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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家裏有點亂
文/傅國湧
大學作為社會的精神文化中心，傳播人類先進文明和道義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紀威廉·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奠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以來，它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和基本準則。
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的出現不過短短一百多年，但它產生不久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讓後人幾乎隻能仰望，這是與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擁有過蔡元培、蔣夢麟、竺可楨這樣的大學校長分不開的。我之所以同時想起這三位大學校長，首先是因為這三位深刻影響了中國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寧紹平原，他們的家鄉相去不過方圓百十裏。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竺可楨是紹興東關人（現屬上虞），蔣夢麟雖是寧波餘姚人，也靠近紹興，少時曾在紹興中西學堂求學兩年。他們都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在20世紀前半葉，這片土地上湧現的人物真可謂群星璀璨，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驚歎號。
其次，蔡元培和蔣夢麟、竺可楨這兩個同鄉後輩都有著密切的關係，蔣夢麟在紹興中西學堂求學時，蔡元培是學校的監督，還是他的老師。“五四”運動爆發，蔡元培南下，推薦年輕的蔣夢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長，那時他留美歸來不久，盡管獲得過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博士學位，畢竟沒有實際經驗，蔡元培卻一眼看中了這位早年的學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動蕩的亂世中，始終穩穩地把著北大的舵。蔡元培名義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長，“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在他在職而不在校期間，就由蔣夢麟代理校長，即使蔡元培在校，蔣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們密切的關係，從蔣夢麟的《蔡先生不朽》、《試為蔡先生寫一篇簡照》等充滿深情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從他近似回憶錄性質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楨最初在什麽時候相識，但20世紀20年代後期，蔡元培籌建中央研究院時，就邀請竺可楨籌建氣象研究所。後來竺可楨出長浙大也得到蔡的讚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許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時代的北大為榜樣的。
三個人中以蔡元培年齡最大，影響也最大，他出生於1868年，受過完整的舊式教育，中過進士，點過翰林，辦過學校，又長期在歐洲學習、研究，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蔣夢麟生於1886年，從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時進的都是教會學校，留美近十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教育學博士，還是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的學生。他們兩位都是以教育為誌業的，都做過北大校長、教育部長。生於1890年的竺可楨從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後在複旦公學、唐山路礦學堂學習，留美8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從1936年出任浙大校長，直到1946年他還兼任了十年的氣象所所長。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從事科學研究，辦大學不是他的專長，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學辦成了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著名大學，培養了無數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後人深思的。我以為竺可楨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養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當作人生最大樂趣的知識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說：“這種傳薪播火、蓽路藍縷的學術使命感和文化責任感，遠非職業精神、敬業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們體悟了竺可楨校長關於大學是‘社會之燈塔’之謂。”
正是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熱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麵提升了中國大學的品質，使這些大學迅速和世界接軌，融入了人類主流文明。蔡元培、蔣夢麟身上所體現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楨身上體現的浙大“求是”精神，無論在今天還是在明天都不會過時，也隻有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時代。
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國家無權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學應該是塑造完善的個人，致力於真正的學術，教授和學生都應該成為真理的追求者，學術自由與教育獨立乃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必須途徑。蔡元培先生長期在德國學習、研究，深受洪堡的影響。他曾說過，德國近代的發展是基於成功的高等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小學教師，造成了一代優秀的公民。作為教育家，他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說：“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發端於此。”
民國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屆教育總長，邀請另一位教育家範源濂為次長，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後來他自“把兩個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麵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之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蔡元培做教育總長為時很短，他的教育理想並沒有得到實踐的機會，不久他就再度赴歐洲學習、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才一舉奠定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教學自由的原則，開創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麵。
