓，飆欻騰雙龍。
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李白《玉真仙人詞》
碧落風煙外，瑤台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
此地回鸞駕，緣谿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雲霞。
庭養衝天鶴，溪流上漢槎。種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穀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禦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
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
——王維《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製》
天寶初年，玉真公主年過五十，開始計劃自己的晚年生活，她看中了道教名山王屋山。於是，唐玄宗出錢給她在王屋山大興土木，這次的主體建築叫靈都觀，這裏後來成為玉真公主的終老之地。對此，《明一統誌》卷二十八有明確記載：“靈都宮，在濟源縣西三十裏尚書穀，唐玉真公主升仙處。天寶間建，元至元間重修，有碑。”而濟源的地方史誌也記載：玉真公主晚年在王屋玉陽山靈都觀，以“柴門栝亭，竹徑茅室”為依托，出家修真又18年，於寶應元年（762年）在仙姑頂白日飛升，葬於平陽洞府前。
唐代，道教有著特殊的地位。為了鞏固統治，唐皇室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代，郡望在隴西成紀，也就是說，也是漢代飛將軍李廣的後代，然後傳到後來的西涼國開國皇帝李槁，他們是這一世係的。所以道教是李家的宗教，是國教。在唐代近三百年的的統治中，道教始終得到唐王朝的扶植與崇奉，道教的地位基本上都處於三教之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各地道觀林立，道徒眾多，求仙學道之風遍及帝王貴族、平民百姓。在這一情況下，玉真公主信奉道教而出家為道士，也就不足為奇了。
今天我們能見到的唐高宗內府寫經多由政府掛銜的官員檢校，而此卷《靈飛經》由玉真公主親自檢校督寫，可見這一寫本應該是供奉於唐皇室內廷的道藏經卷之一，也可見此卷的珍貴。
啟功先生在其《記<靈飛經>四十三行本》③一文中提到《靈飛經》在明代晚期被發現，事實上這件作品早已是煊赫名跡，因為宋代時它已經入藏宮廷，由於此帖墨跡今天隻流傳了其中四十三行，我們無從考察原卷，但元代袁桷、明代董其昌題跋中均提到此卷出自宋內府，董其昌後跋中雲：“此卷有宋徽宗標題及大觀、政和小璽”、“……以宋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可知此卷經曆了北宋和南宋的宮廷禦藏，並有宋徽宗親書的標簽。元代的藏處不明，其後之流傳，清代錢泳在《履園叢話》中介紹甚詳，今錄之如下：
明萬曆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於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冊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複不已。太常之子湖廣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於家，意作雷煥留劍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