1916年，袁世凱脫下皇袍，在一片唾罵聲中死去。光複會老會員、國會議員陳黻宸、北大教授馬敘倫等向教育部推薦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還在猶豫，不少老同盟會會員也有不同意見，有人堅決反對（如馬君武），認為北大太腐敗了。孫中山認為，北方需要傳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誌，應當去帝王思想和官僚習氣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帶有全國性的教育，主張他去。所以國民黨把他看作是“隱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極其重要的革命棋子”。這些說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長北大的動機狹隘化了，其實從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從他以後在北大的作為看，他的目光要遠比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傳播革命思想”這樣簡單化的政治目標可以涵蓋的。
當年北洋軍閥的手伸得還不是太長，他們還懂得有所敬畏，並不是直接插足他們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領域，教育基本上還是教育家們的事。他們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們選擇的隻是一個有經驗、有學問的蔡元培，讓他來辦大學，和他的政治態度沒有太大的關係。
眾所周知，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八個字，一方麵他聘請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一方麵北大教師中又包括了一些學術上有造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張君主製）的學者，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等。他認為大學就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大學應該廣攬人才，容納各種學術、思想，讓其自由發展。他聘用辜、劉等是因為他們的學問可為人師，是尊重講學自由和一切學術討論的自由。籌安會發起人劉師培在北大講《三
禮》、《尚書》、訓詁，從沒宣講一句帝製；辜鴻銘拖著長辮教英詩，也從未利用講台講複辟帝製。他曾對攻擊劉、辜的學生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複辟或君主立憲。”在中國這個自古以來習慣專製、好同惡異的社會裏，蔡先生這種容納異己的民主作風、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開創了一代新風。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並包的北大，各種思想、各種聲音都可以並存，是一個多元、開放、寬容、民主的大學，超越了單純的黨派觀念和“革命棋子”的狹隘性，不僅造就了傅斯年、羅家倫，也培養了高君宇、張國燾等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大學的基本麵貌。
在他眼裏，“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他用人不分信仰、黨派、學術見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當時的軍閥政權之外、各種社會勢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氣魄，是大手筆，前無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國民主的搖籃，蔡先生則是中國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為偉大的功績正是給北大這一民主搖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點“五四運動”以來20世紀的編年史已經可以作出充分的證明。
他鼓勵學術研究，提倡社團活動，其中新潮社、國民社等在“五四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學生社團都產生於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這位校長的支持。為培養學術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準每月由北大的經費中撥出2000元來給傅斯年、羅家倫他們的新潮社辦《新潮》雜誌（當時北大每月的全部經費不過4萬元），並由學校負責印刷發行。
在大學領導體製上他第一次實行民主辦校、教授治校，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評議員包括各科學長、主任教員、各科本預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選，任期1年，期滿得再被選。組織各學科（係）教授會，規劃各學科的教學工作。各教授會設主任1人，由教授互選，任期2年，並由各科教授主任組成全校統一的教務處，負責主持全校的教學工作。教務長由各教授會主任推選，任期1年。
蔡元培領導的北大不僅為現代中國大學教育樹立了一個嶄新的楷模，也促進了思想界、知識界的轉變。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陳獨秀、胡適等的熱情倡導下，青年學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學的浪潮，終於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有人說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和陳獨秀辦《新青年》對“五四運動”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傅斯年1943年說過一番話：“猶憶‘五四’以後有人說，北洋政府請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辦學，無異豬八戒肚子中吞了一個孫悟空。‘五四’之後，南至廣州，北至北平，顯露出一種新動向……激動了青年的內心，沒落了北洋的氣焰，動蕩了社會上死的寂靜。”由蔡元培創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經成為北大綿延不絕的火種、傳統。
蔣夢麟：“謹守蔡校長餘緒”
1919年以後，蔣夢麟主持北大達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為一所現代性的大學，與他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
這位出生在浙江餘姚一個小村莊的教育家，從少年時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後在紹興中西學堂及上海、餘姚的教會學校求學，進入浙江高等學堂時他已能夠讀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歲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他“尚未成熟的心靈”終於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費留美資格，留美近十年，成為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
回國之初，蔣夢麟曾辦過《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強調教育要按照學生的要求設計，目標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僅僅6個月發行量就達到1萬份。由於這個刊物與北大師生“知識上的密切關係”，1919年初，他被聘為北大教育係教授。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蔡元培離京南下。7月23日，蔣夢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務，這時他不過30歲出頭。在北大學生歡迎會上，他第一次發表了有關他辦學思想的演說。他指出：國家民族的地位是由曆代文化積聚起來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這些觀點成為蔣夢麟以後一直遵循的辦學方針。