自此四十三行藏於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為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秘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於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為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餘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餘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毫發不爽，至於精神奕奕，自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餘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為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鬆雪偽跋於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餘前年冬在邗上，知為吳餘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於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跡，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從董其昌後跋及上文可知，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董其昌即在西安看過此經，並在帖尾題有觀款，十四年後，即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董其昌從吳廷④家獲得該帖。三年後，即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董其昌將其連同《法華經》一起抵押給海寧陳瓛（字元瑞，號增城）⑤，十六年後贖回。陳家私自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陳家四十三行後流傳到後代陳用敷之手⑥，將其送給老師秦蕙田⑦。秦蕙田死後，陳用敷再從其子處以計賺歸，後流入吳餘山之手。
此帖其後輾轉流傳，翁同龢之父翁心存⑧於道光18年乙未（1839年）購得，價500兩白銀。此後一直在翁家流傳，由於翁同龢沒有子嗣，他的家藏均傳給他哥哥翁同爵過繼給他的兒子翁曾翰。在之後的傳承中，又有兩人因沒有子嗣，均從翁同龢另一個哥哥翁同書那一支的血脈裏，過繼孩子來繼承，後傳入翁萬戈之手，翁萬戈1918年出生於上海，在天津接受小學及初中啟蒙教育，1938年，翁萬戈先生赴美國普渡大學留學，1948年秋天，為避戰火，翁萬戈和他的家人把家傳收藏打包，遠渡重洋。先從天津運到上海，再從上海運到紐約，在1949年初到了美國。翁萬戈現在年事已高，《靈飛經》四十三行一直由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代為保存，大概於21世紀初正式轉讓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此經殘存四十三行本已由卷改裝成冊頁，共10頁，43行。經後附有董其昌向陳瓛索書信劄3頁，及陳家、翁家等題跋若幹。
而董其昌所藏主體部分，據錢泳所載，董其昌從陳家將《靈飛經》贖歸二年後，即明崇禎元年（1628年），陳瓛之子陳之伸與董其昌相遇於西湖昭慶寺，問起《靈飛經》，則早已從董其昌手中轉出，其後不知所蹤。據稱部分曾藏於嘉興郭姓手中，未知是否還存在於天壤之間？
（以上為《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跡本 20.8×8.9 cm 共9頁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在現代印刷術出現之前，書法作品最為有效的傳播方式有二，一為勒碑、一為刻帖，而靈飛經的傳播則肇始於《渤海藏真帖》。
此帖為浙江海寧陳瓛私家刻製，明崇禎三年刻成（1630年），陳瓛（字元瑞、甫申、號息園、增城）親自編集，名刻手章鏞摹勒上石。《渤海藏真帖》共八卷，前有帖目，集唐、宋、元三代十家法書，編為8卷。卷一即為鍾紹京書《靈飛經》，卷二為褚遂良、陸柬之書，卷三為蔡襄、蘇軾書，卷四為蔡京、黃庭堅、米芾書，卷五為米芾、米友仁父子書，卷六至卷八為趙孟頫書。
（《靈飛經》渤海藏真帖本）
《渤海藏真帖》中“渤海”二字，源於陳氏之祖籍，海寧陳氏，本為高氏，原籍渤海，宋太尉高瓊之後。明洪武初，高諒入贅海寧城東陳明誼家為婿，其子榮遂承外家之姓為陳氏，而以父之高氏祖籍為郡望，故稱渤海陳氏。
明代匯刻叢帖成風，海寧陳氏曾刻《玉煙堂帖》、《渤海藏真帖》等匯帖5部，以《玉煙堂帖》為始，以《渤海藏真帖》帖最為精善，亦以此帖流傳最廣。
雖然《渤海藏真帖》刻成於崇禎三年（1630年），但估計第一卷《靈飛經》應該刻成於1626年董其昌向陳氏贖回《靈飛經》墨跡之前，由於直接從原作摹出，加上刻工的技藝高超，此冊刻本極其精確地再現了《靈飛經》原作的風貌，為世人所稱道。楊守敬《學書邇言》評為“渤海藏真帖皆以墨跡上石，其中《靈飛經》一冊，最為精勁，為世所重。”
但未知何種原因，陳氏扣留的43行墨跡的末12行未被刻入帖中。由於《渤海藏真帖》本《靈飛經》刻於原卷被割裂之前，所以該帖已是最能反映原作完整原貌的刻帖。
原帖以質地細膩而堅硬的太湖石精細打磨後刻製，《靈飛經》一冊共用長70厘米左右，高30厘米左右的條石7條，每條刻5頁，每頁6行，除《靈飛經》書法本身外，還附刻董其昌後跋3段，計5頁半，共計全冊35頁⑨。據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記載，最初拓本完好無損，稍後拓本12頁第三行首字“朱兵”之“朱”字裂一線，清初拓本第5頁第2行中“齋室”二字破損，一般以“齋室”二字不損者為初拓。據王壯弘《帖學舉要》所載：清初拓本董其昌跋“十五年”行與“戊戌冬”行之間無直裂泐痕；乾嘉拓本，經文後段下方尚無亂刀痕；道光以後拓本後段下方有亂刀痕18條，世稱“十八刀本”，其時由於椎拓過多，字口已經比較模糊。
至太平天國時，因戰亂《渤海藏真帖》和《玉煙堂帖》二堂法帖散失嚴重，有的被人拿去修築城牆，其後經陳家後人搜集整理，合諸帖為一幀，更名《煙海餘珍帖》，移置於陳閣老宅內，當時還存三百多塊，此後又經抗日戰爭和文革，散失更嚴重。直到1973年，文物部門組織力量收集二堂法帖殘石，得二百多塊，1982年，海寧縣政府把二堂法帖列入第一批縣級文保，而其中的《靈飛經》七方原石不知是否保存完好。
其後，隨著《靈飛經》的流傳日廣，人們開始將這種典雅靈秀的字體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範本，社會的需求越來越大，隨之出現了大量的翻刻本，就筆者所見，不下十餘種，有刻於石的，也有刻於木的，其中，有一種翻刻本在清中期以後聲望甚至蓋過了原帖《渤海藏真帖》，這個帖就是《滋蕙堂帖》。
（《靈飛經》滋蕙堂本）
《滋蕙堂帖》又稱《滋蕙堂墨寶》，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祥曾恒德刻。曾恒德，山東嘉祥人，後遷福建惠安縣。乾隆十七年舉人，由國子監學正助教升刑部主事員外郎中，記名禦史。辛醜春，授湖北鄖陽知府。《靈飛經》被其刻入《滋蕙堂墨寶》卷三，在翻刻過程中做了許多的修飾與偽造，以提高該帖的身價，如在首尾加刻“大觀”“政和”“褚氏”等偽印，在帖後偽加趙孟俯題跋，原作首頁第5行首字“從”右上點損，《渤海藏真帖》中以細線勾出紙破損的原狀，而《滋蕙堂帖》中直接將字填補完整。與《渤海藏真帖》相比，滋蕙堂帖《靈飛經》的字跡顯得稍為豐肥，此本在清代中後期受到世人的熱烈追捧。
據友人見告，曾氏後人未能世守這套帖石，不久，《滋蕙堂帖》原石即被慈溪富商馮雲濠購得，帶回慈城老家，嵌於其藏書樓——醉經閣之壁，文革期間，醉經閣被拆毀，帖石散落，直到上世紀末，慈城修建朱貴祠，重新將帖石收集，嵌於朱貴祠之壁。
2002年我遊湖州南潯，意外於張石銘故居之園壁發現部分《滋蕙堂帖》原石，其中《靈飛經》原石基本完整，但不知何時被運至南潯？
《靈飛經》的另一重要刻本是《望雲樓集帖》，嘉慶中嘉善謝恭銘審定，陳如岡摹勒。謝恭銘，字壽紳，號若農，浙江嘉善楓涇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藏書家。《靈飛經》被刻入該帖第一卷中，但僅有43行。據錢泳記載，《靈飛經》真跡43行本當時被吳餘山所購得，謝恭銘借以上石。可知《望雲樓集帖》中的43行，也是從真跡摹刻。
此本雖然已非全貌，但刻工精良，較好地體現出原作的風貌。
（《靈飛經》望雲樓本）
綜上可知，真正從原作摹刻的《靈飛經》刻帖唯有《渤海藏真帖》和《望雲樓集帖》。