除了三度代行校長職權，蔣夢麟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主持日常事務，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們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在他們主持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北大的三項治校準則。同時，他還認為學生自治會應該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寫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為兩點，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長期間，也就是“五四”以後的7年，麵對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而且始終為經費問題所困擾。如果沒有高度負責的精神，沒有勇挑重擔的態度，要在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年頭，要使北大能始終穩步發展是難以想象的。“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當年對全體教師說的話，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風範雖然無法與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個有擔當、能負責的人，一個做事的人。他曾感歎：那時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政府隻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日夜奔忙的惟一報酬，就是他兩鬢迅速增加的白發。這些感慨，無疑是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
作為職業教育家，他對無休止的罷課很不以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態度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太腐敗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一句話，就是希望學生以學業為重。
1926年，北京發生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有三位學生慘遭殺戮，蔣夢麟悲憤欲絕。3月24日，他在北大全體師生參加的追悼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麵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麵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
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裏他“潸然淚下”。接著，他對政府的暴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他“不禁放聲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發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後停課一星期，以誌哀悼。”
這是一貫不讚成學生從事政治活動的校長，麵對政府殺害自己學生時的態度，有了這些真實、生動的曆史記錄，我想其他的話都是多餘的了。
1930年12月，蔣夢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長。他延聘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並按照美國的大學教育製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製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製，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提出了“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在他領導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學科研水平都有明顯提高。
這一時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為校長他不僅要忙於校務，還要花很多時間、精力應付日本方麵的騷擾。“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進逼，迅速向長城以內推進，占領河北北部，成立所謂的“自治政府”，並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聲明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他也是簽名者之一，甚至差一點被劫持到大連去。宋哲元派人勸他離開北平，但他堅持留在北大負起自己的責任。直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他“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希望把這學問之舟平穩渡過中日衝突中的驚濤駭浪。”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後遷往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常委會共同主持校務，曆時9年，寫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輝煌篇章。蔣夢麟回憶：“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曆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幸靠同仁們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其中當然凝結著他的一份心血、智慧與汗水。
從1919年到1945年，蔣夢麟前後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他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幹練，在那黑暗而動蕩的亂世中國，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上升，這一奇跡是與他的辦學思想分不開的。他說在北大任職期間，蔡元培先生有關大學教育的主張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他始終謹記在心，遵照執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書中深情回憶：“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
竺可楨：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傑地靈，南宋以來“尤成為衣冠人文薈萃之邦，學風盛極一時”（竺可楨語）。浙江大學源遠流長，其前身求是書院創辦於1897年，是中國最早實行近代科學教育的四所高等學府之一，以培養講求“實學”（即“新學”、“西學”）的人才為宗旨，後改為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1828年改名為浙江大學。陳獨秀早年曾在求是書院求學，邵飄萍、陳布雷、邵力子等都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
浙大學生對民主、科學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學風之中，“五四”以來的曆次學生運動中，他們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學生最早響應“一二·九”運動，12月11日就聯合全杭州學生冒雪上街遊行示威，並準備赴南京請願。校長郭任遠勾結軍警入校逮捕了12個學生自治會代表，因此爆發了驅逐郭任遠的罷課鬥爭。罷課持續了一個月，蔣介石親臨浙大平息學潮。為了緩和人心，他接受陳布雷的建議，任命竺可楨為浙大校長，從而揭開了浙大曆史的新一頁。
1936年4月，聲望卓著的科學家竺可楨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長郭任遠被學生趕走的背景下，在爭得校長獨立用人權、當局不得幹預的許諾後，走馬上任的。這是浙大學生“一二·九”運動中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果實。