民國期間的《靈飛經》出版物，除藝苑真賞社以珂羅版印行過《渤海藏真帖》初拓本外，其他多是《滋蕙堂帖》本。解放後文物出版社將啟功先生所藏《渤海藏真帖》初拓本（“朱”字損，“齋室”不損）印行，而上海書畫出版社印行的單行本《靈飛經》一直是《滋蕙堂帖》本。關於靈飛經的原作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1987年美國翁萬戈先生將《靈飛經》真跡43行本發表於《藝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國人才得見廬山真麵目，才知道《靈飛經》真跡並未消亡。
（《靈飛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
敦煌藏經洞流散之經卷不斷流入市場，近年來在各拍賣會被拍賣，價格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雖然已曆經千年，但藏經洞共計出土五萬餘卷，絕大部分為唐人寫經，物既不希，何以言貴？曾與網友論及，如果將《靈飛經》真跡43行本拍賣，那價格將遠遠不止這些數目。同是唐人寫經，為什麽價值差距會這麽遠呢？我以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1、《靈飛經》作為傳世書跡中的經典，已經對中國書法史產生了影響，其價值不是一般寫經所能比擬。
2、《靈飛經》的書法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唐代小楷書的最高成就，而敦煌的唐人寫經以及日本平安朝所傳唐人寫經中，精品不多，就其整體書法水平而言尚不足以蓋過《靈飛經》。敦煌出土的這麽多唐人寫經中唯有為數不多的五十餘件高宗內府寫經《妙法蓮花經》、《金剛經》⑩，書寫水平較為精良，盡管出自於弘文館、秘書省等處的楷書高手，但依然是用很明顯的寫經體寫就，很少具有書家品韻，而《靈飛經》中寫經體的習氣很少，我們將此帖與《蘭亭序》及《智永千字文》相較，會發現用筆、結構相似處頗多，體勢接近褚遂良一路，受到較多的唐代流行書風的影響，可見作者可能並非職業經生，而應該是一位書家。這也是這卷作品被宋代宮廷所收藏的主要原因。
3、《靈飛經》可確信為是唐代皇室所供奉的經卷，這與民間經生的作品及官府下發的寫經作品從質量和檔次上有著本質的差異。所以其價值也決不能與其他寫經等量齊觀。
【附錄】從楓涇到無為——望雲樓集帖及靈飛經的流傳
明清兩代，刻帖風氣盛行，私人刻帖數量龐大，而且精品疊出。除快雪堂，真賞齋，停雲館，晚香堂，秋碧堂等著名匯帖外，在更多名聲並不顯赫的叢帖中也不乏輯刻皆精者，刻於清嘉慶間的《望雲樓集帖》即是其中之一。
輯刻者謝恭銘，字壽紳，號若農，世居楓涇，出身於世代書香的官宦之家，父親謝墉是清代著名儒學家，乾隆時直上書房，官至吏部左侍郎，阮元、汪中為其江蘇學政時所取之士。精鑒別，富收藏，宋拓西樓蘇帖數卷即其舊藏。謝恭銘自幼好讀書，1787 年科舉考試榮登進士，後長期充任文官，曾獲授內閣中書、文淵閣檢校等職。
謝恭銘擅書法，曾審定曆代書家墨寶，命陳如岡匯刻為法帖，即《望雲樓集帖》。此帖刻法逼真精良，當時相國曹振鏞曾作詩以紀。 據容庚《叢帖目》，《望雲樓集帖》全帖共十八卷，首行帖名，無卷數。次行“賜進士出身、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前翰林院庶吉士謝恭銘審定真跡”，皆隸書。編次以書家年代為序，自唐人臨黃庭經始起至清梁山舟。流傳今日的全本極少，帖學淵藪銅山張伯英閱帖無數，也隻見到望雲樓6卷，未見全帙。
謝氏精鑒別，故多以自藏真跡上石，非輾轉翻摹者可比。其中明清各家墨跡為大宗，宋徽宗，宋四家，元趙孟頫鮮於樞等名家都有收入，而唐代名跡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傳鍾紹京《靈飛經》殘本四十三行。