竺可楨1910年赴美留學，1915年參加了趙元任、楊杏佛等發起的中國科學社，在《科學》雜誌發表過不少文章。1918年獲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後回國，先後在武昌、南京執教，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係，1928年起擔任氣象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現代氣象學和地理學的奠基人。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上任伊始就發表了《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的演講，要求學生“致力學問”、“以身許國”，提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強調“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並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廢止軍事化的管理製度，學習西方先進的教育經驗，繼承並發揚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的自由民主的辦校方針，主張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時，他十分讚賞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書院以來一脈相承的樸實嚴謹的傳統學風，並把它概括為“誠”、“勤”兩個字，稱浙大“學生不浮誇，做事很勤懇，在社會上聲譽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遷廣西宜山時，竺可楨通過校務會提出以“求是”作為浙大校訓，他說一方麵是要將求是書院以來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一方麵“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學的校訓（拉丁文Veritas）“不約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對一年級新生作了《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講話，深刻、精辟地闡述了“求是”的涵義。“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而要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勞，富於犧牲的精神，“憑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韙”，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堅持真理，不惜為真理而獻身，鮮明地提出要“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舉布魯諾為了真理被燒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年近古稀還要被迫認罪；達爾文、赫胥黎等為舉世唾罵。“但是他們有那不屈不撓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後勝利。”
他講話後的第二天，日軍18架飛機在浙大的臨時校舍投下118枚炸彈。就是在如此艱險、嚴酷的條件下，竺可楨先生概括並提出了“求是”校訓。
在他民主、自由的辦學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匯集了不少崇尚科學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實學、有社會責任感的好教授，在他們身上同樣體現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楨這樣的校長，有了費鞏、王淦昌、蔡邦華這樣的教授，作為“流
亡大學”，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曆經五省、跋涉五千裏這樣顛沛流離的戰爭環境下，奇跡般地從抗戰前隻有文理、農、工3個學院16個係的地方性大學一躍而成為有文、理、農、工、法、醫、師範7個學院27個係的綜合性大學，不少專業在全國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農業、數學等，並創建了數學、生物、化學、農經、史地5個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學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在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頁。
竺可楨所確立的“求是”校訓不僅是治學準則，也是做人的準則。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體力行者。他尖銳地批評“一般知識分子往往隻顧利害，不顧是非，這完全與陽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訓‘求是’的精神相背謬的”。
竺可楨當了13年浙大校長，他一貫支持校園民主，1940年，他大膽起用無黨無派、敢於仗義執言的政治學教授費鞏出任訓導長。在費鞏支持下創辦的《生活壁報》是浙大學生的一個民主論壇，推動了校園民主的蓬勃發展（1948年改名為《費鞏壁報》）。每當危急關頭，竺可楨總是義不容辭地站出來，承擔責任。對浙大每次發生的學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關心，積極主動地營救，態度極為誠懇。就這一點而言，他對學生的真誠愛護，在上個世紀的大學校長中恐怕無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運動時，他親自走在遊行隊伍前麵保護學生；他一再拒絕國民黨政府要他下令開除學生的威脅，斬釘截鐵地說：“吾人總須愛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評政府而開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於子三被殺害的第四天，浙大學生自治會舉行普選。這一天的竺可楨日記中寫道：“此次為第一次普選製”，當選者中“左派幾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為必層出不窮也。”但愛護學生是他作為校長的天職，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難，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過。整個於子三運動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強暴、不顧個人安危、全心全意愛護學校和學生，成為學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當得知於子三死訊趕到監獄探視屍體時，竺可楨即嚴詞拒絕在“於子三自殺身死”的證明上簽字，並在南京對《申報》記者說：於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義執言，率先衝破新聞封鎖，擊破了“於子三自殺身亡”的謊言，消息見報後震驚全國。蔣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斷然拒絕：“報載是事實，無法更正”。並公開表示：“一本過去理智態度、求是精神，決不畏難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棄追求真理。”他還對浙大全體師生鄭重宣告：“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將永遠留在不滅的史冊中。他身上所體現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品質，半個多世紀後依然讓我們肅然起敬、激動不已！
竺可楨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求是”精神對塑造老浙大莘莘學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後人很難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譽為“東方劍橋”、“民主堡壘”絕不是偶然的，是和這位好校長分不開的。
對比國內大學的現狀，感想良多。。。