靈飛經是流傳有序的唐無名經生寫經真跡，因書法極為精工流美，被後世冠以唐代書家鍾紹京之名。真跡流傳到明代，曾經董其昌收藏，極受董氏寶愛。董的好友海寧陳氏為刊刻《渤海藏真帖》，曾從董處借得。在商借過程中，董陳兩人互質抵押，董先扣下十二行，陳歸還時另扣下四十三行，致全卷拆散，不複完整。乾隆間，謝恭銘從陳氏後人處得到了扣下的四十三行真跡，摹刻成帖。四十三行外的其餘部分已經亡佚，下落不明，僅可見於《渤海藏真帖》。《渤海藏真帖》刻靈飛經摹勒素稱精善，加之小楷字體適應時代所需，問世後即風行海內，翻刻不絕，然著名如《滋蕙堂法帖》刻本，與渤海真本相較，精神麵目不及甚遠，餘者可想而知。而謝氏所藏四十三行本，後歸翁同和，經翁氏後人珍秘嗣守，由翁萬戈先生捐贈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八十年代公布後，世人方知《靈飛經》真麵。相較著名的《渤海藏真帖》，謝氏所刻《望雲樓集帖》本靈飛經雖名聲遠遠不及，但鋒棱肥瘦更加貼近真跡，實如啟功先生所言：“嘉慶中嘉善謝恭銘得到陳氏抽扣的四十三行，刻入《望雲樓帖》，刻法比《渤海》不同。不但注意筆畫起落處的頓挫，且比《渤海》本略肥。凡是看過敦煌寫經的人都容易感覺《望雲》可能比較逼真，而《渤海》可能有所失真。” 《望雲樓集帖》刻成後帖版應該長期保存在楓涇當地，但後來不知下落。流傳下來的完整拓本今日也不易見到，實在是書林學者的遺憾。近日，筆者在翻閱金石出版物時，意外看到黃山書社出版的由安徽無為縣文物管理所何福安先生整理的《寶晉齋碑帖集釋》一書，當中除曆代墓誌碑銘外，名家書法匯帖占了相當大的篇幅，細審後發現正是《望雲樓集帖》的原版帖石。清代曹振鱅 《望雲樓集帖感應詩》刻石宛然俱在即是明證。從書中收錄的近拓本來看，曆經兩百多年，帖石散失近五分之二，剩餘者保存情況仍然比較完好，《靈飛經》四十三行赫然在列，帖後紫芝老人、魯直居士、陳氏後人陳元龍、陳世倌及董其昌的題跋也完整刊刻下來。特別是陳氏題跋將靈飛經分拆流傳的前後經過詳細記錄，是最為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那麽這套帖版如何從地處吳越的上海楓涇輾轉到了安徽無為，被置放於紀念米芾的寶晉齋米公祠呢？在無為縣米公祠的介紹中，有這樣一段介紹：“…現在這裏收藏的凡晉唐以下的曆代名家碑帖一百五十餘方，解放前散見於無城禮拜寺劉秉嶂（應為璋）私宅…”可見今天無為米公祠中陳列的碑帖刻石多來自清末晚清安徽籍名臣劉秉璋。
劉秉璋（1826～1905），字仲良，安徽廬江縣人，鹹豐十年（1860年），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同治元年入淮軍。後授江蘇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未到任）、江西布政使。光緒元年任江西巡撫，光緒四年以乞終養老母辭職回家農桑。光緒八年又被起用，任浙江巡撫。光緒十一年鎮海之役，計擊沉法艦一艘，重創三艘，火輪、小船多隻，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中法戰爭期間，他指揮了著名的“鎮海之役”。光緒十二年，劉秉璋任四川總督，督蜀十年，因“成都教案”，被清廷罷職。劉的子輩也頗出政經文化人才，長子劉體乾，在袁世凱當政時官至四川省省長（宣慰使）；次子劉體仁是舉人；三子劉體信成為著名學者、藏書家，他的關於楚辭類的藏書，被郭沫若稱為海內第一。四子是後來出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的劉體智。
劉秉璋的生平事跡中，與望雲樓所在地楓涇存在交集的時期是在同治年間。時值李鴻章任江蘇巡撫，移軍上海，為鎮壓太平軍，奏調劉秉璋於帳下。當時太平軍進占浙西各郡，劉秉璋率6000 餘人，以吳長慶、況文榜、王占魁為將，逼壘而營。先集中兵力攻破西塘，而後乘勢前進，攻占楓涇，並擊敗太平軍從嘉興、平湖、乍浦等地前來的數萬援軍。劉也因功獲授江蘇按察使。
推測就在此期間，劉秉璋見到了望雲樓集帖石版。劉本文人出身，自然懂得《望雲樓集帖》的價值，遂將帖版從楓涇運到故鄉安徽，劉為廬江人，無為與廬江兩縣本相鄰，而劉在無為另有私宅，就把帖石置於宅中。一直到解放後，1950年人民政府將劉宅中的石刻移至寶晉齋米公祠。歲月變遷，帖石的本來身份逐漸隱晦，後人難以知曉此帖石的前世今生。至於帖石散失損毀於太平軍戰火中，還是遷至米公祠以後，就有待更多有心人加以稽考了。
上海地區曾經存在並能保留實物至今的明清匯帖數量極為稀少，煌煌十八卷《望雲樓集帖》的書法以及文史價值長期並未受到重視，望帖石的重新發現，能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 。
壬辰秋稿於海上淳石齋
轉自中國書法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